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战争回归无限战争——俄乌之战的深层次问题

本文是关于俄乌之战的第六篇分析。在本文中，我们将此次因俄乌战争引发的欧美与俄罗斯的全面对抗，放到无限战争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这个视角，在当前情势下，应该也是暂无先例的。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一战爆发的国际背景》）。就战争史而言，从君主时代的有限战争（limited war）到现代社会的全面战争（total war），标志性转折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君主时代的战争，发动者在宫廷，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领土（以及领土上的附着资源，包括人口）。君主时代的战争并不需要全面的社会动员，只需要专职军人听从号令。胜与败，都由君主宫廷来判断。败者，割地赔款，领土的所属虽然变更，但领土上民众的感受并不强烈，因为无论谁做君主，都是赋税纳粮。因此，君主时代的战争，往往只需要职业军人在战争的目标地区分出胜负，就结束了。君主时代的战争，是一种有限战争形态。

现代社会与君主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国民观念的形成，以及民主观念（尤其是财政民主观念）的影响。

君主时代，领土与臣民都从属于君主，国与民相结合的国民观念是缺失的，民众难以对国家政事产生直接影响。就战争而言，是战是和，理由在君主而不在民众。军费支出于宫廷，臣民没有财政民主观念，民众对战争花销的转嫁既没有观念上的反对意识，也没有制度上的约束可能。

现代社会以国民观念和民主意识为标志，无论何种民主、民主程度如何，国民观念都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基。民众的观念对国家政事产生广泛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战争的动员、宣告，不再是由宫廷决定，国民的财政民主意识渐浓，军费开销影响各阶层，因此宣战与参战，都要以国民的广泛接受为前提。当精英阶层因其利益受损不愿接受时，发动普通民众造势就变得犹为重要。所以，在现代战争中，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证与宣传变成至关重要，这主要是为了寻求获得最大化的支持。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一次战争其实都是参战国的全民战争，各阶层都在投入。在集体安全机制下，战争的投入还要超越一国的范畴，跨越国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更为重要。

Carrol Quigley曾经提出：“民主使得据实审视国际争端不再成为可能，而是将任何琐碎的争议都转化为事关荣誉或国格，因而没有争端能够据实得到审视，或基于简单的妥协加以解决，因为此类通情达理的方式，会立即被某些民主意义上的反对派称为丢脸，乃至不合高尚道德原则。”（《一战爆发的国际背景》）

正因为如此，一战与二战时，进入现代社会的各主要国家都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战前动员。时值科技推动舆论形态的变化，先是纸媒普及至大众、新闻舆论更加职业化，接下来是广播、摄像技术的广泛应用。战争的每一方，政客们都在媒体面前慷慨陈词，述说战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持己方的信息交错出现，不利己方的信息被屏蔽。影响舆论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政治站队，更重要的是形成全民一致观念，方能调动现代社会各方的力量，最大程度保障军费、军力和军事生产。

战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表述上往往是充分的，战争的目标也是明确的，经由广泛宣传，在开战之前即已获得民众广泛认可。因此战争一旦开始，如果不完成既定目标，就难以向民众交代。执政者不可能再像封建王朝那样即便战败还能稳坐朝堂，失败往往意味着内部剧烈的政治动荡。这对战争各方都是一样的。因此战役一旦打响，任何退却、保守的言论都会被斥为投降派，这就迫使参战各方在民意的压力下更加投入。即便冷静的分析会得出及时止损可能是最优选择，但在强大的民意和执政者必须高度倚赖民意的前提下，在战争的某一方被全面击败之前，各方都难以停手。这就是为什么一战和二战最终演化为不能终止的“全面战争”（total war）。

今天中国读者们熟知的刘慈欣的“黑暗森林”问题，其实就是人类现代史上两次全面战争的科幻演化。

全面战争是一种无限战争形态，与君主时代的有限战争迥然相异。全面战争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并且在一战和二战中成为现实。全面战争有着毁灭人类文明的风险。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国民观念形成和民主（尤其是财政民主）意识出现的结果。

二战后人类再次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最终是由于大国核威慑而被抑制的。之所以会有冷战出现，是因为全球主要国家均获得了核武能力。1946年，Bernard Brodie等人提出：“由于核武器威力巨大，难以防御，一旦各国开始核战争，那么战争就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毁灭整个世界”，“除非核战争被限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军力多么强盛，能够完全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遭受致使创伤”（Brodie, 1946）。因此，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面战争”的时代后，核战争只能被抑制，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将难以存续。

在大国相互核威慑之下，人类世界又不得不从“无限战争”回到“有限战争”状态。1951年，时任美国防长马歇尔将“朝鲜战争”称为“有限战争”，这表明核威慑下的有限战争理论开始指导大国军事实践。

基辛格在1957年提出，凭借优势的战略核力量对敌人大规模报复的战略，由于对方也拥有核报复能力而无法施行。但军事干预又是必要，进而论证了“有限战争”的必要性，强调战争双方应达成某种默契，对战争的目标、手段、规模、时间、区域等进行限制。（基辛格，1957）

上述核威慑时代下的有限战争理论，推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采取了军事上的“灵活反应战略”，并指导了越南战争等实践。但核威慑时代下的有限战争通常都会面临十分矛盾的问题：现代社会国民、民主观念仍然会对战争产生基础性影响，如果要发动战争，仍然需要获得民众的普遍同意。军费的预算开支甚至宣战权由议会掌控，行政首脑的权力并非无限。如果战争最终被认为不正义，或即便一开始获得大量支持，后续没有按预期完成战事而陷入苦战，军费的消耗将导致国力减退、影响民生，引发民众普遍的反战情绪。二战后美国数次对外战争（朝鲜战争、越战、数次中东战争），虽然都是有限战争，但极大耗费美国国力，反战情绪愈演愈烈。

因此，虽然有限战争理论是期待将战事控制在适当的可预期的范围内，但战争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各种预期往往都难以实现，后续影响也难以准确评估。

应当讲，冷战结束后，两个大国之间或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再未发生过。美国、欧洲国家或俄罗斯的若干次对外战争，都是实力不均衡下的有限战争。这些新近的战争又引发了新的情况，也就是在热战的同时，辅以经济或政治制裁。在实力不均衡的有限战争状态下，优势方的战力和经济制裁能力都能使热战的时间缩短，尽管战争结束后的复杂局面与投入往往都超过预期。在可能导致无限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对有核国家不能直接开启热战，因此经济制裁就成为削弱有核国家的主要武器。所以，在此前状态下，热战与经济战其实是并行的。

军事研究者往往对经济制裁问题的关注度不高或对其运作机制理解不够深入；而经济制裁研究者，又往往对战争理论缺乏基本的了解。

应当讲，在冷战结束后、俄乌之战前，全球尚未出现过两个以上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强烈对峙。有限战争理论尽管并不完美，但仍然可以用以解释和指导此前的军事实践。

但俄乌之战，成为一个转折点。

我们看到，在对乌克兰开战前，俄罗斯已做了比较充分的战前准备。开战时，即提出了明确的战争理由和诉求。开战理由主要是北约东扩问题和东乌安全问题；战争诉求则是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以及乌克兰保持中立，后来又加上了承认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的主权变动。而乌克兰的应战理由则是自我防卫；应战诉求则是俄军撤出乌克兰、归还克里米亚。

俄乌上述明确的战争表态，完全符合有限战争状态下的对战争目标、手段、规模、时间、区域等进行限制的特点。也就是说，俄罗斯虽然作为挑起战争的一方，但它并没有一开始就想进入无限投入的状态。但问题在于，有限战争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战争，在核威慑下有限战争的过往先例中，对战双方往往实力极不均衡，弱势一方几乎没有外援。乌克兰军力尽管远弱于俄罗斯，但却超过此前有限战争先例中的其他弱势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互联网直播状态下，泽连斯基的呼吁和乌克兰军民的抵抗，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整个欧美的支持，欧美民意倒逼政府做出支持表态。

由于北约直接军事干预将开启与俄罗斯的热战，而核威慑时代，有核国家之间热战会被尽力避免。因此欧美对乌克兰的支持是以避免与俄罗斯产生直接军事冲突为前提的。这并非政治上的虚伪，而是核威慑时代的默契。在此前提下，既要约束俄罗斯的军事步伐，又要回应民众的诉求，唯一方案就是开启大规模经济制裁。正如本专题首篇文章（《俄罗斯可能已错过最佳收手时机》）所指出，欧美一开始对俄罗斯采取的仍然是绥靖策略。德国最终参与欧盟对俄共同制裁，意味着绥靖的终止。欧美联合制裁，以及后续日韩澳等国的加入，让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成为现实。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继续用传统的战争理论去解释当前的局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以“乌克兰+欧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亚洲部分国家”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的一种混合战争形态。如此前两篇我们已经详尽分析过的（《俄乌之战下的制裁问题》、《俄乌之战经济制裁对中国的启示》），欧美主导下的经济制裁力度之强，是远远超过俄罗斯预期的，这些制裁对俄罗斯的损害程度，显然已经超出热战的损害程度。换言之，这场战争已经完全不是一场（至少在热战时）可预期的有限战争，而是在热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演变成为一场混合形态的无限战争。

欧美国家的经济制裁社会动员是经由多方推动去完成的。一是欧美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认可泽连斯基的号召，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压力；二是欧美政客纷纷表态，政治站队快速形成；三是首波经济制裁快速做出，产生寒蝉效应，跨国企业出于合规考虑纷纷提前自我加压，形成撤资潮；四是对俄央行和SWIFT剔除的极限金融制裁使卢布快速贬值，实体企业利润不再，更多撤资潮发生。这又引发俄罗斯更为强烈的反弹，开始大幅加息、限制撤资并誓言不达成既定军事目标决不罢休。

今天的情况，其实非常接近曾经的无限战争状态。也即，在民意的压力下，广义的交战双方都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并且没有理由能够收手。只是手段上，经济制裁成为今天的主要武器。这一切都符合核威慑时代下的基本前提：有核国家之间不发生热战。

即便稍加冷静思考，就知道对各方损失最小的方案，应当是俄罗斯取得东乌部分地区并撤军，同时撤销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制裁。但泽连斯基政府不可能主动做出这种妥协，俄罗斯没有台阶可下，更大的军事冲突还会爆发，乌克兰要继续求助于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的各国民众会将压力进一步传导给本国政府。在此状态下，没有参与热战的各方其实已经不再考虑如何阻止战争的问题，而只能考虑在经济战和热战的混合战争状态下，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和最小化自身损失的问题。

然而，无限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对这种复杂状态的系统评估和预测，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准确。正如我们在《俄乌之战经济制裁对中国的启示》所讨论的，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往往不是局外人所能设想。

今天，我们一起见证历史。我相信，所有人最终都将不会是这场战争的局外人。希望睿智的人们能够冷静的观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从中汲取足够的经验与教训。

和平，看似理所当然，实则弥足珍贵。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