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年薪不、要、了，这个北大男要创业给股民做CT
2016年春天，当基金经理思凯坐在香港中环最贵地段的办公室，提笔跟老板写辞职信时，他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十多年前自己在美国破旧写字楼推销文具的那个清晨。
那是2004年年底，意气风发的思凯在美国西部一所知名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刚刚庆祝完结婚周年，他马上就要面临博士生资格考试。前一年该系的五六个博士生候选人，只有一个人通过。这让思凯心里有点发慌。
思凯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在美国拿到政治学硕士后转读金融学博士。虽然这辈子读书一直很顺，但他并不确定这次胜算如何。
如果通不过资格考试，无法继续博士学业，思凯需要迅速在美国找到工作，否则就得“打道回府”。
那段时间，思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他决定一边准备考试，一边找工作，给自己保个底。
几天后，思凯西装革履，起了个大早。太太L开着他们的二手本田车，送他去面试一份在网上找的工作。
思凯发现离自己熟悉的市中心越来越远：“我们开始以为（面试地）是个写字楼，结果开到了一个仓库一样的地方。”
仓库里迎接思凯的是一个直销团队。
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给团队开动员会。他激情澎湃地向思凯和他的雇员们高呼道：Everybody，We have a mission to sell the best stationary to the world（大伙听着，我们的使命是向全世界销售最顶尖的文具）！
思凯越听越懵。动员会开完，9点不到，他被安排跟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子搭档，出门销售文具。
他们那天专门拜访C级写字楼，一间间办公室敲门。敲开门后，白人女子开口推销打印机、钢笔。跟写字楼里的宅男打情骂俏、谈笑风生间，她轻松拿下不少订单。
思凯记得自己穿着西装，一本正经跟在后面，心里暗自嘀咕：这工作能办H1B吗？（H1B是外国人在美国工作须取得的工作签证）
思凯最终没有进入文具销售业。不过这一天并未因此从他的记忆里消退。
最近几个月，面临职业抉择的思凯脑海里反复出现那个穿西服、紧张得冒汗、敲门卖文具的自己。
当他从自己香港海景大宅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停在港湾里的漂亮游艇时，当他跟妻子在夜晚促膝长谈，讨论未来的人生规划时，当他听到“机会成本”这次词被煞有介事地一遍遍提起时，当他看到孩子无忧无虑地“咯咯”笑个不停时，思凯总是想起十年前起个大早，上门推销打印机，为前途忐忑不安的自己。
现在的思凯想要敲开另外一扇门。
上午10点的高尔夫
思凯最终成为他那一年唯一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候选人。不仅如此，他只用了三年十个月就顺利毕业，刷新该系博士生历史记录。
2007年，博士毕业的思凯加入了一家全球知名的基金公司，参与管理一个40亿美元的纯统计套利基金。他的职位是一名量化分析师（Quantitative Analyst，简称Quant），工作任务是分析历史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套利交易。
思凯的办公室采用开放隔间的布局，紧挨着他坐的就是基本面投资的同事。
思凯上班第一天，还搞不清楚什么是“量化”投资什么是“基本面”投资时，就感受到了两派的迥异风格。
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量化团队可以静悄悄地工作一整天：大家默默不语地编程、做模型。偶尔说一两句话也就是叮嘱交易员下单时买慢点或买快点。
相比之下，坐在思凯旁边的基本面投资团队从头到尾都“热火朝天”，他们不停打电话给卖方，问关于公司基本面的各种问题，讨论叫骂，吵个不停。
让思凯困惑的是，有天早上10点半不到，他的美国老板就走过来问他：“嗨，要不要去打高尔夫？”
“我那个时候刚上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思凯说。
他很快发现，老板真的不是在考验自己。在量化策略和模型稳定、交易自动化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人一刻不离地盯程序。
就这样，思凯常常在上午跟老板出去挥几杆，在高尔夫球场吃顿牛排，再回公司上班。
工作越深入，思凯越理解量化投资的逻辑和思路。
他用布拉德•皮特（Brad Pitt）2011年主演的电影《点球成金》（Moneyball）跟我解释。
在《点球成金》里，皮特用量化思维挖掘新球员，组合进球队，以此让球队发挥最优整体实力。思凯说：“皮特是个有量化思维的人。他关心这个球员有什么特征，那个有什么特征，怎么互补。他不去找明星球员，只关心球队能不能赢球。”
就跟电影里的皮特一样，量化投资者并不关心明星个股。他们更关注每只股票互补性，以及组合的最终业绩。“他们的Hit Ratiao（命中率）没有基本面投资者高，对每一只股票都不是那么熟悉。可能组合里100只股票最后有55只对，45只都是错的。”他说。
策略研发是量化团队的核心任务。在思凯的团队，每周五是小组的“研究日”。这一天，思凯和同事会分头去研读美国最顶级金融期刊上的文章，并筛选出靠谱的、可以给他们的策略研发带来灵感的文章。如果大家认为哪篇文章靠谱，适合进一步发展策略，就会请Quant去进行测试。
虽然Quant的工作有时比较轻松，但思凯也感受到了“每天都在编程，不怎么跟人接触”带来的负面效果。他说：“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团队（我们）从来不见。公司做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比如CEO被解雇我们也不知道，公司IPO、配股也不会找你……工作几年，你对金融产业链都不了解。”
由于只关心上市公司的各种量化指标，思凯有时甚至连自己投资的公司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见CEO、飞头等舱、住五星级
今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四川成都天府软件园一个创业公司扎堆的地方再次见到思凯。
考虑到创业初期控制成本、方便人才招聘等因素，思凯和他的团队决定从香港退回内地，从这里重新开始。
思凯穿着休闲夹克，神清气爽，笑声朗朗，跟中环那个西装革履的他相比，此刻的思凯看上去更像个卷起袖子创业的大学生。
我们坐在路边的小摊吃午饭。点了烤鱼、干锅兔、鸡蛋苦瓜等一桌菜，10个人吃了380元。成都这几年物价涨得飞快，不过在香港中环，一个人吃也能随随便便吃出380元。
“这是不是比中环的米其林好吃？”我问思凯。
“当然了。”他笑道。说着他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用微信买单——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微信支付。
思凯告诉我，他在香港当基金经理这几年，他几乎把中环所有的高级餐厅都吃了个遍——“因为要见CEO，去的都是高级餐厅”。
基金经理是个风光的活儿。不过思凯说这番话时，并不是在炫耀。
“好餐厅都吃遍了，出差都是住五星级酒店，但是，到最后你也并没有增加Alpha（量化投资里，Beta代表股票的系统性风险，Alpha代表除去系统性风险后的额外回报）。但做量化的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数据，最后也不一定比你差。”他说。
2011年，思凯和量化分手，加入基本面投资阵营。
那一年，寻找事业突破的他离开美国，跟太太、儿子和他们的爱犬回到香港。回港不久后，思凯加入了一个总规模250亿美元的全球基金。
思凯管理其中80亿美元，负责投资亚洲市场。
就这样，思凯正式告别了宅男Quant生涯，变成了“见CEO、飞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的基金经理。
在全新的工作岗位上，思凯经历了长达一年的适应期。
首先，基本面投资和量化投资思路迥异。思凯发现自己要重学许多新技能，从看财报，看公司，到跟上市公司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关系，这些都要从头来过。
上岗几个月，思凯就遭受挫折——他推荐的第一只股票表现很差。
虽然当时去看了这家公司，见了CEO，也去全国考察了项目，但思凯感觉自己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当时他已经到位几个月，一直没“动作”，“必须要做点什么”的压力让他觉得一定要做个决定。
“在压力下，当时的思维是扭曲的。”他说。
虽然出师不利，但这次选股让思凯了解到了基本面投资的流程。从了解公司的盈利模式，看资产债务表，财务报表，到跟公司聊天，他都心里有数。
思凯发现，哪怕是跟公司聊天，基金经理问问题的水准也参差不齐。他发现每次跟CEO开会，总会有基金经理去问“销售增长”、“资产负债”等在他看来“没有意义”的问题。
思凯认为面对公司主席，优秀的基金经理更应该问高屋建瓴的战略性问题。“比如，今年的战略到底咋回事？又比如，你大部分项目在北京的情况下，你为啥子突然在武汉买个地？你把管理层拉到那儿去对你成本提高，影响是什么？”
此外，还有一些”不懂事“的基金经理会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2015年“反腐旺季”，思凯参加一个公司会，就有基金经理当众问公司主席，很久没回内地，“是不是因为在接受调查”。
他说：“这搞得现场很尴尬。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疑问，但你要么私下问，要么在更恰当的场合问。”
在跟上市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思凯学会从股东的角度去了解公司战略，也会提一些真诚的意见。他的一些建议慢慢得到了CEO的尊重和采纳。许多CEO还成了他的朋友。
不少CEO对思凯的能力和人品颇为欣赏。当他在微信朋友圈宣布自己即将离开香港的决定时，他第一时间就收到许多CEO发来的短信，问他愿不愿加盟自己的公司。
在香港当基金经理的这段时间，思凯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我在香港做三个月的基本面，比在美国做五年的Quant认识的人还多”。
走出你的“动物性”
从政治学转到金融，从美国到香港，从量化到基本面，从工程师到基金经理，从毛头小伙子到迈过三十而立，思凯不断提醒自己随时“保持学生心态”，不断学习，就如Steve Jobs所说的那样"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在香港当基金经理固然风光，但思凯认为这份工作已经不能给他学习新东西的空间。这是他决定离职、自己干一番事业的最核心动力。
这些年来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让思凯认识到中国的散户和机构在对风险控制的认识和操作上，跟国际标准存在巨大鸿沟。
他想要通过创业，给中国股民和基金经理提供工具，让他们对自己投资组合的风险做到心里有数。
思凯要做的“事前风控”，跟事后斩仓等粗放的风险管理有本质的不同。他把这比喻成“给散户做CT和MRI”。思凯认为，这是A股从散户主导向机构化主导发展，跟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步。
思凯希望迎势而上，去尝试改变这个行业。
在成都的午餐聚会上，我见到了思凯的两位创业伙伴兼好兄弟：晏奇和俸旻。
晏奇几周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辞职，回国加入思凯创业。俸旻从北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一直在成都工作。
这兄弟三人当年从同一个高中考进北大。在未名湖畔，他们除了一起上自习（他们现在还能异口同声地说出当时经常去自习的教室：“一教308、二教304”），还一起踢球，一起打架——用思凯的话说，“都是荷尔蒙惹的祸”。
思凯在大学里打了不少架。俸旻说，思凯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如果看到兄弟被欺负，他一定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人。
“现在想起来再也不敢了，这个风险太大了，谁抽出把刀，砍了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思凯笑着说。
思凯和太太L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也许是因为青梅竹马，两人言行举止、一颦一笑都充满默契。
跟很多中国男生不同，思凯从不介意大方、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另一半的深情。他常常在微信朋友圈发两人的温馨合影。至今，他的邮箱用的还是两人名字的组合。
这么多年，不管是在美国还是香港，思凯家似乎总能吸引来一群”狐朋狗友“。思凯在美国读博士时，我纠集了一伙朋友从纽约飞到西部，去他家蹭吃蹭住打麻将。当天晚上他们小小的公寓里硬是睡了六个人。
后来到了香港，思凯和太太常在家做火锅请朋友聚餐。当年的小两口已经经营起一个温馨的小家庭。最近我参加的一次火锅聚餐上，L忙着炒火锅料，思凯一边忙着招呼朋友一边聊他的考古梦，他们一对漂亮的儿女在房间里疯跑。
对于思凯创业的决定，L说自己“无条件支持”——哪怕这意味着全家要跟舒适的香港生活告别。
创业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思凯和L已经准备好承受最坏的结果：“反正饿不死——大不了我再回来找工作。”
在做决定的这一两年，思凯深刻思考了人对于所谓“安全感”的留恋，他把这称之为人的“动物性”——因为动物除了关心吃穿，并无其它追求。
因此，思凯花了很长时间摆脱“安全感”对自己的束缚，克服内心的恐惧，走出“动物性”。
这并非易事。此刻的思凯已经是许多人心里的“人生赢家”。他拥有“房子票子车子孩子”，还有每天坚持健身得来的胸肌。在很多人看来，他去创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
但思凯拒绝让过去的所谓“成功”成为自己前进的阻碍。他多次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机会成本是经济学最糟糕的概念”。而要寻求发展的人是不会去计较“机会成本”的，否则就会陷入患得患失，无法前进的泥沼。
思凯一次次提醒自己：他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一无所有，随时可以失去一切从头来过的学生。
写在后面
思凯辞去500万年薪去做的创业项目靠谱吗？思凯遇到了哪些挫折，又取得了什么进展？跟好朋友创业是怎样一种体验？交易门将对思凯的创业故事进行跟踪采访。请保持关注。
联系本文作者可发邮件至 amy@tradingmen.cn，或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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