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菲、福斯特、波茨｜微观-中观-宏观
作者及出处
作者简介：多普菲（Kurt.Dopfer），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系教授，国民经济系副主任，他首次提出演化经济学方法的公理化（多普菲，2001），指出在经济学分析中“经济人”的概念应当由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代理人替代（多普菲，2004），并与福斯特，波茨（2004）共同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中观（meso）分析的重要性；福斯特（J.Foster），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的复杂系统建模，自组织理论的统计学应用，企业的复杂适应系统性质，演化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等；波茨（J.Potts），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技术与制度变迁经济学等。
译者简介：秦升，男，河南正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贾根良，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3辑（总第7辑）
摘 要：最近，多普菲和波兹提出了演化的批判实在论，以此为基础，我们为演化经济学发展了一个微观-中观-宏观结构的分析框架。重新构建这个框架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经济演化过程中“存在”和“改变”所具有的高度复杂和突变的特征。对我们来说，一个主要的直觉在于经济系统是一个规则的个体群、一个规则构成的结构、一个规则演变的过程。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我们称之为中观的规则系统。从演化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武断的认为微观的总和就是宏观。相反，我们把经济系统看成是中观单位的集合，每个中观单位都由一个规则和它的实现群体构成。正统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应当以微观-中观-宏观命名。微观指的是规则的个体载体以及他们所组成的系统，宏观则由中观系统的个体群结构构成。中观结构的组成元素共享着微观结构，而中观的组成元素又通过宏观结构连接，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用于分析经济演化中中观领域变化的本体上一致的框架——我们称之为中观轨道——以及一个理解包括微观过程和宏观结果的方法。我们相信，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能够极大地强化和明确演化经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并最终使它成为更为有力的理论。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微观 中观 宏观 框架
01
序言
在《开放社会》一书的开篇寄语中，卡尔·波普这样对社会学家说道：人们普遍认为，对待政治的一个真正科学或者说富于哲理性的态度，以及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应该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深入思考和阐释的基础之上。当一个普通人认为他的生活环境、亲身经历以及做出稍许抗争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时候，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则应当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些问题。
波普把这种科学方法定义为历史主义，顾名思义，这种信念意味着任何理论都可以无条件的从历史进程中推演得出。波普写了两部著作攻击历史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极权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推崇以及它在解释组织变迁时的苍白无力。在经济学中，我们通过哈耶克《知识的虚伪》也了解到这样的攻击，对于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凯恩斯应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概念体系和范式，哈耶克是坚定的批判者。与波普相同，哈耶克也认为经济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由连续不断的非均衡的演化变迁所决定，并且无论何种情况下它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历史主义者，如马克思，唯心主义者，如莱昂·瓦尔拉斯，都由于其理论的不科学性受到哈耶克的攻击。
但是，在我们看来，哈耶克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攻击比波普对历史主义者有关社会科学的批判更重要。为了用更好的词汇描述，我们将把哈耶克所攻击的对象称为数学主义。数学主义假定，对待经济学真正科学的以及哲学上的态度，甚至在一般意义上对社会科学更深刻的理解应当以对数学逻辑的仔细考察为基础。经济学中的数学主义理所应当的表现为以下两者的并列：必然在静态的理性状态下的正规微观经济学命题与由其演绎出的宏观经济学结论。因此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一种微观和宏观分析的两分法。微观研究个人选择，宏观研究个体选择的加总效应，微观的总和是宏观，而宏观的分解是微观。比如，波普攻击过马克思阶级意识情境下的“整体主义”，而主流经济学中的“代表性行为人”经济不过是和这种“整体主义”本质上相同的事物。如一般均衡、生产函数以及代表性行为人的概念与数学主义在分析框架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推导过程更复杂而已。任何一个对经济系统或对它的组成部分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数学主义使得我们对于那些甚至是非常基本的概念——如结构、群体和过程——的界定都相当困难，而这些概念都是我们对社会学或生物学进行进化分析时采用的核心概念。数学主义的目的在于提供简洁的体系，但实际上却扼杀了人们对于开放系统下协调与变迁的本质的思考，同时也严重的限制了经济分析的范围和威力。
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一书中，波普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帕累托特有的推理错误，原因在于他的理想模型孕育了历史主义；矛头也指向了马克思，因为他的宣传使得理想主义无人不知。而在本文中，我们的目的是深入的批判数学主义。对于埃奇沃思、萨缪尔森和德布鲁等等的理论瑕疵的批判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在本文中。数学主义的本质和起源并非我们关心的首要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利用它和我们的出发点相区分并明确我们的研究方向。我们为演化经济学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分析框架，但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思考开始，即微宏观的分析框架是如何产生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数学主义，并且批判它与开放系统的分析格格不入。这就带来一个疑问：面对似乎在应用上如此普遍并且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宏微观分析框架，它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
为了提供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考察经济运行中调整和变迁的基本问题，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的演化是知识成长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观点由波普提出，由哈耶克向经济学家做出解释，最近人们开始更多的理解这种观点。不管一般系统理论看上去多么的一般，不管普遍达尔文主义看上去多么的普遍，也无论复杂理论中网络关系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开放系统中的自组织理论还是演化经济学对于存在论的忽视，我们仍然没有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如何用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来代替数学主义，这种框架能够将重点放在不同于生物进化的有关经济演化的诸多方面，换言之，集中于和知识成长过程相关的方面。
我们用一种新的概念实现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即设定三个分析领域，分别定义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将解释在作为复杂规则系统的经济系统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所指为何。我们对于数学主义的批判在于它没有中观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数学主义与工程学和控制论如出一辙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它不能解释开放系统变迁的原因。本文的第二部分概述了中观——经济演化中的基本单位——视角下的分析观念，即作为新奇创生的通类规则产生或消失于经济系统的演化路径。通过对微观、中观和宏观视角的不同运用，我们可以描绘出作为知识成长过程的经济系统的演化和变迁。在我们看来，这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研究视角，即演化经济学理论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模型和应用研究如何恰当的形成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生不息的本质。
02
经济运行——一个复杂的规则系统
经济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规则结构，这种结构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演化。当新的规则诞生之后开始逐步被接受，进而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这个过程构成了经济演化的驱动力。事实上，演化的经济行为人——理性经济人（Homo Sapiens Oeconomicus）——是一只运用规则和创造规则的“野兽”。规则系统的运作表现在，如劳动分工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是一个能力系统，也是一种交易方式，这种分工构成了知识经济的核心架构。因此，知识的增长，从而经济系统及其组成部份的演化就是一个由某种意义上的通类（generic）规则的创生、接受、应用和扩散所驱动的过程。
一个被定义为“经济”的系统在本质上取决于一系列的规则结构，之所以称之为经济，原因在于这些规则与商品和劳务的生产与销售密切相关。然而，经济规则也必然内生于一个更加广泛的规则环境中，包括社会规则、生态规则、法律规则、政治规则等等。经济规则系统与其所在的更加广泛的规则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简单的观察有助于我们弄清为什么经济系统是如此的复杂和变幻莫测，为什么演化而不是“理性动机”才是经济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源头。对演化经济学家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在于构建系统的结构，在存在着由不同种类的过程加以实现的思想和技能上多样性的情况下，这种结构以差异化的速度进行复制。然而，演化经济学家们也经常把“多样化中的选择”看作是微观经济理论，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经常被含混地称为“知识”的事物实际上是一种规则结构，而这种规则结构比选择过程远为重要，因为它界定了多样性的构成。
当我们把知识看作是一个规则结构，我们要解决的是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无论这些要素处于系统之内还是之外。规则结构是由一系列的具有互补特性的规则构成，可以运用网络理论中的诸多方法予以分析。能够对理解经济系统起到重要作用的规则常常是具有通类性的。当然，在某些局部的空间和时间内也存在着特殊规则，他们仅仅反映了系统所面临的特殊状况，并且——尽管这些规则为新的通类规则诞生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他们无法提供建构经济系统所需要的共有知识的关联结构。换句话说，一个通类规则就是一种体现为现实化的个体群的规则。我们可以把通有规则和现实化的总体规则定义为“中观单元”。当我们强调某一单独的通有规则和其特殊载体时，对于这种局部背景下的规则分析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微观视角。我们所关心的是规则载体之间关联结构的本质，和特殊过程相关的规则的效率和功效，以及改变规则的起源、接受、适应和保持状态的社会心理过程。中观视角就是从这些细节中抽象出的强调现实化的总体规则的观点。我们重视诸如总体的规模、中观单元的发展状态以及载体的重组等问题。
中观和宏观之间的关系正如以相同的系数缩小和放大一样，这里的放大和缩小指的是关联结构、效率和功效的变化。然而，这里所有的中观单元都是规则组织而不是个体规则的实现。在宏观领域，我们将细节抽象是为了强调总体结果——这是一种准统计学的方法，尽管我们有可能从统计学的角度将微观数据加总得到宏观数据，但这种方法针对微观领域的分析却作用有限。换言之，我们可以有微-宏观的算法，但真正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还需要使用微-中-宏观的分析方法。
一个规则加上它的应用总体构成一个中观单元。当我们通过中观“透镜”来观察经济系统，我们所看到的是中观单元群和他们不断演化的过程：如规则总体的数量变化、以微观现实的多样化所表现出的规则多样化以及中观视角下的阶段性构架变化。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无论是微观角度（复杂的规则结构构成系统，如公司）还是宏观角度（规则总体的复杂结构，如工业和经济），它们都建立在中观视角之上。当我们观察中观单元的变化，这里我们以此指通类规则的变化，即知识基础上的变化，以及（或者）它们各自个体群的变化。这时，我们可以将分析集中于变化过程的微观和宏观方面。
微观包含着规则载体的组成变化以及载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宏观包含着中观单元之间结构的协调变化。规则是系统的基石，它构成了经济系统的微观构架和组织。中观单元或者说规则总体构成了经济系统的宏观构架。我们往往通过统计上的总量认识宏观，但这只不过是产出数量和资产价值总和的度量，这些数字真正的来源在于中观规则群的交互作用。关键在于宏观并不是微观的动态加总，而是为我们把中观视为整体提供了系统的视角。同样，微观也并非经济系统的简化，它是“倒过来”的系统观，让我们从中观单元的组成部分出发进行研究。经济系统是建立在中观基础上的，微观和宏观是从结构方面反映构成经济系统基本单位的中观群体的变迁的两个角度。
微观-中观-宏观显然是一种新的术语，但它更是一种新的视角。我们相信，在演化经济学领域的很多研究中所接受的隐含的方法论已经融入中观概念。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还没有把微观经济学基础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分解，相反，他们认为制度因素对于理解宏观经济现象更为重要。接受一个更加清晰的微观-中观-宏观分析框架将使我们更加直观的理解以下问题，即如何把复杂系统理论与自组织理论同以群为基础的思考很好的结合，为演化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分析工具，能够研究结构化的开放系统中普遍发生的新奇现象。
这个新的分析框架立竿见影的好处在于它能够综合演化经济学各个分支，将它们统一到一致的框架中，比如，它能够让我们把演化微观经济学著作中的组织学习与适应和演化宏观经济学著作中的制度上的协调或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起来。当然，更深层次的优势在于宏中微观的分析视角为综合经济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协调与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到今天为止，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把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区分，对于微观领域的调整，他们以价格信号为基础采用相同边际效应的方法解决；对于宏观领域的动态变化，他们将其归于外生变量对均衡状态的干扰。变迁，在其演化意义上必然要与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思维相对立。既定的数学化的宏微观框架对于中观的忽视使得它不可避免要排除变迁，而没有了变迁的宏微观框架除了其科学的外表恐怕已经没有多少科学价值了。
03
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领域
在探讨宏中微观三者是如何在中观视角下相互作用之前，让我们首先考察微观、中观和宏观三者各自的分析领域。也许，理解以上问题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宏观和微观在整个分析框架里并不是非常独立的领域，他们更多的是被用于一般演化分析（协调与变迁）的过程中。有关行为者创立或采用规则以及复杂结构如何产生的微观分析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通过考虑行为者在接受和采用规则时如何相互作用，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的理解中观的协调与变迁。同样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对于中观单元的联合结构以及统计维度如何产生的宏观分析，因为，通过考虑中观单元变化所引起的中观秩序的变化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观的协调与变化。现在让我们讨论细节。
演化微观经济学考察的是经济主体如何创建和使用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具有复杂联系的系统之中，并随联系的改变而变化。演化经济学的主体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数据，也不是一个形式化代表，而是构成系统的不可或缺的特有单元。每个主体和其他主体的子集交互作用，每个主体也遵循所有经济规则的一个子规则。演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内部和外部两个结构：内部结构建立在认知和想象能力之上（主体是有思想的），外部结构建立于和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体处于群体之中）。从演化的视角来看，每个主体都在持续不断的解决问题，从而创建和保持了复杂的规则系统。微观作为一个分析领域与其微观视角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视角对于一个主体是如何创立、接受、采用并保持某一规则给予过程上的描述。微观本身是作为通类规则的中观的一部分，规则作用于承载它的微观主体。
演化中观经济学是演化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概念，因为它描述了经济演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核心。宏观和微观告诉我们经济事件的调整，但是中观的变化才是这种调整出现的深层原因。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乔治斯库.罗金、罗斯比等众多经济学家无论如何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他们所指的不外乎是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于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中观节奏的变化必须被融入有关经济变迁的理论中。由于中观必然以变迁为特点，所以，经济系统及其经济过程以非均衡为特点是不能被排除在理论假设之外的。当然，中观也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中观单元的衰减与其扩张达到平衡。但是，这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状态，而是一种结构上的非稳定状态。中观永远不会是完全静止的，因为规则结构中不断衰减的反向作用力总是激发着人类固有的好奇心和实验冲动。中观“透镜”下的经济系统强调通类规则及其实现群体。它区别了两种多样性：通类规则本身以及它的实现群体。逻辑扩散以及动态模型的复制是中观分析的典型方法。比如，对于前者，一项新规则或新技术将创造一个小圈子，在这个创新环境中，新规则将逐渐被接受。动态复制关注的是一个规则的一个变异支配其他变异的趋势。这里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微观，比如供给垄断市场的建立。
演化宏观经济学与演化微观经济学有某些共同之处，原因在于它主要分析复杂结构及其共同的演进过程。以下两个因素决定了宏观分析的中心。首先，宏观不是以理性、选择抑或是任何类似的行为为依据进行的微观综合，相反，源自中观的自调整和自组织才是决定宏观结构的主要方面。其次，对于复杂结构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准统计学的方法，因为在宏观领域的双层结构中，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是不同的。这与每个中观单元的“双峰”性质是有关的，即一个中观单元包括了一个规则和这个规则的实现群体。深层结构指的是众多规则共生共存的理论逻辑，分析深层结构就是分析规则之间如何相互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与知识的分工有关，同时也使得协调问题变得突出，因为具有不同“血缘”的规则很难相互适应，而且有些规则难以琢磨。宏观经济学的很多问题都与协调失效有关，但是，人们倾向于仅仅将问题集中在“市场失效”上，而不是更加关注规则结构之间的鸿沟。
表层结构显示了深层结构是如何表达自身的，如收入—支出流。因此，结构中通类规则的不一致导致了协调问题的出现：怎样才能与经济系统的有效需求相适应呢？尽管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关注了与深层结构相关的投资支出决定与流动性偏好问题，但模型所处理的仍是表层问题。可以看到，当中观结构失去其适应性并且变得过于呆板而开始崩溃时，经济波动就产生了。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刚性工资，而在于僵化的规则。很明显，通过演化宏观经济学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讨论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怎样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理解整个中观路径或模式。当然，这与熊彼特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于长期经济波动决定的论述有很大联系。
04
中观视角
长期以来，奥地利学派以及后熊彼特经济学家都认为，无论是微观动态学（学习理论、理性预期、演化博弈论）还是宏观动态学（增长理论、非线性动力学，均衡修正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都无法归纳和解释经济的演化与变迁。原因很简单，经济演化的主要领域在中观层次，而不是宏观或微观。事实上，经济演化作为自组织过程的概念仅仅在中观视角下才有意义。知识的增长在微观方面与规则的组织相关联，在宏观方面与规则的结构群相关联，但最终经济的演化是一个规则和规则系统变迁的过程。中观的变迁是经济演化过程的核心，而具有通类性质的中观运动则被称为一个中观轨道。
中观轨道可以看成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新规则经历创生（出现）、扩散（接受和适应）和保持三个阶段的过程。一个中观轨道包括了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即打乱原有秩序，在将结构稳定在一个新的秩序和组织形态之前，通过变异和选择、接受与适应所构成的压力使新思想和新的群体得以在联想和统计意义上建立。
中观轨道同时影响经济系统中的宏观秩序及微观组织。我们把这个过程的特点用“演化三段论”命名。起源阶段指的是一个主体发展了一种新思想或是新规则，该规则促使了有关人、能源和材料的新组织形式的产生。这个阶段，规则大量出现，但多数夭折，其特点表现为新奇性与多样性。扩散阶段包括了在一系列组织背景下对于成功规则的接受与适应。这时包括两种情况：小圈子之间的合作以及随后不同规则主导的小圈子之间的竞争——往往相互竞争至筋疲力尽。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环境，过程中互补的性质意味着那些较为偏远的、能够使适应过程更加容易的规则变量将脱颖而出。因此，结果将是经济中一个新的微观组织以及新的中观秩序的建立，从市场改革和工业组织结构可见一般。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保持和复制大量出现的时期，中观规则被持续的修正和保持所加强，如加强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立法将规则具体化。
一个中观轨道包含新的中观规则向微观组织领域的扩散，以及过程中来自作为规则群的宏观领域的反馈。首先发生在微观领域的是一个主体通过探索得到了一个新规则并发现了它的应用潜力。对于单个主体而言，这是一个学习和实验的过程，但对其他主体而言，接受和适应该规则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种演进过程将重构市场及其组织环境。在宏观领域，首先发生的是早期采用新规则的人垄断了新市场。随着后来者开始学习和试着应用新规则，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宏观领域的情况常常是与秩序有关的，如新规则怎样与现有规则契合，同样，规则群怎样与其它规则群相契合。正是中观轨道的出现才使得原有秩序被打乱，而在轨道的尽头新的秩序得以建立。
我们把中观轨道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分别叫做中观1、2、3。中观1是中观轨道的第一阶段，此时，主体获取、理解了某一新奇规则，并设想出一种应用新规则的方法——这就是中观概念中的新生以及微观概念中的首次应用。中观1的开始需要整体新奇（一个通类思想）和局部新奇（其第一批现实化群体）的同时出现。中观2包括了对新奇的局部接受和适应。在第二阶段，现存的秩序被打乱，从而必有一个适应新规则的行为正常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熊彼特主义关于经济演化的核心——制度化。中观3是整个中观轨道的最终阶段，该阶段的规则若对经济系统保持相当的重要性，那么它就可以继续存在较长时间。这是一个通过复制、保持以及修正而实现的亚稳定状态。然而，许多规则虽然风行一时，对中观3而言却早早的被抛弃掉，他们的消亡使新思想得以进入系统。比如说，以马为主的交通规则在动力交通工具的时代被加强。一旦新思想出现，熊彼特所定义的新奇现象开始大规模扩散。因此，中观3的亚稳定状态在保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当结构稳定性丧失时会带来大量的机会。
需要强调的是，中观3的性质并非一条数学曲线达到饱和点或是一个明显标记—— 对于个别规则而言这些已在中观2的末期发生。中观3亚稳定状态的持续最终将导致稳态的出现，此时，思维不再具有想象力，个体之间也不再以新方式相互作用。我们或许会认为这已经达到了知识结构的某种一般均衡状态，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那样，一种给定中观条件下的生产的无尽循环。然而，这种理想状态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系统的事实，但它却反映了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的最终状态。不过，这种状态不可避免的要退化，因为所有结构都存在类似熵的运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多数经济在多数时间处于中观1和中观2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生生不息的原因。此外，集权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武力维持僵化的中观系统。在演化心理学中，扎根于社会主体内心深处的特性便是不断诋毁统治阶级，我们认为，人类思维的演化微-中观框架同演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微-宏观制度框架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的经济充满动力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充满活力。总之，一个通类的中观轨道包含了三个部分——1、创生；2、接受；3、保持——每一阶段的影响都扩展到微观和宏观纬度。
中观1——起源
中观1是一个微观向中观发展的过程，过程中新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按照熊彼特主义的观点，我们要研究的是，面对不确定性时企业家所进行的富于想象力的活动。更加具体一点，我们研究的是对规则产生崭新理解的主体，他有强大的说服力，有获取资本并创造新的组织结构的能力——这些都与创造新事物有关。所以，我们指的是富于能动性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而不仅仅是反应灵敏的奥地利式企业家。微观背景下，这意味着有目的的活动导致了至少一个主体的边界的改变以及其作用的变化。
第一个接受者，或者说是规则的创造者，具备提高自身能力以及施加新影响的潜力。这并不限于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者，同样也可以指一个发现新的满足潜在需求方式的消费者。只是创造与实验更容易在经济系统的生产一方被观察到，因为对于相互竞争的产品，R&D对获利是必要的。在消费者一方，形成新偏好的创造与实验就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因为在早期，支出流的变化很难完全反映偏好的变化，时间而不是金钱才能反映这种变化。但是，无论创造产生在消费一方还是生产一方，来自生产者对于市场机会的把握伴随着消费者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共同造就了新的产品和服务。微观—中观过程涵盖了新产品、新的消费者、新的期望、新的组织、新的交互作用、新的市场、新的法规和新的制度、抑或是这些的同时出现。
中观1同样具有宏观效应。一个新的中观单元意味着一个新市场的产生，当然，市场概念在定义上具有无限的可变性——任何一种新产品都可以被看作是新市场的源泉。所以，我们必须对“新市场”一词作严格的限定，即新市场必须在制度意义上是新的，而且在熊彼特看来，新市场还必须是垄断性质（相对独立）的。垄断竞争涉及的是规则的现实化变异，而非规则本身。在演化的竞争中，一个新垄断的形成意味着一个新的中观规则的产生：垄断竞争以及兼并或许就产生在此过程中，当然也可能产生在其他过程中。但中观1并不仅仅是新的垄断或兼并的出现——这是一种暗含终结状态的观点。在中观轨道中，垄断或兼并仅仅是先前锁定的规则群在结构上瓦解或离散的第一阶段。所有原创思想在创造性毁灭阶段都开始于“垄断”（思维的独特与独占），但这并不是因为竞争性市场的瓦解，也不是因为关注不够或是实验有限。只有当知识在特定时期被挖掘殆尽时，竞争才让位于垄断，但是，一旦新的有良好预期的知识出现，竞争又会打破垄断。
多样化的出现打乱了原有秩序，其重要性体现在它允许新的垄断或合并打破已有的组织化的规则结构。一旦现实化主体之间的联系发生变化，由于新事物的出现原有的结构开始解体。正如一个新产品的出现将同时影响其替代品和互补品一样，这个过程同样会打乱中观-宏观的阶段性结构。对于阶段耦合的干扰将迫使现有结构发生变异并开始瓦解过程。
中观2——大规模的接受、适应以及扩散
中观2包含了熊彼特主义经济演化的核心过程——一个新的规则群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微观以及宏观层次上的变化（接受、适应以及扩散）。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中观2包括了将规则应用到不同局部环境的适应性过程，以及中观轨道对局部变化的影响。此阶段中，竞争、策略以及经济规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是一个重建知识结构的探索、分化和综合的过程。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新规则及其相关规则的深层结构被挖掘和探索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加速发展且市场极其混乱的时期（如：1924-1929的无线电业起步阶段，1980-1989新的金融工具被发明的时期以及1995-2002互联网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
在微观层次，中观2表现为一条通向全面接纳的路径，开始时充满不确定性，各种规则都在争夺垄断地位，随后，新规则一旦确定，主体行为开始呈现出标准化，此时，不确定性成为正常化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中观2在微观领域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过程：学习和实验——这两个方面促成了一个由领先者和跟随者构成的有秩序的结构。随着特征空间不断的被挖掘，随着产品开发带来的现实的多样性，规则所采取的形式的多样性也在增长。当规则应用到不同的市场现实中时，市场的发展和分化也随之产生。对于单个市场而言，这并不必然也不典型，通过新规则在初始市场的扩散进而促使相关市场的形成并获取制度上的支持才是更普遍的状况。宏观系统的深层和表层结构推动但同时也限制了中观演进在微观领域的发展和实验过程。
在宏观领域，我们观察到了多样性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之后大量涌入可接受的规则变量集中，规则对于现实的作用体现在脱协调和再协调的过程中。这并不同于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潜在的包括了固定的规则以及从先前的系统中继承下来的多样化。然而，经济演化过程包含了规则以及统计层次的规则群的变异，可以看出，路径依赖更多是一个微观-中观概念。中观2的宏观方面是一个脱协调和再协调的过程——对于保持现有规则联系的秩序的毁灭和再造过程。这也是寻找规则和规则群最佳规模和周期的阶段。与路径依赖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周期依赖的过程。正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的流行就取决于便宜和易用的电脑、精通电脑的青少年和风险投资家。脱协调和再协调包括了中观轨道中人口的代际更替以及结构的协方差的变化。
中观3——持续（保持和复制）
中观轨道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规则及其应用群的持续过程。这种过程通过微观层次的保持以及宏观层次的复制进行，而且以上两方面都是标准化或者制度化活动的亚稳态扩散。在微观领域，所有已经被适应的规则都会在将来被应用，新规则通类化的过程也一直在继续，其应用边界将越来越清晰，如劳动力的分工，知识及其前景的结构，地方及工业组织。随着知识群的形成，中观3将逐步制度化，规则群也趋于稳定。中观3总体上充满了有关知识的概念：技能、常规、能力等等。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即使中观3——在定义上是持续和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它仍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微观环节也是如此。正是稳定促成并保持了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的本质），这种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作为经济主体无法抑制的想象力以及破坏现有秩序的冲动。并且——也许这很荒谬——当制度背景的稳定性使良好的机会变得明显，同时使不确定性变得渺茫时，想象和猜测对于打破现有秩序常常表现出巨大威力。在创造性毁灭的典型过程中，认为想象总是产生于危机之中是错误的。机会或许只有当危机到来时才会出现，但多数情况下，想象常常产生在无声无息之中。如果在中观3阶段，行为主体缺乏想象，那么他注定要被边缘化。
在宏观层面，亚稳定状态更加明显——中观3是一个规则群结构被大量复制的有秩序的阶段。此时，新规则融入现有秩序，利润达到平均水平，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随着想象变成现实，期望值也和经验、渴望一同增长。中观3是一个行为与结构不断持续和保持的过程。亚稳定的阶段性结构为新的中观轨道的出现提供了秩序和组织背景——这正是经济辩证演化的基本特性。新奇的出现为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新秩序又为新奇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中观3在表层的稳定（统计意义上）足以使新规则不断涌现并自我成长。稳定性为新奇以及之后经济的演化过程提供了环境。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大多数问题出现在利益集团对于新奇出现的抑制上，尽管这些集团可能在短期得逞，但系统内在的熵的性质意味着对演化机制的阻碍必将带来某种形式的灾难的出现。
有关中观的三个阶段以及相关的宏微观分析还有很多需要讨论，这里不一一展开。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探索微观-中观-宏观分析框架与现有演化经济学文献的关系。我们并不把微观-中观-宏观的视角看作是一种新的或综合的经济学流派，而把它看作是一种对待演化经济学家们直觉的新思路。
05
结语
我们以对正统经济学数学主义的责问开端，正如波普将历史主义视为开放社会分析的敌人一样，数学主义是开放经济分析——同样也是演化经济学——的敌人。我们提出，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微观-中观-宏观的框架之上，而不是宏微观的分析框架。尽管经济系统中演化的确切涵义还在争论之中，但宏微观框架对于中观视角的缺失导致了其无法很好的解释演化概念和演化机制。微观-中观-宏观无疑是一个更好的分析经济演化的框架，而且也为我们从经济系统的本质属性出发进行研究提供了思路。
我们进一步指出，中观视角对于演化经济分析的概念化给出了所需的本体论基础。事实上，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不同性质的变化可以很好的被微观、中观和宏观领域所覆盖。中观视角可以解释结构变迁和开放系统演化过程的动力学问题，而传统的框架则无能为力。我们相信，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可以极大的强化经济问题的研究核心，最终通过这种强化展现出演化经济理论的综合解释力。经济的演化蕴涵着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复杂的变化过程，然而，揭示这种变化本身并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通过中观领域给出确切的说明。
协调与变迁都内生于演化框架中，并通过中观得到定义。首先，演化背景中的协调问题可以根据中观单元现实化群体的变化予以说明（主要表现在：描述规则与其载体之间关系的微观结构的变化，描述中观单元群与其宏观秩序之间关系的宏观结构的变化）。其次，中观动力学以规则群的阶段性成长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复制、变异、选择和自组织的演化机制无法直接用微宏观解释而只能用中观概念加以说明的原因。变异与选择的主体不仅指规则同样也指规则载体。复制则意味着规则信息的复制以及物质能量的重建，而自组织说明了与中观媒介相关联的各种过程在宏微观领域的相应变化。
最为重要的观点在于：核心的演化概念与演化机制只能够通过中观以及相对应的宏微观变化给出定义。因为，演化的经济过程最终取决于新奇规则的产生以及它所引导的中观轨道的开始，而知识的增长从而经济系统的发展正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经济学家普遍注意到但还未给出足够解释的一个事实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分析上的不可通约性，我们认为，产生这种不可通约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经济学在本体论和分析框架上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宏微观的区分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区分为基础，重点在于中观动力学。此外，新古典分析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对于演化分析来说并不必要，反之同样如此。演化经济分析并非简单的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因此没有将重点放在有关选择以及动机的均衡结构分析上。相反，演化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如过程、个体群、关联、多样性、交互作用、知识、制度以及能力——都指向了从中观视角出发的理解开放复杂系统的分析维度。演化经济分析之所以重视中观领域，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经济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和自适应的系统。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Antonelli C (2001) The mi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Boulding K (1978) Ecodynamics: a new theory of societal evolution. Sage, Beverly Hill, CA
[3]Chen P (2004)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of macro dynamic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persistent cycles,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Dopfer K (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4]Dopfer K (2001)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am and scop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5]DopferK(2004a)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DopferK(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6]Dopfer K (2004b) The economic agent as rule-maker and rule-user – Homo Sapiens Oeconomicu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4: 177–195
[7]Dopfer K, Potts J (forthcoming) Evolutionary realism: a new ontology for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8]Dosi G (1982)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Research Policy 11: 147–162
[9]Earl P, Potts J (forthcoming) The market for preferen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0]Foster J (1987) Evolutionary macroeconomics. Unwin Hyman, London
[11]Foster J (1992) The determination of Stierling M3 1963–1988: an evolutionary macroeconomic approach. Economic Journal 102: 481–496
[12]Foster J, Wild P (1999a) Econometric modeling in the presence of evolutionary chang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749–770
[13]Foster J,Wild P (1999b) Detecting self-organisational change in economic processes exhibiting logistic growth.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9: 109–133
[14]Freeman C, Louca F (2002) As time go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5]Freeman C (1974)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Pinter, London
[16]Georgescu-Roegen 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7]HodgsonG(1993)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8]Hodgson G (2002)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12: 259–280
[19]KirmanA (1997)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network.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7: 339–353
[20]Loasby B (1991) Equilibrium and evolution: an exploration of connecting principles in econom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21]Loasby B (1999) Knowledge,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in economics. Routledge, London
[22]Louca F (1997) Turbulence i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3]Metcalfe JS (1998)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Routledge, London
[24]Metcalfe JS, Ramlogan R (2003) Restless capitalism. Mimeo, CRIC,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5]Metcalfe JS, Foster J, Ramlogan R (forthcoming) Adaptive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6]Mirowski P (1989)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York
[27]Nelson RR, Winter S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28]NgYK (1986) Mesoeconomics: a micro–macro analysis. Harvester Wheatsheaf, NewYork
[29]Pavitt K (1984) Sectoral patter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owards a taxonomy and a theory. Research Policy 13: 343–375
[30]Popper K (1945)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Routledge, London
[31]Potts J (2000) The new evolutionary microeconomics: complexity, competence and adaptive behaviour.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32]Potts J (2001) Knowledge and marke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1: 413–431
[33]Potts J (2003) Toward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homo economicus: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nomadism. In: Laurent J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human nature, pp 195–216.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34]Rubin P (2002) Darwinian politics –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freedom.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Brunswick, NJ
[35]Schumpeter J (1912/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Opie 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36]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37]Witt U (2001) Learning to consume – a theory of wants and demand growth.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1: 23–36
[38]Witt U (2003) The evolving economy: essays on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conomic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http://www.cpeer.cn/
http://www.peforum.cn/
责任编辑：范守勋 审核：龚剑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