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威慑的失效——国际经济制裁的不对称性问题

本文是关于俄乌之战的第七篇分析。在前一篇《从有限战争回归无限战争——俄乌之战的深层次问题》中，我们首次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出现的无限战争为切入点，分析了为何过度的极限制裁施压，有可能打破核威慑时代的大国平衡。

人类文明几近毁灭于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出现和平局面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国相互核威慑的形成。基于毁灭恐惧的判断，有核国家开始互相避免热战，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无限战争重新控制回有限战争范围内。

二是全球化终成潮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成为共同主题。

全球化受挫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和国别原因，我们此前已做过诸多讨论，读者可以在“全球化系列”专题中找到相关分析，本文不再展开。

影响和平的另一方面——大国核威慑，在当前情势下，也在遭受挑战。正如特朗普执政期对华施压制裁，以及（尤其是）此次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美对俄全方位制裁所展现出来的，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制裁手段也呈现出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极限制裁可以使一个大国的经济在短时间内遭受巨大冲击，货币大幅贬值、实体企业利润转负、上市公司市值大幅下跌、关键行业进出口受阻、国际储备被冻结等等。经济制裁已成为一种非军事手段的武器，而极限制裁也成为一种新型“核武器”。这个核武器确实是有成本的，但与真正的核武器不同，经济制裁这个武器的开关受到制裁实施国民意的巨大影响。

在大国核威慑前提下，有核国家都极力避免热战。因此，大国之间的直接战场往往不在军事冲突方面，而在经济冲突方面。经济制裁事实上成为了大国对战的有效武器。与大国各自持有核武器进而实现了相互核威慑不同，今天拥有经济制裁“核武器”的国家并非包括了所有大国。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制裁领域，大国之间并没有形成对等威慑。这就是当前系统的脆弱性所在，也是和平的风险所在。

风险的另一方面在于，拥有广泛经济制裁能力的欧美国家，虽然能够有效控制其军事核武器的使用，却暂时无法控制其民意对经济制裁施加的影响。要知道，在二战结束、核威慑出现后，人类世界是经由对核威慑的深刻理解和规则制定，去实现核威慑下的相对和平的。但在经济制裁领域，共识尚未形成，规则尚未制定。我们看到，此次对俄制裁，甚至连中立国瑞士也都参与。至为关键的是，各大国的经济制裁能力确实是不对等的。

我们看到，在面对欧美的经济制裁打击时，俄罗斯并没有对等的经济武器可以还击。因此，在德国同意参与欧盟对俄联合制裁的当天，俄罗斯几近愤怒地抛出了核威慑予以还击。在首波制裁开启后不过几天，普京甚至明确表示：“正在实施的这些制裁，它们类似于宣战”。

面对此种经济制裁的烈度和威力，技术人士往往会诉诸技术的完全脱钩与独立。事实上，这又会进一步推动去全球化。如果目标是一定程度的去美化，那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就变得非常重要。

技术人士往往不能理解，相互对等的核威慑才是和平的基础。因此，获得经济制裁这一新型核武器的关键，在于使更多国家依赖于本国的经济体系，而不在于使本国孤立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体系。作为后发大国，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在应对先发主导国家美国的挑战时，不能将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和技术体系作为自身防御与发展的目标，而应当整合主导国家以外的世界，方能获得具有相应威慑力量的对等武器。只有彼此对等的前提下，各大国才会开始具有谈判新威慑规则的基本条件。

俄乌一役，暴露了俄罗斯在战略层面的短视，及其对全球化发展阶段理解的肤浅。俄罗斯对大国相互威慑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军事层面、核武层面，对经济制裁的烈度和经济制裁极易受到民意影响的现实都缺乏充分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欧盟对俄罗斯的极限经济制裁是不理性的，因为欧盟国家事实上高度依赖俄罗斯油气资源。就在本文写作时间内，欧盟天然气价格已从2,600美元/千立方跳涨到3,700美元/千立方。但这也告诉人们，极限经济制裁这一新型核武器，至今没有完备的规则，对大国的制裁通常也没有先例，并且极易受到制裁实施国民意的影响。这种新的无限战争模式告诉人们，各大国其实都应当从足够高的战略层面，谨慎评估其底层科技和经济政策的长期性和有效性。方向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