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麟：域外的幻想者：一个德勒兹式的傅柯

我总残留着一种印象：他意欲形单影只地身赴某地，除了少数知己，别人不能尾随。我想，我需要他的程度远超过他需要我。 

——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1925-1995)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一九八四年六月，傅柯猝逝于巴黎比堤萨医院，临终前，萦绕他心中无数个深切的遗愿之一，便是修复与德勒兹破碎凝宕的私谊。距此七年前，两者间微妙的友谊因故悬搁，没有冲突，也未争执，甚至双方亦未公开表明，从此便彷如丝线各悬一方，一直到傅柯病逝医院，在七○年代曾携手投入无数抗争运动的两位哲学家竟未曾再碰面。 

傅柯死后两年，德勒兹出版了他的《傅柯》，在六篇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契合的文章中，德勒兹由傅柯大量的著作中翻裂出一片诡丽万分的图式，从这片图式中，我们瞥见了傅柯在知识、权力、主体化三大领域的动态统合。这个德勒兹式的傅柯，除了是向傅柯致敬外，德勒兹更不讳言，这是「一种需要」，一个最终的和解 [1]。

德勒兹曾在某处说过，傅柯的哲学常表现在对「配置」 (dispositifs) 的分析上。配置？简单的说，即一束束多元散射的动力线。知识、权力、主体性间由一束束失衡、异质、分叉、凹陷、变形、碎裂、不断聚离、转向的动力线繁复百变地勾连在一起。对傅柯而言，每一束新的动力线的开展，皆意味着先前在他思想中的一股潜在危机。傅柯在最后的两本书中，引入了饱受误解的主体化概念，用意即在于化解先前所织构出来、无所不在的权力空间，重新褶皱出新的可能。 

欲梳理这一束束变动不居的配置动力线，必需绘制出一幅地图，一幅针对这些未知领域间的配置图。首先，是傅柯对可述性(《知识的考掘》)与可视性(《疯狂史》)所织构而成的知识空间的解析。这个傅柯式的知识空间，以德勒兹的用语来说即是沈积。 

所有历史性的实证或经验数据都谓之沈积 (les strates)，在这些沈积的堆栈中，盈塞着累累的文字与事物、看的方式与说的材料、可视平面与可读场域、内容与呈现…。傅柯的考掘学便由这个历史性的肥厚沈积掘入，掏捡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陈述与可视性。譬如，对傅柯而言，疗养院在十七世纪的崛起寓意着一种全然迥异于中世纪观看疯狂方式的兴起，这种崭新的、对疯狂的可视性全面地侵入医疗、法律、文学、社会规范等场域，并因而创造出各式各样关于「失去理智」的陈述。因此，对考掘学而言，一个时代必在表现自身的陈述与可视性发展之后才诞生。换句话说，每层沈积都铺躺着可述及可视的元素，而自一层沈积切入另一层时，陈述及观看的型态与排列必会发生改变，每个时代只能就当代可述与可视的条件来说及看。 

在历史的沈积中，交织铺陈着可视及可述的决定因子，考掘学所揣度测量的，就是这些视－听档案 (archive audio-visuelle)，亦即「知识」。对傅柯而言，在知识神秘的帷幕之后无物可看，因为隐含在各时代可述及可视知识背后的，是一片混沌空无。考掘学的重点在于描述帷幕本身、在询问「主体付出怎样的代价后才可说话、工作及活着。」[2] 

隐身在知识沈积间的是一波波非具形的权力。权力在傅柯的思想中有着极为绵密复杂的性质。在《规训与惩罚》中，傅柯首次引进了迥异于传统左派对权力的看法 [3]，在本书中，权力既不具专属权，也非国家机器的附属，更不隶属于下层结构，也不仰仗暴力或意识型态的运作。简言之，权力仅只是力与力之间的关系，只是由一个动作施诸另一个动作的过程，权力不具本质，它们是一束束来自域外的、非具象、不定形的力。煽动、引诱、转向、扩大、限制…等动作皆权力。 

在傅柯这种尼采式权力的论述里，我们不是问：「何谓权力？」，「权力源自何方？」而是问：「权力如何运作？」这是一个微物理学范畴 (microphysique) 的问题。权力最直接的效应是影响与被影响，其分别悬置力线两端，德勒兹以「图式」(diagramme) 来描述这些散射的、未组织化、未具象化的力线所织构的权力场。每个社会皆有自身的权力图式，比如，被傅柯称为「规训式社会」的现代，权力便以一小块一小块的方式铺洒于所有的场域。然而，每个图式都隐含着力与力间的流动与不稳定性，既有的材料与功能不断地被破坏并重新转化。故图式的功能并不指向已被转化的过去，而是产生新的现实与新的真理。 

相对于历史沈积里定形、定态的可述性与可视性材料，权力以一种动态的、非沈积化的图式存在。它的运作不是藉由形式，而是由无数单点间的力来运行。因此，「权力的状态永远是区域性及不稳的。」这种特性使得权力得以逃脱知识稳定的形式，并形成一种非沈积化、多元、匿名式策略的运作。知识与权力互为两种不可化约的交迭因子，权力不断地渗入知识沈积并织合可述性与可视性材料，动态的权力不断地对于定形化的沈积重新加以诠释、分析。

《规训与惩罚》里对权力所勾绘出来的这种动态多元图式，使傅柯超越了过去作品中的视－说二元论，从他的康德主义中迫出了多元体系。然而，关于知识与权力间缠扭夹绕的复杂关系，傅柯除了一再强调两者间的区辨来自彼此的差异性外，亦表示「没有任何权力关系不具有在知识场域的相关成份；也不存在没有意指及没有建构权力关系的知识。」[4] 如果知识涵括了可述及可视的一切视－听档案，权力则是使其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在知识的技术与权力的策略间，没有外在性。」[5] 

然而，权力所织构的图式并不位于知识的外在，亦非内在，权力图式来自域外 (le dehors)，权力永远只有在域外才互相影向。这是傅柯众多借自布朗箫 (Maurice Blanchot) 的概念之一。域外没有固定疆界，没有形式，「域外比外在更遥远，比内在更迫近。」[6] 域外不断地翻折出「比内在更深沈」的域内 (le dedans)，一种域外的褶皱 (les plis) 或衬里 (la doublure)。思考 (penser) 来自域外，它没有固定形式也没有固定疆界，思考绝非智慧的内在运用，而是一场突发事件、一次意外、一阵「抽象风暴」、一道褶皱。对古典时代的人们而言，当时最重要的概念「无限」，便是思想在域外翻折出来的一个域内，一个位居思考核心却无从思考的褶皱。德勒兹指出，域内(或褶皱)这个概念似乎贯穿了傅柯所有的作品。域内，就如文艺复兴时代被放流于汪洋中的疯人船，「疯人被囚于最自由、最开放的核心，被铐炼于无限的路口。疯人是绝佳的过客，一种旅途式的囚禁。」思想，彷若就是疯人船上的疯子。 

褶皱这个概念是海德格哲学的关键：存有是此在的一个褶皱，藉此海德格超越了胡塞尔的意向性观念，自现象学过渡到本体论。以德勒兹的话来说，意向性观念仍停驻于无法自我理解的欧几里何空间里，我们必须超越并朝向一个能碰触最遥远的域外与最深层的域内的「拓朴空间」。傅柯在他死前数天的最后一篇访谈中曾自承受海德格启示甚多，「我所有的哲学养成全取决于对海德格的阅读」[7]。而权力是否也能翻折出褶皱？是否能在自我与自我的内在关系中弯出衬里？是否能自权力的笼罩下划出逃逸路线？这成为萦绕傅柯晚年最主要的关键问题。 

在出版《知识的意志》(1976) 后，傅柯有八年的时间未出一书，从年表上看，这八年对创作力旺盛的傅柯彷如一个裂洞，邋邋地开敞于傅柯的生命之中 [8]。这时，傅柯其实已经笃定地分析过知识的构成及权力的配置，并将知识－权力的复合体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及言说之中。在《知识的意志》中，傅柯虽然构建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性陈述，并突显围绕于性陈述外，已被建制化的权力团块。但就知识－权力复合体这个论述方法来看，傅柯其实并未超越过去的思考。德勒兹便指出这可能是傅柯晚年所陷入的思想危机。傅柯对于人注定是要撞击到权力的命运感到不满，他不想停驻于此，他想迫出另一种可能，甚至想「不惜代价地跨越这道由知识－权力划出的域外之线。」 

对于傅柯的思想危机，德勒兹着墨甚多，他认为「傅柯的思想不是演化出来的，而是一种源自于危机的产物。」傅柯最终对于知识－权力复合体的跨越是一种不得不的举动，一种彷如莱布尼兹所说的「被掷弃于广陌汪洋」的处境，他无所选择，因为他以往的思想都将他推到这一步。在一九七七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傅柯提到：「生命最酷烈、能量最集中之点，表现在与权力撞击、缠斗、并运用所有的力量逃逸权力的罗网。」[9] 然而，如何自权力的禁锢中划出一条逃逸路线呢？这是傅柯晚年最大的思想危机，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挑战！ 

在《知识的意志》结尾，傅柯已意识到将权力的运作共置于生命与思想所造成的困境。历经八年后出版的《欢愉的用法》里，傅柯采取了许多迥异于过去的作法。首先，(以往傅柯论述的范畴于着重于十七到十九世纪)，本书涉猎的时间极长，由古希腊横跨到现代；次外，他导入了与知识、权力概念互为鼎立的自我关系。傅柯晚年对权力概念的抗拒终于化解于权力与自我关系所翻折出的褶皱里。他以古希腊为例，希腊社会中，只有自由人才能指挥自由人，这种政治结构反映出一种权力对自身的关系：只有拥有自制力者(自我)才能自由地指挥他人，因为无法自我控制的人也必无能力统驭他人。换言之，从对他人的关系中必须先褶皱出与自我的关系。自我必须由权力的强制法则里褶皱出一种非强制性的法则，一种不再需仰仗道德律法的自我对自我的内在关系。 

权力在自我的这道褶皱，引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存在模式，一种希腊人独特的主体化 (subjectivation)，这是一种存在模式或生活风格产生的过程，是一种区别于知识与权力的艺术活动。每个时代皆有各自的主体化过程，主体化是一种差异的重复，它使得存在如同一件艺术作品，这就是尼采提出的权力意志的艺术活动，它不断地在权力散射的空间里褶皱出新的生活可能性。 

傅柯在书中虽然多以历史场景为他的论述场域，但令他感到兴趣的，却绝非希腊人，文艺复兴或维多利亚时代人，而是当代！他想回答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主体化？如果权力日益包围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知识日益对欲望主体形构它的编码及诠译，我们的主体化将厕身何方？当代的自我将如何重新寻回它的身体及欢愉以对抗法律对自我的非主体化过程？傅柯虽然在他的书中构筑了他对于历史的问题架构，却在他对外的访谈中将此架构伸展于当代的问题上。这便是德勒兹为什么会认为傅柯的对外访谈亦构成他作品的重要部份的原因。 

对于傅柯一生所探钻追究的历史过程，德勒兹总结道： 

傅柯并不研究心灵面貌史，而是欲探究使某种心灵状态（某些陈述及语言）可能存在的条件；他并不研究行为史，而是欲探究使某种观看状态（在某种照明下）可能存在的条件；他并不研究制度史，而是欲探究使权力间特异关系(在某个社会场域)统合起来的条件；他并不研究私生活史，而是欲探究使自我关系能建构出私生活的条件；他并不研究主体史，而是探究主体化在本体论及社会场域中褶皱的过程。[10] 

德勒兹虽然否认《傅柯》一书是延续他一系列对休姆、尼采、史宾诺莎、莱布尼兹的哲学史研究，但由他对傅柯思考图式的大胆诠释中，仍然足以嗅出浓洌的德勒兹风格。对他而言，哲学史绝非同语反复地重述一个哲学家，而是替哲学家讲出他欲言又止的弦外之音。哲学的真理因之成为一种对前人思想的「伪造」(fausser)，一种哲学家之间不断相互改纂及说情 (intercesseurs) 过程。我们可以这么说，德勒兹式的傅柯既非历史上的傅柯，也非德勒兹自身的复制，而是对傅柯的复(伪)制，一个形上学式的傅柯。 

对德勒兹而言，哲学即是概念的不断创造，德勒兹在铺陈傅柯的思想时，彷若是在阐述一个迷离扑朔的形上学梦境，他不断自问：这个源自傅柯的幻丽梦境能牵引至何方？对傅柯来说，思想彷若是一种俯视，一种将事物置于亮处的过程。他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图象，思想就是可述及可视、就是激发一种权力的关系、就是褶皱。对他而言，哲学思想就是生命自身。 

尽管有人批评德勒兹式的傅柯仅只是他个人的虚构，但傅柯生前数度提起的：「除了虚构之外，我什么也没写。」或可互为脚注。 

注释 

[1] 傅柯与德勒兹结识于六○年代初。众所皆知，傅柯在评及《意义的逻辑》与《差异与重复》时曾为文表示：「未来可能是德勒兹的时代」。(这句耐人寻味的话在事后询及德勒兹时，他谦称从未当面问傅柯意指为何，可能是傅柯「捣蛋式的幽默」。不过，德勒兹亦自承，此话可能表示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天真的」(naïf)，因为「我从未被形上学的超越或哲学之死等议题所感动…我从未与一种由概念直接表达意念的经验主义背离。」傅柯在一场访谈中则对自己先前的话作了解释：「容许我对此话作某种修正，请想象当时我们在巴黎的论战氛围。我清楚记得我说这句话时的意义 ─ 时当一九七○年，没有多少人认识德勒兹，仅只少数内行人识得他的重要性。然而『未来可能是德勒兹的时代』，这里的『时代』，用的是基督教上的意思 ─ 平庸的看法起而对抗菁英。我意指这并不阻碍德勒兹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两人频繁地互动始于一九七一年傅柯与德费(Daniel Defert)创立「监狱信息团体」(le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GIP)之后。德勒兹多次为傅柯跨刀，共同签署了多份向当局抗议及向民众宣示的文件。一九七七年出版《知识的意志》后，据德勒兹的理解，傅柯陷入了思想的危机，他逃不出由自己织构的、权力纠结的空间，一道域外之线(la ligne du dehors)横亘在傅柯之前无法跨越，权力似乎无所不在，权力所到之处无所谓域外？此时，傅柯的监狱透明化运动也已败落，兼以前往伊朗、波兰的失望经验，傅柯中断了他【性意识史】的写作记划，八年未出一书。傅柯思想上的危机或许可片面地解释两人的渐行渐远，但据傅柯的传记作者艾里本的解释，两者开系的戛然而止可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一九七七年时，傅柯与德勒兹因一个德法引渡案件分别在两份不同声明上签署后，两人便分道扬镳了。从此八年，一直到傅柯病逝，德勒兹才在德费的请托下，前往葬礼朗读《欢愉的用法》序言，这也是为什么德勒兹会表示写作《傅柯》一书对他而言，是一种「需要」的原因了。 

[2] M. Foucault, Structuralisme et poststructuralisme, Dits et ecrits, t.IV pp. 443 

[3] G. Deleuze, Foucault, pp. 32-37。德勒兹指出了傅柯与传统左派对权力看法的六大差异。 

[4] M.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pp. 32 

[5] M.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p. 130 

[6] G. Deleuze, Pourparlers, pp. 133 

[7] M. Foucault, Le retour de la morale, in Dits et ecrits, pp. 696-707 

[8] 傅柯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知识的意志》后，一直到他病逝(1984)，才又出版《欢愉的用法》与《自我的忧虑》两书。德勒兹自己在出版《尼采与哲学》前，亦有八年的生命裂洞。在一个访谈中，他说「可能在裂洞中我们才得以移动，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即在于如何移动，如何刺穿迷墙并终止四处碰壁的困境。」G. Deleuze, Pourparlers, pp. 189 

[9] M. Foucault, La vie des hommes infames, Les cahiers du chemin, 1977 

[10] G. Deleuze, Foucault, pp.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