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米什莱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他以文学风格的语言来撰写历史著作，又以历史学家的淹博来写作散文，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被学术界称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图为法国画家Thomas Couture（1815-1879）绘制的米什莱像。

米什莱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文

董澄波/译

很少人像米什莱一样，天真地为几个简单的概念而苦恼。在他看来，“真理”和“正义”的进步以及自然法则的恢复，都将趋于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是一种崇高的信念。但是，他没有看清理性的界限和反抗理性的激情，有时，人们觉得他是同谋者。正是这种反常现象使我踌躇不前。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写出来《女巫》这样一部有倾向性的作品(无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表面上是一些多年搜集成的，未曾用过的档案材料，使他决定提笔)。《女巫》的作者是最具人情味的论恶的作家之一。 

米什莱《夏娃——中世纪的女巫》英译本封面

我觉得，他迷失了方向。但他在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指引下所走上的道路，却通向我们的真理。这条路肯定是恶之路。这不是我所指的以强凌弱的恶，相反地，这是违背自身利益的恶，是渴望自由所要求的恶。米什莱认为，这是善所绕过的道。他尽力为恶辩护：女巫是受害者，她在恐怖的火焰中丧生。颠倒神学家的价值是自然的。恶不是站在刽子手一边吗?女巫代表被强者迫害的受苦人。这些看法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但首先会妨碍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得更远。辩护掩盖了一种深刻的活动。米什莱显然被恶弄得头晕目眩：这就是迷失方向。 

恶的深渊吸引了与利益无关的不良行为(至少是某些行为，但就恶的道路而言，有多少引向利益)，这种吸引，来自对巫魔夜会的恐惧(特别突出)，也许深刻地说明道德问题的困难性。对我来说，谈论《女巫》是合理地提出“恶”问题的机会(从历史上看，《女巫》是关于基督教社会魔力的不太坏的书之一——却不符合科学要求——但从诗的角度看，这是米什莱的杰作)。 

一　牺牲

这个问题的论证离不开历史根源，即魔法与牺牲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基督教世界那样强烈。许多柴堆——如果我们对巫术本身不太了解（我们主要是通过讼案了解，但我们担心，调查人员可能用酷刑让受害者说出他们要他说的话，而不是说实际情况）。我们对镇压有确切材料。米什莱是熟悉这些材料的——的微光照亮着它。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这对立几乎都是不变的。一方面涉及牺牲的社会主动性，这是与宗教相关联的牺牲的尊严。另一方面涉及非社会性的特殊主动性。这显示与魔术相联系的不值得称道的魔法。这种不变性或许符合某种基本需要。提出这种要求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下面是在这方面必须说明的情况。 

像某些昆虫一样，在一定条件下，一同飞向亮光。我们都走向死亡控制区的反面。人类活动的方向，一般是希望远离死亡(有别于腐烂、污秽、不纯)最远的地方。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们到处抹掉死亡的痕迹、征兆和象征。如有可能，我们甚至要抹掉这些努力的痕迹、征兆和象征。我们向上的愿望只是一种征兆，它引导我们走向死亡的另一端。一想到可能落到普通工人的境地，富有的工人就会恐惧，小资产者就会惊惶，因为在他们眼里，穷人比他们更容易走向死亡。有时，由这种污秽、瘫痪、混乱的道路引向死亡，这比死亡更加可怕。 

这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对我们所肯定的道德原则和反思可能更起作用。我们的肯定无疑是隐蔽的：一些夸张的用词会给消极态度以积极的意义，当然是空洞的，但都饰有高度价值的漂亮色彩。我们只能推崇对人人有利的好处——容易得到的利益、有保证的和平——这是合理的完全消极的目标(只是为了远离死亡)。从智慧角度看，我们对生活的一般概念都是为了维持寿命。在这一点上，米什莱与最聪明的智者别无二致。 

这种态度和原则是永远不变的。既然如此，它们现在是基础，将来也应该是基础。但我们不能完全这样考虑。甚至在它们追求向往的利益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应加以反对。在生活中，有时不需要逃避死亡的阴影，相反地，要让它扩大，限度是不让出现衰退和最后死亡。可怕的因素不断返回——对立面是生活的运动——返回的条件是正常的，但不充分。无论我们持何态度，死亡的阴影总会再次出现，这样对吗?我们还要有意识地把它拉回来，让它准确地适应我们的需要(我所指的是阴影，而不是死亡本身)。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求助于艺术。在剧院里，艺术的效果把我们推到不安情绪的顶点。艺术，至少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不断在我们面前提到这些混乱、痛苦和衰落。我们全部活动的目的都是要避免这一切(这一看法甚至在喜剧艺术里也得到证实)。 

虽然我们在生活中要排除的这些因素，分量不是太重，但艺术把它们带回来了。它们仍然构成死亡的征兆：我们欢笑、啼哭，那是因为我们是一种游戏的受害者或一项秘密的保管者。因此，在我们看来，死亡是轻率的。这不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恐怖与我们无关，而是说我们一下就超越了它。这样的生活运动无疑没有现实意义，它不像恐惧感那样具有说服力，它给人的感觉是必须工作。不过，它要的代价也不低。笑声给我们的教训是聪明地避开死亡因素。我们现在的追求，仍然是保存生命：在进入智慧领域时，我们说避开，就是要活。因为狂热的笑只是表面的。接触死亡时被烧伤，从代表空白的符号中得到对人的认识，并强烈地重新引入需要排除的东西，这在一定时期内，让我们走出了死胡同，而那些只想保存生命的人，却在禁锢生命。 

超出我原先的愿望：合理地解决恶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我们这样的人首先是有极限的人(即要死的人)。这个极限对人是必要的，但人却不能忍受。在透视这些必要界限时，人肯定了自己的本质。已知的那些有限性质，如果没有改变，将不同于其他性质。我还要提到，这些艺术在我们身上保持苦恼和对苦恼的超越，它们是宗教的继承者。我们的悲剧和喜剧都是过去牺牲的延伸。它们的布局更明确地反映了我的叙述。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其反对毁灭兽类、人类和植物，有时是真正付出很大代价，有时是虚假地付出代价。这样的毁灭在原则上是犯罪的，但社团有完成任务的责任。牺牲的公开目的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应该从更远的地方寻找这种普遍做法的根源。最合理的意见认为，牺牲源于社会关系制度(它没有说明为什么，是流血，而不是其他方法，对社会关系起了作用)，但如果我们需要更明确、更经常地了解我们恐惧的原因，如果把妨碍生活的因素尽可能多地总合起来，注入生活，而又尽可能地使生活少受损害，那就能说明我们的本性，牺牲的行动就不再是人类难以理解的初级行为，而过去一直是如此(最后必须有一种高尚的习惯来“回答某些初级需要，并加以明确说明”)。 

当然，最大可能的总合不是太习惯的提法。为了把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人们曾求助于许多欺骗手法。这取决于相对的力量。如果某个民族密切注意，他们将把事情推得更远。阿兹特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译注〕的大屠杀说明，人们的恐惧会达到多大程度。不仅千千万万阿兹特克的受害者当了俘虏！战争还给祭坛送上了供品，人们把战斗中的死亡与部落人在祭祀仪式中的死亡相提并论。在某些节日，墨西哥人甚至献出自己的孩子。这种活动的性质要求对恐怖给予最大的宽恕，这是一个痛苦的问题。当时，需要有一项法律，惩罚那些看到孩子被送往寺庙，而离开仪仗队伍的人。终极限度是昏倒。 

人类生活包含这样剧烈的行动(我们更可以不要艺术)。 

为了建立社会联系，生活中某些紧张时刻是需要的，但这是次要问题。无疑，必须建立联系，我们容易理解，那是通过牺牲：因为紧张时刻就是过激行动时刻，溶化的时刻。但是这些人并未达到溶化点，因为他们还要组成社会(正像我们熔化几片金属，要把它们变成新的整体)。当我们经过苦恼和超越苦恼，达到溶化状态时，哭声或眼泪都是个别情况。我们好像在用人们自己的办法，回答“有限人”的基本要求。 

二　魔法和“黑弥撒”

社会关系制度远非牺牲的起因，它的本质却在削弱制度的有效性。牺牲在城市中占有很高的位置。它与最纯洁、最神圣和最保守的考虑相联系(从维持生命和作品角度看)。实际上，它所建立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离开了原来运动的方向。魔法则不一样。牺牲的执行者感到他们在犯罪，实际是在屠杀。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行善。善仍然是牺牲的最终目的。因此，这一行动是被弄污浊了，并未达到目标。魔法开始时显然没有遭到牺牲那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不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外来的目的，它被消耗。这些目的常常是与善对立的，这是它与牺牲的区别，没有其他基本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违抗行动不会减少，甚至会被谴责。 

米什莱《撒旦崇拜与巫术：中世纪迷信行为的经典研究》英译本封面

如有可能，牺牲将减少混乱因素的入侵：它从反对的立场获得效果，表现牺牲者和执行地点的纯洁和高尚。相反，魔法坚持低沉因素是可能的：在魔术范围内，这不重要。但它在那里占有优越地位。在中世纪，巫术完全成了宗教的反面。宗教当时与道德是溶在一起的。我们很少知道巫魔夜会的情况——只有镇压性的调查提到一些。被告们不想坚持下去，可能提供调查者所希望的供词——但像米什莱一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是模仿基督教的牺牲祭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黑弥撒”。即使传统故事的某些部分——是想像出来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符合实际情况；至少它们有着神话或幻想的价值。人们的思想，在基督教道德的支配下，就去扩大新的对抗。所有的道路都有让我们接受恐怖目标的价值。米什莱从一份宗教报告中得到令人不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前进，使人战悚。命运把它引向最坏的情况。他说：“一些人在这里只看到恐怖，另一些则被忧郁的自豪感所触动，永远的放逐者似乎也被吸引。”信徒们“宁愿看到背后”的这个上帝，从不考虑共同事业，却回应一个走夜晚“方向”的坚决行动。上帝死亡的侮辱性形象在牺牲思想高峰时期是最反常、最绚丽的。它被这种变换所超越。魔术的特殊情况不限于责任感和分工，它给“黑弥撒”一种极大可能的意义。 

这种污秽仪式不为人知的重大意义，在于对无限污染的怀念，它不会得到太高的评价。它们具有寄生性：这是与基督教主题相反的解释。但是过于大胆，它使我们背离想要找回的东西。巫魔夜会在群众中的发展，也许是宗教在中世纪趋于衰落的结果，成了行将死亡的一道微光。无数的柴堆，各种酷刑，都受到传教士的反对。他们谴责这类做法。这一特殊情况也说明，人们已失去用仪式来实现美梦的希望。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巫魔夜会是最后使用的一个名词。神话中的人死去了，给我们留下的信息是：一切都是黑暗。 

米什莱的荣誉是，给这些荒谬的节日以应有的价值。他使节日重新获得人的热情，不是躯体的，而是内心的热情。没有肯定的理由，把巫魔夜会与激烈、可怕的暴动和中世纪的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但巫术的仪式是被压迫者的仪式，被征服人民的宗教往往变为社会群体的魔术。中世纪的夜间仪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由古代宗教仪式发展起来的(保留了可疑方面：撒旦是再生的狄俄尼索斯〔酒神，宣扬神秘——译注〕）。这是异教徒、农民、农奴和统治当局、宗教权威的受害者所遵从的仪式。对于下层社会，一切都不清楚。米什莱应该受到赞扬，他像谈论我们的世界一样，谈论这个社会。世界受到我们内心震撼，反映了我们的希望和失望。我们可以从这里辨认自己。 

米什莱在自己被诅咒的作品中强调妇女形象，看来也是很真实的。妇女的任性和温柔照亮了黑暗帝国。相反地，某些巫术则认为，她们生来就有诱惑力。这样地赞扬妇女和爱情，是以今天的精神财富为基础的。这不仅从骑士的传奇故事中得到启发，也从妇女在魔术的作用中得到启发：“对一个巫师、千万个巫婆”……酷刑、钳烙和烈火在等待他们。 

米什莱要从这个人情味不多的世界上消除耻辱，这是他的荣誉。在帝国时代，《女巫》第一次出版虽引起公愤，警察不许出售。后来该书在布鲁塞尔由拉克鲁瓦和韦伯科兹出版社出版(数年后，这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一部关于恶的史诗《马尔多罗之歌》)。米什莱的缺点是想把女巫从耻辱中拯救出来，把她变成了善的女仆。一般说来，这不是智力上的缺点。他想突出她应有的作用，这样来为她辩护。但他作品的中心部分，却把她置于考虑之外。 

三　善、恶、价值和米什莱的生活

现在，我想总结一下对恶问题的论述。 

这是我的概述。人类追求两个目的：一是消极的，要求保存生命(避免死亡)，另一个是积极的，要求增强生命的强度。这两个目的并不矛盾，但是增加强度从不是没有危险的；多数人(或社会团体)要求强度，是为了保持生命和他们的作品。这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地位。但是，当少数人或个别人要求强度时，除保持原有地位的愿望外，这大概不会带来什么希望。强度视自由的多寡而变化。总的看，强度和时间是对立的，并导致一些协议(宗教的苦行主义；魔术方面的追求个人目的——诚然，这些目的一般是过分的要求，而不是纯正、简单的善和自我保存。他们赞许强度。)。应根据这些情况，重新考虑善、恶问题。 

强度可以确定为价值(唯一肯定的价值)。时间像善一样，是道德的最终目的。强度的概念不是指欢乐的强度，因为我们看到，寻求强度就要求我们首先走向苦恼，走向放弃的边缘。因此，我所说的价值，既区别于善，也区别于欢乐。价值有时与善一致，有时又不一致，有时还与恶一致。价值存在于善和恶之外，但有两个对立形式，一个涉及善的原则，一个涉及恶的原则。善的愿望限制我寻求价值的运动。相反地，恶的自由则采取价值的极端形式。但是，我们不能从这些论点中，断言真正的价值在恶一边。价值的原则，要求我们走得“尽可能远”。因此，与善的原则结合，将能衡量“最远的”社会团体(最远点，超过这个点社会团体就无法前进)；与恶的原则结合，将比个人或少数人暂时达到的地方“更远”；“更远”，谁也无法到达。 

还有第三种情况，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某些少数人可以超越纯粹、简单的反抗，逐渐承担某个社会团体的责任。这种情况须掌握逐渐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里应该承认，米什莱的态度是含糊的，他给予世界的性质高于反抗；更多地关心未来和现在。这样，他就限制了引导世界方向的自由。我如此讲，不是要降低他们的地位(相反，我想注入一种强烈的感情)。米什莱的生活本身对这暧昧情况作了答复，苦恼显然在指引他，甚至使他步入歧途，而此时，他正在写作，书中燃烧着混乱的激情。在他的日记里(我没有谈到，因为当时还弄不到，但我从第三者得到了足够的细节)。他说，米什莱工作过程中，有时缺乏灵感；这时他就走出家门，进入一个小教堂，那里臭气熏天。他深深地呼吸，“尽力接近了他所惧怕的对象”，然后回去接着工作。我只能忆起作家高贵的消瘦的面庞和微微颤动的鼻孔。 

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董澄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2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