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的俄罗斯文明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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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峰 节译自 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从1890-1914年，进步被暴力所中断，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要提及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接下来是政治方面，最后是意识形态方面。

在1863年农奴获得解放时，俄罗斯实际上没有受到工业进程的任何影响，甚至比英法在发明蒸汽机之前落后得多。由于缺乏道路，除了良好的水运系统外，交通非常糟糕，但水路又要面临每年数月的冰冻期。道路泥泞，一年之中只有部分时间可以通行，乡村之间相互隔绝，导致几乎所有的手工产品和大多数农产品都是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农奴在获得自由后一贫如洗，在向地主和政府上缴完地租和税款后，他们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状态。这种状况有助于将整个国家相当部分的农业和矿业产品集中到城市和用于出口。在1863年后，这部分产品的出口为发展现代经济提供了资本，用于支付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来自外国，尤其是来自比利时和法国的直接资本投资形成了补充，而大量的、尤其是铁路所需的资本，则由政府提供。1890年外国资本占到了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到1900年上升到了差不多一半。不同领域的比例各有差异，在1900年，外资占到矿业的70%，冶金业的42%，但在纺织业则低于10%。当时整个铁路的资本规模达到47亿卢布，其中35亿卢布为政府投资。外资和政府投资这两个资本来源非常重要，因为除在纺织品领域，大多数工业发展是基于铁路，而最早的重工业企业，除了乌拉尔山脉的旧式木炭冶金企业外，都是外国资本。第一次重要的铁路特许权授予，是1857年授予给法国梅因公司（Main Company）一条2,650英里的线路。一家英国公司开采南部位于乌克兰克里沃罗格（Krivoi Rog）的铁矿砂，而德国的诺贝尔兄弟（German Nobel brothers）开始发展位于阿塞拜疆巴库（Baku）的石油工业（二者都是在大约1880年时）。

由于上述原因，1863-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持着殖民地经济的形态，只是逐渐在减少。由于大量消费品，甚至那些俄罗斯民众急需的消费品用于了出口，俄罗斯民众只维持着很低的生活水平，这些出口用以取得外汇购买属于少部分统治者的外国工业品或奢侈品。这种俄式经济组织形式一直到1917年苏联统治开始时仍在持续。

俄罗斯的第一条铁路在1838年开通，但发展缓慢，直到1857年建立了合理的发展计划。这一计划寻求将铁路线路渗透进入农业区域，尤其是南方的黑土地区域，以使农业地区和北方的主要城市和出口港连通。当时只有663英里铁路，但在1871年这个数字翻了10倍，在1881年又翻了2倍（达到14,000英里），在1901年达到37,000英里，到了1915年则达到了46,600英里。铁路建设有两波浪潮，第一波是1866-1875年，第二波是1891-1905年。在这两段时期，年均建设里程超过了1,400英里，而在1876-1890年期间，年均建设里程只有631英里。中间这段时间的减速是因为欧洲1873-1893年的“大萧条”，同时还要叠加俄罗斯1891年的大饥荒。在后期，铁路建设受到了谢尔盖·维特伯爵（Count Sergei Witte）的大力推动，他从铁路负责人（stationmaster）升迁到财政部长（Minister of Finance），并从1892-1903年一直任此职位。他的最大贡献是单线的跨西伯利亚铁路（single-tracked Trans-Siberian line），从波兰边界跨越6,365英里直到海参崴（Vladivostok），从1891-1905年一共建设了14年时间。这条使得俄罗斯增加对远东政治压力的线路，使英国与日本在1902年结盟，也将俄罗斯引向了与日本的战争（1904-1905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铁路对俄罗斯最深远的影响，是将占地球表面1/6的面积连成了一个政治实体，进而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先前由于远离市场而只能从事田园活动的地区（主要是干草原地区），也纳入了耕作范围（主要是为了谷物和棉花），由此与中部的黑土地地区形成了竞争。在1890年前，将农民的财富引流到城市和出口市场的情况更多了。由于在以往自给自足或易货贸易的地区出现了货币经济，上述进程也得以增强。这推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并削弱了手工业活动。农产品的收集，先前是在一些长期来看运作效率较低的大型商业经营者手中，主要是通过俄罗斯6,000多个的年度交易会进行交易，但1870年后，在铁路的帮助下，一大群既小且微，又能快速周转的中间商像蚂蚁一样涌入农村，用他们口袋中的金钱换取谷物、大麻、兽皮、油脂、猪鬃和羽毛。政府通过对相同商品在运往不同目的时设定配额限制、价格歧视和不同的铁路运价及税负，来鼓励上述从农村输出商品的活动。结果是，俄罗斯的糖在伦敦的售价只是在俄罗斯本国售价的40%左右。俄罗斯的年人均糖消费只有10.5磅，对比英国的92磅，但在1900年，俄罗斯18.02亿磅糖产量的四分之一却用于出口。尽管俄罗斯国内的年人均棉消费只有5.3磅，对比英国的39磅，但在1900年，俄罗斯却出口了大概1,200万磅的棉制品（主要是输往波斯和中国）。在石油产品方面，1900年俄罗斯的产量就已达到全球的48%，大约13.3%是用于出口，尽管俄罗斯的年人均消费只有12磅，而德国达到了42磅。在上述石油产品中，煤油（俄罗斯本国有最强的潜在需求），差不多60%用于出口。从农业地区所汲取财富的整体规模，基本可以从出口数据来进行判断。1891-1895年，农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全部出口总值的75%（谷物出口占到40%）。并且，是更好的谷物用于出口，1900年出口的谷物中，1/4是小麦，对比1/15的黑麦。随时时间的推移，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进步，例如小麦出口比例从1880年代的将近1/2下降到了1912-1913年的1/6。

在整个1875年后的阶段，将财富虹吸到出口市场的政策，给俄罗斯提供了相当良好的贸易平衡（也即，出口超过进口），为俄罗斯提供了黄金和资本，从而允许该国建立黄金储备和为国内工业发展提供资本。此外，俄罗斯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获取了数以亿计的卢布，作为建立协约国（Triple Entente）的协助，这些债券主要是在法国发行。1890-1897年期间，由于黄金储备已经从4.75亿卢布上升到10.95亿卢布，俄罗斯国家银行（the State Bank）在1897年成为发钞行，并且法律规定以黄金形式赎回银行纸币，从而将俄罗斯置于金本位上。俄罗斯的公司从1889年的594家、总计9.12亿卢布的资本（其中2.15亿卢布为外资），上升到1899年的1,181家、总计17.37亿卢布的资本（其中超过8亿卢布为外资）。这些公司中工业企业的比例持续增长，在1874-1881年期间，占到新增资本的58%，而在1861-1873年，则只占11%。

19世纪最后10年工业发展主要的动力来自于铁路，因为当时铁路部门是黑色金属、煤矿和石油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因此，在这10年，经济生产力大爆发了，1900年后又经历了10年较弱一些的繁荣。1860-1870年，生铁的生产大概是35万吨/年，在1890年上升到99.7万吨，在1895年差不多达到1,600万吨，然后在1900年达到高峰的3,300万吨。在这个期间，铁生产已经从乌拉尔的木炭铸造（charcoal foundries）转换为乌克兰的现代焦化炉炼造，整个俄罗斯铁生产在1870年在乌拉尔的产量占到67%、南部占到6%，而到1913年乌拉尔的产量降到20%，南部则上升到67%。在1900年后的10年，产量并没有突破，但在1909年后继续增长，到1913年上升到4,600万吨。与之相比较的，德国为1,440万吨，美国为3,150万吨，英国为900万吨。

煤矿生产呈现出类似的画面，只是在1900-1910年期间仍然持续增长。煤矿产量从1870年的75万吨上升到1880年的3,60万吨，然后在1890年达到700万吨，到1900年则达到了1,750万吨。就此而言，煤矿生产不同于生铁，煤矿产量在1908年持续增长至2,620万吨，并在1913年达到了3,600万吨。与最后这个数据相比较的，是1913年德国的1,900万吨，美国的5,170万吨，和英国的2,870万吨。煤矿如同生铁领域一样，存在生产中心地区变化的情况，在1860年俄罗斯煤矿有1/3产自顿涅茨（Donetz）地区，到1900年这个区域的产量达到了2/3，1913年时达到了70%。

在石油领域，也存在生产中心的地区转换情况，阿塞拜疆的巴库（Baku）从1870年开始就占据了总产量的90%以上，直到1900年后车臣的格罗兹尼（Grozny）地区成为新的生产地，这导致巴库的产量在1910年下降到85%，并在1913年进一步下降到83%。由于巴库产量的下降，俄罗斯的石油生产在1901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在1870年时只有35,000吨，在1880年达到480万吨，1900年达到1,130万吨，并在1901年达到峰值的超过1,200万吨。在接下来的12年里，产量在低于840万吨的数量上摇摆。

因为俄罗斯的工业化到来得很晚，所以一开始（除纺织业外）就有大规模的基础，并且在1870年后是处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基础上，在1902年后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尽管在1890年代超过500名工人的工厂只占工厂总数的3%，1903年为4%，到1910年为5%，但这些工厂雇佣了超过一半的工人。劳工集中的比例要远高于德国或美国，这使得劳工煽动家们易于将俄罗斯工厂中的工人组织起来。再者，尽管俄罗斯总体上还没有高度工业化，并就整体而言，俄罗斯的工人产量或单位产量也是很低的（因为一直存在旧式的生产形式），但新的工厂已经开始引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有时甚至出现未经培训的劳动力都无法使用新设备的情况。1912年乌克兰的每炉生铁产量尽管要比美国少很多，但却要比西欧高很多。在1908年，尽管基于俄罗斯普通人的人均可获得机械功率数要比西欧或美国低（俄罗斯每100人只有1.6马力，对比美国的25马力，英国的24马力，及德国的13马力），但基于俄罗斯工业工人的马力数却要比任何一个其它欧洲大陆国家要高（俄罗斯每100工人为92马力，对比法国的85马力，德国的73马力，英国的153马力和美国282马力）。以上这些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具有矛盾性。尽管技术手段使用的范围已相当广泛，但在某些领域，先进技术完全缺乏，甚至某些领域的工业活动（例如机床或汽车）也是完全缺失的。整个经济是不完整的，极度依赖对外贸易（既是因为市场也是因为基础产品），并且非常依赖政府的帮助，尤其是政府的支出。

一直到1914年，大多数的俄罗斯人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生活，但有一小部分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很没有安全感的工业主义世界中，仰赖外国和政府的鼻息，凡事自己无能为力。这个新世界的经理人寻求提升他们的地位，不是通过改变分配方式、降低价格或提高生活水平，以在俄罗斯另一个更原始的经济世界创造出一个大众市场，而是通过无情的降低成本尤其是工资，以及通过垄断性合并提升价格，从而在一个狭窄的市场中提高他们的利润空间。这些努力一方面导致了工潮，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垄断资本主义。在整个1900-1909年期间，除了个别领域，经济发展因为上述原因慢了下来。只有在1909年，当大规模的工业垄断结构已经建立，才实现了产量的增加，而劳工斗争也稍许减弱了。俄罗斯最早的卡特尔（cartels）是在俄罗斯政府的鼓励下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在那些外国利益十分普遍的领域。1887年建立了食糖卡特尔，以实现允许外国对俄倾销这种商品。煤油领域一个类似的代理组织也于1892年建立，但此类组织（尤其是以联合销售代理（joint-selling agencies）形式）的大规模出现开始于1901年危机之后。1902年，12家钢铁企业建立卡特尔，它们经手全俄差不多四分之三钢铁产品的销售。它由四家外国银行集团控制。一个由柏林控制的类似卡特尔，控制了全俄差不多所有钢管的销售。六家乌克兰铁矿石企业在1908年建立了卡特尔，控制了全俄80%的矿石生产。1907年建立了一个卡特尔，以控制俄罗斯大约四分之三的农具。其他卡特尔则控制了97%的轨道车，94%的火车头，和94%的铜销售。18家顿涅茨（Donetz）的煤矿企业在1906年建立了卡特尔以销售四分之三的当地产出煤。

关税政策的变化也对垄断的产生提供了帮助。1857年建立的自由贸易，在1877年被削弱，并在1891年被废弃了。1891年的保护性关税导致了俄罗斯与德国爆发了严重的关税战，为了报复俄罗斯在工业制成品领域的关税壁垒，德国试图排斥俄罗斯的农产品。这场“战争”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在1894年得以解决，但对俄罗斯再次开放谷物市场导致了保护部分德国农场主的政治风潮。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成功的在1900年与德国工业企业家达成一致，去支持提尔皮茨号战列舰（Tirpitz）建造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俄罗斯的经济难言健康。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经济是拼凑性的，非常缺乏整体性，特别依赖外国和政府的支持，受累于劳工争议，并且，更为危险的是，劳工争议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经济动机，同时俄罗斯的经济还充满了技术劣势和各种不协调。举例来说，俄罗斯超过一半的生铁在1900年还是用木炭法制造的，由于垄断资本家短视的眼光，一些最有意义的自然资源也没能得以利用。由于没有发展出一个本土市场，导致分配成本出奇的高，而几乎所有重要商品的人均消费又出奇的低。此外，更糟糕的是，由于上述原因，俄罗斯在与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生产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在意志薄弱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Czar Nicholas II）治下（1894-1917年），前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政治影响。在差不多十年时间里，尼古拉斯二世试图将残忍镇压、经济进步、对巴尔干及远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与其他策略相结合，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虔诚的宣传和平以及普遍裁军，通过反犹屠杀转移国内注意力，伪造恐怖主义文件，假装对高官甚至他自己采取恐怖主义行动。这些完全没有希望的杂乱政策在1905-1908年期间彻底崩溃了。当维特伯爵（Count Witte）与地方政府的运作单位（地方自治会（zemstvos），在1891年饥荒救助时发挥了较大作用）接触，开始准备推行某种宪政发展时，他却被残忍的内务部长（Minister of Interior）维亚切斯拉夫·普勒韦（Vyacheslav Plehve）用阴谋赶下了位置（1903年）。东正教的非牧师监管员（civil head）康斯坦丁·波别东纳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1827-1907年），迫害其他宗教，并让东正教卷入无知和腐败。波兰的大多数罗马天主教修道院被查抄，神父们被禁止离开所在的村庄。在芬兰，禁止建设路德教堂，路德教会学校被莫斯科政府接管。犹太人遭受迫害，被限制在特定区域（帕莱（the Pale）），不允许从事大多数经济活动，被课以重税（即便是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并且只允许10%的学生进入学校（即便是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村庄并且这些学校完全由犹太人的税款支持开办）。在长达三天有系统的大屠杀中，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遭到杀害，成千上万的建筑遭到毁坏，而这些行为被警察所纵容甚至鼓励。罗马东仪天主教（Roman Catholic Uniates）的婚姻（以及生子）被宣布为非法。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也遭到迫害。

每一项努力都是想俄化非俄罗斯的民族群体，尤其是在西部边疆。芬兰人、波罗的海的德国人（Baltic Germans）和波兰人（Poles）不允许在公共生活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即便是在私人学校甚至是在初级阶段都只能使用俄语。这些地区的行政自治权，甚至包括很早之前非常正式的给予芬兰所享有的自治权，被摧毁了，进而被俄罗斯警察、俄罗斯教育和俄罗斯军队所统治。这些地区的人民承受着比俄罗斯人自身还要沉重的兵役，并因此俄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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