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革命｜杨虎涛：经济学多元主义：历史、主旨和中国意义

作者：杨虎涛（1969-），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出处：史正富、孟捷主编《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摘要 ·

经济学多种理论、多种方法在思想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和对话一直是促进经济学学科的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自战间多元主义时代之后，经济学逐步转向新古典体系支配下的一元主义，虽然不断有新的理论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但并未改变这种一元主义的格局。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积极推进的经济学多元主义运动有着深刻的方法论基础，它并不只是一种群体诉求，也是一种经济学学科本身发展趋势的体现，真正而有价值的经济学多元主义应当是一种以学科宽容和学科自由为宗旨的，强调学科平等竞争和自由对话的主张，理解并实践这种多元主义，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

经济学  多元主义 方法论 中国经济学

如果以2000年法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请愿书行动为起点，旨在推进经济学多元主义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已经持续了十五年。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成为了是这一运动的催化剂， 2014年5月5日，来自30个国家的65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ISIPE）。一年后，这一组织已发展到了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与2000年法国学生只是要求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相比，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运动的组织者们提出了更为清晰的纲领和诉求，对多元化的态度也更为理性和宽容。在《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吁书》中，他们明确表示，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元化和学科交叉的多元化必须置于课程体系的核心，经济学教育不仅包括基于新古典的范式，还要包括常常被排斥在外的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学派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女权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等众多其它非主流经济学。而多元主义的目的，“不是选择站队，而是理智地鼓励充分的辩论和从对立的观点中钻研性地学习。”[1]

回顾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多种理论的碰撞、交流与并存是常态，即使是在新古典体系逐渐取得垄断地位之后，经济学家也从未停止过关于多元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讨论。1992年，包括莫迪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西蒙（Herbert Simon）和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内的44名经济学家就曾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呼吁经济学应有一种“新的多元主义精神，从而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能够进行批判的和宽容的对话和交流。[2]然而，这种由学生团体发起和推进的、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的运动，却是罕见的，这也不得不让人反思，它反映的究竟是学生社团或学生群体的诉求，还是经济学发展本身的要求？现代经济学已经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分支，它为什么还不是多元的？如果多元主义对经济学的必要的，它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多元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学而言，经济学多元主义意味着什么？ 

[1]详见http://www.isipe.net/

[2]贾根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82页.

一、过去的多元主义和现在的多元主义

在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上，多种理论和多种方法在经济学中并存是常态，而不是偶然。不必将经济学思想史上溯到古典经济学甚至更远的时代，20世纪一战和二战期间的近三十年时间，就被经济思想史学界认为是最典型的多元主义时代，也即著名的战间多元主义（interwar pluralism）时代（M .S. Morgan and M. Rutherford，1998，David Colander，2000），其特征是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边际主义等多种思想并存发展，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并不存在一种理论或一种方法垄断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现象，在这一战间多元主义时代，无论是哪一种理论或思想都在这种多元竞争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战后，边际主义、一般均衡和数学分析方法完全战胜了制度主义、历史学派和描述分析方法，新古典就此取得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新古典的胜利，至少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第一，运筹学（择优分配）在战间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使新古典更容易深入人心，因为择优分配正是这一体系的强项；第二，科学哲学思潮的变化使社会科学开始全面地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体系，努力将自己努力塞入“物理学的紧身衣”中，而在这方面，新古典具有天然优势；第三，马歇尔认为，为了避免希腊人试图包揽一切自然科学反而束缚了自然科学发展这样的后果，应当分割社会科学领域，实施专业化的研究从而加快进程。[1]这一进程在二战之后开始明显加速，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需要一种独特的标准将自己与其他学科区分开，而显得更为纯粹的，在主题和方法上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存在“边界不清”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容易分离出来。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新古典经济学就确定了自己在经济学领域的垄断地位，其标志是进入大学教科书，解决了该学术体系的大规模代际传承问题，新古典体系也从此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尽管新古典自其取得统治地位以来一直不乏批评之声，如假设的非现实性，类型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等，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和证伪主义运用范围的有限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新古典的地位。相反，通过保护硬核，修正保护带和获得正向启示，新古典经济学扩张到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的领域，产生了法与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家庭经济学、宗教经济学等一系列分支，形成了一次经济学的帝国扩张运动。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扩张都不能称之为是一种多元主义，它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范式的多个应用。

21世纪初，当法国学生开始递交请愿书的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却宣布了新古典的死亡，开始讨论经济学第二次多元主义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问题 (Dow 2000[2], Fullbrook，2003[3])。大卫.科蓝德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消灭了新古典体系的标志性特征（Colander, D. 2000）。[4]而欧洲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奇逊也乐观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转向。[5]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博弈论、认知心理学在这一时期内所取得的进展，或者单独、或者共同挑战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稳定偏好、完全理性等传统假设，此同时则有力地支持了异端经济学的种种观点，如异质性、历史特定性、场景依赖性和过程理性等。与20世纪70年代由贝克尔等人发起的帝国扩张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特征是——经济学帝国被侵略了，来自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这些“硬”科学的研究者们，以经济学家一直羡慕但却一直无法使用的可控实验手段，证明了新古典体系的诸多荒谬。这正是科蓝德和霍奇逊们判断“第二次多元主义时代”已然来临的理由：新异端（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等）在挫败了正统（新古典）的同时，证明了长期来被边缘化的老异端（后凯恩斯经济学、女性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的理论价值，这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多元主义时代来临呢?他们甚至开始担忧，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多元主义时代，经济学理论的碎片化和学术隔绝主义会不会出现。[6]

今天看来，科蓝德们当初过于乐观了。从研究领域看，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的确已经不再拘泥在新古典体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同质性和类型论思维方式的改变，也不意味着数学形式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典型特征的清除。在一个更为庞大和复杂的主流经济学阵营内，我们依然隐约可见新古典体系的基本框架。曾被寄予厚望的新异端经济学，或者游离于体系之外，或者被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偶然的意外被轻描淡写地消解，甚至被容纳或成为新的工具。十五年来的经济学多元化运动并未对现有的经济学教学体系和科研评价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学术评价体系仍然对异端经济学家持歧视态度，绝大部分异端经济学家难以升迁甚至不可能在经济学系谋得教职。而在大学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本科教育体系中，新古典仍处在垄断地位，并没有出现多种学说的竞争。在2014年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年会上，霍奇逊不得不承认，除了演化博弈论被吸收之外，什么也没有改变。[7]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华夏出版社，2004，第590页。

[2]Sheila C. Dow , “Prospects for the Progress of Heterodox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0,22（2）: 157-170

[3]Edward Fullbrook, The Crisis in Economics: 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The first 600 day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4]Colander, D. “The Deat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0，22 (2): 127-144

[5]G.M. Hodgson, “The Revival of Vebleni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7，41（2）: 325-340.

[6]Backhouse, R. E., “Should Economics Embrace Postmodernism?” In R. E. Backhous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London: Routledge,1998), p.144。

[7]G.M. Hodgso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Future of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14, 10(4):513–540.

二、为什么经济学需要多元主义以及需要怎样的多元主义？

为什么经济学需要多元主义？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思想的竞争无疑会带来思想的丰富，而且，对于如此复杂多样的世界，经济学也没有理由以“一种方式来教学，并且以同一种方式来观察真实世界。”[1] 经济学怎样才算是实现了多元主义？答案似乎也是明确的：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有更多的理论可以自由选择，就是多元主义；对于教师来说，如果不同的研究方法、理论和观点也可以得到学术评价的认可，而不是必须站队和使用同样的工具甚至格式的话，那就是多元主义。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不能阐述多元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么提供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就缺乏足够的理由，甚至可以被一元主义经济学家视为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如果现存的体系是唯一科学和可行的体系，为什么需要多种理论和方法的存在？因此，对于经济学多元主义存在的必要性的解答，是一个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方法论问题。严格意义上说，经济学多元主义首先是关于解释多种理论存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的学说，只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使经济学的多元主义获得支持，讨论多元主义的实现形式才是适当的。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批判的多元主义(critical plur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讨论，还是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反思和争辩，其共同意义，就是为经济学多元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寻求方法论意义上的支持。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多元主义主要涉及三个递进层次，即方法、认识论和本体论，与这三个层次对应的是方法的多元主义、认识论的多元主义和本体论的多元主义。[2]这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体现在，方法的多元主义需要认识论的多元主义作为基础，而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多元主义又建立在本体论多元主义的基础上。这三个递进层次的讨论，从方法上的多元主义，如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到认识论的多元主义，如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讨论和反思，以及本体论的多元主义，如对原子本体论和演化本体论的讨论，一直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而且在长期的争辩和反思中，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一元主义，无论是方法的一元主义还是认识论以及本体论的一元主义，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就是说，经济学多元主义不仅是一种群体诉求，也是一种经济学学科本身发展趋势的体现。

然而，在从方法论层次上去探讨多元主义的合理性问题，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本身所应具有的人文特征。由于经济学与政策密切相关，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避免经济学沦为一种价值、一种社会力量的工具，保持经济学的人文性，经济学不仅需要方法论意义上的多元主义，同时也需要一种价值的多元主义。保罗•罗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中就指出，由于经济学与政策息息相关，使纯粹客观、包容且科学的争论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经济争论很难不受个人政治立场左右。[3]从“被踢掉的梯子”到华盛顿共识，芝加哥男孩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管“令人尴尬的辞职”，[4]都表明，如果只允许价值判断上的一元主义存在，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可以犯下多么惊人的错误。

尽管国际经济学多元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元主义是以消灭主流经济学为目的的，也不是寻求异端经济学的替代地位，因为这会导致另一种一元主义的经济学垄断。在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多元主义问题上，经济学家也经历了长期的讨论和观点的交锋，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异端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态度是鲜明的[5]：第一，不能作为一种反主流的策略而强调多元主义，因为这会导致另一种一元主义，仅出于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策略的多元主义实质上仍是一元主义；第二，多元主义是一种范式之间的共存、比较和对话的关系，反对非此即彼的观念。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之间是一种交流性和互补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关系。一味地反对主流经济学不是多元主义的真正出发点，正如鲍尔斯和金迪斯（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认为瓦尔拉斯模型是错的，并不是它的细节有问题，而在于它的基本抽象不能解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6]第三，多元主义不是否定数学的工具性，而是反对数学工具的滥用，反对出于科学主义目的的数学化。简言之，经济学的多元主义是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学本身发展和更好的服务社会的学科宽容和学科自由主张。正如麦克罗斯基所强调的那样，科学是一种市场方式的交流，是不同知识和观点间的对话，促进学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并不是建立和强化一个统一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而是倡导一种学术价值观念上的多元主义。一如国民财富依赖于市场范围一样，学术繁荣也取决于交流范围，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价值，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以及是否能够与其他成员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从而促使知识在这种平等交流中获得发展。[7]这才是应有的经济学多元主义，也只有这样的多元主义，才是可持续的多元主义。 

[1]详见http://www.isipe.net/

[2]严格地说，极端的多元本体论是站不住脚的，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这种本体论多元主义，更多地是强调因但主体视角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本体论判断，希拉·道（S.C. Dow）把一个世界原则下的不同的本体论立场称之为“改进的本体论多元主义”，这是一种有别于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多元主义。对本体论多元主义的详细解释，可参见贾根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77-80页。

[3]Romer, Paul M. " 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5): 89-93.

[4]艾伦•弗里曼安迪•丹尼斯：《在多元化原则下确立经济学家的行为准则》王琎译，《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5]参见：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贾根良等译，《经济学的危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第119-125页；贾根良等著：《“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相关章节。

[6]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 , “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115（4）：1411-1439.

[7]McCloskey, D.N.,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8), p.163.

三、经济学多元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运动所涉及的31个国家和85个社团中唯独没有中国。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多元化的讨论和诉求似乎没有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是指“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元化和学科交叉的多元化”，而不仅是指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学术观点的分歧和争鸣的话。事实上，在理论多元和方法多元的意义上，在经济学国际多元化运动的十五年内，中国经济学更为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一元化的倾向。

这种一元化首先表现在方法的一元化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开始全面转向了计量化和模型化时代，计量软件、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的重要性日趋提升。无论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是否存在区别，也无论问题的意义和现实性，经济学研究开始遵循用一个模板“讲故事”——假说、模型、计量、解释。毫无疑问，这种学术研究使数学与统计背景更具有优势，绝大部分经济学研究成为了只求逻辑上自洽，数理上严密和数学模型优美，只供少数同行和专业小圈子内部互相讨论而与现实经济运行已经没有多少关系的一种智力游戏[1]，在这种智力游戏中，历史的、比较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冷遇，定性分析被视为虚妄的无根据的推断。经济学家或许没有必要否认：在这个工具和方法的一元化时代里，经济学本科教育是没有必要的，它应当从属于数学系。

中国经济学一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在理论的一元化。在教学上，这种一元化体现为排斥多个理论的并存竞争。中国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实质上是新古典化和数学化为导向的一元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史一论）课程或者课时被极大压缩，或者干脆从培养方案中去掉了。在研究领域内，异端经济学家除非做出某种理论观点上的修正主义和形式上的附和，否则很难获得发表论文、晋升职称和争取课题研究的机会。这种一元化的严重之处在于，通过数十年的代际传递之后的，异端经济学很快就会失去后续的教学和研究者，从而彻底地从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体系中消失。经济学家或许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今天的经济学，就是明天的经济思想史。这种一种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体系，正如《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吁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其它学科那里是闻所未闻；攻读心理学学位的没有人只是单一地专注于弗洛伊德学说，学习政治学的也不是只学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问：在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类经济社会体系面前，是一个怎样的理论体系可以自负到自认为具有唯一的和终极的解释权？如果不是，让多种理论并存竞争又何妨？

为了免于阴谋论或其他更为多样的指责，也为了避免将多余主义狭义地理解为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争论，我更愿意相信中国经济学所呈现出的这种加速一元化的态势，所体现出的是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一种热切希望。形成这种热烈而急切的一元化的潜在逻辑或许是：因为西方这样讲故事，所以我们也应当这样讲故事，因为西方期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故事内容和形式不能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中国经济学就失去了发展的机遇。那么，我们不得不问，如果中国经济学的成功只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阐述了一个中国问题并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接受的话，那是否意味着，作为一个新体系的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根本上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特定的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是催生新理论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实践及其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难道不构成中国经济学家去试图贡献一种中国的经济学理的理由吗？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不仅具有解释意义，而且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一旦形成一元化的格局，意味着在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上就没有给自己留下可选择的空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已经超越了讨论思想、讨论价值判断的“落后”年代，这与其说是一种工具理性主义的偏狭，倒不如说是一种面对大问题的惧怕和在大历史转向之际的逃避。纵观发达国家的强国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愚蠢到只留下“一个锦囊”去应对发展过程中无数的不确定性。英、美、德、日等国的崛起无不依赖于多种经济学说的并存与竞争，假如重商主义、美国学派、李斯特经济学都被当时的流行学说所清除，这些国家的富强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又怎能想象一种一元主义经济学的格局会是怎样的后果？ 

[1]参见韦森：《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现状与问题》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911/13968849_0.shtml

往期回顾：

http://www.cpeer.cn/

http://www.peforum.cn/

责任编辑：张妤婕    审核：秦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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