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深圳40岁生日，我感谢的那些人

我是深圳，今天是我40岁生日。

是哦，你们搞错了，以为我是1980年8月26日出生的。其实，1979年的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安撤县设市，并改名为深圳。当然啦，把8月26日当做我的生日也没错，39年前的那一天，深圳经济特区获得全国人大批准设立，从此我名扬天下。有两个生日我非常开心，一个当做阴历生日，一个当做阳历生日吧！

既然是过40岁大生日，而且我现在混得不错，今年GDP都超过香港了，我得感谢几个人。不能光是心里暗爽呀。

但是，我首先得指出一个传播量很大的错误。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春天的故事》，人人都会唱。都以为我是“圈”出来的，领导大笔一挥，我跟像孙悟空似的横空出世了。就算是吧，也搞错对象了。画圈”是有的，只不过，划圈的是李先念，不是邓小平。他在袁庚递上来的地图上，用红蓝铅笔画了一笔，圈定了蛇口工业区的范围。扯这个事，是因为我的诞生，不光是领导“圈“出来的，而是来自当时底层人群在艰难生活中的苦苦摸索，是自下而上的。

所以，第一个感谢的，是——偷-渡-客。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意外，多不光彩呀，他们怎么跟你光荣的一生有关呢？的确，偷渡是不好的。但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诞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我还叫宝安，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深圳河那边，却富得流油。河两边很多人都是亲戚，凭什么我们在河这边就要饿肚子？于是，逃港事件屡禁不绝，还出现过几万人聚众逃亡的事儿。有个作家陈秉安写了本《大逃港》，想知道细节的，可以去看看。

直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前夜，逃港依然挡不住。1977年，居然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当时在南巡广州，听说深圳偷渡逃港这件头疼事，说了句：“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我要出生的消息，居然被不明真相群众当成逃港的理由。有传言称宝安设市，将取消边防巡逻，允许自由出入香港。1979年5月6日傍晚，多达2万人听信谣言试图逃港。市委组织干部动员、劝说，封锁边境，最终有800人逃走。

逃港现象，给了当地干部和广东省领导们巨大的刺激。很多人提出，在深圳设立加工区，借助香港发展经济，这样就不用跑到香港去了。1978年4月，习仲勋来了，他非常赞同这个朴实的想法，寻求在中央层面解决问题。

没有偷渡，就没有反思。领导没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就难有大动作。现在想来，这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

在感谢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是矛盾的。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但造成的结果是催生了我，启动了改革开放大事业。现在，深圳最贵的土地上，蛇口、后海、欢乐海岸，正是当年偷渡客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的地方。据说，有的天价楼盘挖地基的时候，还挖出过他们的白骨……

因偷渡客而诞生，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我自豪的是，我诞生在一个贫瘠之地，一个穷得不得不改变自己命运的地方，那些留下来的人被迫去解放思想、突破制度、回归常识。这是多么可贵！

感谢偷渡客，还因为我得到了三个启发：第一，在社会和企业中，那些负面的，抗性的东西，反而可能代表正确的一方，而领导和权威有时候是错误的。第二，一个成功的试验，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如果领导一拍脑袋、一跺脚，大家大干快上，估计要搞砸。人的理想和设想往往都是幼稚的，只有听得到炮火的人才能做对事情。第三，好的创新都是从边缘和贫瘠地带开始的，不受现有的强大权力体系过多控制。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默默欣赏并鼓励你的老板。

第二个要感谢的，是一群老人。

从文革煎熬中走来，一群老人下决心改变自己和子孙的命运。因为偷渡客以及邻近香港的原因，他们多看了我几眼，我的命运便大不一样了。我出生那年，叶剑英83岁，邓小平76岁，习仲勋67岁，谷牧66岁，任仲夷66岁。相对年轻一点的胡和赵的年龄分别是65岁和61岁。我的“准生证”，是他们发的；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几次差点夭折，能活下来，主要靠他们。

难忘的事很多，今天就说一个小故事吧。我出生后，大人顾不上，我得自己找奶粉，需要一些特殊政策，更需要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自由贸易区”太资本主义，没人敢往上报；叫“出口加工区”档次稍显不够。听说大家为名字犯难，邓小平对时担任广东一把手的习仲勋说，“当年陕甘宁不是就是特区吗？陕甘宁是政治特区，深圳就搞经济特区，中央没有钱，杀出一条血路。”习仲勋是陕甘宁边区创建者的经历，或许启发了邓小平。

历史，总是充满悖论精神。恰恰是这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创造了一个最年轻的城市。这是永远值得感怀和铭记的。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拓荒牛”。

放在深圳市委大院门前的那尊牛，就是纪念拓荒牛精神的。深圳“拓荒牛“是一个群体，大家想不到吧，政府的干部、公务员是先锋，他们也曾怀抱理想、敢于尝试、甘于奉献，趟过了一个又一个雷区。基建工程兵，工厂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也是重要的一员。今天我要提起的，是被人们遗忘的三个人。

一个是张勋甫，深圳市首任市委书记。“第一”都被大伙忘了，确实不应该。以前我叫“宝安”，“深圳”这个名儿，得益于他。1978年12月，习仲勋找他谈话，说宝安县要撤县改市，决定派他担任市委书记。1979年1月23日，张勋甫走马上任后，就寻思给我起个新名字，就像我们给一个准备开盘的楼盘起个忽悠人的名字一样。到底叫宝安市、深圳市，还是别的名儿？意见不统一。最后风水说了算：“圳”字从字面上解释为田中沟渠，有水有田，深圳就是深水的意思，在粤文化寓意发财。张勋甫把这个名字报上去，1979年3月5日被正式批准。

张勋甫还有一个特殊贡献：把我搞大了！我当时想模仿的世界其他经济特区，都只有几平方公里而已。珠海提出的特区面积是6.8平方公里，厦门是2.5平方公里，汕头只有1.6平方公里。有人认为，深圳搞6平方公里的周围建高墙、全封闭式的加工区就行了。

现在碧桂园开发的一些楼盘都有这么大，靠近香港的特区这么大点儿，能有多大出息？建立特区前，张勋甫和市委其他领导一起，曾规划“先富区”（这名字够大胆吧），面积327.5平方公里。因此，希望深圳特区面积以此为准。在习仲勋的支持下，这个大特区规划得到批准。否则，我可能就施展不开，长不了这么大了。这段往事，习仲勋之子写在悼念张勋甫逝世的文章里（见下图）。

张勋甫被遗忘，可能是因为他在深圳的时间太短。但是，深圳第三任掌门人梁湘被消失，则是他用力太猛，相应的，也因此对我成长的贡献最大。

梁湘到来之前，人们把我当做一个生产性的出口加工区，而梁湘则立志把我打造为一个大城市。他在深圳的5年，做出的创新最多，顶住的压力最大，却没享受到什么福利。广东省长刘田夫说：“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是梁湘。”当年，深圳坊间曾流传一句话：“没有梁湘，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2006年，梁湘下台17年、去世8年后，著名经济学家、党内理论权威于光远撰文《要给梁湘一个公正的评价》：“人们来到深圳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型大都市，看到深圳的变化及有关怀念梁湘的文章，有的同志提出‘重评梁湘’，可见公道自在人心。”经济学家厉以宁于1996年曾致函梁湘，表示：“您在深圳特区创建和工作中的贡献，经济学界是不会忘记的。”

感谢梁湘，就想起了王炬。

1982年，王炬率领两万基建工程兵建设深圳，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刚出生的头几年，大规模建设铺开，但整个中国也没几家建筑公司，包工头、农民工还在酝酿着呢。如果不能迅速形成规模，产生巨大的效应，就难以得到中央领导、海外资本以及全国人民的关注，就没有那么多人和资金原因迁徙到这贫瘠的土地上。

关键时刻，基建工程兵这支不怕吃苦的队伍南下深圳，以革命精神、军人气概开始大规模建设。否则，我就不会成长得那么快、那么大。任正非也是基建工程兵的一员，不过他加入了深圳最大的国企南油集团。后来，他创办华为，迅速发展。王炬担任龙岗市委书记时，在龙岗坂雪岗给华为划了很大一块地，对华为在深圳的发展功不可没。

我还要感谢邻居。

一个是香港。我能有今天，主要是学习香港的结果，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今天我的收入超过了这个邻居，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在大湾区建设中，她需要的话，我愿意为她做一切。

透露一个秘密，一个人要成功，除了要有一个富邻居外，还得有这样的邻居：你今天煮了饺子，突然发现醋没了，就可以随时去敲门的邻居。东莞、惠州就是这样朴实的邻居。当我家的低端产业需要转移的时候，他们打开了门；当我家房子不够住的时候，他们打开了门。于是，我在继续寻找打开他们家大门的理由……

我要感谢的人，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比如袁庚、李灏，但因为媒体报道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任正非、马化腾、马明哲、王石这些企业家，我就不特意感谢了，他们贡献大，但得到的也不少。

我发现在感谢他们的时候，基本上在夸自己。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年龄大了，很多方面不如年轻时利索了。好吧，记住这些值得感谢的人，让他们给我们力量。

各位朋友，今天，我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了你们。要在古代，一个人把写有“八字”的纸条，放到你手上，就等于把命交给你了。

所以，我爱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我有两个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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