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印度卷》背后的故事（内含朗读音频）

以中印为方法   以世界为目的

From China and India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文/ 祝丽

By Zhu Li

说来我跟郁龙余老师正式认识已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因为研究生修读的是比较文学专业方向，1993年毕业进入出版行业之后，我就一直关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动态，坚持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郁老师和他带领的深圳大学印度学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队伍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学术力量，只可惜一直找不到机会正式谋面。

上世纪90年代末，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启动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编篡工作，其中的“印度卷”，也就是郁老师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成为这套丛书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2004年，听闻钱老师计划带领学术团队推出更大规模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我当即认为该项目彰显了更大的学术抱负与更高的学术雄心，于是立刻联系钱老师，并得到钱老师的积极回应和支持。我们决心要创设一套涵盖中国与欧洲、亚洲、美洲等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的文学交流史。

2005年春天丛书启动之前，我随主编钱老师到北京大学，就丛书的写作理念、规模、作者等编纂各环节请教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钱老师说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正巧在北京大学开会，也住在勺园宾馆。郁老师是“中国—印度卷”的理想人选。当时郁老师已经出版了《中印文学关系源流》《印度文化论》《中国印度文学比较》《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等一系列围绕印度文学文化和中印文学关系的研究著作，还在中印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印度有广泛的影响力。

郁龙余教授（左）与本文作者。

郁老师在北大的日程安排很满，我们约定的时间是在晚上他的一场讲座之后。事实上，郁老师讲完之后又耐心地回答了同学们的一个个问题，等到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郁老师的想法与我们的丛书设计思路一拍即合，时间到了后半夜，可他与钱老师还是谈兴甚浓，毫无倦意。虽然十六七年过去，那天晚上具体的言语已经模糊了，但是那天受到的启发和那种春风般和煦的感觉一直伴随在我的编辑工作中。

郁老师谈到，当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印度之前，专门调阅郁老师的学术著作《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在相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总理两度引用“梵典与华章”来概括中印文化关系，并把这本书作为出访礼物赠送给了印度相关领导人。我颇有所感，书籍不仅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成果，还可以作为两国友谊的“文化使者”，成为“国礼”。这种认识促使我们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启动之初，就在出版品质和出版形态上自觉树立了“国礼”的标准。在遴选作者方面也达成共识，各分卷写作者要精通对象国语言，在该领域有丰富的学术积累，最好既是对象国的研究者，也是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参与者、推动者，设若没有理想的作者，宁可暂时空缺，也要保证丛书的出版质量。郁老师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约，并从写作风格、进度、各卷的人选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第一次见面，感受到郁老师为人热忱坦荡、宽容而且风趣，说话温和而留有余地，特别是郁老师思路清晰开阔，建议简洁具有针对性，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他作为学者的研究专长之外，还具有的行政指挥能力，这种感受在日后的出版合作中越来越清晰。

2005年7月，山东教育出版社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行“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首届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合影留念。

春天相识之后，我与郁老师开始了持续的合作。《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印度卷》作为《中外文学交流史》（17卷）之一部，与整套丛书一起进行了十年，郁老师一直温和而坚定地爱护我、支持我。2005年7月，盛夏时节，山东教育出版社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南京举行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首届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丛书主编钱林森教授、各卷主笔相聚南京，以“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为中心主题，结合各自国别文学交流史研究实践，启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这项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学术工程。郁老师从深圳专程与会。

继2005年7月南京首届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后，2005年8月，以郁老师为首的深圳大学承办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了“中外文学交流史圆桌论坛”。其后，2006 年 9 月在上海、2007 年 3 月在北京、2007 年 12 月在济南、2011 年 7 月在厦门、2012 年 3 月在南京，数次举行各种形式的编撰研讨，召集丛书全体执笔者，或分卷主编和主笔，对丛书编撰内容、叙述方略、章节构架、材料取舍等诸多方面，进一步细化、明确，并对各卷撰写大纲和部分章节进行讨论、审定。

2005年，郁老师在深圳大学创办了印度研究中心，2007年成立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深圳大学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印度政要相继访问深圳大学，郁老师本人也多次应邀前往印度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可以想见郁老师的繁忙。但是每次编写会郁老师都鼎力支持。

2007年12月的济南会议，遇上罕见的大雾，大部分航班取消或者延误，上海、福建的几位先生改乘火车与会。郁老师在深圳路途遥远，当时还没有高铁，倘若乘火车来到济南，估计会议也结束了。郁老师在深圳机场等候了整整一天，在之前订的南航航班取消之后，他又改签成山东航空，飞机终于在深夜起飞，子夜之后飞抵济南。我们接机的同事已经从机场撤回，待郁老师打车到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已快黎明了。早上在会场看到郁老师，我们所有人都喜出望外。郁老师幽默地说，我就相信山航的这架飞机一定会回家过夜的。郁老师的通达和幽默舒缓了我们接待不周的歉疚和不安。回望出版过程中类似的小插曲很多，郁老师总是排除一切困难支持我，每每令人心生暖意。

2016年11月3日，《季羡林评传》新书分享会在深圳书城中心城成功举办。深圳大学文学院原书记吴俊忠（右一）、深圳大学老校长章必功（右二）、深圳大学原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经之（中）、《季羡林评传》作者郁龙余（左二）、责任编辑祝丽合影。

“中外文学交流史”是重大学术工程，一俟进入实施阶段，研究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各卷主笔和执笔者，又都面临自身所拥有的史料、史识和理论装备的多重考验，加之遭遇难以预料又无法抗拒的诸多因素（如某些分卷主笔的相继辞世），研究团队和编撰计划，面临着及时调整、紧急补充的严峻考验。丛书最初计划五年的写作时间，当初觉得已足够宽裕，不料到最终项目完成，竟然用了十年时间。郁老师在“后记”中说，“为此书费时费力之多，超乎我以往任何一本书”，“中印文学交流自古就不平衡，对印度学者的研究成果掌握不足，更是有意无意在感觉上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在下笔前，我们下决心在寻找印度资料上下功夫”。

郁老师在《尊重事实，穷搜不舍》中记述寻找印地语论文集《中国普列姆昌德研究论文集》的过程。他从《季羡林全集》了解到这本书。为了找书，从中国外文局陈力行老师、陈士樾老师，又到北京大学刘安武老师、中国外文局钱永明老师，后来朱璇老师从钱老师那里借到书复印之后请谭中先生带到成都的“第三届中国—南亚文化论坛”。“历经数月，我们顺藤摸瓜，穷搜不舍，终于如愿以偿。至于为什么这么做，我们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们想起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70万字一本著作，在已经有扎实积累的情况下写了十年，正是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态度，才能催生出《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印度卷》这样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郁老师说：“人生在世，成事为重，名次之，利益为轻。”在郁老师心中，“个人的事业和生命只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时候，才会真正有意义，才会真正迈向不朽，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一点点。”郁老师从事印度学和中印文学交流、文化关系研究，他说：“印度学是中国最能向世界展示学术底蕴的专业，西方研究印度是从17世纪开始的，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法显时代，唐代译经大师玄奘、义净更是举世闻名，到现在研究印度的学者队伍更加庞大。”集大成之作《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印度卷》，将中印文明交流的焦距拉远至两千多年的文明往来，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历史，借古鉴今，延续文明对话，不仅有学术价值，更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东西方学术界传播中印源远流长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对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作者祝丽为山东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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