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系庆·中文学人 | 唐作藩:基础宽厚一点,总是比较好的
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唐作藩
采访人:向筱路
时间:2020年9月18日
图一:唐作藩先生接受采访
受访人介绍:
唐作藩,1927年生。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语言学论丛》《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中国语言学》学术委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上古音手册》《音韵学教程》《汉语史学习与研究》《汉语语音史教程》等多种著作,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采访人介绍:
向筱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在读博士生。
向筱路:唐先生您好!您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领域有深厚的造诣。从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算起,您已经在北大中文系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今年适逢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对您做一次访谈,主要想请您谈谈与北大中文系的故事,以及您对汉语音韵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
您是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接受的大学教育,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那一段经历对您之后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唐作藩:好的,我回顾一下。我觉得我是文人命啊!我的运气好吧。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邵阳地区,当时叫武冈县。现在从武冈分出一个洞口县,洞口县下面有一个小镇,叫黄桥镇,江苏不是有一个黄桥么,我们这也有一个黄桥镇,我就出生在那个小镇上。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面。我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父亲在商店里当了两年学徒,刚刚出师吧,自己做一点小买卖。十一二岁的时候母亲老是带着我到外婆家去,所以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里长大的。我外婆又善良,又能管家。外公我从来没见过,很早就去世了。另外外婆家里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大姨妈。后来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自己还有地种了。本来我父亲要我跟他一样,去当个学徒,做点小买卖。但我的一位二叔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我的二叔长年跑外,先是在家乡的小镇,然后到宝庆府,即今邵阳市。我们那里近代出了两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魏源,武的就是蔡锷,所以别看这么个小地方,还是出了不少名人。因此我二叔的眼光比较长远,他对我父亲说还是读书好。这句话可以说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是我父亲就送我去读书了。即先去上黄桥中心小学。我本来念了两年私塾,那时候已经十二三岁了。去报名的时候,校长曾育贤老师说你这么大了,不能从一年级学起,念五年级吧。我一辈子都记得,念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数学期末考试得了37分,不过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是全班的第二名了。
图二:唐作藩先生与夫人唐和华合影
唐作藩:读完小学后接着去读中学,考上了洞庭中学。抗战时期国民党有一个军校,叫作军二分校,校长叫李明灏,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因为当时有好多教官的子弟要上学,他就创办了这所中学,在湖南武冈县县城郊外,取名叫湖南私立洞庭中学。我记得我是在初10班,后来在高4班,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我老伴。我念高中的时候,她念初中。她家里比较富裕,有三姐妹,父亲是国民党的上校,所以跟着去了后方。她当时还在念初中,两个姐姐读高中,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演话剧,我记得演过《万世师表》,讲闻一多带着学生从北京到昆明的故事,我演老师,她演学生,她大姐就演我的老伴。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相互认识了。
本来我是想考北大的,我记得当时北大和清华同时招生,要么报清华,要么报北大,我就报了北大,结果没考上,考上了中山大学。那时候在湖南还不能参加北大、清华的招生考试,得到上海去。湖南不是出锑嘛,有很多锡矿山,实际上是出锑,出的锑常常要运到上海去。一个工程师的儿子跟我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就坐运锑的船去上海,参加考试。因为我们在中学演过话剧,我当时不知道,以为语言学系是演话剧的,就这样报考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
本来中山大学没有语言学系,是王力先生创办的。王力先生是清华的教授,系主任是朱自清,原本他是准备回清华的。在他回北京之前,先回了广西老家,然后经由广州回北京。结果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大学的校长就挽留他,请他在广州待几年,然后再回北京。于是王力先生给朱自清写信,说有朋友要他留在中山大学。朱自清说也好,同意他待在广州。王力先生给中山大学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创办语言学系,校长答应了他。我记得那时候除了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还有一位高华年先生,一位严学宭先生等。高先生是教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另外还有黄伯荣先生,当时是助教,后来我毕业的时候他是讲师。
图三:1982年春唐作藩与王力先生合影
向筱路: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您也随之北上,此后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唐作藩:解放以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提出一个建议。他是王力先生在清华时候的学生。他想把全国搞语言学的老师集中到北大来,从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文学专业中分出一个语言专业,这样就在1954年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全部老师和学生调来了。我195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那一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招了30名学生,是历年最多的,以前总是只有五、六个人。我们那一级也只有六、七个人,现在有些还有联系,你可能听说过。如暨南大学的詹伯慧,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欧阳觉亚,现在在美国的饶秉才,还有麦梅翘,毕业以后留在了社科院语言所,麦梅翘比我们都大,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刚才说胡乔木要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师资力量。当时的燕京大学也合并过来了,像高名凯先生和林焘先生都是燕京大学的,魏建功先生是老北大的教师,还有周祖谟先生,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都集中到北大来了。那时候北大没有语言学系,所以王力先生建议创办一个语言专业。后来成立了两个教研室,一个汉语教研室,一个语言学理论教研室。语言学理论教研室是高名凯先生做主任,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做主任,后来汉语教研室又分为现代的、古代的两个,那是1960年代以后的事了。
图四:1955年秋北大汉语教研室教师在颐和园听鹂馆前合影(左起:潘兆明、梁东汉、周祖谟、唐作藩、魏建功、杨伯峻、姚殿芳、黄伯荣、林焘、王力、吉常宏)
唐作藩:我1954年来到北大,本来那时候中文系不光有汉语言、语言学专业,还有一个新闻专业,后来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去了。我记得当时让我教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写作课,那个班的课代表就是林昭。
图五:1983年唐作藩与岑麒祥先生夫妇合影
向筱路:到了北大中文系以后,有哪些先生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呢?
唐作藩:主要是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本来在中山大学,留下我是做岑麒祥先生的助教的,跟着岑先生学语言学理论。到了北大以后,王力先生对我说语言学理论教研室已经有两个助教了,就是石安石跟殷德厚;我们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还没有助教,那你就跟着我学汉语史吧。这样我就转换了研究方向,从此就一直跟随王先生。我记得那时候住在现在咱们中文系所在的原朗润园教师住宅区。朗润园还是有四合院的房子,还没有盖咱们现在这个人文学苑,旁边住的是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住在未名湖边的,我记得还有季羡林先生。我在那里就这样度过了好些年。
图六:1980年代几位语言学家在商务印书馆合影(前排左起第二王力,三岑麒祥,四林焘;后排左起第一蒋绍愚,三唐作藩)
唐作藩:刚才提到,到北大之后,王力先生要我就跟着他学。这时候正好吕叔湘先生提出要普及语言学的知识,他就跟王力先生说,您来写一个音韵学的普及读物吧。王先生住的那个四合院,实际上只有东屋、北屋和西屋,王先生住在北屋和东屋,我就带着我老伴和一个三岁的小孩,住在西屋,虽然只有一间房,但有卫生间。王先生把我叫过去,对面就是他的书房,他说刚才开会回来,吕先生要求我写一本音韵学普及读物。他就要我写,我说我还没学,他说边学边写、边写边学。这样我就写了第一本书——《汉语音韵学常识》。没想到那本书后来日本还有两种翻译本,台湾也印了,香港也印了。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到现在,从事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
图七:唐作藩先生编著的第一本书《汉语音韵学常识》书影
向筱路:关于“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这两门课程,您后来都出了教材,就是《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影响很大。这两本教材的编写过程,您在后记里都做了一些说明。我想请您讲讲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决定自己来编写教材?它们和同类的著作相比有什么突出特点?比如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在1936年就出版了,后来改名《汉语音韵学》,他在1950年代出版的《汉语史稿》(上册)也是语音史的内容。
唐作藩:另外还有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导论》,是吧?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他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包括罗常培先生的《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我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原来是跟着王先生写《汉语音韵学常识》,然后再就是《音韵学教程》,是这样的。后来再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也是考虑到学生们反映看王先生的那些书,不容易看懂。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写得更通俗一些,让学生除了在课堂听课,也能够自学。
图八:1988年5月唐作藩先生在庆祝北大校庆90周年与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领奖会上发言
向筱路:主要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早地、更方便地入门。
唐作藩:对。那时候同学住在礼堂前面,咱们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原来是大饭厅,我记得外面行人路上还有一个桥。那时候很少有汽车,有辆自行车就不错了。在那后面还有一个食堂,邮局也是在旁边,就在三角地,还有好些小商店。那时候同学们就住在前面的楼里,现在是多少号楼我都记不得了,在礼堂的南边,他们常邀我到学生宿舍里面去辅导,尤其是57级、58级、59级的那几个班。
向筱路:汉语音韵学可以分为今音学、古音学、北音学和等韵学,它们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您对每个门类基本上都做了研究。现在学科门类划分得越来越细,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限于时间和精力,往往只能就其中一个方面进行探索,难以做到全面贯通的研究。音韵学研究也有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唐作藩:这种做法太窄了,我觉得不太合适。你学音韵学不光是音韵学本身,还要有汉语方言的基础,因为很多古音都保存在方言里面,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广州话、客家话、福建的闽方言,都保存了比较多的古音。所以5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方言学课,我就从头到尾一直跟着他学了,学了以后还记录了我湖南家乡的方言,记录以后请他看,后来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所以我觉得音韵学跟方言是分不开的,学音韵学一定要学好方言学。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语音学学好,没有语音学的基础,你就不会记音了,是不是?
图九: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后北大校友留影(前排左起:徐复、黄绮、刘又辛、殷焕先、严学宭、郭良夫、王均、李格非、唐作藩;后排左起:杨耐思、王宗孟、赵振铎、陈振寰、杨春霖、许绍早、李思敬、许梦麟、但国干、鲁国尧)
向筱路:很多人把音韵学称为绝学,不管是对于学生还是研究人员都有比较高的门槛。据我所知,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高校的中文系或者文学院没有开出“汉语音韵学”等课程,北大有非常好的研究汉语语音的传统。您觉得北大中文系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唐作藩:我觉得一方面系里面在安排课程的时候,不要忘了安排这门课,虽然有时候选课的人少,但是还是应该开。另外就是要招收音韵学方向的研究生,因为你要想进一步学好音韵学,还是要通过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另外,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学语言学的需要音韵学的基础,学文学的有一点音韵学基础也是好的。我的好朋友袁行霈先生,他就听了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到现在我们还经常有联系。
图十:1980年11月在武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后唐作藩与饶秉才、许绍早、李思敬、杨耐思等和王力先生夫妇于先生下榻宾馆前合影
向筱路:您觉得就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北大中文系目前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强的?
唐作藩:据我了解,我觉得我们中文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好几个教音韵学的教师。除了孙玉文老师,还有现在已经退休的耿振生老师,还有张渭毅和赵彤,赵彤本来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去了人大,现在调回来了。
向筱路:您在北大指导了不少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您在指导过程中,最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具体是怎样体现的?
唐作藩:跟我学的日本的学生比较多一点,最早是花登正宏、古屋昭弘,还有平山久雄的一个学生,叫什么我一下忘了。另外我在马来西亚教了一个学期的课,除了教音韵学,另外还开一门《诗经》研读课,所以有些那时候的马来西亚学生到中国来旅游了,总是要来看看我。
我觉得咱们还是要坚持开这些课吧,是不是?本科就开音韵学,研究生就开上古音啊,中古音啊,《切韵》啊,还有《中原音韵》,对不对?过去咱们的校友杨耐思先生是研究《中原音韵》最好的学者,可惜已经去世了。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好既要做到专深,也要做到广博。比如说你要是重点学中古音,近代音、上古音也得掌握,另外我也反复强调方言学对学习音韵学、汉语史的重要性。
向筱路:您在中文系已经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您觉得有什么特质是北大中文人最应该坚守的?
唐作藩:我觉得一般来说,北大的师生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像袁行霈先生他就强调,学文学也得学点语言学,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对。那么我们学语言学的人也不要忘了文学,也得学点文学,这样比较全面一点。基础宽厚一点,总是比较好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尽量去了解一下别的学科,这样对提高自己本身的研究也会有帮助。
图十一:唐作藩先生给中文学子题词:
“学,然后知不足!”
向筱路: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对北大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唐作藩:当然是希望能越办越好了。除了留我们自己学校毕业的,外校如果有好的青年人才也可以交流,条件成熟的话把他们引进。因为要办好一个学校,办好一个系,主要还是教师吧,教师好,开的课才好,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是不是?我们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就是各个方面的教师都有,除了中大的,我记得还有从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调来的。当然,他们应该都是有专长的。
这是“中文学人”系列专访的第3篇文章
往期回顾:
助理采访:李泓霖
责任编辑:李泓霖
推送排版:吴纪阳
图片来源:图一、十一为原创,徐梓岚摄,图二、三、四、五、八、九、十由受访者提供,图六来源于北京大学档案馆,图七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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