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波 | 陈灿宦滇述论
内容提要：陈灿是晚清云南的一位重要官员。对陈灿的评价，史书颇多赞誉，也有近人称其为“反民主逆流”，让人甚感困惑。学界对陈灿的研究甚为简单。本文试从经济、教育、军事、边界边务、著述、思想等方面，对陈灿在滇活动作一全面考察，并对陈灿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陈灿；宦滇事迹；述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加快了走向衰落的步伐。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地处中国西南边噩的云南，于内阶级矛盾尖锐，不可调和；于外列强觊觎，妄图使云南成为其从西南侵略中国的“后门”。置此国家存亡之际，陈灿作为清廷派任云南的重要官员之一，宦滇二十八载，在滇官至云南布政使，职涉云南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边务等领域。对其在任作为，史书有“居官清慎勤能，故所至皆有循声。而宦滇二十八年，政绩尤为懋著”[1]，“惠政甚多，士民颂之”[2]，“尤注意兴学育才”,“清末滇中文化得先生之力为多”[3]等赞誉。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陈灿的研究却甚为简单，或有失当之处。《昆明市志长编》仅仅节选《新纂云南通志•陈灿传》及《存稿》中的三段史料，便总结评价陈灿为“反民主逆流”，未免失之于片面；万揆一先生在《晚淸宦滇三黔人》一文中论及陈灿，但没能展开；《云南辞典》有陈灿条，内容比较简单；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国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宦滇存稿”条误以陈灿为广西贵阳人。[4]另外就是一些论文对陈灿有所提及。这显然不能全面体现陈灿在云南历史上应有的位置，不能不说是件让人遗憾的事。
鉴于此，本文试对陈灿在滇事迹作一全面考察，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1
陈灿生平
陈灿，字崐山[5]，贵州贵阳人，其先世居江西临川县瑶湖乡，至其父始迁至贵州贵阳[6]。陈灿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7]，卒年不详。据民国《贵州通志•刘春霖传》：“（春霖）辛亥回贵阳，癸丑卒，年七十有四，”知刘春霖死于癸丑年，即公元1913年。传后有陈灿为其所作传《江西布政使刘公家传-序》曰：“呜呼！吾友刘公雨山方伯之殁！越四年，其姪瑞征因支祠落成，持具节略，乞余为之传。”[8]可见刘春霖死后四年，陈灿未卒，时当为1913年后四年，即1917年。据此又可将陈灿卒年后推三年，即1917年以后。
陈灿从小受良好的传统教育，颇有才华。同治八年（1869年），陈灿与其弟陈田均考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年），陈灿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光绪六年(1880年）分发云南。云南僻处边疆，烟瘴蛮荒之地，道途险远，历朝官员分派，如有可能，多不愿往。而晚清的云南于外列强觊觎，于内各种起义、动乱此起彼伏，事务繁杂，云南官缺，实为要差，陈灿分派云南，应是作为干员使用的。陈灿于光绪七年（1881年）署澄江知府，八年（1882年）署楚雄知府，十年（1884年）补顺宁知府，十五年（1889年）调云南知府，十六年（1890年）兼任护盐法道，旋授迤南道，十八年（1892年）署临开广道，寻赴迤南道任，二十八年（1902年）迁粮储道，三十年（1904年）擢按察使，三十一年（1905年）署布政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灿调任甘肃按察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甘肃省通志局成立，任命升允、长庚为监修，陈灿、陈曾佑等为总办。宣统二年（1910年）陈灿补甘肃布政使。陈灿在甘肃“清讼雪冤，奖廉黜贪，一如在滇时。赈兰州及各属旱灾，……全活饥民无算”。后寻开缺另补回籍，“道经宁夏，匪变城陷，首要请点兵，誓死不从，伪为佯狂，卒全大节”。宣统三年（1911年）政体改革，解组归里。此后无官一身轻，“不问世事，宦橐萧然，粗砺自甘澹如也”。
2
陈灿治理云南的活动
陈灿一生为官三十四年，在滇二十八年，其在滇活动之经历是清晰可见的。
在农业方面，陈灿深以“善后莫急于开垦，而水利实系乎农田”[10]，鼓励开垦荒地，注意兴修水利，提倡栽桑养蚕；又“诚以救荒之法，不可不亊豫防也”（卷一），便兴建仓储。光绪七年（1881年）陈灿任澄江知府，到任后了解到澄江东西两大河经常发生水患，便召集乡绅进行整治。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牛力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澄江宰牛之风盛行，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陈灿就下令禁止宰牛。光绪八年（1882年）陈灿守楚雄府，鉴于当时山西、河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之灾荒，又“威楚一郡在滇之西北，山险地脊，无通津大川足藉资于泛运，无富商巨室可劝捐于临时；重以地处冲要，为省垣屏蔽，迤西各郡咽喉，土著客民良莠相杂，脱遇饥谨，尤为隐患”（卷一），便重建楚雄和丰义仓，储粮以备荒年。楚雄府人民不会栽桑养蚕，衣服多用麻制，而四川移民有采桑养蚕的，颇有成效，陈灿就同乡绅商议，到四川买来蚕种、桑秧，分发城乡，责成郡民认真经营。又“楚属民情多惰，力田差足自给，即不肯多辟污莱”（卷一），就让乡绅告之乡里，开垦荒地不再有限额，鼓励开荒。同时，下令整治姚州“十三溯”，楚雄县骠川一带田亩，得到大片良田。光绪十年（1884年），陈灿任顺宁知府，“建筹备仓而旱涝无虞”。[11]光绪十五年（1889年），陈灿调任云南知府，十六年（1890年）兼护盐法道。首先以积谷为备荒要政，广为筹措，积谷之多，“为二百余年来未有之善政”（卷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灿任粮储道，“积谷备荒，并设蚕桑虫蜡等局为民生利”[12]
在矿业、商业和交通方面，陈灿亦有作为。在任澄江知府时，云南铜政已呈衰落之势，但陈灿认真査办路南铜务，令凤凰坡、鸭子塘、洪万等铜厂认真督采。在任楚雄知府时，楚雄矿务因“地方被兵最酷，民穷财尽，既办厂之无资，复劝谕之无人”，已久经废弛，在陈灿到任以前，“中间二十余年，并未闻出一铜厂，解一铜金”。（卷一）陈灿到任后，深以“厂务为国计民生所系，惟有随时随地竭力筹办，断不敢稍涉怠驰”（卷一），他对铜银各厂极力扶持，如豹子山铜厂，马龙厂永盛银厂等，或给之以优惠政策，或扶之以银两技术，在陈灿的努力下，楚雄厂务稍有起色。又修大姚县新坝桥，方便了交通。在其任迤南道时，新建了新平县大开门河铁桥和甘棠河铁桥。新平县大开门河是由昆明至迤南的重要路段，然“河源高浚，……每夏秋大雨时行，山水暴溢乱流，挟木石俱下，激流惊湍，震骇心中，行人率望洋兴叹，……羁涉河于者，辄中瘴毙”（卷二），陈灿前任已经置过渡船，修过石桥，但都不能长久。陈灿经过实地考察，并同乡绅商议，于此修筑铁桥，并于距大开门河五里的甘棠河上也修了一座小铁桥。陈灿发展商业，有防御外国经济入侵之意，其署云南布政使时，“请就滇垣，自辟商埠，以杜外人觊覦”[13]。
在兴学育材方面，“陈灿宦滇尤注意兴学育材，……当时号为有书院癖者，清末滇中文化得先生之力为多”。[14]他在澄江任知府仅一年，但特别重视凤山书院，每月课试凤山书院生童，亲自批改试卷，教以读书行文之法，“以敦品力行谆谆劝勉”[15]，对课艺优秀者捐廉优奖。陈灿署楚雄知府时，整顿久经废弛的义学，设义馆教穷民。又为旧无山长的雁峰书院聘请山长，课试雁峰书院生童，亲自详加批改试卷，对学生面为指导，优者给予奖励，并“告以读书作文之法，教以立身致用之方”（卷一）。光绪十年（1884年），陈灿离任补顺宁知府，“捐书籍增奔火而文化聿兴”[16]。《云南省顺宁府志》卷二十五“书院义学”有载此事：“附凤山书院藏书系新署知府陈灿捐置者。”[17]五年之后，陈灿调云南知府，兼护盐法道，筹建经正书院，设高材生并外属经古课额。经正书院不同于前有之育材、五华两书院，“育材、五华两书院仅课诗文”，而经正书院“增设经古月课、专课、经解、史论、策论、词賦”（卷一）。而且在当时云南诸书院中，所藏四部旧籍，以经正书院最多。陈灿还亲自为经正书院拟定条规章程，创建经正书院的经验为后来他创建蒙自道成、普洱书院所借鉴。光绪十八年（1892年），陈灿署临开广道，建道成书院，并从个旧锡厂原抽给西岳庙的银两中划拨部分为书院经费，其章程依经正书院例。后陈灿赴迤南道任，创宏远书院。书院“一切大概式样，均仿照会垣经正书院规模起造”（卷二）。课程操作等均照经正书院条规。《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卷二十三记其事日：“迤南道陈灿……兴建宏远书院于城北莲花塘南部高地（今普洱中学以东一带）。……为府级书院，招收一县三厅高才生人院肄业。……课程设制艺（八股文）、经古、举业（应试诗文）等，购买《申报》供学生阅读，聘请品学兼优之名儒担任主讲。”[18]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云南高等学堂在省垣五华书院旧址设立，陈灿任总办。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灿擢按察使，“设仵作学堂以精检验，兴贫民教育以化愚顽”[19]。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云南省设立云南省学务处总理全省学政，是云南省成立的第一个独立设置的近代教育行政机构，陈灿任总理。
陈灿对云南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很大，故《新纂云南通志•陈灿传》尤其注重了这 43 35460 43 15289 0 0 3814 0 0:00:09 0:00:04 0:00:05 3815一点:“陈灿宦滇，兴学为重，故历守澄、楚、顺三郡，整顿凤山三书院（楚雄、澄江[20]、顺宁三府书院皆名风山），而蒙自之道成，普洱之宏远，更能巍然崛起，文教维新。至省垣经正学舍，纲罗三迤俊彦，课以古学时务，开南中未有之风，与粤之学海，浙之诂经，蜀之尊经齐驱并驾，尤为人所称道不置者，滇云文化关系甚大。”[21]总括了陈灿对云南教育之贡献，评价尤高而不过誉。
在军亊方面，陈灿编保甲、练乡团、整饬防营、修理边隘、以武力弹压边乱以固本安边。是时，英、法皆以云南为侵华战略的重点之一，妄图侵占云南，打开从西南侵略中国的后门，而且杜文秀起义后，虽然云南起义斗争髙潮已过，但各种起义、动乱仍此起彼伏，边疆治理尤为困难。在任楚雄知府时，陈灿査明楚郡疆域，熟悉地方情形，以为楚郡“五方杂处，群夷错居，黑、白、琅三井游民颇多，南安石羊银厂砂丁亦杂，……川中无赖匪徒尤易溷迹”（卷一），饬令各属编察保甲，联络乡团，并订立缉盗容隐之赏罚章程。又令姚州、大姚、定远三州县乡团缉捕杨长六、李小苟等多名惯犯。及任顺宁知府时，陈灿査顺宁“地居边要，毗连各夷，地方辽阔，山箐阻深，盗贼出没，抢夺财物，偷盗牛马，民间受害不可胜言”（卷一），但因地形复杂和盗贼狡猾，往往被盗者人城报官至官兵到达案发地点，需要数日之久，盗贼早已销賍逃逸，陈灿深感“官处察贼捕贼，诚不如认真举办保甲团练，使民间自行察贼，自行捕贼之为得也”，而且保甲团练“不惟可弭内贼，将来并可辅佐官兵以御外辱”（卷一），于是就着手整顿顺宁府保甲团练，制定《整顿顺宁府保甲团练弭盗除蔽章程》十条。其于迤南道任时，清政府由于国库空虚，军费有限，只有在乡里广办民团以资防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军机处上“广练兵团以资防守”一摺获准，云贵总督便转饬各属，严加办理。陈灿接札后，“窃以现在筹办边防，除整饬防营外，舍团练别无他法”（卷二）。于是筹拟团练章程八条，并就近由普洱各属捐廉先行倡办；设宁洱、思茅、他朗、元江四属及猛烈地方团营，并预修各要隘；于普洱制枪造药，颇有成效；巧为剿抚西盟、勐梭札法、罕炳召聚众反叛事件。
在勘定边界方面，陈灿“根据图线，不肯以寸土让人”[22]陈灿勘界，以“此次分界立碑，界务从兹完结，铁案由此铸定，其间土地、人民、山川、要隘，今日所分隶疆索者，他年即资为扼塞，关系诚为匪轻，固不敢于线外苟求，致滋彼之口实，尤不容于线内侵占，以固我之藩篱”[23]。清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94年3月1曰），中英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初步划定了尖高山以南（即北纬25度35分以南）的中缅界线，但具体分界标志不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中英又签订了《中缅条约附款暨专条》，进一步明确了尖高山以南界线，但自南定河与南帕河汇合处至怒江与南卡江合流处止一段界线（包括今临沧地区耿马、沧源及思茅地区的澜沧、孟连、西盟五县）并不详尽。[2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陈灿与英员觉罗智会勘南马河至湄公河一段边界（即孟连、车里边界），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1899年）勘毕。尤中先生在《西南边疆变迁史》中言及此段边界中的今景洪县南部一段中缅边界时说:“可以说，旧界与新界是基本一致的。”对猛笼望西至扫龙、扫乃隘一带，说:“它与勘界前双方的实际控制线相一致。”又由工隆渡至同马河一段（即阿瓦山区）边界陈灿会同刘万胜与英员司格德勘办。勘界自二十五（1899年）年十一月至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未决[26]。原因在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镇边厅（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发生西盟人札法、勐梭人罕炳召聚众反叛事件，札、罕二人投奔英方，英国人借此宣称西盟、勐梭头人投奔英国，西盟、勐梭非清所有。而英方官员司格德亦将条约所定之公明山划在南卡江以东，认为是孔明山而非公明山，企图侵占镇边厅和孟连辖地。勘界未果，但陈灿与刘万胜据约力争，不肯以寸土让人，其精神尤为人所称道。1938年4月民国政府派宇臬、张祖荫二人重勘中缅边界，二人感于陈、刘两公精神，为之立碑曰：（陈、刘两公）“以国家疆土未能尺寸轻让，”“不屈不挠之精神及保疆土之决心，”“足以辉昭百世也已。”[27]
在著述方面，陈灿除《存稿》五卷外，还有《知足知不足斋文存》二卷，[28]《江西布政使刘公家传》一卷，《云南新旧团练章程》。光绪八年（1882年）岑毓英新任云贵总督，奏设通志局修《云南通志》，陈灿参与编纂。又参纂《续云南通志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灿任迤南道，同宏远书院山长陈度，普洱知府陈宗海等续修《普洱府志稿》。
在思想上，陈灿一方面反对“墨守老生常谈，轻轻然自画自封”，主张鼻士生今日，固宜讲求时务、西学，扩充见闻，博通经济，为切实有用才”（卷二）；另一方面对平等、自由、人权等新思想却甚为捧斥，认为是邪说，“皆当峻其防闲，绝其渐染。”（卷二)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后，东西文化冲突交融大时代背景下，当时部分官员、知识分子中体西用思想的典型代表。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陈灿的思想是保守落后了一些，但把他划为“反民主逆流”却未免失之偏颇。在1901年清廷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前提下，陈灿提出了一些变法主张。他认为政治的败坏是由于人们自私自利心所致，所以中孱“欲求变法自强，‘先自正人心始’。”（卷二）他针对自己平日见到的腐败现象，提出了十四条变法主张，包括:信赏罚以鼓励人才，变科举教育为体用兼备的人才培养，实心理财，储仓谷、练民兵，设局制造枪炮，绘地图、修边隘等。他的变法主张从他在云南为政的实践活动出发，很多是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而且凭着一颗爱国救国心；陈灿已看到了清廷的许多腐败现象，但由于时代及作者阶级局限，他并未抓住清廷腐败之根本，其主张也是治标不治本之策。
在晚清积弱积贫，内忧外患的形式下，陈灿忧国忧民，抵御外辱，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反映出陈灿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对中国和中华文明有着极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认为“中国为古今文明之国，人才宜在欧洲各国之上”。（卷二）在当时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外国列强甚以西方文明优予中华文明，图人亦多以之为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民族自信心就显得尤其可贵。
对于神灵信仰，陈灿似乎不甚迷信。在楚雄府任时，陈灿报着“礼至隆而所关亦至巨”（卷一）的心态，求雨“竭诚步祷”，“甘霖立沛，农田博治”（卷一）。他积极倡修龙神祠，但目的还在于修成后“都人士来游于此，挹碧霞之清波，沐先辈之遗泽，无负乎灵秀之钟，而思为山川生色”（卷二）。对署院飞来异鸟一事，陈灿则不迷信，“白乌、丹风，样也，见之而生骄奢之心，则满必招损，是无祥非异也”（卷五）。比较之下，陈灿更笃信自己的处世之道，“际此时局艰危，宦途险巇，随事随物，怵目警心，无时不在忧情戒惧中，庶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则于斯禽也，谓之为祥也，可谓之为异，而无异非祥也，亦无不可”（卷五）。
总体看来，陈灿为人处事小心谨慎，热衷于出仕，在乎声名。陈灿自谓:“性本赣直，遇事脚踏实地，从不敢饰非，自蹈愆尤。”（卷五）在《云南府署寒香书屋记》中，陈灿表明了自己的心声:“窃谓在官必能耐寒苦而后发明成业，可保晚节之馨香；为子弟亦必能耐寒苦而后显亲扬名，可致声称之芳烈。”（卷二）正是为了声称之芳烈陈灿刻苦学习，终中进士而入仕，实现了他的理想，正是为了发明成业、保晚节之馨香，陈灿“居官清慎勤能，故所至皆有循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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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览陈灿治理云南的事迹，无一不是围绕其在《宦滇存稿》卷一《重建楚雄府思政楼碑记》中所言的方方面面开展的。即“见夫烟户之萧疏，则思有以生息之：原显之荒芜，则思有以开垦之；学校之残阙，则思有以培育之；囹圄之壅滞，则思有以清厘之；沟渠荒矣，则思修浚以兴利也；仓廒毁矣，则思储蓄以备荒也；负贩之劳役可悯，则思何以薄赋而缓征也；闯阎之褴褛堪伤，则思何以种桑而劝织也；览形胜而地关要冲，则保甲团练，思所以弭乱源也；观山泽而气识金银，则开厂招商，思所以裕生计也。”
陈灿作为一位受传统教育的颇有学识的外地官员，晚清任职云南，居官清愤勤能，长达二十八年，职涉云南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边务等方面，对云南社会历史地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指导下，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在云南近代史的乐曲上谱写下了属于自己的音符。正是在传统的为声称之芳烈、保晚节之馨香的观念指导下，客观上他为滇中、滇南人民办了不少实事。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分种桑秧，促进了云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发展教育事业，大力扶持和兴办义学书院，客观上促进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编保甲、办团练、整顿防营、修理边隘、弹压边乱，维持社会治安，为发展生产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也保卫了祖国边礓；在迤南道任时勘界据理力争，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其精神亦为人所称道。陈灿首先只是清廷的一位封建官吏，这决定了其拥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和对拉祜族、佤族起义的镇压；他身受传统教育，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往往站在清主朝立场上说话；由于国势的衰微和列强的压力，其在同外国勘界和交涉中，不免瞻前顾后，处处忍让；甚至做出帮助外国人报复边民的不可原谅的事。而仅凭其思想的保守而将其划为“反民主逆流”是不客观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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