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骏——从治蝗专家到生态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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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末，河北省丰润县至北京市的公路上，一辆双排座大卡车与一辆小轿车相撞，车祸导致小轿车内的司机和一位副研究员身受重伤，而另一位研究员不幸当场罹难！
这位不幸遇难的科学家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世骏。一颗科学巨星划过天际，从此陨落。噩耗传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每一位职工都感到无比震惊与悲恸，国内外科学界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马世骏的逝世，是中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悼念及告别仪式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国际学术机构，以及国内科研院校、学术团体等发来唁电、唁函270余份，送来众多的挽联，表达他们沉痛的悼念与哀思。
其中，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毕生改造环境，造福人类，踏遍青山，岂料祸殃意外，以身殉职；一心发展科学，振兴中华，驰骋五洲，瀛球桃李满园，为人师表。
这是对马世骏一生的光辉写照。马世骏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著名科学家，在生态学、环境科学、昆虫学，以及生态工程建设、害虫综合治理与防治等很多领域贡献卓著。
家境贫寒 艰苦求学
马世骏出生在1915年，那是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马世骏家在山东省滋阳县，是当地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马世骏的父亲叫作马善堂，早年经商，先后开过布店和茶庄。出于种种原因，他的买卖一直经营惨淡，年迈以后遂将店铺交给其弟打理，自己则购置了一些田地出租给别人，靠收取微薄的佃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马世骏的母亲卞氏为人贤淑，是马家的当家人，一切家务，包括照顾马世骏的爷爷以及五个子女的重任就都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
马世骏本名马宜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大哥、大姐早夭，妹妹成年后出嫁，小弟则从小就随叔父经商。而最终，只有马世骏一人有机会成为读书人。
当家中尚有条件时，马世骏在私塾中读了几年书。他聪颖过人，过目不忘，熟读熟背四书五经。之后，即使家境不佳，他也还是去了新式学堂学习新的知识。因在小学发愤读书，连续跳级，马世骏很早便毕业了，并被父母送到省城济南继续深造。
马世骏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日本侵华，以及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横行霸道的黑暗年代，他目睹了国家的贫穷落后、民族的危亡、反动政府的黑暗与腐败、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种种现实，逐渐形成了反帝救国的信念和志向。在中学期间，马世骏便开始积极投身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压迫、反政府不抗日等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之中。正因他频繁出去“闹事”，学校两度将其开除。于是，年轻敢闯的他跑到了北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世骏，继续读完了高中。之所以改名，是因为过去的名字听起来好像“宜‘停’”，现在的名字则要像“骏马”一般，“马不停蹄”地做“一世的骏马”！
经过自己不断的刻苦努力，1933年，18岁的马世骏考上了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到了大学，马世骏依然“不消停”，他在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被国民党宪兵拘留。经历了种种坎坷之后，马世骏于1937年6月顺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回到山东，在山东省烟草改良场工作，从事烟草害虫的研究防治工作。
之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烟草改良场也无法在济南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内迁到四川省成都市，并与四川省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合并。但随后，机构改组裁员，马世骏没有后台和靠山，便被解雇了。曾有一段时间，马世骏过着穷困潦倒的失业生活。幸好有同学举荐，他前往湖北省恩施，在湖北省农业改进所工作，研究和防治水稻螟虫、棉虫。在此工作期间，他奔走于湖北、湖南、四川等多地，深入野外环境和田间地头。马世骏始终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对昆虫生态学领域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马世骏马上意识到国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自己也有了新的机会，他立即赶往上海，一方面参加一些与烟草害虫有关的会议，并在上海中华烟草公司工作；另一方面抓紧准备，申请出国深造。他认为，唯有进一步地学习，才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上取得更多的成绩，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功夫不负有心人，1948年，33岁的马世骏获得了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资助，前往该校攻读昆虫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研究课题是“气象因素对蜜蜂生态行为及其传粉的影响”。
马世骏基本功扎实，极为勤奋努力，第二年便获得了硕士学位。到了1949年的冬季，他便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又经过两年的时光，1951年，36岁的马世骏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为“红松叶蜂种群动态研究”。
勤勉的马世骏，虽然读研究生很晚，但是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科学报国 赤子之心
马世骏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着手准备回国，希望以一腔热情和满腹才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遭到美国的封锁，从美国回国非常困难，特别是对美国培养的各方面人才，美国政府都严加管控。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华人科学家，几乎都遭到禁止出境。马世骏就是其中一位，尽管他提出回国请求，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
但是不要忘了，马世骏在年轻的时候，可是一匹敢于到处闯荡的“骏马”！他开始周密地计划回国的行程。1951年秋季，正好有个机会，那便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昆虫学大会，他借着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离开美国，先前往欧洲，他希望从欧洲绕道回国。
为了不引起美国特工的注意，马世骏不仅正常与会，发表演说，交流学术，还为了进一步进行学术交流，顺访了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即使美国特工人员，也都不再怀疑马世骏有想回中国的打算。最后，他再前往英国，在伦敦短暂停留后，他又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剑桥大学，拜会世界著名昆虫学家，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切磋交流。
马世骏在剑桥没待多久，便觉得机会应该差不多了。他乘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绕了一大圈，抵达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达上海。
终于，归心似箭的马世骏从美国出发，几经周折，历时4个多月，于1951年12月底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1952年1月，马世骏北上祖国首都北京，并立即投入到科学研究的浪潮之中，投入到报效祖国的洪流之中。
创立机构 奠定基础
到达北京后，马世骏开始着手创建第一个昆虫生态学研究室，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62年，昆虫研究所与1957年由动物研究室扩建而来的动物研究所合并，组建新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就在马世骏回国不久，即1952年3月，他主动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专家调查团，与钟惠澜、刘崇乐等科学家一起到我国东北边界实地考察，获得了一系列美国军队悍然发动细菌战的证据。为此，他在国际调查团的会议上有力地论述了美国军队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证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奖励。
飞蝗是世界性大害虫，在我国有关蝗虫的最早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从春秋时代到新中国成立的2600多年中，明确记载的蝗灾就有800多次。蝗灾所至，遮天蔽日，草木皆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蝗灾与水灾、旱灾一起并称三大自然灾害，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沉重的苦难。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场科学救国的治蝗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自1952年开始，以马世骏、钦俊德及他们领导的昆虫生态研究室和昆虫生理研究室为主，采取多学科合作的方式，以改变蝗虫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等新思路，研究了飞蝗的发生、数量消长和预测。
马世骏接受治理飞蝗的研究任务后，就对陈永林和尤其儆等严肃认真地说：“我们要研究飞蝗的生态学、生物学就得深入飞蝗发生基地，也就是飞蝗的‘老巢’。”常言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就是本着这句话，先后来到了洪泽湖畔的泗洪县车路口蝗区和界集蝗区。
那是远离村庄的荒草地，马世骏与同事们搭起了白色的帆布帐篷，支起了绿色帆布的行军床，春夏秋三季都在那里工作与居住，生活在蝗虫的“老巢”之中。他们围起实验地、埋好了大、中、小的养虫笼，进行不同密度蝗蝻的生活史观察、繁殖实验、对飞蝗生殖力的饲养观察、变型的实验研究等。
▲铺天盖地的蝗虫
大家与飞蝗朝夕相处，对飞蝗习性进行日夜观察和24小时观察；同时，进行大气温湿度、降雨、土壤温度和相对湿度等小气候的观察记录。连年的观察实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马世骏等科学家以山东省和江苏省的蝗灾地区为研究基地，明确了洪泽湖和微山湖蝗区形成的两个基本原因并提出根治蝗灾问题，首先要改变湖区的自然地貌，即控制湖水水位和改变蝗区植物相，以切断飞蝗食料。
1954年8月和11月，他们先后提出《根治洪泽湖区蝗害建议（草案）》和《根治微山湖区蝗害建议（草案）》。方案把长期以来对根治蝗害的希望与原则设想，转变为建立在大量科学资料基础上的具体措施，成为改造我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第一张蓝图。
随着两湖湖区蝗害根治方案的实施，以及与山东省地方合作建立的金山县根除蝗害实验性样板的影响，1959年，农业部提出治蝗的方针，从以往的药剂防治为主改为“治改并举”。除猛攻巧打外，还要积极改造蝗区自然环境，迅速根除蝗害。
与此同时，结合国家大规模地治理黄河、淮河和海河等洪涝地区的工程，荒地、盐碱地的开垦以及旱田变水田等一系列耕作措施的实施，频繁和严重发生的蝗灾得到了治理。
▲1973年9月，在微山湖畔，马世骏教授、陈永林同志实地探查蝗虫的发生情况
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3版转发了新华社1977年10月23日讯：“飞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连续十多年没有发生蝗害”。
1978年，“改治结合，根除蝗害”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7月，“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我国治蝗战役打赢漂亮的一仗，这与马世骏领导的科学家团队的辛苦努力是分不开的。
▲“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马世骏等科学家对蝗灾发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发展出改制结合的治蝗策略。
马世骏自1952年以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昆虫生态学以及近代生态学的创建与发展的工作。主要研究了东亚飞蝗生理生态学、粘虫越冬迁飞规律、棉花害虫种群动态及害虫综合防治理论，提出“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种群变境成长”以及系统防治等新观点，制订了预测方法，丰富了昆虫种群生态学、生态地理学及害虫综合防治的理论，并在植保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设想、“经济生态学”原则等一系列新观点，并在此后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马世骏不仅踏遍了祖国的农田、森林、草原，调研了大量有关昆虫、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资料信息，也活跃于许多国际学术组织与活动之间，交流了昆虫学、生态学、农学、环境科学等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前沿与重大社会问题的见解。
科技不断进步，科学家求知、探索、创新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
马世骏带头创建了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开放研究室、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任中国生态学学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开放研究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此外，马世骏还参与创建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国际科联中国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曾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主任、自然灾害研究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
在国际上，马世骏曾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环境规划署有害生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昆虫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系统与进化生物学委员会委员、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副主席、欧洲生态科学院通讯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昆虫学会会员。这不仅反映了他的学术生涯的广阔范围，而且也体现了他在国内和国际昆虫学、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以及生物学领域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学术影响与地位。众望所归，马世骏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马世骏先生共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7本，培养了硕士生20多名、博士生19名。他有过根治东亚飞蝗蝗害的光辉业绩，有过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卓越贡献。他创立了一套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学术思想；倡导了一种奋斗、协同、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培养了一支执着奉献、锐意进取的生态学队伍；开创了中国城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事业。强烈的民族感与爱国心、博学的才华、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与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成为生态学的巨匠、系统生态学理论与生态控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应用的先驱。
不是尾声的尾声
由于篇幅的限制，马世骏的光辉业绩以及他的科学研究事迹，靠一篇短小的文章是难以完全展现的，特别是他的学术成就。
就笔者所了解的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能够像马世骏这样有独特建树、独到见地的科学家，并且在很多研究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科学家，是不多见的！马世骏的学术贡献，足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
马世骏先生离开我们将近30年了，笔者虽然没有见过先生，但当我了解了先生的感人事迹，特别是深入了解到先生的科学贡献的时候，我总感慨和寻思为什么马世骏先生有如此巨大的科学贡献，为什么他总会有那么多的好主意，为什么他会赢得普通老百姓的爱戴？！
马世骏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精神遗产，这就是他能有如此巨大的科学成就及崇高的科学品质的源泉所在。
马世骏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派；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科学事业。他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攻坚克难，孜孜以求。他的历史、事迹以及科学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青少年去了解、学习、继承与发扬！
（作者：张劲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文章节选自《科学 教师教学用书 （五年级下册）》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