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快一个月没有更新公众号了。

这一个月发生不少事：先是李光满的文章满天飞，然后官方再次出来安定民企心；平台都在喊“共同富裕”，赶紧认捐，阿里和腾讯都号称要投入1,000亿；北交所成立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们似乎看到了“出路”；新开发房地产终于走到了历史的拐点，以恒大为标志；相应的，部分金融机构的日子“终于”开始不好过了；头部金融机构内部其实也有担忧，“它们都那样了，是不是该轮到我们了？”；双减政策让许多家庭开始适应新的环境，但许多家庭也挺难适应。还有许多财经大V被禁声了，以至于后台有读者问，是不是你也被封了？

这一个月，偷懒没有读太多资料，主要就是旁观，跟不同领域的朋友们聊聊天，有在平台任职的，有在长三角制造业企业任职的，有在京沪金融机构任职的，有一二三线的家长、教培机构，还有媒体的朋友们。

从2016年开始，这个公众号就在写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这个公众号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记录和理解这个时代。为此，本号梳理了不少资料。五年来，我们基本建立了认知这个时代的三大思维框架：一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理解今天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二是从老龄化的视角去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三是从平民主义的视角去理解今天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变动。

上述三方面是一个整体，本号着墨甚深，关于全球化、老龄化和平民主义历史的文章，至今仍然是中文领域十分难得的资料。如果读者有心，可以发现，今天许多热点研究（无论国内外），并未超出上述思维框架。换言之，上述思维框架有比较强的“底层性”。这两年国内关于全球化的研究逐渐多起来，但从老龄化历史演进的视角去认知全球化，以及从平民主义视角去认知各国内部的分析，仍然极少。我认为，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对上述两方面的认知缺陷，才导致了一种“非右即左”的思维方式的形成。

“非右即左”的思维方式，从“经济精英阶层”的视角看，将关键政策的转变，视为“权力滥用”、“退回计划”；从“平民阶层”的视角看，将关键政策的转变，视为“斗地主”、“均贫富”。“经济精英阶层”的思维，是用“后三十年”的经济研究观点将政策转变归纳为“走回头路”；“平民阶层”的思维，是用“前三十年”的语言习惯和文风去赞赏政策的转变本身。

这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同样是反垄断，在美国是以恢复竞争为目的，诉诸平民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而在中国则成了“打击大企业”，诉诸“权力滥用”和“国进民退”的理论。对房地产、教培行业的规制，无不落下了类似“口碑”。

然而政策转变的原因和方向真的是要“走回头路”吗？显然又不是。对外推进RCEP、CPTPP，建立北交所，对“专精特新”的支持，又无不是在坚定的支持全球化和市场化。

那为什么会出现前述“前后三十年”打架的观感呢？我认为，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认知框架都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今天中国的工商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的“精英阶层”，因为出生成长于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全球化蜜月期，对欧美镀金时代以来平民主义、进步主义多次“限缩资本负面影响”的历史并不了解，在享受了大量倾向性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将大多数不利于自身短期利益的政策取向，甚至是欧美市场经济法治均具备的制度，认为是“退回计划时代”。而今天中国的“平民阶层”当然也没有经历过欧美那样通过平民主义、进步主义去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受限于教育和所处环境，更不可能深刻理解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这些政策对改善自身处境的意义，因此更愿意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斗地主”、“均贫富”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感受。

二是社会参与精神和机制的缺乏，导致政策制订和执行时容易层层加码、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后发转轨国家，是在高度集中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权力下放和权利形成的。这导致在各个层面，权力对市场的影响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由于关涉各个利益主体，因此在问题细微之时，如果各个主体不及时参与协商，那问题扩大之后，利益受损方往往就会诉诸“权力”。经济精英阶层诉诸权力的方式往往是赎买，而平民阶层诉诸权力的方式往往是民粹。平民阶层将精英阶层对政策的赎买斥为“资本之恶”，而精英阶层将普遍民粹的情绪斥为“文革再现”。换个思路，如果经济精英阶层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边界，超大型企业对政策的干预能力减至非常弱（这也是美国反垄断的重要原因），如果整个社会参与精神、协商精神能够尽快培养起来，尤其是经济精英阶层的社会参与精神能够显著增强，政策制订也将更有利于在早期吸收各方的认识。从现实来看，政策的执行之所以有一刀切，是因为许多问题在到达“积重难返”的程度之前，弱势一方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机会和机制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在许多时候，他们在很长时间内连自己的诉求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社会性的缺乏，导致了不同阶层都更倚赖于权力介入去解决问题，尤其对于经济精英阶层而言，权力介入解决问题，还能让自己抽身于道德评价。

三是尚未能做到“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是法治的根基，并非要给所有主体完全一致的权利，而是要避免给少数主体划定权责不对等的“特权”。如果某个行业、某些企业在税收、劳工等政策方面获得“红利”，而其收益又归属少数股东，那大多数人都会提出质疑。要平抑这种质疑，除非这些企业的收益归属大多数人，或者这些企业创造的本国社会价值要显著超过其获得的政策红利。如果做不到上述，那在公众舆论环境之下，这些红利政策被收回，也就是时间问题。回到前述，当大企业对政策的不当干预达到一个顶峰后，民粹情绪的积累会让政策的转变来得看似很快，实则是因为社会参与和协商精神、机制长期缺乏所致，也就是本该是相关方可以在早期相互协商的问题，最终都要积累到各自诉诸官方去做定论。权力定论一旦作出，所有责任和压力瞬间转移到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当政策执行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舆论又会展现出不同阶层的对立情绪。对少数行业和企业的政策红利，往往是对法治的冲击、对中小企业的伤害，在欠缺平民主义社会参与能力的前提下，这种伤害往往非常大。创新需要有政策支持，但不是将诸多政策红利倾向于某个行业，就能实现创新，非但不会创新，更有可能带来金融趋利下的行业垄断。

说到底，要超越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工商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精英阶层，乃至平民阶层，都需要有很大的改变。甚至，就像我经常对周围的朋友们讲的，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众，是只知道埋头挣钱，不主动了解和参与社会事务，自己和下一代就能获得一辈子好处的。

反过来讲，即便许多人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认知框架，仍然限于“市场与计划的对立”、“国进还是民进的对立”，社会发展的步伐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一些客观情况，也不会因人们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不发生改变。

例如，尽管今天中国城市居民对子女的教育异常担忧，让下一代从中小学起就承受了非常繁重的应试压力。但从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十年之内，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教育压力将会大幅下降，届时一线城市学籍人口数量将降为目前的一半左右，并且这个数量将会长期维持并持续走低。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老龄化决定了全球化”的真实含义，那对中国老龄化的分析，显然就不是照搬欧洲和日本的老龄化历史那么简单，更不是将投资方向转向“老龄化投资”这么简单。

我建议读者建立起全球化、老龄化和平民主义的思维框架，而不仅仅是知道这三个概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上述三方面，我收集的资料可能要数十倍于此前的成文，但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只能通过本号每年更新不多的分析文章，去了解相关背景和思路。我们及下一代，身处人类社会剧烈变革的时点，工业化以来奠基的许多人类制度，都将因为全球化和老龄化问题的逐一展开而遭受冲击。让更多人，以更快的速度去更新我们对时代认知的思维框架，将更有利于我们去应对未来的变革。

以上。

全球化：《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下）》——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全球化的重构》

老龄化：《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老龄化二百年》写作背景及补遗

平民主义：《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