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以及自我“软埋”| 云从龙

一年前我在一家旧书店看到几本同学录，其中一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八〇级毕业生的，内容十分完整，封面是王蘧常先生题写的“复旦大学哲学系八四届毕业生纪念册”十六个烫金大字，翻开后是盛华、林克、谢希德的题词，此外还有胡曲园写的一段寄语。接下来便是一张大合影，背景是复旦大学的大门。

之所以把这几位先生的话放在前面，是因为他们都与复旦大学及哲学系深有关系。王蘧常是一代大师，1952年后就一直在复旦哲学系任教。盛、林、谢三位是当时复旦的领导，盛是校长，林是书记，谢估计刚刚被任命，正在和盛交接。胡曲园是中共党内公认的哲学家，还担任过哲学系主任，也算是元老了。一本同学录，能云集这么多重要人士，现在看来，也算是一道风景了。

复旦大学哲学系八四届毕业生纪念册

题词及前言之后，是“班级大事记”、四年来的课程表、每个同学的通讯地址，从这些来看，这一届哲学专业一共62人，其中有一位叫白昉的同学于1982年7月12日在桐庐不幸遇难（原因未明），虽然人已归仙，但同学们在毕业之际还是没有忘记他。所有人的分配去向栏里都有手写的各类地址，只有白昉的是铅字打上去的，并且关于他的家庭住址也空了出来，异常醒目。这大概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

课程方面，前两年学的都是一些公共课，到了三年级以后，逐渐开始有专业课，比如佛教史、心理学、基督教史、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及黑格尔的《小逻辑》，其中教授佛教史的是严北溟先生，那一年他已经七十有五了，还在课堂上辛勤耕耘。此外还有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马列哲学等课程，并且分量偏大。从前面盛华、林克、胡曲园等人的寄语来看，当时哲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管制相当苛刻，校方强调哲学的革命性、社会主义色彩等等，都与中共的党宣方针一脉相承。

在这些结束以后，是同学们的留言与照片。和我以前见过的同学录不一样的是，这本同学录非常完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上面有一页的位置，右边贴照片，左边写寄语。有的写“迈步向前，世界是我们的”，有的写“敲门吧，别害怕”，有的写“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还有的写“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想这本同学录的主人应该是个很细心的人，因为他基本上收全了所有同学的留念，并且还将它保存了三十多年。真是难得。

但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最终流落到旧书店中呢？搬家？清扫？不小心被弃置？我想都有可能。而我更想知道的是，它的主人到底是谁，62位当年同学的哪一位，会是我想要找的人？

全系合影

再次翻检之后，发现了一位江西籍的学生，又注意到他毕业后分配到了江西的一家出版社。循着这个线索，我谨慎地向一位友人打听，问他是否认识这样一个人。这位友人曾在出版社工作过年，这行当，他是实实在在的资深人士。

听了原委后，友人说不仅认识我要找的人，而且还很熟。不过他现在早已不在江西，而是去北京多年了。我请友人转发几张图片给他看看。同学录上没留下任何持有者的姓名，因此并不能断定这就是他的。但根据其最终出现在我常去的旧书店的情况来看，属于这位江西籍学子他年旧物的可能性很大。

不久，友人反馈回来信息，说对方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他的，但对其中的内容很熟悉。然后，就没有了下文，我也不便再说什么。索性将之挂在我的孔网上，看看会不会遇到有缘人。这样的东西，对我来说并无太大意义，但如果是84届复旦哲学系的同学，一定意义非凡。

半个月前，友人忽然告诉我，他的朋友想回收这本同学录，问我是否愿意出手。我说当然可以，心中顿感欣慰，不论它是不是这位江西籍学子当年的旧物，但它总比落在一个与之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手里好。更重要的是同学录上有他们青春的印迹和回忆，这份感情，不是外人所能体会的。

一位女同学的照片和留言纪念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却值得我把它记录下来。2014年的时候，我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完整的家族相册，里面有一百多张照片，自宣统元年一直到1980年代左右，一年以后，我通过媒体的力量找到了它的主人，并将其原物寄还。《明星与素琴》出版以后，有人问到关于民间档案的最终归宿问题，我说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希望它们最终能回到被建档者本人手中，而不是作为我们那段不堪的历史的见证，躺在博物馆中供后人瞻仰。我并不否认博物馆的价值，但我觉得，相比之下，让那些封存多年的档案再次回到当事人的手中，让普通人意识到他们既不是作为时代的炮灰被扬弃，也不是被作为社会的宠儿被溺爱，而是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他们的人生被巨大的体制仔细打量过，尽管这种打量是不怀好意或者满含成见的，但这的确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存在。对于一些人，也许会豁然醒悟，他这一生，何以如此坎坷，何以如此卑微，何以处处碰壁，并不是因为他出身低贱，或者曾经为非作歹，而是在黑暗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巨大的手主宰了他的命运。从过去到现在，黑暗中的力量，从未真正收手过。

然而，很多时候，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就《明星与素琴》而言，我很早就希望有一天能将那些自传、档案以及明星与素琴二人的情书，完好无损地送到它们的主人手中。和上面那本同学录不一样的是，在《明星与素琴》这个故事里，关于档案的主人，我确定无疑的知道她的身份，甚至还跟她有过一次短暂地通话。但时至今日，我都未能实现这样的愿望，并且成为了《明星与素琴》一书最大的缺憾。细心地读者总会问我，明星后来怎样了，素琴过的好吗？这些问题，我其实非常想回答，但时至今日，都找不到答案。

【美】Kati Marton：《布达佩斯往事》

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几年前，我收到了一位教研所研究员的个人档案，非常齐全。从900多页的个人传记、诗集、读书笔记、日记、译稿、手稿、十多年子女的来往书信、夫妻二人的病历单、结婚证、荣誉证等等，甚至连某次房屋搬迁花去的安置费用明星都包含其中，每一种都仔细归类装袋，写好封面，标上序号，极为完整。和我过去见到的那些大多数情况下由体制为个人秘密建档的情况不同，这一宗档案，全是当事人自己建立的。也就是说，他大概自很多年前（至少四十年前）开始，就有意识地收集、规整自己的个人经历，数十年如一日，最终积累起了我所见到的这些东西。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不是像六七十年代里很多人都争相学雷锋写日记一样时刻等待组织的检阅呢？我仔细读了几本他的日记和一部分自传后，觉得并不一定是这样，他大概就像《布达佩斯往事》的作者Kati Marton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在研究秘密档案的过程中，他“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崇拜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想，这位我至今都不甚了解的教研研究员，也应该有过这样的想法，他留下这些，一定是想让他的孩子们、下一代更好的了解自己。

遗憾地是，它们最终还是被弃置，被当成无用的垃圾清扫出门。这不是很荒诞吗？用时下的话说，是自己“软埋”了自己。

这样的不幸太多了，容我日后慢慢跟大家讲述。今天，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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