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考述
1939年7月至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对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边地”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束后，考察团撰写了一系列考察报告，并依据考察成果向相关机构提出问题和建议，对国民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影响。考察团成员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批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及史料价值。
关键词：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
1939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边疆教育之重要，同时为唤起边胞，明了共负抗战建国复兴民族之任务起见”，[1]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对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边地”进行了为期7个多月的考察。考察团搜集了大量教育、社会、自然方面的资料，在考察结束后编写了一系列考察报告，并依据考察成果向相关机构提出问题和建议，对国民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对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这次重要的考察活动，学术界尚缺乏关注。[2]本文拟主要运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对该考察团作一粗略考述，向学界展露其更完整的面貌。
一、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筹组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华南等大片领土沦丧，西南、西北等大后方重要性凸显，国民政府为动员全民族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开始重视边疆建设，“‘开发西北'‘建设西南'，巩固边圉，充实国力，成为我们抗战建国迫切的要求”。[3]要发展边疆，推进边疆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而推进边疆教育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通过实地调查以了解实际情况。1939年初，马亮等31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中提案，“应广泛建设边疆特殊教育及训练大量内地人士娴熟各地语言文字”，提出“应由各专家组织考察团，前往各边省作考察工作”。[4]此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交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议复”。
1938年11月14日和15日，教育部组织召开了边疆教育问题讨论会，参加者有部长陈立夫和张道藩、胡石青等人。在第二次会议中，吴俦人提出“组织边疆教育考察团以从事边疆实际问题之调查与研究案”。[5]边疆教育问题讨论会决议成立边疆教育委员会，随后，边疆教育委员会于1939年1月成立，由各有关中央机关代表及专家共9人任委员。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教育部长陈立夫交议“请组织边疆教育考察团以从事调查研究案”，最终决议考察团由边疆教育委员会主持，考察区域分新疆区、蒙古区、康藏区、西南区等四区，并根据需要之缓急，先行考察康藏及西南两区。[6]该决议被教育部采纳，并于1939年2月间开始筹组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由边疆教育委员会秘书王文萱，会同教育部主管边教之蒙藏教育司人员筹划一切”。[7]初拟考察团在5月份出发，但由于日机袭击重庆，各机关疏散，推迟至六七月份才开始进行人力、物力方面的筹备。
筹划考察方案王文萱等人首先制订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简章》，作为考察团的纲领性文件。《简章》规定了组建考察团的目的：“本部为推进西南边疆教育起见，特组考察团前往滇黔桂三省边民集居之区实际考察，作科学研究，以供施教之参考，并对边民宣传抗战情形及宣达中央意旨使其爱国敌忾之心更形激发。”[8]可见，该考察团不仅肩负考察西南边疆地区教育的使命，还承担着调查社会、宣传抗战及代表中央与地方沟通的任务。《简章》规定考察团分教育（包括教育及语言）、社会（包括地理、民俗、政治、经济）、自然（包括生物、地质）三组，各组团员分别为2、3、2人。《简章》还编制了考察团的预算，包括差费6660元，汽车费2556元，轿马费600元，器材费500元，邮电及赠送土司头目礼物费1000元，搜集文物费500元，预备500元，加上工友的工资等，共计15087元。[9]此外，还制订了《考察团分路考察办法》《考察团各组考察要点》《考察团工作应采取的办法》《考察团宣传工作须知》《考察团办事细则》《考察团分路考察经费发给办法》《考察团旅途须知》[10]等规章制度，对考察的方方面面做了细致的规定和要求。
物色考察团成员考察团专家的物色主要面向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国立编译馆及中央研究院，这项工作在1939年6月中旬才开始进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纯声在受邀之列，但其“目下正在整理前数年在西南边疆区调查所得苗夷材料，一时不能结束，暂难参加”。[11]国立编译馆拟独立组考察团，故教育部于6月17日向其发出指令：“本部已组织边疆教育考察团，该馆毋庸另行组织，可派相当人员参加。”[12]7月6日，蒙藏教育司函请国立编译馆“选派教育专家一人充任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团员，并将姓名、履历一并开送”。[13]国立编译馆7月8日复函“拟派葛毅卿、赵纯孝二员参加该考察团工作”，并附两人履历，葛为编译馆编辑，专业为比较语言、历史，赵专业为政治，“在国立编译馆服务”。[14]
7月7日，蒙藏教育司致电在贵州的刘凤竹、喻杰才，聘任二人担任团员，“盼在石门坎光华小学候全团到达”。该电通过毕节车站天和祥号转交，不知何故后来二人未加入考察团。[15]7月8日教育部聘任地理学家严德一、生物学家倪达书为考察团团员。7月20日教育部令派蒙藏教育司科长郭莲峰、蒙藏司编辑宗亮东、葛毅卿、赵纯孝为考察团团员，派黄举安、王建光为助理，并指派郭莲峰为团长。[16]同日，边疆教育委员会通知上述在渝的团员、助理于22日下午2时在青木关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团务会议。但届考察团出发前，“原约之地理地质团员（即严德一引者注）临时因事未及参加”。最后考察团共有8人，教育组团员郭莲峰、宗亮东，社会组团员葛毅卿、赵纯孝，自然组团员倪达书，三组助理员分别为黄举安、王建光、张宗熠。团员们承担的考察任务各有侧重，郭莲峰“担任教育行政、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宗亮东“担任普通教育及心理测验”，葛毅卿“担任语文及歌谣”，赵纯孝“担任政治、社会、民俗”，倪达书“担任生物”。[17]
筹备考察所需物资考察团有“宣传抗战情形”“宣达中央意旨”的任务，因此宣传材料是必不可少的。4月29日，教育部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和蒙藏委员会，“请检寄抗战宣传材料”，蒙藏委员会5月4日复函并附抗战丛刊8册，中组部复函则称并未编印宣传材料。[18]7月11日，教育部致函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新生活运动总会、宣传部宣传处、内政部卫生署，“请尽量赠送有关材料”，其中卫生署于7月24日复函并“检送防疫图、急救图及传染病小册各五份”。7月20日，教育部又向军委会政治部“函请检赠各种宣传材料”。[19]
为与地方“土官头人”以及民众联络感情，考察团准备携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照片赠送边区地方领袖。教育部7月3日致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国民政府文官处，“请惠赠总裁、主席玉照以便转由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分赠边区各地土官头人以资景仰”，并附上一份内有30人的黔桂土司名单，拟选其中15人赠照。[20]国民政府文官处于7月8日复函并附主席林森照片30张。领取蒋介石的照片则费了番周折，军委会办公厅7月12日复函称“仅发空白照片似与向例填发手续未合”，要求教育部提供确定的土司名单以便填发照片，为此教育部特派人至军委会办公厅解释：“上次开来黔桂土司名单系抄旧案，人事不免变迁。至云南土司姓名，既无旧案可查，复少往来，无法开来。该团前往考察，系就实际情况，如认为可以赠则赠之。林主席玉照是先发空白照片，后列名具报，至委座玉照，拟请照旧例发给。”[21]最终军委会办公厅同意给空白照片，在7月25日，郭莲峰签收“蒋委员长玉照三拾张”。另外，蒙藏教育司还委托正中书局印制蒋介石肖像，“用甲种铜版纸代印两万张于8月底前迳交昆明教育厅转本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郭团长”，用以“分赠边民，借增景仰”。[22]
考察团“所经地区系穷乡僻壤，野兽出没无常，而匪患亦随地可虑”，故教育部在6月27日向军政部请购“白朗宁手枪五枝，各配子弹二百发”，军政部“价发六寸毛瑟手枪五枝，附弹五百粒，按枪每枝价六十元，弹每百粒十二元”。[23]7月27日，蒙藏教育司致函内政部卫生署，“请惠赠各种应备药品及旅行药箱三套，并派黄举安君持函面洽”。[24]黄举安至新桥卫生署驻地配备了内外各科药品，“以西南虐疾甚厉，故奎宁丸预备特多。此外如阿司匹灵、红药水、碘酒等亦属不少”“并于中药店购备各种时症药剂”。[25]
考察团考察途中需要地方政府及中央驻地方机关的配合，因此教育部致电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教育厅，“电知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十人经滇入川，仰电饬沿途各县协助”。[26]8月5日，在考察团出发之后，教育部发函给交通部及军委会后方勤务部，“希电饬该三省于考察团接洽车辆时特予便利”，交通部复函称已“分电滇黔桂三省公路机关及本部川贵公路运输局遵照办理”。[27]
此外，边疆教育委员会还函请中央大学萧孝嵘“代为设计测验图表数种”，以为考察团测验学童智力等用。[28]经过一个来月的时间准备，虽然略显仓促，但考察团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二、考察行程及内容
考察团于1939年8月2日从重庆出发，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水行五日，途经江津、泸县、江安，于8月6日到达宜宾，在途中“商讨考察办法并参阅考察有关书报”。[29]当时叙昆铁路（宜宾至昆明）尚在修建中，入滇的交通工具只有“驮马、背伕、挑子和滑竿”。全团在宜宾逗留4天，团员“分头向地方当局接洽入滇手续”并“接洽交通工具”。8月10日，全团乘滑竿离开宜宾，“雇了滑竿九乘，挑伕八名，另有伕头两个，计共二十八名伕子”。[30]
途经高县、筠连、塘坝、盐津、豆沙关、吉利铺、大湾子、大关、岩洞等地，考察团于21日到达云南昭通。昭通及与之比邻的贵州石门坎，是考察的第一个中心区域。全团在 43 35584 43 15287 0 0 2950 0 0:00:12 0:00:05 0:00:07 2950昭通下榻于国立西南师范，在此停留了三天，其间“商讨至石门坎调查苗胞办法”，“访县府并调查县教育概况”，“视察私立明诚中学”，“会英牧师谈石门坎苗区情形并访夷胞安土司谈夷胞情形”。25日，考察团乘滑竿70里至石门坎，“苗胞列队欢迎”，“晚与苗胞各代表谈话”。石门坎因外国传教士在此传教、办学数十年，社会状况与它地已经有很大不同。26日至31日，考察团在石门坎考察了学校、医院、教会、边民家庭，搜集了许多语言、风俗等方面的资料。[31]
9月1日，考察团返回昭通。4日，又出发，经桃源、江底、迤东汎、红石岩，于8日到达会泽，“沿途调查边胞生活”。在会泽参观东川炼铜厂，视察省立会泽初中及县立小学、教会学校，出席小学教师座谈会。12日离会泽，经老头铺、功山、羊街、杨林等地，于18日至昆明，“途中采取标本，访问调查边胞”。在昆明期间，考察团所做工作包含“搜集各项有关史料”，与地方“接洽工作办法及考察路线，向地方报告沿途情况”，“商由教育厅及省党部函各地方党部协助考察事宜”，“接洽车辆”等。考察团原定路线为至昆明后，先赴迤西，再往迤南，但“适值秋雨连绵，滇缅公路多被冲损”，考察团会商后决定改变路线，将人员分为两组，甲组由郭莲峰带队往迤南，乙组由宗亮东带队往迤西。[32]
甲组的考察区域是沿滇越铁路及个碧石铁路一带。10月7日，甲组4人乘滇越铁路火车南下，夜11时抵开远。8日、9日在开远考察“苗夷生活习俗”，采集标本，视察农业初中，民众教育馆，调查“边胞农村经济并参观电力厂”。[33]10日乘火车至蒙自，在蒙自停留3天，调查教育概况、“视察夷人社会状况及其私立小学并举行儿童智力测验”、采集标本、访问边民家庭、记录少数民族语言。13日乘火车至个旧，“视察各级学校，下乡采集动植物矿物标本、调查政治经济情形，及窝尼噗喇语言、风俗习尚”。16日搭火车至建水，18日至石屏，21日又返回蒙自。在蒙自“整理材料”、“采录府志有关材料”、“摄制边胞照片”。25日至河口，“至督办公署访问有关国防问题”，随后在河口周边考察数天。31日至官塘，11月1日乘马至新店。次日“视察中越第九号界碑”，该界碑是依据1885年《中法新约》而立，“形状为方柱型，以碎石砌成，入土甚深，北向中国，上书‘中国’二字，南向安南，上书‘安南’字样”。[33]3日至桥头，“拍摄苗人及侬人服饰”，5日“赴距桥头十里之石岩脚观光红摆夷结婚情形”。[34]6日至木厂，之后至马关、杨柳井、文山、砚山等地，于17日至广南。22日从广南出发，考察八播、富宁、皈朝、者桑、百色、谷丰、燕乐、万岗、凤祥、三石、东兰、拉店、宝藏、河池等地，于12月19日抵达宜山。此时团费超出预算，于是团长郭莲峰赴桂林，另外三名成员在宜山“静候部方汇款”。[35]
乙组乘汽车西行，因雨水阻路，在昆明候至10月12日始赴禄丰。然后又至平浪、下关、大理，16日至19日在大理“视察中央政治学校分校并参加座谈会”“视察女师，并测验儿童智力”。20日至下关，21日至永平、22日至保山，在保山考察3日。26至蒲傈，又经老寨、橄榄站，于29日至腾冲。腾冲是考察团预设的第二个考察中心，迤西组在此考察三日，主要考察土司制度下的社会。11月2日，他们“往访前缅甸国王长孙疆括”，并抄录了其1936年致云南省主席龙云呈文及云南省政府在1936年9月29日关于安置疆括家族的命令。[36]11月4日至南甸，5日至遮岛，在此“参观缅寺，出席省小欢迎会，并送礼物致土司”。[37]接下来一路考察了平岩、小辛、户撒、陇川、章凤，“到章峰转洋人街调查英兵营及当地居民，察看中缅界碑”18日至猛卯，“旅途再访野人家庭，晚与刀司官谈边情及缅路与飞机场情形”20日至“英属缅境木姐，调查当地缅人及侨胞生活及教育情形”。21日至南坎，南坎当时也为“英属缅地”，考察团在此“视察华侨小学”。[38]之后，乙组经弄岛（中途参观中美飞机制造厂）、遮放、芒市、龙陵、保山、永平、下关、沙桥于12月2日再抵昆明。12月9日赴平彝，然后进入贵州，考察了普安、安南、安顺、贵阳、贵定、马场驿、六寨等地后入广西河池，除葛毅卿在在贵定“调查苗语”外，乙组于12月26日抵宜山与甲组汇合。
1月3日，“宗、赵、王先行赴桂林，张、黄留宜候款”。候款近一个月，1月29日，“得郭团长函，悉已汇来团费4000元，即准备出发事宜”。30日，向广西省教育厅借款4000元。葛、王留桂林调查语言，倪达书在之前考察中手臂受伤，被迫退出，其余宗、赵、张、黄出发赴修仁，后依次考察三江、太平村、稻江、河池、独山、都匀、王司、五寨，于2月22日至贵阳。最后于2月26日开始乘车返渝，3月1日到达重庆，6日宣告考察结束。[39]
三、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成果及意义
考察团一行8位专家，考察7个多月，行程16000余里，花费18000元，应当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考察团在考察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西南边疆地区的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资料，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及政府设计、推进边疆教育提供了参考材料。考察团每到一地便着重调查当地的教育情形，针对不同的教育形式设计了一系列调查表，如第一种就是“学校教育”调查表，内容包含学校名称、性质、校址、沿革、行政组织、编制、经费、教学（课程、教材、教法）、训导、教职员（人数、资格、待遇、担任科目）、设备（校舍建筑、教具、图书）、特殊设施等。[40]考察团还通过当地政府和教育机关搜集该地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师资训练等资料，[41]记录当地教育行政概况，包括教育行政组织、经费概况、设立学校、边教设施等。
考察团搜集大量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记录下多个少数民族的语音、歌谣、故事、历史传说、文字及结绳刻木等原始符号，还在一些少数民族学校进行国文能力测试，并保留测试记录。[42]
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资料方面，考察团重点搜集土司政治的资料，包括土司职名、职位等级、宗枝图系、户口、疆界四至、司署内部组织、地方基层设施、经济收入等。考察团也重视搜集各设治局的资料，记录设治局的内部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经费及待遇、民族及人口以及其与土司的关系等。[43]
考察团在考察的过程中，深入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家庭中调查，留下了大量边疆经济及边疆各族民俗方面的资料。经济资料以农业为主，包含土地制度、农业耕作方法及程序、作物之种类、农具、农家收支、家庭人口、赋税与借贷等。[44]民俗资料则包含苗族、瑶族等族的服饰、饮食、居住、婚嫁、丧葬、家庭组织、宗教信仰、节令、医药卫生等。[45]
其次，考察结束后，考察团成员编写了逾10万字的报告，汇报了考察情况，提出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部分为教育部及地方政府采纳，促进了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考察团返渝后不久，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召开了第二次常务会，考察团成员中的郭莲峰、赵存孝、葛毅卿、宗亮东、黄举安出席或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中，郭、宗、赵、葛等报告了考察团路线、考察经过概要。教育部蒙藏司提交了《西南边疆教育推进计划案》，[46]从内容看，这个提案应当为参与考察的蒙藏司职员郭莲峰及宗亮东等撰写。
1940年5月间，开始编写考察报告，大致在1940年11月完成初稿。报告初稿分为7编，第一编总论，第二编教育组报告，第三编社会组报告，第四编自然组报告，第五编总建议书，第六编考察日记，第七编附录。[47]逾10万字的报告中，教育组报告占篇幅的一半以上，介绍了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边疆教育实施概况，[48]包含考察各县的教育环境、教育行政和主要学校的概况，提出了西南边疆教育存在的困难及改进意见。教育组报告指出西南边疆教育在行政、经费、师资及任用、课程及教材、学校设备、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困难及问题，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意见，对云南省提出改进经费拨放办法、提高教职员薪给待遇等23条意见，对广西省则提出8条，贵州省9条。[49]教育组还作了西南边疆地区的语言文字报告，内容包括“边胞语音记录”“边胞之歌谣”“西南边区语文教育”等，[50]社会组作了西南边疆政治、经济、民俗报告。[51]生物组报告由来自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倪达书、张宗熠撰写，介绍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生物分布、农作物生产、居民卫生状况及流行病、生物之利用等情况，提出应注重生产教育、修改边疆生物学课程及教材等建议。[52]考察团报告编写完成后，教育部将全部报告及总建议书呈文行政院，同时下发训令至滇黔桂三省教育厅及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53]这些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推进西南边疆教育，如广西省政府在收到训令后，即根据报告所提问题及改进意见改进其工作，在师资培养、乡土教材的编写、经费发放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54]在之后教育部制定的《边远区域劝学暂行办法》《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边疆学生待遇办法》等边疆教育法规中，也可以看出吸纳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成果。
第三，报刊对考察团的报道及考察团成员发表于各报刊的各类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边疆问题的兴趣及民众对边疆的关注。
在考察团首次抵达昆明之后，郭莲峰和宗亮东就在《教育通讯》上发表《川滇黔交界教育掠影》一文，介绍他们一路所经地区的教育、经济、社会情况，谈到“交通不便，影响社会进步”，“民族复杂，极堪注意”，“不注重卫生及生产教育”等考察感想。[55]考察结束后，《教育杂志》《教育通讯》《中央日报》等报刊都发表了关于考察团的通讯。《中央日报》1940年3月13日、4月14日、4月16日刊发了有关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报道。正是因为这些报道，才吸引了很多民众参观教育部于1940年4月14日至21日举办的“西南边疆文物展览会”。社会各界民众通过这些报道和参观展览会增进了对西南边疆的关注和了解。[56]
考察结束后，参与考察的专家们运用在考察中的收获以个人的名义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有的介绍西南情况，如黄举安《滇边纪行》《西南边疆社会：从重庆到高县》，也有学术性的论文，如郭莲峰《边疆教育工作之检讨》，宗亮东《我国西南边疆的社教问题》，王建光《西南苗人之生活习俗》，葛毅卿《西南边民文字概论》《西南边民语言槪论》，赵纯孝《边疆建设与抗战》《西南边疆建设的先决问题》。这些文章丰富了学术界对西南边疆各个领域的研究，更因为他们参加过考察团，深入西南地区实地考察，所以他们的文章更有科学性和史料价值。
最后，考察团的考察和宣传，增进了西南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中央和边疆联系的桥梁。
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宣传工作须知》《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宣传纲要》中规定在考察过程中通过演讲、访问、谈话等方式，在学校、教育机关、民众集会场所进行宣传，包括三民主义宣传、抗战建国宣传、服兵役宣传、遣送子女入学宣传、新生活运动宣传、卫生宣传等，具体内容有“明了中华民族系整个同源并无种族区别”“揭穿日寇之凶暴手段及残酷行为及国军英勇抗战之伟绩”“中央对开发西南边地教育文化之主旨及设施”“中央教育政策及行政效率之重要”，等等。[57]考察团通过与地方官员谈话，接见区乡保长及乡绅，与学校师生座谈，进入普通民众家庭与之交谈，赠送和发放党政领导人照片等方式，一方面展现“中央怀念边民之德意”，一方面也实施既定的宣传，这在考察团工作日记中时有记录。考察团的宣传工作，有利于培养边疆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能调动他们为全民族抗战、大后方建设奉献的积极性。
考察团除了在当地展开宣传工作，也将边疆地区的一些情况反馈给中央党政机关，在边疆与中央的联系中起到桥梁的作用。这些反馈大多呈现在考察团所编写的报告中，但也有部分是单独转达的，如教育部在1940年5月将考察团带回的“缅甸南坎华侨各团体代表函报侨民黄应华等撕毁党国旗破坏爱国运动暨侨民教育请签核一案”转致侨务委员会。团员宗亮东也曾呈上“云南腾冲寓公原缅甸王太子孟达喇疆括氏转呈中央文一件”。[58]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所取得的成果及其意义固然不能否认，但是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如筹备不周全，考察团人员到临行才确定，预算不足致使全团在贵州候款一个多月；考察中所搜集材料较为粗陋，“有甚大一部分显然是关于引录笔记已有之材料而来”；[59]原定将考察报告出版发行，后来不见下文，最后这些报告及考察所搜集资料被束之高阁，几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