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还是唯物？论自然科学在哲学母体中的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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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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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不是说主体存在的有效性，或者说这不并是笛卡尔要说的，笛卡尔要说的是主体思维的存在是自明的。准确的表述是“我思”在，而不是“我在”。
这个“我思”就是康德所说的“自我意识”。
而知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自我意识”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象就无法被人类加工为知识，而只能是一大堆杂乱无章和无联系的感性材料。这个基础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掉到牛顿脑袋上的那个东西不管我们给它“苹果”这个文字定义还是其它形式的文字定义，这个东西能被我们分析认识，首先是因为它先验的被我们规定为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些颜色、味道之类的感知。
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统一了这些感知，这是概念形成的基础，也是人类“思”的唯一可能方式。而所谓知识也就是建立在这些概念形式上的，没有这些概念，自然科学也就不可能了。
当然，对于这个基础的来源，我们是不可知的。这个不可知就如同我们无法认识到上帝是否存在一样，仅仅在于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而已，而不在于消解我们探索自然科学的动力和根基的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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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苹果总是从树上掉下来，而不是升上去呢？”坐在苹果树下的男孩对于树上落下苹果的发问，形象的说明了自然科学的发端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而“我思”的基础配合了这种好奇心，于是自然科学必然的诞生了。
没有树上掉下的苹果，则不会有自然科学的诞生，没有好奇心，也不会有自然科学的诞生，就如同缺乏经验和理性任何一样，知识就没有可能是一样的。任何割裂两者的企图都无法洞见自然科学的原理，即使不必然妨碍自然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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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说了，自然科学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这个好奇心不难发现是有个规定的，这个规定通俗点说就是“凡事总有原因”，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而不是升上去有原因，水往低处流也有原因的，这些都不是偶然碰上的，而是由一套规律决定的。而自然科学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个规律，这就是自然科学的根基——因果律。
但休谟的怀疑论曾经动摇过这个根基，休谟不但认为世界本质、事物本身是不可知的，包括因果律本身都是无法证明的，所以并不存在。人类只是习惯的认为两个现象之间有关联，所谓因果只是知觉表象的主观习惯，而没有确定有效的客观性质。这下完蛋了，因为我们探究任何科学问题，如果不是基于“凡事总有原因”的前提，则自然科学大厦将无从建立，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恐怕连提都无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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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康德解决了这个问题。
康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给现象和本体严格划界，甚至不惜冒二元论的风险。这也是康德很长一段时间不为国人真正理解和随意批评的原因，我就从不认为康德是什么正宗的“二元论者”，因为他并没有把物质和意识二分，相反他是肯定这两者有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并给出了细致严谨的研判，康德的二分如上所说是现象界和本体界的二分。
首先，康德认同休谟“不可知”的观点，他认为物自体也就是本体界的真正面目是永远无法为观察者——人类所确知的，因为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不一定相同，也就是说事物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现象世界，不能认识物自体或本体。所谓上帝、灵魂和自由都是无法确知的，或者说是无法证明的。形而上学企图超越自然的限制而把握宇宙自然之统一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想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
那么，自然科学可能吗？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波普尔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有个著名的原则，就是可证伪原则，认为所谓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只有在经验上可以得以检验、证伪的才是科学认识的对象，否则都是非科学的范畴。康德也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如果命题不能由经验提供材料以此证实其必然性，那么应根本放逐在认识领域和科学研究之外。而这个必然性是如何得到证实的呢？如果因果律本身是无法证明的。
而康德恰恰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他“哥白尼革命”的关键之处，不是以前人们习以为常的认为的知识符合对象，而其实是对象符合知识，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而这个必然性的证明和因果根本不需要符合事物本身（因为这无法得到证明），而是要符合人自身的理性框架而已，即人的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这才是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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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知识得以发生的根源，但将经验转化为知识就需要理性了，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缺少经验对象，理性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没有理性，经验就只能是感知，而不可能成为知识。不管你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恐怕都无法否认，人类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都是在理性这个框架中依据经验得以确立的，而不会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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