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风景的房间
[南非]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看不见风景的房间——弗兰茨·卡夫卡的〈诉讼〉》，《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The Novel: language and Narrative from Cervantes to Calvino），汪洪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但是随着《诉讼》的展开，读者和约瑟夫·K一样，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意想不到也无法预知的困境，在这个毫无逻辑可言、荒唐透顶的世界里，次序已被无序所取代。事实上，假如小说中确实有个故事的话，那么，“一定有”指的就是读者在故事开始之前必须放弃的固定的思维方式。“诬陷”是另一个重要标记，它暗示着我们即将进入的叙述世界是危险而不可靠的：直到小说结束，我们也无法肯定那指控是否是诬陷，连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指控都成了问题。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犯罪调查和诉讼的真正前提和指导原则都会被人忽略，被人搞乱。作为整个小说文本中的关键人物，主要角色仅仅被马马虎虎地确定为一个不知道姓氏的男人，结果他的个人特征也变得令人怀疑，成了一个近乎空洞的能指。
每一个新的章节都在描述一个幻觉，都会让人以为发现了更多令人惊奇的司法程序。[……]然而没有哪次相遇、哪次谈话真正使这个过程有所进展，或者给这个过程提供某种解释：有时乍一看好像有用的信息，最终不过是在拖延。每一次希望的闪光都照亮了一些新的通道、小径或者地道，这些通道都淹没在文本和语言层层环绕的迷宫中，没有任何线索标明这些不断增长分岔的通路的全貌。这个迷宫的中心没有米诺陶诺斯；甚至连中心也没有。
归根到底，关键在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实质”——可供理解。在评论律师的说辞时，读者被再次邀请阅读如同元语言一般的陈述，文本暴露了它自己的语言用法。这个用法就是空洞和含混，而整部小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到目前为止，本书讨论过的很多其他小说中——不论是《克莱芙王妃》、《摩尔·弗兰德斯》、《爱玛》，还是《包法利夫人》——我们都发现把小说语言作为一种欺骗、掩饰、撒谎的游戏的尝试。在《诉讼》中，语言的“问题”不在于它含糊其辞或者误导，而是在于语言没有能力传达意义，建立意义，表达内容。说穿了，语言是不确定的，它就像一间空屋一样地空洞，像一扇紧闭的门一样空无一物。
《诉讼》给人的最初印象是，正如加缪所言，《诉讼》“提供了一切但一切都不确定”。[……]小说的叙述事件之顺序究竟如何，学界尚存争论，我无意于参加这样的争论。我倒情愿持这样一个观点：小说本身没有真正完成，这不重要，关键在于，从文本特性上来说，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作品中遗漏的环节永远不可能填补上，这是这部小说的自身文本特性使然；作品中的迷永远都别想解开；永远得不到完整的信息。正如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的结构是围绕插入性文字、拖沓的叙事、故意回避等来进行的一样，《诉讼》的结构给人的感觉也无疑是脱漏、留白和沉默之处比比皆是；甚至连作品现有的那些章节也只不过是用来填补沉默所留下的空白的。不仅这部小说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小说叙述的事件之顺序如何，也是无关紧要的。
[……]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事件之间的任意性：和大多数叙述作品不同，这些事件避开了线性结构。如果约瑟夫·K一直相信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被某种神秘的不在场的（这点尤为重要）权力所控制，这是因为他的境况中没有任何模式、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从他以往的经验中推论出来。
在《城堡》中，K的整个存在被描述为“一个错误”；在《诉讼》中，约瑟夫·K的人生是一个没有答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证明了符号学的崩溃：不再有任何事物可以“指向”它自身之外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能指的符号指向过程；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没有“意义”。
[……]如果语言像在这部小说中的一样，不断地回到它自身，在行进时无穷尽地否定甚至消除自身，那么，时间本身就将受到威胁，因为语言就是最基本的意义系统，我们在时间中的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确定。在《城堡》中，时间同样也总是被打乱。[……]但和《诉讼》不同，在《城堡》中，时间的发展先后还是很重要的——尽管主要是为了记录时间流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混乱。而在《诉讼》中，时间顺序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诉讼与其说是在时间上不如说是在空间上展开的。
《诉讼》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从头到尾给人一种被限制在某个空间中将要窒息的感觉，而且我认为，这部小说中有个始终一贯的隐喻，表明它对所谓语言的牢笼已有所理解。
几乎每一个室内场景中都会出现一扇窗子，这本来应该可以减轻空间的压迫感，但实际结果正好相反。这些窗子与其说是通向远处敞开的空间，不如说是使内部空间变得更加密不透风。[……]
一旦把窗子和语言联系起来，这个比喻的含义就更加丰富了：窗子打开私人经验空间，好让他者的语言进入，然而，他者的语言你永远也别想搞懂。因为窗子的存在，我们承认有一个外部世界，但是，法院内正在运作的密不透风的系统，对其神秘的运作机制，这个世界显得无能为力，它既不能暴露任何详情，也不能提供任何解释。
在小说中那压垮一切的威胁感背后，传达这样一种信息：被禁闭在一间又一间狭窄的房间里的感觉，复现了卡夫卡被困在一种体制里的不安感觉，这个体制就是司法、人生和语言体制，在这个体制中，K注定要毁灭，无可逃脱。[……]
探求不可避免地通向本书的最幽暗的深处，在大教堂里，那神父（其实他并非神父）给他讲了一个关于看门人的故事，说看门人“关于内部的看法是幼稚的”。小说在这个最根本的悖论里，内部和外部合二为一[……]：身处黑暗的最深部，一切有关外部世界的观念都失去了效应，K发现自身仍然置身真理之外。困在这个法律陷阱中，就像困在语言中一样，K仍然被排斥在意义之外，因为语言就像一只洋葱，在它的中心没有隐藏着任何秘密。
[……]从外部来的威胁永远不会结束，这种无法消除的威胁，事实上变得比约瑟夫·K自己的人生更加“真实”；而且，即使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场景都被设置在“内部”，小说的重要性却仍然在“外部”——就像不在场的戈多决定了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人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昆德拉认为约瑟夫·K真正面临的是下列问题“外部决定性因素过于强大，以致人内部的冲动显得过于微不足道，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人还有什么可能性可言呢？”
在整部小说中，K一直发了疯地试图弄明白自己被捕的原因：他不断地试图用语言来解释自己所处的境况（在《城堡》中又再次出现了K的这种迷执），而这恰恰是种错误的方法。因为，语言终结的地方恰恰是问题开始的地方，人们以往一直将语言与知识、智慧和理性联系起来，可这种语言观已经没了效应。有人曾经说过，有些人生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只要你活着总会遇到。《诉讼》体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和理性在解答人生问题时的失败。
没有K在场，那间房间就不存在，什么也没有：他的在场让一切发生了，就像文本作为一个语言组成的房间或者空间而存在，依赖于它的叙述者，而且——就像我们对处决的一幕中观察者的位置所作的推论一样——也依赖于打开这扇神奇的门走到最深处的读者。如果有什么东西存在，那就是不在场的存在：在语言空洞的空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至少不是“自动”或者“自为”地发生的；但是通过读者的注视，一切都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了。
《诉讼》的世界给我们留下唯一的真实不是你在其中的房间，不是环绕你的墙，不是你所看到的女衬衣，不是你所感到的打击，不是你听到的尖叫，不是你用自己的身体与之做爱的身体，而是你并不在场的地方，是你无法从中醒来的梦，时间也是已经消逝的过去或者尚未到来的将来，但永远都不会是现在，子虚乌有的爱，实实在在的恐惧，实实在在的罪恶感，而且，不是蜡烛，不是月亮，而是黑暗照亮了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写在语言的封闭房间里空白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