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人口自然常态流动，创造二次“人口红利”|战“疫”观察十一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020年春节爆发新冠肺炎正是应了这句古话。
新冠肺炎疫情、春节假期与防疫隔离，三重叠加导致疫情扩散迅速、返程复工严重受阻、影响适龄男女婚恋甚至降低明年人口出生率，暴露出超大规模非正常人口流动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新冠疫情暴露的超大规模非正常人口流动问题，要痛定思痛坚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引导人口自然常态流动，为经济发展创造二次“人口红利”。
叠加效应致疫情迅速扩散
与2003年SARS疫情爆发在三四月份不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春节前后。而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大范围传播,与春节期间人口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
从百度迁徙地图来看，武汉封城前人口流出量明显高于往年，1月22日达到顶峰。研究发现，国内病例数与湖北人口流出量的相关系数为0.821，湖北省外病例数与武汉人口流出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8895，武汉人口流出量和湖北病例数相关系数最高，达0.9918。
自武汉流入人员为各地疫情的主要诱因，而由于大部分武汉人员主要流向湖北省内其他地区，武汉与湖北省内疫情的相关度更高。
2019年,中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36亿人。作为疫情主要爆发区的湖北省，2018年流动人口数量排在全国第七位，数量超过120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4.3%，湖北省跨省流出人口是666.67万人，跨省流入人口为31.82万人。武汉常住流动人口为287万人。
跨省流出的人口大部分要在春节期间返回家乡过年，鉴于武汉疫情严重1月23日封城前500万人流出，假设这500万人与常年流出人口不重合，那么湖北平时正常跨省流出春节回流和武汉新冠疫情封城前流出两相叠加为1167万人。这1000万人对后续疫情在湖北省内和全国扩散带来助推效应。
2020年春运期间武汉迁出趋势
来源: 百度迁徙地图
防疫隔离致复工严重受阻
每年一次的“春运”形成“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春节放假，人们纷纷离开工作地和日常居住地，回到原籍探望父母走亲访友；春节过后，再次离开户籍所在地返回工作和日常居住地，人口流动形成完整的闭环。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防控升级，人口流动闭环被打破，导致春节假期延长返程复工成为难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在1982年为657万人，此后持续增长，于2015年达到峰值的2.47亿人。随后，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9年降至2.36亿人。
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2019年春运全中国旅客发送量29.8亿人次。根据2月15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原来预计春运节后的铁路客流量是2.8亿人次，日均1120万人次，但实际上至2月14日，节后累计发送不到4000万人次，日均184万人，同比下降83%。换言之，至少有2.4亿人不能如期返回居住或工作所在地。
返程受阻与防控隔离严重影响复工，低复工率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截至2月14日，全国平均复工率约为42%，云南、湖南、贵州、西藏等地的复工率指数较高，约为70%。江苏规上企业复工率居全国首位。但近期全国迁入人数较多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五座城市，复工率均不足40%。据新华视点报道，相当多生产企业的实际复工率在30%至40%。
防疫隔离或降低明年人口出生率
互联网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婚恋网站扩大了婚恋对象选择范围。但是，通过熟人介绍相亲仍然是适龄男女寻找结婚对象的重要途径。“催婚催嫁”是春节期间的尴尬问题。农村年轻人平时大部分外出打工，春节返乡男女青年聚集，正是农村青年男女相亲订亲结婚的重要时点，但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隔离防控措施，可能严重影响到农村外出相亲、订亲甚至结婚等婚恋活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剩男剩女”问题日益突出，原因在于性别比较大。性别比是反映一个国家男女两性是否合理或协调的重要指标，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即一定时期内的出生人口男女比例。考虑到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联合国将102-107视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高于或者低于该值均属异常。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0.820‰人口抽样数据推算，2018年底全国未婚总人口2.11亿，男性未婚人口1.26亿，女性未婚人口0.85亿，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多4139.39万，未婚性别比148.86。浙江大学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显示，农村“剩男”是“剩女”的4倍以上。
全国城市、镇、农村未婚人口情况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适婚年龄女性在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时，有很多人在城镇婚姻市场找到配偶，农村女性进入城镇婚姻市场，使本来就失衡的农村婚姻市场被挤压得更加失衡。
而在城镇，高学历女性聚集，传统“男高女低”匹配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高学历女性择偶困难。再加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从婚姻中得到的相对收益减少，减少了她们择偶的激励，从而出现城镇婚姻市场的高学历“剩女”现象。
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分别处于婚姻市场不可能匹配的两端，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寻求配偶的难度，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春节期间回乡相亲对于适龄男性农民工的重要性。
有研究表明，汶川地震次年受灾地区离婚率上升，同期结婚率也上升1.92%。1989年美国飓风灾难次年，南卡罗来纳州受灾地区结婚率、离婚率和生育率均上升。灾难迫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采取了行动。
但是，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适龄男女的影响或许会有所不同，因为防控隔离政策阻断了面对面交流特别是农村适龄男女相亲的机会。防控措施解除后，除部分补偿式婚恋活动上升以外，总体上看，2020年结婚率和2021年人口出生率，尤其是农村地区大概率可能会有所下降。
季节性流动根源在户籍制度
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合理配置的有效方式，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是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表现。春节探亲只是超大规模高强度人口流动的表象，季节性人口“流出流回”的根源在于户籍管理制度。
人口流动和户籍管理结合导致“农民工半城市化”发展特征。半城市化是特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即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
有学者将“半城市化”状态形象地描述为：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户籍地就像是牵着风筝的线，农民工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务工地和户籍地。
农民工种好庄稼外出务工，从表面上看是务农务工“两不误”，实际上是务农务工“两耽误”。农民工春节后离乡，来年春节前返乡，农忙季节回乡忙种忙收，家乡发生紧急事件返乡离乡，不仅仅增加路途支出减少务工收入影响工作稳定，而且给个人和管理部门带来一系列严重现实问题。另外，还有63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常年在户口所在地和工作所在地之间奔波，给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麻烦。
无论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流动人员都从工作流动中获得了较高的经济红利。但是，户籍属性（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及其登记地与每个个体是否有权利获得社会福利以及获得福利的类型密切相关。对于流动人员，养老、失业、医疗及女职工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缺乏有效保障。另外，在购房、购车、出租车、甚至网约车合规等方面，户籍是很多城市的重要考量因素。再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0.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务工地升学（入园）难、费用高依然是进城农民工家长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
对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管理成本都居高不下。流动人口特点是流动性大、居住分散。流动人口管理涉及公安、工商、劳动、税务、民政、交通、城建、市政、商务、旅游等部门，不管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管理部门都承担很大责任，基层社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
为经济发展创造二次“人口红利”
新中国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促成第一次“人口红利”，推动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速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先后出现三次生育高峰，直至1979年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逐渐减低，但同期人口老龄化还未显现。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实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呈现较低水平，从而形成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国民经济连续40年高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计划生育政策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少子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自2013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双降，劳动年龄人口由2013年峰值10.05亿下降到2019年8.96亿，六年减少1.09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伴随出生率下降和老龄人口上升，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干活的少了，吃饭的多了”。
虽然影响经济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人口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结，经济发展速度由两位数降至一位数。
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1%。当下新冠肺炎肆虐全国，目前来看短期内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重疴必须下猛药。完全放开户籍政策，推动人口自然常态流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当前迫切而紧急的改革任务。
自然常态流动将促成第二次“人口红利”，至少从六个方面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一是5亿迁移人口将释放天量内需；二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更好教育将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三是减少无谓人口流动节省社会资源；四是优化适龄农民工婚姻匹配提高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五是离开土地必将带动养老储蓄促进投资；六是城镇人口向农村流动将促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安居方能乐业，自然常态流动必将实现高素质劳动力优化配置，人口潜能释放必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障等制度改革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
当然，5亿迁移人口将给流入地带来巨大压力，现实中不愿意解决落户问题的几乎都是人口流入城市。
如何让人们在流入地安居就业
近年来，中央提出一系列推进户籍制度和人员流动的意见和要求。但一旦涉及具体实施，各种困难和阻挠就接踵而至。比如，有人认为外来人口数量增加会侵蚀本地人口利益，使得利益结构严重固化。很多城市只想得到外来人口带来的低成本人力资本，不希望外来人口分享本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从而形成“国家层面推动而执行层面抵触”户籍改革的尴尬局面。
随着疫情好转复工呼声高涨，作为外来人口大省，浙江部分地市包车、包专列、包专机、补贴路费、奖励生活费接外地务工人员返程复工。这恰好说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重要性。与其年年“抢人”，不如落实好中央关于推进户籍改革、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意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让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安居就业。
具体来说，建议采取以下改革措施。
一是实行统一公民管理。彻底取消户籍管理制度，以常住管理替代户籍管理，通过信息技术将芯片植入“公民证”，实现身份证、社保卡、人员流动等信息集成“一号式”实时管理。改革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为常住人口在就业、就医、子女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二是实行居住综合服务。依托现有公安机关人口管理系统和房屋登记管理系统，构建全国人口信息交换平台，涵盖流动人口劳动就业、计划生育、社会救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出租房屋登记管理和重点人员管控等内容，实现居住人口信息综合服务管理。
三是实行动态居住管理。强化大数据信息研判机制，及时掌握发现居住人口动态，实现居住人口服务由被动应付向主动服务转变。建立信息检测体系，动态监测居住人口的数量、流动状况、工作状况、子女受教育状况、生活质量状况，及时掌握和预测居住人口发展态势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促进居住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
四是实行人口流动指数考核。以人口流动指数对各级行政区域进行考核，激励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优化辖区管理，以社会经济“无形的手”引导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好的地区，不仅要享受人口流动的红利，还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在工作地长期居住。
五是建立存量农民社会保障。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用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替代隐性的耕地承包保障。通过金融创新释放农民农村资产变现活力，促进迁移人口在流入地购房租房实现稳定生活。取消农业户口后建立统一社会保障，为现有农业户籍人员补齐基本社会保障。中央政府可以在承包地和宅基地改革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促进土地流转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关系的变革。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不代表所在机构观点
往期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