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丨史正富：用1.5次收入分配应对贫富分化

编者按

史正富教授提出，靠累进税进行收入再分配不可行，科技革命必然导致相对就业量的显著下降，经济金融化也会导致财产收入率快于经济增长率，这都会加剧收入分配两极化。在他看来，依靠散户配置投资无益于是给资本市场的操盘者进贡。基于此，史老师提出需要用介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间的1.5次分配应对收入分配两极化。这需要超越市场经济的逻辑，以构建民生资产等方式来实现跨年收入递增，将产业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增长达到共同富裕。据此，史老师也强调，这客观上要求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或新型城镇化，在不同节点建立经济、快速、便捷的互联互通，而非一味追求超大城市。感谢史正富教授和观传媒授权，CPEER编辑部整理了视频的文字稿，特予发布，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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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分配两极化问题为何愈发严重

在传统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制度中，有两个概念，其一，收入分配由工资决定；其二，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畸形，需要二次分配。即通过累进所得税，对有钱人多收点税，对收入层级中的中下层和下层少收点税，然后通过调剂搞点社会福利，这就是收入再分配。

有哪一个国家的收入再分配能持之以恒搞得好的吗？为数极少。比如，美国是什么情况呢？最富有的人交税最少，它不是累进，而是累退，中产阶级负担了主要的税收。这是为何？有钱人总能影响法律、聘得起顾问、在全球布局自己的资产，弄到最后不需要交什么税。所以靠累进税进行收入再分配，来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即使像法国等大陆国家他们做了很多年，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现在这些年也面临国家财政破产的问题，因为效率太低导致的成本太高，最后长期下去，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很难解决的长期隐患——就是很多人不想干活，最后靠财政补偿度日。

所以应该探讨的是一个新的出路，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有起码的一个认识，过去我们国家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了很多年，因此没有注重这方面的政策研究。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也反映了是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一次的科技革命，跟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更加容易造成极其严重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新的两极分化已经发生30多年了，并且还会深化。你想想几个现象，比如超级工厂的出现，它基本上不用人，全机器人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你去看看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能用多少人。这还是初步的，将来你想连会计师、律师、金融分析师，这种本来特别个人化的工作、雇用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单位，将来都可能被智能机器人代替——不是说全部代替，也只有设计这个体系的、监管这个体系的人可能是需要的，比如特别个别的大专家、给大家做训练的顶尖人员。真正在工作基层操作，基本上可以被替代掉。现在有试验无人商店了，餐馆有机器人送饭了，你可以看见二三十年之内，真正需要的就业量会显著地下降。尤其自己搞企业的人，总喜欢给大家讲乐观主义，说你看每次技术变动都有人失业，但到最后就业总量都扩大了。这个话对不对呢？很对，但过去是这样不等于一直都会这样，因为你这些生产体系变革以后，连服务系统都智能化了，能剩下来的只能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自身表达性的活动了，因为它不需要智能化了。只要是“经济”两个字涵盖的，为了经济生产、销售、分配、赚钱的系统，它都可以智能化，这就根本上颠覆了原来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掌握顶尖科技的人才和提供资本的人，就能比任何时代的资本家都更快地成为巨富。过去老牌的工业资本家要一代人两代人，至少有几十年才能变成所谓社会巨头。现在小年轻出来搞个几年就一下几十亿、几百亿然后上千亿。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使然，是技术进步的特征导致的。这个其实就是目前比以前的任何社会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都更加严重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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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就是金融。企业创造的是产品，大众购买的是产品，我生产牛奶你买牛奶。而金融卖的是什么？是一个资产，比如股票，股票是一个企业的份额。除此之外零零总总的连资产都不是的，就是数学公式。卖这个东西的，谁有资产谁得益，没有资产的人跟这个有关吗？按照皮凯蒂的研究结论，r>g，r是资产回报率，g是经济增长率，长期几十年财产收入的增长率快于经济的增长率。这个观察和论证可以解释我们过去三四十年，从里根开始，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的分化现象：美国中产阶级在减少，而巨富和巨穷的人都在增多，我把它叫做第二次收入分配两极分化——M型社会的形成。背后的动因根本上说是系数的变动和金融市场虚拟金融的扩张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今天这两个因素几乎是横扫全世界。

因此，在未来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如果没有有效的对冲的政策，则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二、收入分配两极化的解决

措施探讨

我是做投资的，也办实体企业。我的感觉是靠各家各户家庭、靠自己去配置投资，把自己的储蓄拿来投资、来保障财产收入，结果会是和目标相反。等于把普通群众好不容易储蓄的一点钱拿去给资本市场的操盘者“进贡”了。不可能靠各家各户自己打理自己的财产来获得财产收入，这个是不现实的。金融市场上的特点，资产价格变动的背后，实际上是权贵利益，就是几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永远都是中小散户是输家，核心资本集团是赢家。所以靠这个体系自发的家庭理财，解决老百姓的财产收入，可以说不仅是一个镜花水月式的幻想，更是一个帮倒忙的、替金融市场的核心集团上份子的搞法。

什么方法是有用的呢？现在国家当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我看下来就是没有一个战略性的真正有效的措施。到底哪些措施才是有效的呢？其中我提出来一个（当然有很多手段都可以考虑）最有效的，就是财产制度的变革：让财产收入成为中下阶层收入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多元所有制的国家，存在全社会的或者叫国家的、混合的和私人的三大类所有制，而财产结构决定了社会分配的结构。让没有财产的家庭通过全国性财产来获得收入，这个我叫做1.5次收入分配。既不是初次分配，也不是二次分配，间或是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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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办法就是由国家的信用和资金优先投资具有可持续固定收入的即有现金流能力的那些资产群，比如说收费高速公路、核电厂、水电站、房地产等等。这种资产是竞争不起来的，是有地域性的，不会造成全世界来竞争的局面——不过开放全球市场让大家都来炒，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资产都属于固定收入类资产。如果使用国家的积累和国家信用来放大，在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投资于这些财产，将来会引致出什么收入特点呢？即跨年收入递增。这一类财产的特点是回报越来越高，因为它的收入弹性大于1——就是说收入提高会消费更多这类产品。比如有钱了就会多花钱，而多花的钱是比你收入增长的更多的，那么符合这种需求叫做收入弹性大于1的需求，有这个特点就意味着此类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它是自动涨价的，无需经营管理改善。这种产品风险小、稳定性强，如果国家把全社会此类资产投在国家基金手里，每年拿到的收入，加上其他各种收入凑在一块，就可以打造一个社会收入保障的财产群，拿来的收入对中下阶层优先倾斜致富。例子就是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这就是全民财产收入的来源。

可以分两个层级，一类是全民财产收入，只要是中国公民就一视同仁；第二类是跟扶贫有关的，帮助相对贫困人群获得稳定收入。总之，从财产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会得出很多新的结论来。这些资产我叫做民生资产。当然举例子还可以讲住房，这是最早出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住房应当公平化，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到了一定年龄，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以后，应该有一套住房。怎么住呢？就是土地不要钱，只付房子的钱。你看现在盖房子是不值钱的，就是地太贵，只要地的钱变成国家出，而买房子的人最多出一点“三通一平”的钱——这是可以用税来解决的，即分年付。只要你买房子的人只买上面那个房子，那么很容易做到房住不炒，新加坡的制度多少提供了一个样本。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房住不炒，这个房子一旦拿到就不能炒，只能在系统内调剂，一旦不要了要还给这个体系，而体系再把它分配给别人。房住不炒的前提是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可以有自有住房的稳定预期，只要建立起这个预期自然就没人炒了。

有人挑上去跟我讲，现在已经买了房子的人不倒霉了吗？这么多房不就跌价了吗？我说这未必就是跌价，价还不是人为定的吗。不过这个事情确实需要研究，没房子的人不会反对这项政策，但有房子的人万一房价跌了他们拿房抵押欠银行的贷款万一还不出怎么办？这个需要定量来做试点再行研究。但至少房住不炒是国家的大局。炒房变成一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组成部分，国家就不好办了，肯定要出乱子的。总得来说，住房是民生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建议是由国家成立大规模、分地区的住房保障集团和地方政府合作来操作，让房住不炒变成一个现实的方案。

三、新型城镇化必须追求

“大国大城”吗？

跟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也要提一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或是新型城镇化，并不一定是要求超大城市，相反是要在不同节点——大城市、中小城市、大镇之间——建立经济、快速、便捷的互联互通。以后的通信体系和交通体系的变革，可能会把大城市原来的优势全部给化解掉了，因此在国土面积上的布局如果要面向未来科学技术，不一定要走过去的大城市的路线。现在提倡大城市化的学者，基本上是西方城市经济学家，或者西方新古典理论的传人。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即抓住城市化其他的都搞起来了。我的疑问是计算方法可能有问题。它是怎么计算的呢？一个城市人口和一个农村人口一年的消费水平要差好几倍，那么移民就会使单个农村人口创造的GDP猛增，所以如果几亿农民进城就会造成GDP连续高速增长。这里的问题在哪？这么多人进城以后，如果没有发达的产业就不能保证进城的人都有工作，而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那么这些进城的人怎么消费呢？如果农村人口进城里没工作，那么实际上是在救济他，如果这样何苦要搞城市化，就在乡下把救济金发给他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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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离开了产业的发展，光讲人进城，那么城市就会变成很不好的城市。可是如果要搞产业发展来让现在消费水平低的那一批人变成消费水平高的，那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工资水平问题——也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所以解决产业发展的问题，同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而这个增长究竟在大城市内进行，还是在大中小城市里分散地进行，我觉得是第二位的问题。城市内产业集中在一起，基础设施大家分摊成本低，但它带来很多毛病，大城市病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把这种成本也算上，加上大家乐意见到一个发展充分、发展前景光明的经济体，那么我们应当追求几十年后的空间布局，而不是今天看起来最省钱的经济布局。

我认为以城市化为纲可能只抓住了一个现象，而没有看到城市化带来高增长的背后逻辑，而这个逻辑今天在改变。那要解决产业发展升级，同时要推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就必须超越市场经济的逻辑，必须超越私人资本主义的逻辑，因为在这两个逻辑之下，产业升级也非常困难。因为其一，基础性战略性的资产难以积累起来；其二，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民生资产的支持，只靠市场机制，只能重复美国过去三四十年已经发生还日益恶化的趋势。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愿景2035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

文字稿整理：CPEER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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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宝清    审核：张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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