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锦丽对拜登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Kamala Harris（贺锦丽）被确定为拜登11月大选的搭档后，方方面面的评价越来越多。中文网络世界的信息往往是高度重合的，很多公开分析也大而无用。任何判断都是需要有依据的，但在中文分析中，往往有很多观点和结论，依据和分析总是不足。只是由于Trump曾经打破各种“建制派”的预测，因此现在大家讲话都学会了“留点余地”，毕竟，讲得保守一点，出错的机率会少一些，所以“辩证法”在关于美国的报道中用得越来越多。

我们不预测大选结果，我们继续提供被中文世界忽视的信息，并提供一些思路。

美国的数据分析师Seth Stephens-Davidowitz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每个人都在撒谎》（Everybody Lies），在这本书中，Seth提到，早在2006年美国大选前，他就开始用Google Trends去分析美国民众使用Google搜索的关键词与大选结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用大数据去分析民众的投票行为。

他发现，在奥巴马第一次选举的选举日当晚，“当大多数评论集中于赞美奥巴马并承认其当选的历史性意义时，差不多每10个Google搜索就有1个是关于‘Obama’连同‘KKK’或'黑鬼'（niggers）的”。而在选举日当晚，美国的一些白人国家主义网站（white nationalist site）的登录量也飙升了10倍以上。而在一些站点，搜索“黑鬼总统”（nigger president）的次数要超过搜索“首位黑人总统”（first black president）的次数。（Seth, 2017）

Seth还发现，上述种族主义倾向的google搜索，并没有因党派而有所区分，换言之，无论共和党和还是民主党获胜的选区，带有上述种族主义关键词的google搜索量基本没有多少差别。Seth的结论是，“位于南方的共和党更可能认可种族主义。但位于北方的大量民主党人，也有类似的倾向。”（Seth, 2017）

在此之后Seth将自己的研究结论提交给5份学术期刊，但都被拒绝刊载，因为期刊评审们不相信有这么多美国人有如此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

直到，Trump当选。

Seth的分析指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人们日常的语言和行为与其内心所想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撒谎”。而在美国大选这个问题上，当台面上声音极大的时候（例如最近的BLM），台面下的声音是否能够被听到，就成了预判的关键。

中文世界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分析相对而言是比较传统的，主要会提及两个时期，一是南北战争时期林肯主导下的废除黑奴运动（这是1860年代共和党主导的），二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是民主党主导的）。大多数观点也是比较传统的，也就是对美国种族主义进行批判，认为美国并没有很好的解决种族主义问题。那不同历史阶段的种族主义或者白人优先主义是完全相同的吗？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美国白人有相当多数是种族主义者吗？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充分展开的。

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战败的兵士集结成了3K党等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直到1960年代，这些团体仍然影响南方各州的政局。在1930年代民主党建立的“新政联盟”延续了30多年后，南方的右翼民粹主义也在生根发芽。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为什么带有种族主义的因素？历史传统是一个因素，但在新时代，更主要是因为美国经历了全球化和老龄化这两个并行的过程。

如果读者认真阅读过本公号此前《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二）》，会清楚知道1930年代的左翼新政联盟由于向美国国内财富阶层开刀，缓和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建立了美国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建立后，不可避免的提升了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而战后的德国、日本快速发展，在各领域都开始赶超美国，为了应对这种冲击，美国除了对德国、日本在贸易和金融上进行遏制外，企业层面采取的更为微观的措施就是推进“全球化”，除了把产业链低端外包之外，还放开移民，这导致美国人口结构在短短3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美国统计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1980年代美国传统的盎格鲁-美利坚白人（非西裔白人，Non-Hispanic Americans or Anglo-Americans）数量占比超过80%。而到2017年，盎格鲁-美利坚白人数量下降到只占60.6%，并且预计到2045年，会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西班牙及拉美裔人口在2017年已经增至18.1%，非西裔黑人在2017年占12.3%，亚裔为5.5%。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美国在1930年代左翼新政联盟倾向于劳工权益和迎接德日等国战后崛起的双重挑战下，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方式，打开了国门，在将产业链中低端向海外（东亚各国）输出的同时，从南美引入大量廉价劳工去降低美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而这个移民放开的直接后果，是美国传统白人劳工阶层既要面临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导致的就业岗位数量减少，同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还要面临拉美裔外劳的竞争。

上述政策对美国经济上层是有利的，对大企业是有利的，对高科技和金融产业是有利，但它给美国带来的结构性创伤是长期的，也是难以弥补的。

其中的主要创伤之一，是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1960年代以来美国右翼民粹与排外和种族主义就紧密挂钩。但如果仔细了解美国历史，这种种族主义在美国南方一些州除了有历史导致的歧视黑人的原因外，到了2000年代之后，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这种扩展甚至不仅仅是针对黑人，而且也开始针对拉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Trump在首次竞选时要在美墨边界“建墙”的言论，之所以获得美国白人非常积极的回应，正是因为墨西哥大量的合法和非法移民，直接冲击了美国白人的就业。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6月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刊文，详述了最新的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目标，其中一条就是迫使美国企业在墨西哥的工厂回到美国国内，同时迫使墨西哥在其国内制定保护劳工的法律，以避免墨西哥对工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要求墨西哥本土生产的普通小汽车价值的40%和轻型卡车的45%需要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来生产（此前墨西哥工人的时薪为3美元）。莱特希泽认为一系列政策将为美国创造8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同时使汽车工业的产业链回到美国本土。

所以回到本文的主题，贺锦丽对拜登而言是一个好的竞选搭档吗？民主党中最受拉美裔认可的是桑德斯，而桑德斯作为左翼民粹主义代表提出了1930年代Huey Long那样激烈的“均贫富”政策，但拜登并没有吸收桑德斯和沃伦最关键的富人税政策，而是希望利用贺锦丽少数族裔的身份来吸引今天已占美国人口超过30%的非裔和拉美裔的选票。但拜登团队是否真的分析过，这样倾向于少数族裔的选择，会否让盎格鲁-美利坚白人如同2006年时那样受到极大刺激进而更加团结？尽管在BLM运动之下，可能大多数白人不敢声张，但正如Seth所分析的，传统白人民众不敢声张，可能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选择。

在轰轰烈烈的BLM运动下，在民主党长期的“政治正确”下，很难说白人至上主义还有多少空间，但新时代的“白人国家主义”（white nationalism）却是真实存在的。

事实上，拜登如果选择沃伦或任何一个进步主义白人作为竞选搭档，非裔和拉美裔的选票仍然会是民主党的，并且还会拉拢许多对川普已生厌恶的白人选民。但很显然，选择一个可能冲击华尔街和硅谷上层的进步主义白人，或者吸收左翼民粹针对富人阶层的政策，对民主党来讲，在今天是很困难的。民主党今天没有能够冲击建制派的Huey Long，也没有能够逆转乾坤的小罗斯福。这是今天美国左翼民粹的悲哀，当然也是作为新政联盟继受者的民主党的悲哀。

拜登们宁愿倾向于选择站在美国传统白人的对立面，宁愿期待贺锦丽的“血统”能够吸引相同的肤色，那等待他们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站在此岸，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截至目前，中美贸易战最大的赢家好像有印度，有墨西哥，当然也有越南。美国新时代下政治经济权力的重组，美国上层精英人物随着大时代更迭的血统，直接带来的后果，是美国国内印度裔、拉美裔、非裔、非华亚裔与华裔之间的纷争，会进一步投射到这些精英人物的母国。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华裔，既是被迫，恐怕也是过于安逸的，迎来了历史的转折。

以上。

参考资料：

Seth Stephens-Davidowitz, Everybody Li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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