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口政策
六一儿童节，三胎成了段子，我也跟着写段子。有读者讲，最近几篇文章太水了，缺乏之前的深度。问题是，有深度的文章，谁读呢？老百姓读，大多数读不懂；决策者，大多也看不到。很多东西我写下来，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留点历史的字据，能不能改变什么，天晓得。不小心被看到了，也只是多一种声音，对冲一下坐而论道的专家们而已。
写段子的好处，是能看到大家的回应，特别专业的文章，大多数人不知道该怎么评论，简单的文章，能够看到大家朴素的智慧和心声。
毕竟，我也是大家中的一员。
人口政策，关系国、关系族、关系家、关系到每一个人，这个大问题上，不应该只是个别人有发言权，既不应该是那些每天坐书斋的人才有发言权，也不应该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很多政策，制定之后，大家就是遵从和执行，但生不生孩子，生几胎，这不是政策能够决定的，也不是口号能够决定的。
我相信，极少有人能像我一样，为了搞清楚人口问题，会利用业余时间去梳理全球人口膨胀的历史，再把我国的顶级人口学刊物过往40年的论文都通读一遍，然后写出《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我也相信，能够通读的人也是极少数。
今天我们不谈大道理，只是根据我对我国人口学研究的认识，来讲一下，为什么当前最应当做的，是全面调研人口问题的成因和特点，而不应当是急于出台人口政策。
一、我国人口学研究是很深入的，但有三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统计数据质量比较差，我们的很多调研统计没有根据我国的特点做深入的研究和调整。我们的二胎政策出台之前，国内部分主流人口学者认为会大幅提升人口数量，现实却不是。那我们的三胎政策呢？也许是基于一个调研数据（CFPS2018），这个调研数据显示，有三胎意愿的人群中，近80%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为9.4%。这种意愿性调查有多大的合理性，在经历二胎分析失败后，有否做过足够的调整？这就又回到了我国社科研究的根本问题，大部分学者不屑于坐冷板凳，不屑于做基础研究，打好基座，每个人都想当出谋划策的人，而不愿花大的精力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大家一起拿着低质量的调研统计数据搞分析，越分析越乱。所以为什么研究国外更好呢？因为国外的数据质量高，研究起来更容易。
二是拿来主义盛行，看到法国、瑞典的生育率还算可以，就照搬、照抄个别先发国家的政策，丝毫不考虑我国现有可承受的福利支出水平。梁建章甚至提出要通过财税手段去进行人均100万元的补贴。请问，在6亿人月均收入1000元，绝大部分人连个税都不用缴纳的前提下，这个补贴能力从哪里来？是准备先把携程国有化了吗？
三是社科分科导致人口学研究仅仅研究人口问题本身，而不跳出学科限制看问题，对工业化、全球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影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二、我国人口问题的特点与所有先发国家都不一样
在《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中，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论证了，我国人口现状是全球人口膨胀浪潮的一环，与工业化、全球化紧密相关。我国人口现状最大的特点是，我们的工业化路径和城镇化路径与先发国家截然不同。我们的人口结构深受我国特有的工业化路径的影响，也就是，户口限制下的大规模“内迁”（农民工+大城市各种“漂”）是造成现有人口结构的最重要原因，最终体现为今天超过3.7亿的流动人口。尽管我们已经开始放开除一线城市之外的户口限制，但由于过往十年的房价问题，导致今天的流动人口问题、独居问题与房价收入比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户口因素叠加房价因素才是真正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老百姓的直观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如果不能正视我国特有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路径，单纯就人口问题谈人口问题，那只能是本末倒置。
所以那些将中国人口问题与日本、韩国直接比较，动不动就提“东亚模式”的观点，或者那些将中国人口问题与瑞典、法国直接比较，动不动就提要大规模补贴，甚至要支持全社会抚养非婚生人口才能提高生育率的观点，究竟有几个人是认真坐下来思考过这些问题的呢？
至少，我可以讲，在关于韩国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后人口膨胀历史这三项研究方面，本号的若干文章至今也不会弱于国内绝大多数学术研究成果。原因很简单，我是出于好奇的内驱力，而不是出于评职称的内驱力。
三、当前最重要的是坐下来认真调研、认真分析，而不是急于出台政策
前一段时间，我基本通读了我国顶级人口学刊物《人口研究》过往40年的论文。基于此，我比较有把握的讲，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需要的，不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去出台关键政策。因为我们曾经的研究思路、应对思路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用拿来主义，将先发国家的人口数据、分析和结论直接与我国的数据进行比较，这忽视了我国人口结构与先发国家存在根本不同这个前提，而这个前提是由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路径形成的。因此，今天关于人口政策的推出，已经不像40年前那样，只需要“控制人口”这一个简单的决策点，用行政力量推动就可以了。而是需要先充分掌握我国人口结构的现状，包括但不限于：流动人口的分布、原因、特点、需求；非流动人口（一二线城市定居居民）真实的生育意愿及其面临的实际困难；非流动人口（三线至其他城镇定居居民）真实的生育意愿及其面临的实际困难。再计算以怎样的支出，对提高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成本效益最优的。
坦率的讲，我不认为大城市的生育率会有多少实质性的提升，寄希望于学习瑞典、法国的人口刺激模式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福利水平根本不支持。但这不代表无能为力。我尤其想讲的是，房价是今天真正抑制中国发展包括人口发展最根本、最重要、最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永远不能正视这个问题，永远要回避这个问题，那你就不能指望年轻人继续选择躺平、选择不生。中国的今天，远没有到欧洲后工业时代那种要依靠非婚生子女去提高生育率的时代，中国年轻人，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家庭的重要性，他们很多人不生，不是因为他们观念上的选择，而是因为现实的被迫。
如果今天我提出任何具体的人口政策建议，那都是一种投机。因为在我阅读了海量的人口研究资料后，唯一的发现是，我们的研究方向和思路与现实已经脱轨了。所以我唯一能够提出的建议是，我们的决策者应该将人口问题与其他问题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应当让那些能够研究实际问题的人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尽力倾听他们的声音，重新凝聚起力量，再分层次、分地域、有针对性的出台精细化的政策，而不是被某些不负责任的网红学者忽悠，将老百姓的积累用于少数人的生育补贴。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