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与小城镇——都市圈的真相
在全球视野下，都市圈，更多是一个城市功能上的概念，甚至是统计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都市圈的内涵实质，在于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人的自由迁徙。我们可以规划一个能够容纳5,000万人的超级大都市，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这与5,000万人的监狱没什么区别。所以城市的根本不在于行政的界定，而在于个体的选择。
城市的扩张与收缩，是经济要素流动的直接反应。城市并不一定在扩张，随着产业的变革，资源与机会的稀缺，大都市也会萎缩，底特律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大都市成本的高企，也会对经济要素形成挤出效应，例如华为不在深圳而在东莞建设了欧洲小镇，又例如北京上海的高房价让中国二线城市有机会吸纳更多的企业和人才。毫无疑问，城市之间有竞争。为了吸引Amazon建设第二总部，美国和加拿大共计238个城市都伸出了橄榄枝。2018年初，Amazon从中筛选了20个城市作为备选加以公布。是的，是企业在选择城市，而不是城市在选择企业。
只要中国还坚持改革开放，经济要素的流动性就会越来越高，这种流动性不以区域政策为转移，区域政策会对经济要素（包括人）的流动轨迹造成影响，但无法阻止流动本身。只要中国还坚持全球化，那么经济要素的流动也不可能局限于本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都市与小城镇，一国与它国，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
经济意义上的都市圈与行政管理上的协同典范是美国。194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更好的掌握城市数据，联邦预算局（Bureau of the Budget，行政管理与预算局（OMB）的前身）建立了一套标准，用以界定“标准都市区域”（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并在1950年首次公布了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已定期公布数十年。随着美国城市化率的提升，标准也在不断修正。
美国都市圈，是统计意义上而非行政管理意义上的概念。根据目前OMB的界定，分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和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简称都是MSA，这是美国区域经济分析的最基础概念。举例而言，纽约市是行政区划城市，但从MSA分类上，隶属于New York-Newwark-Jersey City, NY-NJ-PA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以下简称纽约MSA）。绝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国内的文章还是国外的文章，在讨论纽约的人口和经济数据时，其实都是在讲纽约MSA，而不是纽约市本身，显而易见的是，纽约MSA不只包括纽约这一个行政区划城市。
在此我们给出一个更为直观的数据，2016年纽约市的人口是853万，而纽约MSA的人口则是2,015万；纽约市的城市面积是1,213平方公里，而纽约MSA的都市圈面积是34,490平方公里。如果说日本仅仅是将东京首都圈进行了跨行政区划的界定，那么美国在广阔的国土面积上做到了以统一的标准，对都市圈（metropolitan）和城镇圈（micropolitan）都进行了跨行政区划的界定。这种界定的重要意义在于，行政规划和管理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而城市集群化和一体化必然突破原有的行政规划，所以首先应当认可这种历史规划与现实发展的差异，同时又要以统计手段去第一时间了解这些信息，而不是仓促的改变行政规划。MSA数据，不只是提供给政府作为参考，同时也是提供给企业和民众作为参考的，这就是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价值所在。
美国MSA的统计实践，是由OMB、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USCB）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共同完成的。OMB对MSA区域进行界定，USCB提供人口数据，BEA完成经济数据统计。USCB与BEA同时也反馈相关信息给OMB，为OMB修正标准提供参考。其中，BEA的基础经济数据单元是Gross Metropolitan Product （GMP），这与中国的地区生产总值（Gross Regional Product，GRP）有显著区别。GMP统计的是MSA的经济数据，而GRP统计的是行政区划城市的经济数据。这也反应了治理模式的显著不同。
应当讲，在本文收集的大量数据中，美国MSA的数据是完全由官方提供，也是最为清晰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大，不只是企业的强大，更需要有先进的行政能力。坚持市场主导，唯一可能的后果就是继续倒逼行政管理进一步适应企业发展需求。我认为，中国的统计机构应当全面垂直管理，由中央统一领导，信息向上集中，向全社会公布，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地方基于各种原因人为影响统计结果，也只有如此，政府、企业和个体才能依据准确的统计数据做出客观的判断和决策。
在此，我整理了2016年美国GMP超过1,000亿美元的都市圈数据（本文中，如果没有特指，美国的城市都是指该城市所在的MSA），足以一窥美国都市圈的真相（点击查看大图）：
这些数据可以作很多解读，而我则有两个认识：
1、美国GMP的区域均衡度相对较高，这意味着个别都市圈虹吸大量人口和资源的情况并不明显，这反应了经济的区域间公平性，这也是版图巨大的国家发展经济多中心的有益之处。同时也可以对比看到，德国的经济区域公平性显然更强，尤其考虑到是在版图狭小的国家做到这点，更为难能可贵。强化多中心发展，避免个别超大型都市过度聚集资源，导致出现日本和西欧诸国“大都市人口虹吸->外围老龄化->大都市老龄化->大都市人口进一步虹吸”的恶性循环，是中国必须做出的选择。这也是未来的重要机遇所在。
2、普遍被认为没有希望的后工业化都市，包括底特律、巴尔的摩等，从经济数据上看，实力犹在，困扰它们的问题应从债务、经济结构和人口数量去进一步分析。同作为后工业化代表的德国莱茵-鲁尔都市圈，在重整都市基础设施，引导产业向与传统工业相结合的新兴领域转型后，情况明显好于美国，仍然充满活力，这是值得中国东北等转型区域深入思考的。
与之可以比较的是，生搬硬套比较优势理论，希望将中国沿海地区外迁的纺织等产业移植到东北工业区，以带动东北经济复苏的策略建议，有着象牙塔般的幼稚。这种思维完全忽视了作为经济要素中最重要的人，是具有迁徙能力的。任何时候都难以使一个地区的人群，去接受一个要素可流动区域内的中低端产业，因为但凡有任何更好的选择，个体都会用脚投票。产业政策不是不可为，但产业政策需要符合人的需求，无论政策上是否认可人的迁徙和流动，迁徙和流动都会发生，这是个体追求幸福的必然结果。所有的政策应该更加倾向于人本身，而不是抽象的钢筋水泥或者一个地区的名称符号。
考虑到每年国内城市之间GDP比较的热情似火，也促使我去了解中国的大型都市到底在全球处于何种地位，于是有了以下数据（点击查看大图）：
是的，尽管成绩斐然，但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尽管这不是一个严谨的统计，最主要的原因是数据的缺乏和统计标准的不统一，但它反应了现实。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像美国一样对都市圈有官方的界定，metropolitan areas更多时候是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概念。因此在对都市圈进行横向比较时，往往难有统一的标准。上图的GMP数据主要来源于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的统计，而中国、美国和日本都使用了2016年的数据，如果只是为了一窥全貌，这样的差异基本是可接受的，中国一线城市和发达国家都市圈的经济产值排名，不会因为这两年的数据差异而有所变化。
坦率的讲，各家研究机构是如何越过各国的行政规划城市去划分metropolitan areas，进而是如何根据这些地域范围去统计GMP和人口数据的，本身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研究与分析就没有意义。因为，也是值得再次强调的，人的生存活动和经济要素的流转，不是行政区划可以控制的，迁徙即便从政策上不是自由的，但通过迁徙去追求个体的幸福，却是一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讲，都市圈的内涵在于经济要素的可流动，进而又包括了人的迁徙自由。这就是人与城市最根本的关系。
跳出行政区划思维，对中国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规划决策而言，尤为关键。从企业和个体角度而言，也需要能够识别各种横向对比所造成的误区。例如，北京1.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2,500万人作为规划控制人口，到底是多还是少？这其实关系到环京地区究竟还有多少机会，还需要吸纳多少人口，乃至还有没有必要拓展更大的功能空间。如果横向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纽约都市圈的面积是北京的两倍，而人口只有2,015万；巴黎都市圈的面积与北京接近，但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多一点。而纽约和巴黎的创新能力，是否因为人口密度更低，就比北京要弱呢？
显然，单纯的数字对比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对城市的观察，终究还要细微到城市的细胞，在现代社会，这个细胞就是企业。
下一篇：《大都市与小城镇——城市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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