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这是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上个世纪40年代说的名言。因为直接参与了计划刺杀希特勒的活动，朋霍费尔于1943年3月被拘捕。在被囚禁了2年多后，与1945年4月9日被处以绞刑。
他的好友埃伯哈特•贝特格在他遇难后，出版了《狱中书简》，书中整理并收录了朋霍费尔在狱中写给亲友的书信、诗歌和杂感断简。所以，我在这里必须一字不差的完全引用朋霍费尔的文字：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
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
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引述完朋霍费尔的原文，可能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依然觉得不好理解。大多数人仅凭直觉都会认为，愚蠢不过是个智商问题，说明这个人不够聪明而已。一个人智力超群，但也可能愚蠢无比；一个人智商不高，但并不妨碍其拥有高人一等的智慧。比如，眼前有一碗饭，你和张三都饿坏了，你是准备一个人吃，还是和张三两个人分享，这两种选择，你选哪一样，就决定了你的道德水准。再比如，你出国旅游，有个团友随地吐痰，你明明知道随地吐痰不对，但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你选择支持他，这种选择就是道德问题了。你明明可以做一个聪明人，一个智慧的人，可你却偏偏要去做一个愚蠢的人，这种违背智力的低劣选择，就是道德问题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或者社交媒体上讨论问题时，往往会发现这种低劣的选择倾向。在这些讨论中，愚蠢的人并不是在动用自己的智商，而是在放弃自己的智商。他们很容易被外界的、不当的社会因素所干扰。在这种干扰下，他们甚至连“1+1=2”这样的答案都给不出，他们很容易就会“指鹿为马”，只是因为他习惯不用脑，喜欢用屁股决定脑袋而已。“指鹿为马”的历史故事，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就不用我重复讲述了。我借这个故事想说明的是，历史上的“指鹿为马”，是因为大臣们害怕赵高的权势，被威逼而已。而这里所说的那些“指鹿为马”的蠢人，可不是被威逼的。他们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他们自甘愚蠢。用朋霍费尔的原话，就是蠢人是“自己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蠢人”明明有正常的智商，却无法正常运用，明明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却刻意主动放弃，这不是道德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他说愚昧的人并非“缺乏理性”，而是他们“在无人指导之下就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朋霍费尔说蠢人是自甘愚蠢，康德也同样洞见到，愚昧的人，其实也是自甘愚昧。康德还进一步解释了，愚昧的人之所以无法自我摆脱愚昧，有两个主要的内因：他说，一个懒惰的人会觉得“处于愚昧状态是那么的安逸，自会有人替我操办一切，根本无需去思想。”而一个人之所以怯懦，是因为“对新事物（未知事物）的恐惧”。如同《疯狂原始人》里那些认为洞穴外面满是危险的穴居人一样，他们拒绝新事物，恐惧未知世界，从而固步自封，不敢跨出洞穴一步。“如果有一本书代替他理解，一个精神导师指导他的良知，一个医生评判他的饮食......他们就不需要做任何努力。
只要金钱能够解决的，他们就不需要思想；因为其他人很快就能替他们做这些累人的工作。”
在他们看来，愚昧是安全的，思考是危险的，熟悉意味着安全，未知意味着危险。除了自身心理上的懒惰和怯懦，来自社会的、历史环境的、他人的外部因素也会导致人们自甘愚蠢。康德说，那些“以保护人自居”人，会采用一种恐吓的策略，告诉这些愚昧的人，自立行走很危险，但其实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一定会在摔过几次跟头之后最终学会走路。而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愚昧的力量很强大，他们往往被这些明显很弱智的“恐吓理论”吓住，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疯狂原始人》里的咕噜一家，除了外出寻食，其他时间都老老实实在洞穴里待着，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在洞穴里唯一的消遣，就是听老爸“瓜哥”不断讲述洞穴外的世界多么可怕。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让穴居人对几乎忘记了探索世界的本能。他们严格执行刻在岩壁上的规矩：“新的是坏的，好奇是坏的，晚上出门是坏的，一句话，好玩的都是坏的”，如果不是世界即将毁灭，他们一辈子也不会有离开洞穴的想法。久而久之，穴居人习惯了洞穴，如同蠢人习惯了愚蠢，智慧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安全的负担。启蒙不是别人对你的启蒙，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启蒙。首要就要有自己运用自己智力的勇气，不要懒惰，也不要怯懦，也不要被吓住。对于一个有脑子的人来说，思考，从来就没那么可怕，放弃思考、自甘愚蠢才可怕。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受益人》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认为德国普通民众配合和协助纳粹，自愿并积极与纳粹合作，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自己有益，能给他们带来实惠。而并非如通常的看法，是纳粹德国的逼迫或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对这些德国民众来说，拥护希特勒带来的安全感，配合纳粹带来的好处和实惠，才是他们忠诚于纳粹的真正原因。
阿利在《受益人》一书里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掠夺了欧洲其他地区，让普通德国民众得到了很大的物质利益。对于德国民众来说，纳粹政权可以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和荣耀，这么爽，自己还要脑子干什么？既危险又没用，交给希特勒不是更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德国普通民众和纳粹政权是这场肮脏抢劫的合伙人，而并非受害者。如同愚蠢是自甘愚蠢，很多时候，一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直接支配了他的心理模式，因为放弃思考的心理习惯可以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安全感。而在这种“纳粹狂热”的氛围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只是少数，朋霍费尔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置身陶醉于“强大的第三帝国”的民众中，朋霍费尔敏锐的观察到：“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
这并不是人天生的智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自己评价事物的努力。”
他发现“蠢人常常十分顽固”，尤其不能展开正常的对话，因为这些蠢人的话往往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跟我们大多数人的感受是一样的，跟愚蠢的人对话，就犹如面对一台机器。他们仿佛已经被某种力量控制，面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只知道重复一些套话、大话和空话。他们似乎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对是非对错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判断力。朋霍费尔说，我们意识到，蠢人即不能靠教育来拯救，也别指望用理性论证去说服，那不会有丝毫作用，他们除了需要救赎，别无他法。对于蠢人来说，治疗都多余，那反而会加重他们的病情，让好心人反受其害。我们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毅然决然的转身离去，如郭德纲所说，你要正眼瞧他们一眼，都算你输。
临走时，最好潇洒的给他们点个赞，祝他们继续愚蠢下去，因为蠢人已经听不懂理性的话，他们只有尽早掉到现实的坑里，才有可能幡然醒悟，尽快止损。而你任何企图拯救的行为，都会推迟这个过程，削弱善良的力量，增加愚蠢的资本。
法国向激进伊斯兰主义宣战？可能已经晚了！
多数人理解的“法治”，其实都是“人治”
没有“第三者”，人就会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