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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慕峰 太阳照常升起 2024-04-07
快一个月没有更新公众号了。

这一个月发生不少事:先是李光满的文章满天飞,然后官方再次出来安定民企心;平台都在喊“共同富裕”,赶紧认捐,阿里和腾讯都号称要投入1,000亿;北交所成立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们似乎看到了“出路”;新开发房地产终于走到了历史的拐点,以恒大为标志;相应的,部分金融机构的日子“终于”开始不好过了;头部金融机构内部其实也有担忧,“它们都那样了,是不是该轮到我们了?”;双减政策让许多家庭开始适应新的环境,但许多家庭也挺难适应。还有许多财经大V被禁声了,以至于后台有读者问,是不是你也被封了?

这一个月,偷懒没有读太多资料,主要就是旁观,跟不同领域的朋友们聊聊天,有在平台任职的,有在长三角制造业企业任职的,有在京沪金融机构任职的,有一二三线的家长、教培机构,还有媒体的朋友们。

从2016年开始,这个公众号就在写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这个公众号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记录和理解这个时代。为此,本号梳理了不少资料。五年来,我们基本建立了认知这个时代的三大思维框架:一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理解今天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二是从老龄化的视角去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三是从平民主义的视角去理解今天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变动。

上述三方面是一个整体,本号着墨甚深,关于全球化、老龄化和平民主义历史的文章,至今仍然是中文领域十分难得的资料。如果读者有心,可以发现,今天许多热点研究(无论国内外),并未超出上述思维框架。换言之,上述思维框架有比较强的“底层性”。这两年国内关于全球化的研究逐渐多起来,但从老龄化历史演进的视角去认知全球化,以及从平民主义视角去认知各国内部的分析,仍然极少。我认为,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对上述两方面的认知缺陷,才导致了一种“非右即左”的思维方式的形成。

“非右即左”的思维方式,从“经济精英阶层”的视角看,将关键政策的转变,视为“权力滥用”、“退回计划”;从“平民阶层”的视角看,将关键政策的转变,视为“斗地主”、“均贫富”。“经济精英阶层”的思维,是用“后三十年”的经济研究观点将政策转变归纳为“走回头路”;“平民阶层”的思维,是用“前三十年”的语言习惯和文风去赞赏政策的转变本身。

这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同样是反垄断,在美国是以恢复竞争为目的,诉诸平民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而在中国则成了“打击大企业”,诉诸“权力滥用”和“国进民退”的理论。对房地产、教培行业的规制,无不落下了类似“口碑”。

然而政策转变的原因和方向真的是要“走回头路”吗?显然又不是。对外推进RCEP、CPTPP,建立北交所,对“专精特新”的支持,又无不是在坚定的支持全球化和市场化。

那为什么会出现前述“前后三十年”打架的观感呢?我认为,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认知框架都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今天中国的工商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的“精英阶层”,因为出生成长于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全球化蜜月期,对欧美镀金时代以来平民主义、进步主义多次“限缩资本负面影响”的历史并不了解,在享受了大量倾向性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将大多数不利于自身短期利益的政策取向,甚至是欧美市场经济法治均具备的制度,认为是“退回计划时代”。而今天中国的“平民阶层”当然也没有经历过欧美那样通过平民主义、进步主义去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受限于教育和所处环境,更不可能深刻理解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这些政策对改善自身处境的意义,因此更愿意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斗地主”、“均贫富”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感受。

二是社会参与精神和机制的缺乏,导致政策制订和执行时容易层层加码、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后发转轨国家,是在高度集中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权力下放和权利形成的。这导致在各个层面,权力对市场的影响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由于关涉各个利益主体,因此在问题细微之时,如果各个主体不及时参与协商,那问题扩大之后,利益受损方往往就会诉诸“权力”。经济精英阶层诉诸权力的方式往往是赎买,而平民阶层诉诸权力的方式往往是民粹。平民阶层将精英阶层对政策的赎买斥为“资本之恶”,而精英阶层将普遍民粹的情绪斥为“文革再现”。换个思路,如果经济精英阶层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边界,超大型企业对政策的干预能力减至非常弱(这也是美国反垄断的重要原因),如果整个社会参与精神、协商精神能够尽快培养起来,尤其是经济精英阶层的社会参与精神能够显著增强,政策制订也将更有利于在早期吸收各方的认识。从现实来看,政策的执行之所以有一刀切,是因为许多问题在到达“积重难返”的程度之前,弱势一方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机会和机制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在许多时候,他们在很长时间内连自己的诉求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社会性的缺乏,导致了不同阶层都更倚赖于权力介入去解决问题,尤其对于经济精英阶层而言,权力介入解决问题,还能让自己抽身于道德评价。

三是尚未能做到“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是法治的根基,并非要给所有主体完全一致的权利,而是要避免给少数主体划定权责不对等的“特权”。如果某个行业、某些企业在税收、劳工等政策方面获得“红利”,而其收益又归属少数股东,那大多数人都会提出质疑。要平抑这种质疑,除非这些企业的收益归属大多数人,或者这些企业创造的本国社会价值要显著超过其获得的政策红利。如果做不到上述,那在公众舆论环境之下,这些红利政策被收回,也就是时间问题。回到前述,当大企业对政策的不当干预达到一个顶峰后,民粹情绪的积累会让政策的转变来得看似很快,实则是因为社会参与和协商精神、机制长期缺乏所致,也就是本该是相关方可以在早期相互协商的问题,最终都要积累到各自诉诸官方去做定论。权力定论一旦作出,所有责任和压力瞬间转移到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当政策执行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舆论又会展现出不同阶层的对立情绪。对少数行业和企业的政策红利,往往是对法治的冲击、对中小企业的伤害,在欠缺平民主义社会参与能力的前提下,这种伤害往往非常大。创新需要有政策支持,但不是将诸多政策红利倾向于某个行业,就能实现创新,非但不会创新,更有可能带来金融趋利下的行业垄断。

说到底,要超越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工商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精英阶层,乃至平民阶层,都需要有很大的改变。甚至,就像我经常对周围的朋友们讲的,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众,是只知道埋头挣钱,不主动了解和参与社会事务,自己和下一代就能获得一辈子好处的。

反过来讲,即便许多人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认知框架,仍然限于“市场与计划的对立”、“国进还是民进的对立”,社会发展的步伐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一些客观情况,也不会因人们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不发生改变。

例如,尽管今天中国城市居民对子女的教育异常担忧,让下一代从中小学起就承受了非常繁重的应试压力。但从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十年之内,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教育压力将会大幅下降,届时一线城市学籍人口数量将降为目前的一半左右,并且这个数量将会长期维持并持续走低。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老龄化决定了全球化”的真实含义,那对中国老龄化的分析,显然就不是照搬欧洲和日本的老龄化历史那么简单,更不是将投资方向转向“老龄化投资”这么简单。

我建议读者建立起全球化、老龄化和平民主义的思维框架,而不仅仅是知道这三个概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上述三方面,我收集的资料可能要数十倍于此前的成文,但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只能通过本号每年更新不多的分析文章,去了解相关背景和思路。我们及下一代,身处人类社会剧烈变革的时点,工业化以来奠基的许多人类制度,都将因为全球化和老龄化问题的逐一展开而遭受冲击。让更多人,以更快的速度去更新我们对时代认知的思维框架,将更有利于我们去应对未来的变革。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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