潘先林 杨朝芳 ▏民国时期滇北土司的衰落与适应——以丁文江、向尚、曾昭抡的考察为中心

提要

本文据1914年丁文江、1935向尚等、1941年曾昭抡的考察，结合其它资料，将民国时期滇北金沙江两岸土司的衰落与适应串联起来。就其中武定环州甸傈僳乡民控告土司李自孔、会理苦竹土司夫人禄方氏呈文民国大总统、土司逐渐衰落中演化为大地主、禄劝汤郎马土司金洪照出任人民政府主席等典型事例，进行初步研究与讨论。认为沿袭近千年的土司制度及成百上千的土司个体，要让他们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是一纸公文和几个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的问题。其间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曲折经历和悲欢离合，还静静地埋藏于残垣断壁和档案文书等故纸堆中，等待我们去认识，去鉴别，去打开尘封多年的盒子。

关键词：滇北 土司 生命史 适应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开始了从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过渡。但时逢多事之秋，新兴的民国政府始终未能对封建王朝有机组成部分的土司制度制订出明确的政策法规，宣告其存废。因而民国时期土司制度的合法性未能得到新法规的支持，沿边地区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土司制度成为民族国家体制下的残留形态，不再是地方行政管理中的行政单元，[1]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习惯性延伸。[2]

近年来，随着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深入，论者多涉及民国时期的土司制度，言必称“改土归流”，“土流并治”。检讨这类研究，窃以为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动辄引三四十年代的资料代表全部，二是偏重云南边疆的腾龙边区和普思沿边，其它时代和其它地区则重视不够。我们注意到，1914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193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国内农村考察团向尚等、1941年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均曾步行考察过滇北金沙江两岸，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考察资料，将民国时期滇北金沙江两岸土司的衰落与适应生动地串联起来，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读罢掩卷长思，不胜欷嘘叹息。本文结合其它材料，对此进行初步研究与讨论，尝试为民国时期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份略有新意的成果。

土司成了云南省高等审判厅的被告

清末金沙江南岸的武定直隶州，据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记载，保留有勒品甸土巡捕李氏、环州甸土舍李氏、暮连乡土舍那氏、汤郎马土巡检金氏四家土司，其中勒品甸土巡捕为武职，其余为文职。这些土司历经风雨，分别传袭了二三百年至四五百年不等。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封建皇帝被推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四土司先后受到更为激烈的冲击和打击。其中环州甸土舍李自孔首当其冲，多次被推上民国政府的各级被告席。

环州甸位于武定县西北，其先安纳因征讨武定凤氏土司有功，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授环州甸土舍，传三世，改姓李。入清仍授土舍世职，咸同年间曾获土知州衔。管地东至暮连乡河五十里，南至高桥七十里，西至元谋县界五十里，北至四川界碑塘七十里。清末，土司李朝炳（自孔）在职，其时基督教传入环州地区，傈僳人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满土司的统治和剥削。辛亥革命爆发后，云南都督蔡锷实行征兵制及短期兵役法，环州傈僳青年李万华、李春发、白如一、罗一等参加了滇军，受到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的洗礼。他们退伍后，在家乡宣传说：“我们到了蒙自、安宁一带，都没有什么土司，孙中山也在闹革命，打倒皇帝，李土司家这样统治我们，一定要打倒才行。”[3]于是约集各村人民控告土司，最初15个村起来告发，不久发展到51村，后江外28村也给了不少资助，共有79村。村村推出代表，共同商议与土司斗争。1912年冬月十一日，十五村人民上呈文到武定州，要求废除土司的苛捐杂税和各种特权剥削。知州刘宗泽于腊月二十六日传集双方对审，多次调解未果。“在这次对审中，土司根本说不出什么道理，讲不过人民。”李自孔坐在被告席上，面对历代以来被视作“奴才”的傈僳人侃侃而谈，与自己平起平坐，并毫不留情地指责自己，其尴尬和恼怒可想而知。

1913年，李春发、普玉廷等人又向云南巡按使署、云南省议会控告，并附冗长的《环州乡土司苛磕乡民等清折》，云南民政长罗佩金指令新任武定县知事张世勋认真查办。1914年，环州乡民在东街坡成立团保分局，推李贵荣为负责人，向云南省高等审判厅、北京大理院控告。五月丁文江从昆明经富民到了武定县城，与正在县城告状的十六位傈僳见面并进行了交谈，“他们的装束完全与汉人一样，为首发言的一位，说的很好的汉话。”[4]十二日，丁文江到了环州李土舍家，“原来是个衙门，有大堂、二堂。堂上放着有公案、朱笔、签筒。两边还有刑具。”土舍的母亲自氏穿了寻常的汉装，黑布裹头，说的很好的汉话。土舍夫人李玉兰，字佩秋，二十岁左右，暮连土舍的女儿，在昆明女学堂读过书，与土舍感情不和。她“一脸的病容，上下都是省城的时装，脚不过五寸，大概是缠过的。头发结着一条大辫子，拖在背后。桌子上有玻璃镜子、雪花膏、刀牌的纸烟和《三国演义》。墙上挂着许多照相。”自氏说起傈僳告状一事，叹气说：“这些人原是我们罗婺的奴才，相传十四代，从来没有反抗。自从郭、王两位牧师来了，他们纷纷的入教，就渐渐的不容易管束了。几个月以前有从省城退伍的兵回到这里来，他们就叫大家抗租。他们说在兵营里面，傈僳和大家一样，不但夷家不敢欺负他们，连汉家对他们都很客气，为甚么再当土舍的奴才。”第二天李土舍亲自来见，“他才二十七岁，穿一身青布的短褂裤，裤管极大。光着头，赤着脚，一幅黑脸，满脸的横肉。我问他话他一句不答，他带来的差役说：‘土舍年纪轻，不懂事，汉话也不大懂得，请委员原谅。’我给他照了一个相，他红着脸坐在凳上，一言不发，却又不走。直等到我对他的跟人下逐客令，他才跼跼躅躅的走了出去。”据丁氏的观察和描述，李自孔专横、颟顸，任性妄为，教育程度和应变能力均极差，其统治能力可想而知。[5]土舍夫人却很明白，受到傈僳的爱戴，后来出面调解官司，曾发生一定的效力。但土舍母亲自氏谈到官司时说：傈僳“近来竟敢到县里告我们了，委员！请你写封信给张大老爷，把他们打几十板子就没有事了。”这应该是当时大多数土司的普遍看法，仍然是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习惯性思维。

北京大理院接到控告后，批回云南高等审判厅审判。审判中，李自孔未到案，派头目郭宗扬、堂侄李洪勋任代理人。民国四年（1915年）十月三十一日,云南省高等审判厅作出判决，判决书描述诉讼过程说：“诉经该县刘前任判，将不正当之苛索，悉行豁免。不能免者，仍照旧上纳。普玉廷等不服，复诉经前县判断，仍除杂派，酌减馔佃佃谷，纳于租石之内，以免土役催收苛索。仍以田地之肥瘦，定租石之多少。李春发等仍不服，叠诉于县，并诉于巡按使署。经该县知事正式判决，环州乡土民管束权仍属土舍，各佃收租纳粮，仍照旧办理。前收粮银壹两加收三钱，再酌减为每两加收一钱五分。一切赢余陋规，由土舍自行添足报解，不准再立库房名目，于一钱五分之外，格外加收。馔佃前系两年一收，以后按年分上一半。随租杂款，照刘前任判决清单，再行酌减。折征佃谷立名不正，类于摊派，应定为让三收七。其余伕役细礼暨不正当之苛派，违体制之礼节，悉行取消。并将分别存留租物，各立簿据，陈请盖印，共相遵守。马仕洪等不服，控诉到厅。”[6]显然，在云南省高等审判厅判决前，武定州（后改县）刘宗泽有过两次判决，张世勋有过一次正式判决。原告均不服，并逐一提出不服的理由三条。高等审判厅逐条进行了驳诘，指出控诉人无理由或不得谓无理由者多处，认为“本案系争土地所有权，两造不能提出确切证据，证明属于何人，自应维持现状。原审对于浮收苛派之部分，判决未免失当。本件诉讼，不得谓毫无理由，应予变更原判。”“环州乡土民仍暂由土舍管束，各土地应缴租谷钱粮，仍暂由土舍经理，除应缴条银正供外，不准巧立名目，格外加征。所有从前一切赢余、陋规，以及馔佃、杂派等项，一概豁免。控诉费诉讼费归两造平均负担。”

判决书声称：“此案争点，一在土地所有权，二在浮收苛派。”对于浮收苛派，认为“专制既经铲除，苛征自应豁免”，苛派“有专制陋习”，“夫马费乃前清专制之陋习”，因而一律革除。但对土地所有权，则因民国政府没有制订出明确的政策法规，只能因循敷衍，“维持现状”而矣。

判决书下达后，于十一月九日由发吏萧维汉送达马仕洪等收执，环州五十一村公同议决，于民国五年（1916年）七月泐石立于典莫村，“以垂不朽云耳”。但李自孔等并未遵守，仍然向人民收取摊派。他们还多次变卖田产，向各级官府疏通关系，上诉到北京大理院，大理院发回云南省高等审判厅复审，判决农民仍出馔佃费。由于南北纷争，战争不断，云南政府无暇兼顾，各种判决形同空文，环州地区各族人民展开了武装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

土司向民国大总统呈文

清末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州，据同治《会理州志》卷七《土司》记载，保留有黎溪州土千户自氏，披砂土千户禄氏、会理村土百户禄氏、普隆土百户沙氏、者保土百户禄氏、苦竹坝土百户禄氏、通安州土百户禄氏七家土司，均为武职。这些土司多为清康熙年间投诚授职，传袭二百年左右。其中披砂、会理村、者保、苦竹坝、通安州五土司均为禄氏，互有兼袭兼辖事实，如披砂土千户乾隆时即以者堡土百户兼袭兼管，通安土百户光绪元年乏嗣，由者堡、苦竹土百户兼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者堡土百户同时兼袭披砂土千户、通安州土百户、苦竹土百户四职的禄绍武病故，其母禄禄氏抚养禄绍武外甥自复棋（自老五）为已子。宣统元年（1909年）8月，禄禄氏病故，自复祺自称袭通安、苦竹土百户职，占据苦竹土署。禄绍武妻禄自氏不服，率众围攻苦竹，双方械斗，经地方文武劝令和息，自复祺将苦竹土百户钤记及白银3500两交给禄自氏。12月，贵州威宁土司禄祯祥经禄绍武家奴严如松等引诱，与禄绍武之妻禄方氏联结，占据者堡土署，与禄自氏、自复棋争袭土职，发生械斗。四川建昌镇总兵田振邦、宁远府知府陈廷绪率师征讨，将自复祺、禄自氏拘留于会理，诱送禄祯祥、禄方氏至宁远府关押。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会理州知州王香余调处“通安、苦竹百户争袭案”，判禄祯祥监禁20年。10月，强令将披砂、者堡、苦竹、通安、会理村等禄氏五土司改土归流，所有田产除分拨地租1200石作为禄自氏养膳外，一概充公。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四川政局动荡，中央和各级政府没能对土司制度制订出明确的政策法规。禄祯祥、禄方氏获释后，继续争夺土司职印和田产，于民国元年（1912年）6月率众进据者堡一带，劫掠居民40余家。经宁远府禀准，监禁禄祯祥20年，强令披砂等五土司“改土归流”，租息没收归公，并将五土司财产逐一清查上报。[7]

1914年五月二十日，丁文江过金沙江到了会理境内。六月十四日，计划从会理县城东行过金沙江赴云南东川，会理萧县长因安全问题建议改道。一位基督教内地会的牧师建议他顺路拜访苦竹土司，求得她的帮助，才能安全通过。该牧师说，苦竹土司禄方氏“人极其能干，家里有几百杆枪，凉山的儸倮没有不怕她的。”[8]在县长派来的向导带领下，丁文江于十六日出发，路上向人打听，知道禄方氏娘家姓方，成都人，几岁时被禄绍武买来，后来做了土司的姨太太。禄土司去世后，其妻禄自氏住在苦竹，禄方氏住在披砂。本年二月十四日，禄自氏被杀，禄方氏率人从披砂赶到苦竹，枪毙了凶手。“这位方姨太太人极其能干。”到了苦竹，其衙门比会理县署雄壮得多。禄方氏年约二十多岁，前后十几个差役簇拥，“头上盘着青色的‘锣锅帽’，身上着一件青布的大袖长袄，下边束着百褶裙子。身材在五尺一寸左右，一双天足。鹅蛋式的脸，雪白皮肤。眉毛虽不很细，却是弯长；眼睛虽不很大，却是椭圆；鼻梁虽不很高，却是端正；嘴虽不很小，嘴唇却是很薄很红。加上一口很整齐的白牙，不擦粉，不擦胭脂，是我生平所见东方人中少有的美人。”禄方氏向他介绍了苦竹、披砂、者堡、通安四土司的历史，强调了丈夫禄少吾（绍武）的功绩。丈夫去世后，留下两个寡妇和一个一岁的女儿，贵州威宁稻田坝的远房本家出来争袭，才闹到改土归流的地步。对于改土归流，方氏认为，每个土司“养活着一百多户到二百户人，每年要多少粮食？”如果立即把衙门撤了，“手下人没有法安插，一定要出事。”丁文江还注意到，方氏用饭时，十几个背着枪的土兵和几个吹鼓手跑了进去，站班奏乐，“我方才知道土皇帝的尊严。”第二天离开时，方氏“拿出一张用蝇头小楷写的呈文交给我，请我带回北京，代呈大总统，请求不要改土归流。”丁文江对方氏说：“如今五族共和，大总统事事主张公道，决没有欺负夷家的心事。但听说你所管辖的地方还有许多夷家不甚安分，常常要闹事。日子久了，一定要连累你的。我希望你赶紧的约束他们，恢复秩序，和汉家共享太平。”她直立着，扬起头来答道，“敢不效犬马之劳！”

十九日，丁文江离开苦竹，因有禄方氏的帮助，顺利进入云南境内。途经岔河时，当地人介绍说，“方太太却不大同，来到苦竹没有三个月，已经枪毙了十六个人，所以人家很怕她。”次年丁文江回到北京，将禄方氏的呈子送交工商部，请求转呈。工商部长官将原呈发还，说不是本部所管，不必多事。

据丁文江的记录，禄方氏是民国初年凉山地区有影响的女土司，知书达礼，敢做敢为，巾帼不让须眉，具有过人的能力和勇气。她对当时国内状况、四川省情及会理县情均有一定的了解，从今天的角度看，以一个小小的被废土千户妻子的身份，敢于向新兴的民国大总统呈文，其勇气和眼界均值得称道，在同类土司中出类拔萃，可称“并世稀遇”。但她待人苛严，杀人如麻，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恢复土司统治，正如丁文江所担心的一样，必然要以悲剧收场。而令人感慨的是，上天既付予其过人的容貌，杰出的能力，当不忍令其湮没于“禄方氏”三字之中。丁文江虽未能将她的呈文送达大总统，却将她的音容笑貌和事迹保留了下来，跃然纸上，让多年后的我们能领略其风采，这种历史的巧合与机缘确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现将禄方氏的呈文辑录于下。

世袭苦竹土千户职妇禄方氏报为沥陈衷情，敬叩大总统宏恩电鉴，赏还疆域，淑慝攸分事。窃职氏夫禄绳祖承授祖德宗演，历功昭著，传袭会理县属沿边四署：披砂、者保、苦竹、通安。各设头目家丁，遵理旧制宪书，茯苓贡马，约束夷众，管辖生番。自前清雍正康熙初年，始祖禄鲁姐率众投诚，招抚番蛮，镇靖乌蒙东川等府夷虏有功，世世罔替，袭裔数代，无异继职。至氏夫绳祖禀请接铃任事，迭奉大宪札调，自备兵饷，办理宁远府属凉山乾象营，石板沟，昭觉县各寨夷蛮，猖獗忒甚，出没无常。氏夫督军剿贼，折兵千余，费粮饷叁拾余万，均由自垫。蒙军督大宪隆恩知遇，奏升副将，仍令威镇边陲。不料骤办三年，因染潮湿痰瘵，于光绪三十一年回籍殀亡。遗留一女，仅存嫡庶，抚鞠孤女。选议威宁家族稻田坝抱子承祧，禀恳就职，慑服夷众。陡遭宁远陈守廷绪，会理州牧王香余叵测滥政，仗权压治。将氏嫡庶及禄祯祥拘留宁狱，勒缴铃记，家私抄没，并将孤女天祥改名刘龄。庐田坟墓，掘骨抛尸，数代灵牌宗祠毁化。派委曹永锡率兵役霸收租润，纵兵奸淫夷女，酷虐佃户，蹂践不堪。家丁概行驱逐，土署家资，尽被抄掠侵蚀。可怜一家之患而延万户。且又逼氏再醮马灿奎。如氏不允，守牧定要治罪。氏本坚笃忠贞，矢誓不二，惟死无憾，遂绝奸念。氏嫡庶只以朝夕涕泣，谅无生期。幸值大总统命令，五族共和成立，则荷川蜀隆遇，解释禄祯祥并氏嫡庶孤女回籍，恢复旧业。氏即聘员演说四凉山敬教新学，各守本分，稍有归化气象。是年旧历二月十四日，惨遭奸人弊窦，附合逆奴弑嫡。氏接凶耗，星夜兼程数百里，聚团平乱，办获十余逆正罪，以清九原冤魂。迺蒙会理县萧知事清慎廉明，查氏弹压夷虏有方，秋毫无犯，悉氏甘苦备尝，详请四署给还，准氏继职抚孤，抱子承祧，禋祀宜续。况夷人各认有主，历服世职抚驭，若以威胁，断不服输。惟有匍匐俯恳大总统镜察昭雪，悯氏抚孤劳瘁，电令川督赏还职妇全幅疆域，致免李代桃冤而祸桑树。不但众夷民咸慕来享来王，暨氏生生世世顶祝千秋不朽矣。特为缕诉，伏乞大总统台前，赏准昭察原宥瞻依之至。须至报者。

土司“只不过形似地方上之大地主”[9]

民国建立后，南北纷争，川滇之间战争频仍，滇北金沙江两岸长期扰攘不宁，土司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在武定地区，环州各族人民先后于1919年、1923年、1925年进行了武装反抗，有五十八村彻底摆脱了土司的统治，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永远不再给土司纳粮上草，土司的统治大为削弱，各种苛役摊派一律取消，不得不出卖大量土地包括“私庄地”，剩余的“私庄地”也只能出租。此外，暮连乡土舍那氏统治区也不断遭到所属乡民的反抗。1927年龙云上台后，颇思励精图治，整顿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清查户口，核查田地。首次清理全省土司统治区域，规定由各县、各行政委员、各设治局取具各地土司册结，其清册除列名称、位置、面积、人口、姓名、原籍外，并有宗图亲供，由民政厅转呈省政府核委，[10]武定四土司全在清查核委之列。1935年5 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武定县，杀死县长，经过暮连土司统治区，砸碎土司大厅横匾，并在大门前的照壁上写下“打富济贫，杀官安民”的标语。在红军的影响下，万德乡掀起了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勒品甸、环州、汤郎马土司地区也受到较大影响，土司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只收租不管佃”，逐渐向普通的地方大地主演变。

而江北岸的会理，禄氏五土司的统治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14年丁文江离开后，伶俐过人的禄方氏陷于地方情势，没有接受丁文江的劝告。她继续参与对五土司职位和田产的争夺，同时并未因向大总统的呈子没有下文而放弃努力。1916年间，她似乎费尽心力，得到了当时四川督军后委成武将军的袁世凯亲信陈宧的支持。4月，陈宧以禄方氏“办理夷务，深资得力”，委任为夷务“宣抚官”，仍辖披砂、会理村、苦竹、者堡、通安五土司夷众，恢复原业，镇靖边陲。禄方氏立即以夷务“宣抚官”的名义，发布告示，于五土司所辖境内30处场镇，派差强行收租，恢复土司制度。5月25日，四川省巡按使委禄安佑任者堡兼会理村土司，管理该地彝务。禄安佑，云南宣威拖木土司的后代，禄绍武孤女禄天祥（禄成基）之婿。禄天祥命途多舛，母亲早逝，一岁时父亲去世，由禄方氏抚养。可以说，这时的禄方氏可谓春风得意、意气风发，实现了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她美丽清澈的眸子中闪现出自信、满足的光芒，顾盼自雄。她将在袁世凯洪宪帝国中大展手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

但袁世凯仅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洪宪帝制在唐继尧、蔡锷等领导的云南护国军民的打击下轰然倒塌，禄方氏的土司美梦也随之幻灭。民国六年（1917）1月20日，四川督军署发布指令，前陈武将军任内委任禄方氏为“宣抚官”，系属权宜之计，现大局已定，自应取销。禄方氏籍宣抚名义侵回官产，实属胆大妄为，目无法纪，应即先将宣抚官原委注销，不准沿用。民国七年（1918）3月，滇军华封歌部渡江进占会理，者堡兼会理村土司禄世昌（安老八）、苦竹土妇禄方氏、苦竹兼通安州土司自复祺等联合起来，进据长冲，威逼会理，声言三路攻城，驱逐滇军，在者堡、苦竹、长冲等地与地方团队、滇军激战，这是从顶峰跌落谷底、满腔失望与怨愤的祿方氏的一次总爆发。会理县知事沈寿烈调集各路团丁，配合滇军作战，禄方氏等不支，败退潜逃，者堡衙署被焚毁。民国八年（1919年）1月，禄世昌、自复祺等被俘，但在关押中逃脱，再次调集武装踞守苦竹衙署。禄方氏被逼缴纳滇军勒派军饷3000元，因无力完成，再次聚众反抗。华封歌部进剿，烧毁苦竹衙署，掳杀禄世昌和自复祺。禄方氏被捕，在押病死，结束了她短暂而跌宕起伏的一生。1915年夏天当丁文江听说会理县长与苦竹土司发生冲突时，曾为禄方氏的安危担心，并因披砂已经设了新县，感叹“恐怕方太太就是尚在人间也不能再做女土皇帝了。”但出乎丁文江意料的是，契而不舍的禄方氏在1916年间曾获任四川将军委任的夷务宣抚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1933年3月19日丁文江刊出《会理的土司太太禄方氏》，并于4月15日公布禄方氏呈大总统文，国人首次从文稿认识美丽能干的禄方氏时，她已于十三年前万念俱灰之下病死于关押之中。约三年后，丁文江在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亦因煤气中毒在湘南殉职。

但禄方氏的悲剧还没有结束，由她抚养的禄天祥（成基）与禄天佑结婚后，禄天佑承袭了苦竹、者堡、通安州、披砂、会理村土司职衔。1926年，禄天佑被任命为西康省第三混成旅骑兵团第二营营长兼苦竹、通安、者堡、披砂、会理村宣抚司。1927年底，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下令宁属清乡司令羊仁安委禄安佑为宁属清乡司令部夷务司令。1928年又与普吉州土司吉绍虞等赴昆明拜见云南省主席龙云，寻求支持。1932年6月，会理驻军团长许颖在宁属驻军司令刘元璋的支持下，布告禄安佑“冒承土职，窃位弄权，肆虐土民，对抗官府，勾结外匪贻祸地方”等罪名，派军围剿。禄安佑起而反抗，兵败被俘，禄成基亦因生产被俘。9月，刘元璋等将禄安佑活剐于西昌西较场，临刑前将禄成基当面砍头，尚在襁褓中的男婴亦被抛刀刺死。夫妻两人并被传首各地，“以儆效尤而振军威”。者堡等地的土司衙署被烧毁，财物被劫掠一空。至此，禄氏五土司的统治全面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11]禄成基及其儿子的惨死，为禄方氏的悲剧画上了一个凄厉悲惋的句号。

到1935年前后，滇北金沙江两岸土司的统治大多走向了衰落与崩溃的境地。当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国内农村考察团向尚、李涛、钟天石、汪本仁、姚惠滋等五人，从昆明经富民、禄劝，渡金沙江前往西康时，所经路线虽与21年前的丁文江大致相似，但却几乎没有留下沿途土司的相关材料。该考察团1935年三月十二日离开上海，经香港、澳门、广州、南宁、贵阳，八月二日到达昆明。九月六日，考察团离开昆明，取道滇北线，沿途“人烟荒凉，满目皆山，贫富相差甚远。交通方面，滇北尤为艰难，全赖驼马，且盗匪出没无常，行旅多不安全，非结帮合众，不敢通行。”于是遵普通惯例，与大队马帮合伙。该队马帮共有一百余匹马，六七只大毛狗，三四十个马哥头。“总计全数人马，不下一营骑兵队，形势极壮观。”沿路经二道村，八日到富民县，“远看俨然大村庄”。十日过禄劝，全县人口将近两万，夷人约有几千人，但实数不明，前县长被红军攻城打死。十二日过二顺河，两岸有几家小村落，多半是夷人。向尚在山岗上遇见一位夷妹子，“年近二十岁，头上挽一条长辫，披一张大羊皮。”十三日过杉老树，山顶有住户数十家，十九是夷人。晚上正逢中秋节，考察团买来鸡、鸡蛋和鸡枞菌，向夷家买了酒，唱歌热闹起来，引来一群披羊皮、赤脚的夷妹子，随着他们哼着调子和情歌。十四日到金沙江，有渡船十余只，在江北者属四川管，江南者属云南金土司（夷官）管。“每渡一客，收费五角钱，驼马收费一块钱。”十五日由金沙江边沿旧驿道北行，当晚到通安州止宿。通安州是一个大市镇，“比云南师宗县差不多。”十六日到会理县，有人口十三万余，“夷多汉少，夷人真实数量，尚无精确统计。”[12]城内街道因红军过境，驻军为坚壁清野计，完全烧成了一片焦土。在会理休息四日，二十一日起程前往西昌。

向尚等人的记录中，对禄劝县汤郎马土巡检金土司提及一句，对刚结束统治的会理县通安州土百户则只字未提。这一方面固然是当时滇北金沙江两岸土司衰落和崩溃的实际体现，但也因红军长征和中央军的追击刚从这条道路上通过，包括土司在内的地方势力受到了较大的打击。同时，因安全问题，向尚等人虽称为“农村考察团”，却只能随马帮行走，考察记录流于表面，没有深入乡村，多道听途说和猎奇之处。与21年前的丁文江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土司成了人民政府主席

滇北地区的土司成为地方上的大地主后，势力不断削弱，与会理五土司一样，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有意思的是，没落土司们的历史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落日余晖，同样辉煌，偶尔也会发出短暂的耀眼光芒。

1941年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十一人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化学家曾昭抡任团长。七月二日，考察团自昆明起程，当天抵达富民县，他们的行李雇了马帮驼运，马帮的主人唐老板随队同行。第二天向禄劝前进，当时昆明到会理，“多年来交通路线，一向是握在汉人手里，可是大路两旁广大的地域，迄今大部分仍然是由夷人（倮儸）居住。像面包夹肉一般，汉人在夷族区域里，打开了一条血路。鸡街以北，直到会理，这条插在夷人中间的汉族区域，平均宽度，大约有二三十华里，其中有些地段，这‘三威治’（Sandwich）中间的一片火腿，竟薄得和纸一般。像由冷饭桥到硝井丫口一段，大部分便是此等情形。”[13]当晚住在柿花树禄劝县贤德乡第八九联保国民小学。第三天到禄劝，“觉得此处人民，并已相当地近代化。”拜访军人出身精明强干的李子元县长后，派两名士兵护送。下午两点，离开禄劝，当晚住拖梯。七月五日，从拖梯出发，“团街以后，经龙海堂、石板河、板桥，直到金沙江边，大体可说完全是夷人区域。”当晚住龙海堂村，经小学王校长帮助，找到两名自卫队的熟夷护送。“我们于是第一次和倮儸作伴，共历征途。”七月六日经马楚大梁子，过六顺河，“看见三位身材高大，头戴白布缠成大帽子的夷兵，荷枪向我们走过来。他们先开口问我们，要不要护送到石板河去？……这几位是撒营盘土司（简称撒土司）下面的夷兵。撒营盘距此四十里，在大路旁边一点（不当大路）。土司名叫常佩春，现在省城未归，所以他们比较自由。这位土司和逼进金沙江边的金沙江土司，乃是昆明、会理道上目前剩下的唯一土司。金江土司，久已改土归流，现在是有名无实。剩下唯一是真正的土司，只有此一处了。”他们和夷兵谈好，护送费是二十元国币和一钱大烟。经过砍登山口时，“要不是有撒土司的夷兵作伴，我们真不敢确保自己的安全。……护送的夷兵，在将到此处以前，也不免紧张一番。到此居然安然无事，我们特别和夷兵合照了一张相，另外还专替他们三人照了一张。”当晚住石板河。七月七日，经路南河桥、攀枝得到板桥停宿，路上因避雨进入夷人家庭，“初试倮夷生活”。七月八日，经白云山到汤郎。“汤郎俗称‘螳螂’，距板桥三十华里（俗亦云三十里），为金江土司所在地。……在街上听说金江土司此刻正在衙门。我们抱着满腔好奇心，特地去拜访他。土司衙门是一种前清式的旧式衙门建筑，但是并不见大。来到此村，街上零星地看见一些头缠黑布包头的土兵，远不及撒土司夷兵那么神气。一到衙门大门口，看见聚有许多倮妇，衣服大都褴褛不堪，尤觉有失尊严。（此处土司及其以前所辖百姓，都是倮儸）。衙门虽则不大，进身却颇深。找门房递一张片子，金土司便邀我们进去坐。我们原来以为此处土司，多少必有他的特点。进去一看，房间陈设完全汉式。土司本人穿着一身汉式的军服，我们大失所望。交谈以后，知道这位现任土司，名叫金宇晖，年纪不过二十余岁，系昆明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十七期毕业生。毕业后返此小住，不久仍拟去省城，在军界服务。关于此处土司的沿革，金土司说，民国二三年的时候，就已改土归流。二十余年以来，政权业已移入汉人手中。原来土司的威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土司这个空洞的尊称。实际方面，现在的土司，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主，而且不是大地主。按照以前的惯例，土司所辖的地方，全部土地都是他的私产。政权虽然转移，土地权却没有让渡。可是此处土司，辖境不大（西北均到金沙江边，南由汤郎行经五六里，东由此处去约十余里），而且山地过多，适于耕种的地方太少。所以他的全部财产，不过收租百余担，远不及唐老板之富。（唐老板所住地方，属于金江土司，唐本人以前当过乡长。他所管渡口，原来是土司的私渡，后来改为由他承办。）关于本地收租情形，金土司说，这一带地方，平均每亩出不到两担谷子。收租习惯，系主三佃七，或主二佃八。向政府缴纳田赋，全部由田主负担，税率按田的好坏而定（三等田每亩一年不过纳税一角）。农具一项，由佃户自备。承租时需付‘押字’即（押金），欠租即在押字里扣。只要佃户不欠租，田主无论如何，是不能将他撤换的。”

当天赶到鲁车渡，过金沙江，晚上住在唐老板在江边的马店。七月九日，从鲁车经天坪到新铺子。七月十日，在新铺子休息一天。七月十一日从新铺子出发，经杨家村、木洛寨、张官冲等，于十三日到达会理县城，之后在会理考察鹿厂铜矿及瓷业。七月十五日离开会理，沿西会大道北行，于七月二十二日抵达西昌。

曾昭抡等人的考察也不能与27年前的丁文江相比，但也较为深入，尤其是对禄劝汤郎马巡检司及金宇晖的描述，保留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书中对撒营盘土司的描述却不尽准确，所谓撒土司，当是民国后期土司亲属中有权势而自称土司者。但曾昭抡对金土司辖区内土地及租税的调查，已经远远超过6年前向尚等农村考查团的工作。此后从金沙江到会理及在会理的考察活动，一字未提及会理土司。时过景迁，22年前苦竹土司禄方氏的失败，9年前禄安佑及禄成基的惨死，早已为矿产开发及西（昌）祥（云南祥云）公路的修筑热潮所取代。

但曾昭抡等所始料未及的，是他巧遇中描述并记录下来的汤郎马土司金宇晖，却在此后的滚滚红尘中，扮演了极为精彩的没落土司的辉煌业绩。曾昭抡与金宇晖的“巧遇”，似乎也是某种历史的巧合与机缘所注定的事实。

金宇晖，又作宇辉，名洪照，1918年生，第八代世袭汤郎马巡检司土巡检。其先金有仪于清康熙年间授世袭土职，咸丰时金本粹获赏五品顶带，光绪年间，金璋袭职。金洪照是金璋之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袭职。管理汤一马等村庄，东至半果马七十里，壤接金沙江界，南至汤乍拉梁子四十里，壤接拈桂典文界，西至金沙江三十里，壤接暮连乡界，北至金沙江三十里，壤接四川界。[14]金洪照少年离家求学，在昆明完成了初中学业，1939年经张冲将军推荐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第十八期，[15]毕业后在滇军19师、18师担任排长。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张天祥（彝族，转龙则邑人）结识，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45年8月随军赴越南受降，驻扎河内8个月。滇军被调往东北时，率亲信八九人脱离部队，回归故乡。1947年冬，主动派人寻找张天祥，在张的指示下，以保护家园为名，组建一支五十余人的私人武装。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三支队二十五团在团长张天祥率领下进入寻甸、禄劝开辟新区。金洪照派人前往联系，表示愿将自己的武装全部交给共产党安排。经三支队党委同意，并派一营副营长张崇德、连长宋承彦到汤郎，协助金洪照整编、扩建金氏保安队。6月初，二十五团命令金洪照率队急行军到达罗茨果园参加整训。7月20日，正式命名为二十五团直属游击大队，亦称“金大队”、“禄劝游击大队”，金洪照任大队长。8月发展到250余人，二十五团党委在大队设立了特别党支部。9月，经中共滇北地委批准，金洪照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团撤离后，金大队由滇北地委领导，在金洪照的组织指挥下，成功袭击了民愤极大的茂山乡乡长孔宪章及县常备中队长董正富的老巢，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武装力量。1949年11月4日，禄劝县临时人民政府在撒营盘成立，金洪照出任主席。11月下旬，皎西乡张克安、撒营盘杨玉林等地霸武装先后叛乱，国民党禄劝县长王鉴乘机策动金洪照叛乱。金不为所动，仍积极主动率领部队打击反动武装。1950年1月，金大队与其他两个游击大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独立第二团，金洪照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定军分区工作。1951年春，被选派到西南高级步兵学校（重庆）学习。[16]

除金洪照外，滇北土司中，还出现了追求新思想的暮连土司那维新，他短暂的一生犹如划过星空的闪亮流星，耀眼夺目。那维新，1909年生，原名休，字焕民，暮连土司那安和清独子。其先那天宠，清顺治初投诚，授世袭土舍。道光时赏五品顶带，咸丰时奏升土同知，颁给铜印。光绪年间那靖保袭，民国十一年（1922年）那维新袭，其母那安和清坐权。管地东至杨爱其教木里七十里，壤连禄劝县界，西至洒布、张李二哨一百三十里，南至老木坝插甸一百二十里，壤接武定州界，北至志立顺金江八十里。[17]那维新幼年聘请老师在家读书，14岁私自跑去北方，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不愿袭土司职，并劝母亲授田于民。那安和清不同意，那维新贴了一幅对联在土署大堂上：“这土司不过草莽之臣，享祖先现成福耳；真丈夫当存鸿鹄之志，为人民谋幸福也！”随后离家去昆明，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元（谋）武（定）江防司令（又称“金沙江边防司令”），时年仅19岁。任职期间，“励精图治，刷新政治”，常与地方土豪余沛然、李茂森等摩擦，甚至在江边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因此被撤职。之后离家去广西从军，从此无音讯。[18]其母那安和清在风雨飘摇中独撑危局，连续受到各族人民的武装反抗，后来被迫逃往武定。解放后，被押回万德进行斗争与清算，1952年7月病死。从这个角度上说，那维新与其它转型时期的土司一样，也不能回避忤逆不孝子的民间舆论谴责。

结语

综上讨论，本文仅据1914年丁文江、1935向尚等、1941年曾昭抡的考察，结合其它资料，将民国时期滇北金沙江两岸土司的衰落与适应串联起来，就其中的典型事例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认识。但必须明确的是，其中尚有诸多问题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困惑：如环州傈僳乡民控告土司的官司，北京大理院、云南省高等审判厅、武定县的相关档案资料及从司法角度对案件的讨论，可能还有时人的评论；又如苦竹土司禄方氏的个人经历[19]、及他从四川督军成武将军陈宧处获委夷务宣抚官的过程；又如禄劝汤郎马土司金洪照、暮连土司那维新的经历及滇北各土司的最终结局等，都还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空间与余地。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粗浅的认识：

一、民国政府建立后，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始终未能制订出明确的政策法规，宣告土司制度的存废，沿边地区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因而北京大理院、云南省高等审判厅、云南省议会、云南省民政长、云南省巡按使署、武定县等相关部门在审理环州甸土司李自孔案件时，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无所适从，始终未能触及土司制度的根基——土地所有权，只能因循敷衍，“维持现状”。

二、由于民国政府未能制订出明确的政策法规，宣告土司制度的存废，这就给沿边各土司造成了较大的困惑与想像空间。他们群起抗争，文武兼用，力图复辟土司制度，造成社会纷争与动荡。这可能是禄方氏们始终契而不舍的重要原因。

三、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形成和统治有基于历史、地理、民族、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沿袭传承了近千年。要让土司制度及成百上千的土司个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是一纸公文和几个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民国政府制订出了明确的政策法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改土归流或者说土流并治应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这是中国土司制度的悠久历史及其特点所决定的。

四、中华民国的建立，土司制度的合法性未能得到新法规的支持，成为民族国家体制下的残留形态，因而其衰落与崩溃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由于各地历史、民族和经济等的不同，土司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和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如金沙江北岸禄氏五土司的覆灭较为激烈、血腥，因暴力戛然而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是新形势下极为偏激的“适应”形式。而金沙江南岸的土司虽垂死挣扎，步履蹒跚，但却较为温和，走完了土司制度衰落与崩溃的全过程。金洪照和那维新在“适应”中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末代土司中的先进分子。我们可以说，西南边疆各土司的衰落与适应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五、以往对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研究，过多依靠官方、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的材料，长期陷入他们的话语系统而不自觉。我们应集中精力观察和梳理衰落和崩溃中各地土司的生命史，从他们的视角分析和讨论其衰落和适应的过程。应该说，土司退出历史舞台，其间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曲折经历和悲欢离合，还静静地埋藏于残垣断壁和档案文书等故纸堆中，等待我们去认识，去鉴别，去打开尘封多年的盒子！让各地末代男女土司精彩的生命史重现于天地之间，流淌于万千史家的笔下，提供给同行共好者领略与缅怀，或成为社会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按：《云南文史》2013年第1期、第2期连载，收入张瑜、邹建达、李春荣主编《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岳麓书社2014年8月版。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作者简介：

潘先林，云南威信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民族史、西南边疆史。

杨朝芳，云南陇川人，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地方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