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教即秘而不宣之教，主要修法是通过“三密相应”（结印、持咒、观想）而达到身、口、意“三业清净”，乃至“即身成佛”。据记述，佛陀本人反对咒术、神通等神秘元素进入佛教，却也允许作禳灾、祛病、防护之用。

马丁那天讲了，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政治强大，不是因为军事强大，也不是因为经济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强大。国民的强大是什么？是国民创造力的强大，是国民的价值判断力的强大，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国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面临同样的大是大非，我们的国民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要学人文学科？为什么所有的大学里除了专业教育之外还要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一个价值观，启发你自己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后，逐渐提升你的判断力。当这个世界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独立地判断是非，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哗众取宠。▌君子不器：独立思考的人，不会成为工具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君子不仅仅是专业技术人才，要成为君子，除了懂一些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一种价值判断。君子不仅要能够判断自己的专业问题，还要能够判断公共事务中的是非善恶和美丑。一把锋利的菜刀，你可以拿它切菜，也可以拿它砍人——这就叫“器”。假如这把菜刀你让它切菜它切了，让它砍人它坚决不去，那这把菜刀就不该叫“器”了，该叫“君子刀”。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刀本来就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工具，它永远都只能是个“器”。但我们是人，是有着意志和尊严的生灵，不该只配得上工具的命运。一个人如果只是专业能力很强，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让他去干好事他也干，让他去干坏事他也干，那就不叫君子，只能叫“器”。一个人不仅专业能力很强，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不颠倒黑白，不戕害无辜，不做强权的附庸，尽自己所能去坚守正义，去发现和创造真善美——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配称为“君子”。▌人文教育，让我们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人文教育不是为了让我们熟记一些苍白的人文知识，那样的功能完全可以由工具取代。人文教育的目标在于让我们获得一种信念，让我们具备一种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有了这样的判断力，我们才真正有资格说我们读的是大学。什么叫大学？“大学大学”，倒过来读你就明白了，“学大学大”，学者大起来。没有大起来的人叫什么人呢？叫小人；大起来的人叫什么呢？叫君子；君子是什么人呢？不器之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人文的教育，没有人文的修养，没有对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没有坚守正义的勇气，即便你专业能力再强，你也不能算是读过大学的人。▌人生三境：人要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我们可以把人生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谋生。人要活着就必须谋生。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谋生上，否则你的人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你要留出一点时间给心灵，留出一点心灵给信仰。如果一辈子只是在谋生，那么你跟动物没有区别。动物也有“专业”，蜘蛛是纺织专业的，老鼠是隧道专业的。如果我们只想着谋生，只想着学一门技术，到大学来待了四年，毕业时就拿了一张毕业证，其他的都没有提升，那么你的追求本质上跟动物没什么分别。真正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谋生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叫谋智。意思是除了吃饭穿衣等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还应该有智力提升、知识精进的需求。但是这种追求，还不算人类最高层次的追求。最高的层次是什么？是谋道。道是什么？中国古代有两家都在讲道，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道家讲的道侧重的是客观规律，儒家讲道讲的更多是人文物理，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人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无论你才能是否卓越、处境是否通达，你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就叫价值观。具备价值观之后，你还得学会去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这就叫价值判断力。如何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避免好心办了坏事？具备了价值判断力，知晓了是非善恶，你才可能保证自己的知识和智力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你才可能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不至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造成威胁、带来灾难。因此，人文学科的核心，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我们具备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观，是让我们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本文根据鲍鹏山教授的演讲片段整理。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鲍老师曾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用那些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为此，北游诚挚推荐“鲍鹏山作品集”全签名版：包括一部文学史，一部思想史，四部经典解读。鲍老师用自己的如椽大笔谈圣贤，谈老子的通透、孔子的执着、孟子的热切，庄子的飘逸……谈有物、有事、有情、有味的“水浒”，谈中国人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思想与心灵......先知书店有幸邀请到鲍鹏山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更增添一份纪念意义。全签名版仅有100多套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公元1世纪，相当于中国东汉时期，犹太起义者与罗马帝国之间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局面复杂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对犹太历史至关重要，其中还伴随着基督教兴起初期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可惜，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实在太稀缺了，流传至今的史料几乎有且只有一份——这就是“犹太人的叛徒”约瑟夫斯所写的《犹太战争》。◎全本首次被翻译为中文，集稀缺性、真实性、神秘性于一体的第一手史料，探秘犹太历史的必读之书作为全本首次被译为中文的重要著作，它以一位历史亲历者的亲眼所见和第一手真实史料，系统展示了犹太战争的沧桑图景：从希律推翻哈希曼王朝，到犹太人借希律之死发动起义；从耶路撒冷被围困、攻陷，到犹太圣殿在大火中化为废墟；从起义者的激烈内斗，到马萨达要塞的犹太人集体自杀......通过这本书，我们得以第一次全面了解那场战争的整个过程。记录战争之余，书中还穿插讲述了犹太地区的地理、圣城与圣殿的结构、犹太人的宗教与生活习俗、罗马人的战术与战争工事等方方面面，并生动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为那段历史及其背景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另外，书中描述的事件大多发生在《新约》所记载的历史时期，有些事件在福音书中已有生动的预言。因此，对于对基督教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也是非常难得的史料。◎不仅是了解古代犹太战争的唯一史料，更是读懂现当代犹太人的一把钥匙《犹太战争》的作者约瑟夫斯，本是犹太贵族，担任加利利地区的指挥官，与罗马人作战；后来不幸战事惨败，他向罗马将军韦斯巴西安投降。韦斯巴西安登上罗马皇帝大位后，恢复了约瑟夫斯的自由，并赋予他罗马公民身份，让他为罗马人效力。公元70年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约瑟夫斯作为随军翻译，帮助罗马人劝降犹太人，并因此成为耶路撒冷陷落和圣殿倒塌的目击者。这场战争之后又过了几十年，犹太人最后一次起义失败，发生了犹太史上第三次大流散，造成了今天的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此后，犹太人被迫害长达千年之久，最大规模也最残忍的，就是离我们较近的希特勒大屠杀。正是这样超长期的不幸遭遇，催生并加速了犹太复国运动，最终，1948年5月14日，现代以色列诞生。历次中东战争，以及还在持续的以哈冲突，均与千年前的历史紧密相连。因此，约瑟夫斯的记录，不仅是讲述公元1世纪犹太战争的唯一史料，更是读懂现当代犹太人的一把钥匙。这本书相当古老，里面有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翻译成英文时，参考了原著以及许多史料，准确性毫不马虎。此次中文全译本，由犹太研究协会的专家们组织翻译，其中还邀请了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的专家作顾问，对原著认真负责，权威性毋庸置疑。我们深知《犹太战争》价值，诚挚向您推荐，此前一度售罄，现获得少量库存，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第一时间收到推送[Image]“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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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大通病，就是怀有各种各样的愚蠢的见识。形成这些愚蠢见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野心、虚荣、骄傲、盲从、懒惰、灌输、洗脑等等。愚蠢贯穿了人类历史，也充斥着当今社会。愚蠢的人处处碰壁，对身边人也是灾难。但其实，要想脱离愚蠢，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英国哲学家罗素总结过五个简单方法，虽不能保证绝不犯错，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愚蠢。-1-亲自观察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略带幽默地说到：古代的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总是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觉得，既然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应该避免武断。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会误认为“妇女的牙齿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需要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的自以为是使他闹了一个笑话。“自以为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如果一个问题仅凭观察就可以解决，那就请你亲自观察一番吧。-2-检查证据人人都可能陷入某种偏见，而许多事情又不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要避免偏见，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检查自己的信念是否具备足够的证据支持。罗素说，如果你一听到某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本身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察觉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支撑。如果某个人硬要说2加2等于5，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双方都固执己见，却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的争论。-3-兼听则明任何时代，人们都更愿意听取与自己想法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现代社会，表面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海量的信息，实际上在信息筛选机制和按个人喜好推送机制下，每个人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形成武断的偏见。所以罗素说，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不同圈子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这对于我们削弱狭隘的偏见，很有好处。如果你无法外出旅行，也要设法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们有些交往，或者阅读一种和你政见不同的报纸。如果这些人和这种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甚至是可恶的，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在人家看来你也是这样。-4-想象辩论罗素说，有些人富于心理想象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下，自己在与一位怀有不同偏见的人进行辩论。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圣雄甘地就对铁路、轮船和机器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产业革命都要不得。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真的遇见一位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视为当然。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设想一下，甘地为了反驳现代技术的好处，可能会提出的种种论据，从而检验一下你自己想到的论据。我自己有时就因为进行这种想象性的对话，真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即使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认识到假想的论敌有可能蛮有道理，而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5-仰望星空我们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那些容易助长狂妄自大的意见。有些问题本来就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比如，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如果有证据表明别的民族更优越，那就改变评价的标准，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优越。所以罗素说，要想克服最普遍的自高自大问题，唯一方法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愚蠢的天敌，就是智慧。唯有智慧可以抑制愚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鸡汤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像罗素这般洞悉世间万物的智慧。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罗素严谨、理性而不失幽默，兼具对人文的深切关怀。读罗素的著作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对智慧的启发。为此，我们特别推荐独家好书：罗素87岁时写就的经典——《西方的智慧》。罗素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为“名著中的名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到黑格尔、马克思……罗素清晰地阐明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顺承关系，容纳进历史、科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幅生动有趣的“西方思想全景图”。一并推荐罗素最好的传记《罗素传》。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点击

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经问道：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科学史家李约瑟也曾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学家伊懋可、孔飞力则是问：中国为何没有实现欧洲式的科学变化与组织变化？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其实类似的追问，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文明是诞生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有人认为是偶然，但是综观全球历史，欧洲才是最特殊的那个。欧洲至少具备了六种优秀“基因”，使其能在近代脱颖而出。-01-文化是自由的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人类所有的科学发现、经济繁荣和政治昌明，都必须以自由的文化为前提。欧洲文化一直把自由视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理性、平等、博爱等价值，都无法与自由相提并论。公元前5世纪，松散的希腊城邦为了抵抗侵略，坚持50年，击败强大的波斯。波斯国王曾经疑惑地问一名希腊俘虏：“你们明明处于绝对劣势，为何还要与我对抗？”对方骄傲地回答：“为了自由！”古希腊戏剧，古罗马诗歌，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自由始终是欧洲文艺作品的核心主题。自由早已经融入了欧洲人的血脉，成为一种本能。欧洲文化鼓励人们，为了自由，可以牺牲利益，甚至付出生命。如此捍卫自由的理念，在全世界绝无仅有。-02-政治是封建的欧洲的版图与中国相差无几，但一直没有产生类似秦朝的大一统帝国，而是分裂成多个小共同体，这对欧洲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封建”的本意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分封建制”、“封土建国”，类似中国的西周时期。诸侯的封地不受君王辖制，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力。即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分裂的局面，有利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也让民间资本获得更多安全和商机。此外，欧洲各国的中央权力不仅受到地方的分割，还受到教会的制约。同样的情形在古代中国，根本不可想象。尤其在中世纪欧洲，权力、道德、智力的权威，分属于国王、贵族和教会，任何一方都无法一家独大。正是这样“多头并立”的政治格局，才使思想自由、经济繁荣成为可能。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感慨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03-法治是悠久的现代文明的最重大的政治成就，就是以法治代替人治，“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欧洲的法治传统源远流长，对最高权力的警惕和限制，一直是立法的主题。雅典的执政官梭伦，主动制定宪法，限制执政官的权力；罗马法对掌权者做出了诸多限制，并奠定了大量民权概念；中世纪产生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还有大量的城邦宪法；具体到社会与个人，欧洲在古希腊罗马就兴起了律师行业，贵族阶层以懂法、守法为荣。民间也一直存在用司法声张权利的传统习俗。当其他地区还处在“伴君如伴虎”，“盼青天大老爷”的人治社会，欧洲就有了罪刑法定原则，还有系统化、理性化的法学体系。-04-思维是理性的现代人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却很少人知道，科学不等于技术。科学的本质是关于自然、人类和社会的一整套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体系。欧洲理性的思维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再到后来经院哲学开启的“唯名论革命”，以及“奇异博士”罗杰·培根的实验方法论，最终开出了现代科学之花——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闪闪发光的伟大科学家一一诞生。是欧洲人最早使科学与巫术、炼丹术、炼金术、占星术脱钩，成为一门理性的、系统的、数理逻辑的知识。而古代中国、阿拉伯等其他地方，尽管产生过很多技术，却没有这套思维体系。所以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欧洲，也绝非偶然。-05-伦理是现代的无论是男女平等程度，还是婚姻家庭设置，欧洲也一直领先于其他地区，显得很现代。在希腊罗马的宗教中，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庸、强权的玩物，而是智慧、自由、职业的“女神”形象。尊重女性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欧洲传向全世界的。“男女平等”的诉求和规则，都是出现在欧洲。妇女的财产权，在中世纪就被教会写进了法律。欧洲妇女的婚育年龄比其他地方更成熟，这有助于提升幼儿的存活率和教育质量。另外，欧洲崇尚个人主义，个人婚恋很少承受“传宗接代”等责任和压力。从国王到民间，一夫一妻制、长子继承制等习俗伦理，都受到宗教权威、社会舆论的约束。这保持了政治权力、财富积累的稳定性。-06-信仰是独特的中世纪开始后，基督教不仅重整了欧洲的社会秩序，还使所有西方文化完成了“迭代升级”。基督教继承了希腊罗马的自由精神，并将自由提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义务，具体到了生命、财产、人身等个人权利。基督教在中世纪复活了罗马法，并主导了欧洲的独立司法。教会主导法学教育，将“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观念，渗透到大众层面。基督教对科学也居功至伟。正是因为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基督教思想家，继承复活了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才有了后来的伽利略和牛顿。教会还使无法继承家业的各阶层子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遇。欧洲曾是文明的标尺，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将全人类拖入了现代世界。但如今，传讲“欧洲文明”却显得越来越不正确。身处激烈动荡的转型时代，我们是接过欧洲文明的接力棒，还是坐视身边人被所谓“落后、野蛮和伪史”裹挟、欺骗？这取决于当下的选择。为此，北游诚挚推荐企鹅蓝登出版社的镇社之宝《企鹅欧洲史》，牛津、剑桥近十位顶尖学者，耗费10年心血写就，通览4000年欧洲文明史，篇幅充实却毫无门槛，“几乎每一句都是金句”。史学作家劳伦斯·里斯说：“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读的史学著作不多，《企鹅欧洲史》很可能是其中一部。”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收藏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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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收到推送[Image]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走出“丛林思维”真把自己当禽兽了人之不自由，源自两方面的束缚：

暗能量是如何被发现的？科学家观测发现，我们现在的宇宙，不仅在不断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如果匀速膨胀，还可以理解。但加速膨胀，就需要有新的能量的加入。这能量是啥？科学家也搞不清，取名叫暗能量。2.

有人做过估算，一个人一生能阅读的书不会超过3000本，值得收藏的不足1000本。若论非读不可的经典好书，可能不超过100本。再具体到某一领域，值得反复细读的就屈指可数了。因此，在琳琅满目的图书市场中，如何挑选出最值得收藏的经典好书，就成为了读书的头等大事。历史学家何炳棣曾提出过“三个一流”，作为甄选好书的标准：第一，回答了一流的根问题。如孟德斯鸠回答了“限政法治如何成为可能”这一人类政治的根问题。第二，提出一流的新观点。如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贸易让人类更幸福”的观点，现代经济学由此诞生。第三，与一流的思想家对话。如哈耶克，继承并发展了休谟、康德、达尔文等先哲的思想精华，将有限理性扩充到了人类社会研究。因此，《论法的精神》《国富论》《通往奴役之路》成了传世经典，被知识界争相引用，成为社科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事实上，很多现代作品也达到了同样的标准，但出于种种原因，至今只在国外享有盛名，国人鲜有了解。威廉•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本具备“三个一流”的当代经典。▌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追问、回答了经济学的“元问题”在当下，大多数经济学家争论得最激烈的课题，如三驾马车、产业政策、最低工资、出口/进口额度、贸易保护，其实都是经济学的枝蔓问题。事实上，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直只有一个——“如何使经济持续增长”。斯密的《国富论》始于此问题，现代文明的核心特质也源于此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甚至断言：“一旦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就无暇他顾”。▲罗伯特·卢卡斯《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正如其副标题——“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所昭示的，本书并没有研究经济学的末流问题，而是探究了“一个国家或时代的经济，为何会出现增长或停滞？”这一经济学的元问题。▌资本主义有四种类型，好的只有一个——提出了全新的资本主义分类谈到资本主义，多数人的头脑都被一些陈词滥调所左右：有人说，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和“高级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有人说，资本主义是西方特有的秩序，其他文明无法适应；还有人坚信，资本主义都是资本家压榨打工人的秩序，最终必然因两级分化、经济危机而彻底灭亡……《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打破了“历史阶段论”、“西方必然论”、“全然优越论”等局限，以“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形态”为依据，创造性地将所有资本主义分为四类：●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伊莎贝拉：西班牙女王●寡头型资本主义▲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已故金融寡头●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企业家型资本主义而这四种类型中，除了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其他的都是坏资本主义。平等的产权保护，开放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家成为增长的主体，创新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这种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才是长时间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类型。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及其遥遥领先的硅谷信息产业。书中还大胆定义，所谓“发展中国家”，不是指低收入国家，而是指“产权缺少保护、国家导向错误、企业家精神无法发挥”的国家。正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长期的；而发达国家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富裕还会一直持续。▌熊彼特、诺斯、杨小凯——站在诺奖大师的肩上透视未来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达尔文站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肩上，发现了生命演化的规律；哈耶克站在休谟、康德的肩上，意识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社会的不可计算性。从上世纪开始，经济学家熊彼特，诺奖得主诺斯，还有英年早逝的杨小凯，就开始从“企业家和创新、产权保护、文明秩序”等角度研究资本主义。这本《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正是站在这些思想大师的肩膀上，发现了“创新型资本主义”之于经济发展、文明兴衰的重要性。

不但赔上巨款，还要赔上声誉，1842年12月，心灰意冷、心力交瘁的伍秉鉴在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心中写到，“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与傅斯年等一行六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期间，黄炎培提出了他著名的“历史周期律”：为何“中国历史总是走不出治乱兴衰的死循环？”并希望延安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这场黄炎培与毛的历史性对话，发生在延安的一处窑洞里，因此被称作“窑洞对”，也被称作“黄炎培之问”。其实，“中国历史周期律”并非黄炎培的独见。无论是民间耳熟能详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是黑格尔所说的“中国历史两千年都在停滞”，一直到金观涛先生详细解剖的中国社会“超稳定—超震荡”结构，都是对这一循环往复历史现象的概括。简单说，这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有以下几个特点——◎政治形态：效率第一的强人政治历史学家秦晖认为，周秦之变的核心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愈演愈烈，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于是，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制迅速占据了中国政治形态的核心。中国两千年历史，就是一个高强度运转的大共同体的结果。◎社会形态：一元结构的“超稳定形态”一元结构的文明，世俗政治和权力是核心，整个国家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信仰、文化教育都围绕它展开，都为它服务。而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国又是一个高度世俗的国家，世俗的政治权力更是压倒了一切。这种一元的结构在周期内异常稳定，但却很容易陷入长期停滞，无法避免社会的内卷化发展。于是，往往在王朝中后期，积压的矛盾无法释放，只有通过颠覆王朝的形式才能重新建立秩序。◎演进形态：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自秦以来，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超过300年。承平之时，“帝制”效率极高，往往威服天下。但国家衰落之时，高度集中的权力一旦受到挑战，王朝就会瞬间崩溃，缺少缓冲与调节的机制。最终，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大批人口死亡，资源重新分配，人们继续在暂时的“丰衣足食”中等待下一场灾难。两千年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不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代先贤们始终抱着一个理想：如何才能逃脱治乱兴衰的死循环，让国家持续稳定地发展，人们过上永恒安居的日子？然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周有光先生曾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所谓“当局者迷”，从古至今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制度环境——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和等级森严的家长制，才是导致两千多年苦难历史的最重要原因。历史学家葛兆光说，中国自身的思想体系、制度体系太过早熟与完整，内因的变化很困难，因此任何改变往往都需要外因的刺激。所以，只有当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国门，甚至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中国才真正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才看到一种可以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新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问题如果站在更广阔的外部视野去看，就一目了然了，也正因如此，“从世界看中国”这一视角才显得格外重要。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从世界看中国”的三部经典之作：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所著《京都中国通史》，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以及由费正清主编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中国史》共13卷。作为海外研究中国的几部扛鼎之作，它们汇聚了世界范围内最顶尖的学者，以及最负盛名的出版机构，很多问题我们在局内看不到，它们在外部看到了，很多话我们在局内不能说，他们在书中都说了。英美作为现代世界的开启者与引领者，日本作为全世界最了解中国的近邻，他们的作品不可不读。为此，我们诚荐这套“从世界看中国”经典三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经典：

世界上有两种监狱，一种是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监狱，它通过洗脑宣传，可以让人不觉得自己身在监狱；还有一座监狱，是人性自身的监狱：通过自我欺骗、自我洗脑，一个人不仅会爱上监狱，甚至会为监狱鼓掌、喝彩。第一座监狱，囚禁得是那些不读书、不思考，却容易狂热、感动的普通人，而第二座监狱，却专门囚禁这么一种聪明人：他们懂得很多知识，说话也很有逻辑，但却对自身的认知缺陷一无所知，更缺少对人性的敬畏；他们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享受无知者的顶礼膜拜，但实际上却是欲望的奴仆，对其毫无抵抗之力。他们看似学历很高、智商很高，但却无法克制轻信、贪婪、冲动等天性，要么被骗得倾家荡产，要么终其一生，相信一个虚假的事物。可以说，当一个人陷入自欺却不自知时，他越聪明，反而会被监狱囚禁得越牢固。因此，聪明并不可贵，可贵的是智慧。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清醒地认识自己，对世界、对自我保持诚实，甚至在下意识地自欺时，能够及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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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说：“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加缪的一生，几乎是浓缩的一生。他年轻时就享有盛誉，29岁因《局外人》名震天下，44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在得奖3年后死于车祸，年仅47岁。在他逝世后的今天，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减退。“加缪的作品，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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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那天讲了，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政治强大，不是因为军事强大，也不是因为经济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强大。国民的强大是什么？是国民创造力的强大，是国民的价值判断力的强大，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国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面临同样的大是大非，我们的国民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要学人文学科？为什么所有的大学里除了专业教育之外还要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一个价值观，启发你自己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后，逐渐提升你的判断力。当这个世界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独立地判断是非，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哗众取宠。▌君子不器：独立思考的人，不会成为工具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君子不仅仅是专业技术人才，要成为君子，除了懂一些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一种价值判断。君子不仅要能够判断自己的专业问题，还要能够判断公共事务中的是非善恶和美丑。一把锋利的菜刀，你可以拿它切菜，也可以拿它砍人——这就叫“器”。假如这把菜刀你让它切菜它切了，让它砍人它坚决不去，那这把菜刀就不该叫“器”了，该叫“君子刀”。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刀本来就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工具，它永远都只能是个“器”。但我们是人，是有着意志和尊严的生灵，不该只配得上工具的命运。一个人如果只是专业能力很强，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让他去干好事他也干，让他去干坏事他也干，那就不叫君子，只能叫“器”。一个人不仅专业能力很强，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不颠倒黑白，不戕害无辜，不做强权的附庸，尽自己所能去坚守正义，去发现和创造真善美——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配称为“君子”。▌人文教育，让我们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人文教育不是为了让我们熟记一些苍白的人文知识，那样的功能完全可以由工具取代。人文教育的目标在于让我们获得一种信念，让我们具备一种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有了这样的判断力，我们才真正有资格说我们读的是大学。什么叫大学？“大学大学”，倒过来读你就明白了，“学大学大”，学者大起来。没有大起来的人叫什么人呢？叫小人；大起来的人叫什么呢？叫君子；君子是什么人呢？不器之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人文的教育，没有人文的修养，没有对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没有坚守正义的勇气，即便你专业能力再强，你也不能算是读过大学的人。▌人生三境：人要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我们可以把人生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谋生。人要活着就必须谋生。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谋生上，否则你的人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你要留出一点时间给心灵，留出一点心灵给信仰。如果一辈子只是在谋生，那么你跟动物没有区别。动物也有“专业”，蜘蛛是纺织专业的，老鼠是隧道专业的。如果我们只想着谋生，只想着学一门技术，到大学来待了四年，毕业时就拿了一张毕业证，其他的都没有提升，那么你的追求本质上跟动物没什么分别。真正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谋生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叫谋智。意思是除了吃饭穿衣等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还应该有智力提升、知识精进的需求。但是这种追求，还不算人类最高层次的追求。最高的层次是什么？是谋道。道是什么？中国古代有两家都在讲道，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道家讲的道侧重的是客观规律，儒家讲道讲的更多是人文物理，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人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无论你才能是否卓越、处境是否通达，你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就叫价值观。具备价值观之后，你还得学会去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这就叫价值判断力。如何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避免好心办了坏事？具备了价值判断力，知晓了是非善恶，你才可能保证自己的知识和智力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你才可能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不至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造成威胁、带来灾难。因此，人文学科的核心，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我们具备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观，是让我们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本文根据鲍鹏山教授的演讲片段整理。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鲍老师曾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用那些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为此，北游诚挚推荐“鲍鹏山作品集”全签名版：包括一部文学史，一部思想史，四部经典解读。鲍老师用自己的如椽大笔谈圣贤，谈老子的通透、孔子的执着、孟子的热切，庄子的飘逸……谈有物、有事、有情、有味的“水浒”，谈中国人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思想与心灵......先知书店有幸邀请到鲍鹏山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更增添一份纪念意义。全签名版仅有100多套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但凡迟疑软弱一点，以色列就已经被人从地图上抹去了昨天文章后，又有读者对以色列说干就干的行事风格表现出了非常反感的态度。显然，这都是对中东近代史，以及以色列所处的险恶环境一知半解的结果。关于以色列国家的由来，以及历次中东战争的历程，我讲过多次。今天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历史，聊聊以色列这种“不服就干、绝不嘴炮”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看完你就知道，但凡以色列迟疑软弱一点，“群虎环伺”的它可能就已不复存在，被人从地图上“抹去”不知道多少次了。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何以色列早就建国了，而巴勒斯坦为何一直没建国？其原因何在？事实真是如某些网友说的，是巴勒斯坦人收留了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却恩将仇报，把巴勒斯坦赶得没有容身之地了吗？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并非如此。历史事实是，最开始反对联合国181号协议的，不是以色列，反对“两国方案”的也从来都不是以色列。真实的历史是，中东那一片的阿拉伯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一直都想合起伙来把以色列赶到地中海里去喂鱼，只不过因为以色列人顽强，他们没办成，经过几次战争后，反而导致自己的地盘越来越小。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人赢了，如果是阿拉伯人赢了，你猜会是什么结果？很可能，所谓的巴勒斯坦已经不存在了，早被那几个虎视眈眈的阿拉伯国家瓜分殆尽。是时候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历史脉络了。先放一个留言，这个留言集中体现了“不读历史，但却对历史和国际政治有着充分讨论热情”的那部分人，今天主要是给他们做一些历史的科普工作。01

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给学生介绍俄国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关上灯，教室漆黑一片。教授在黑暗中点起一支蜡烛，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这是普希金”，他对学生们说。教授又点起一支蜡烛，“这是果戈里”。教授走到教室门口，打开灯：“这是契诃夫。”他又走到窗边，猛的打拉开窗帘，耀眼的日光洒满教室。教授说：“这就是托尔斯泰。”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再后来，教室窗帘被拉上，灯也熄灭了，漆黑一片中，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摇曳，教授说：“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战死在德国前线，是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1945年，服役期间的索尔仁尼琴，因在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被判处8年徒刑，在严寒和劳苦的集中营内度过了8年铁窗岁月。刑满获释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在集中营索尔仁尼琴身患癌症，历经生死辗转，却又奇迹痊愈，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索尔仁尼琴后来回忆道：“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当世界充斥着谎言时，真实就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因此，当196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公开发表时，人们瞬间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正像他经常引用，最终传遍世界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只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被迫用“个人理由”拒领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让诺奖开特例补领的人却很少。1974年，诺贝尔奖迎来了一个迟来的领奖者，此人便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他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因“个人理由”没来领奖，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国；1974年他来补领，是因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便是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在‘必须’的时候写作”，这是唯独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伟大的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的名单。即使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在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土地上，仍然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必须”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的个体，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索尔仁尼琴曾在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因此在被抛入灾难中时，索尔仁尼琴没有沉溺于哀怨，而是选择研究无数个体受难的秘密机制，以便保存“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而索尔仁尼琴交出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L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就重要性而言，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为守护个体，走出苦难而写作，既是秉持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更是他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再次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的一生志业。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人来敲门。▌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2008年，在索尔仁尼琴去世的第三天，俄罗斯《消息报》用了五个整版，讨论关于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和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中占据怎么的位置？这位垂垂老矣的大作家最后在人们眼里留下的并不仅仅是苍老的模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见证了整个苏联崛起与毁灭，正是在他的笔下，苏联在全世界的道义形象瞬间崩塌；因此有人评价说他“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正如俄罗斯报纸对他的盖棺定论——“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的1/3是在索尔仁尼琴的旗帜下走过的，并且结束在索尔仁尼琴的音符上”。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也正是以索尔仁尼琴为首的这批俄罗斯作家的写作与见证，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因此，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于穷人、被压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爱。但苦难本身并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历经苦难的民族很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的却很少。就像索尔仁尼琴，他“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他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复杂的索尔仁尼琴，复杂的俄罗斯和其他20世纪顶级知识分子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注定是个盖棺不能定论的符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着“向后看的反专制”的悖论——他反专制，反极权统治，同时也反对威胁俄罗斯文化根基的工业化、城市化。他的“复古”特色，自然受到一心要恢复俄罗斯帝国霸权伟业的普京青睐与宣扬。正是复杂的俄罗斯，才能诞生出复杂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顽固的性格，坚持看起来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文化牌是所有传统文化大国在转型期都会使出的杀手锏，被偶像化的索尔仁尼琴是否还是真实的索尔仁尼琴，明晰这一切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分别是《古拉格群岛》和《红轮》，遗憾的是，前者已经难觅，而《红轮》也因种种原因早已绝版，网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残卷，并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多元。我们深知此书之价值，经多方努力争取，终于集齐目前中文最全《红轮》版本（全三卷、16册版），作为索尔仁尼琴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红轮》，收藏这套书还有三大理由：●“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本书对“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比《史记》更重要，更直接。因为，它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而我们依然生活它的延长线上。●题材特殊：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类似《红轮》这样深刻的书，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已经越来越少。●洞鉴现实：索翁的这部巨著，其中文版从翻译到全出版，历经二十年光阴。其现实主义的笔触一脉相承俄国文学巨匠们的传统，那种激烈的批判现实的见识、勇气和果敢，以及展露出的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深度透视，令人叹为观止，当下绝大多数作家，恐怕无法望其项背。为此，在索尔仁尼琴诞辰106周年之际，北游诚挚推荐这套中文最全版本《红轮》（全三卷、16册版），好书难得，值得珍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独家绝版书（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中意俄三位国宝级作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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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如何致富，大多数人凭直觉给出的建议不能算错——“创业”无疑是最普遍的建议，紧随其后的或许是“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但这只说对了一半。每年都会有不计其数的公司在世界各国成立，尽管其中的许多公司会倒闭，但仍有大量公司获得了成功并迅速发展。然而，即便是那些最成功的公司，其所有者也很少能够加入亿万富翁的行列。或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腰缠万贯的投资银行家大有人在，但其中鲜有人能够跻身拥有豪华游艇的富翁阶层。▌是什么将顶级富豪和普通富豪分开？的确，在当今世界1600多位亿万富翁中，只有不到50人——不到总数的5%——是银行家。事实上，在全世界的亿万富翁中，来自伦敦或华尔街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的银行家不到10人（不到总数的1%）。这些富有的银行家大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其中一位是墨西哥人罗伯托·冈萨雷斯·巴雷拉。巴雷拉的身价达19亿美元，2012年在《福布斯》全球富翁榜上居第683位，《福布斯》杂志将“银行业和玉米饼”列为他的财富来源。▲亿万富翁罗伯托冈萨雷斯巴雷拉因此，如果不是明智的职业选择或者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将顶级富翁与普通富人区分开来的又会是什么呢？几乎每一笔巨额财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财富秘诀”——一种赚钱的技巧。当然，这种技巧不一定肮脏，但也没干净到能撒在自己的谷物早餐上、给婴儿玩耍的程度，在和牧师闲聊时也不宜谈论此类话题。所有这些财富秘诀都包含某种用以击败各种市场竞争力量的计谋，其中大多数财富秘诀都涉及对法律或者政治影响力的运用。这是一个人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世界，这种收入差距对公众的幸福感造成了不利影响。现如今，“1%”等词语使用甚广。这表明公众普遍意识到某种东西已经背离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目前在美国，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仍然是受人瞩目的名人。而我们需要区分开真正的企业家与那些“钻制度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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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由美国文明史大家钱满素老师主编的“美国文明经典译丛”又添新作——《连根拔起：19世纪美国移民史》。今天，这类书出版不易，既需要编书者的韧性，更需要阅读者的赏识。适逢美国大选，特朗普重返白宫，世界政局剧变之际，这本书来的相当及时。它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视角：以往人们只知道，涌入美国的几千万移民改变了美国，但事实上，美国对移民的影响更加“残酷”。通过这本书，不仅能从新视角读懂美国文明，还可以了解到移民美国最大的“代价”和“挑战”。所有关心“移民美国”话题和对美国历史、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哈佛老教授得意之作，荣获“普利策历史奖”本书作者奥斯卡·韩德林，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移民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教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曾对《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的通过产生重要影响。他写的《连根拔起》英文原版出版于1951年，是美国移民研究奠基之作，曾荣获“普利策历史奖”。书中开创性的移民研究，重塑了“美国故事”，改变了后世理解美国历史的方式。本书绝对称得上大家手笔，虽是70多年前写的书，现在读起来依然极具启示性和时代穿透力；不仅文笔优美、内容详实，更随处可见对移民的人文关怀，可谓“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正如《纽约时报》评价的那样，这是“一部有别于常规的历史书——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更关注移民者的内心与精神状态，而不是仅仅关注历史事件。”◎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作者说：“我曾经想写一部美国移民史。后来我发现，移民史就是美国史。”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移民运动改变了美国，但同时也改变了移民群体。本书聚焦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约3500万欧洲人涌入美国后的命运，讲述了一个史诗般的移民故事。移民们离开熟悉的环境，踏上陌生的大陆，抛弃原来的模式，奉行全新的规矩，疏远旧的人脉，建立新的关系，抛下曾经的生活方式，赋予生活新的意义。然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迁徙和适应新世界的整个过程，每向前一步，就离原来的家园更远一步，这种疏远既是地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移民生活在“连根拔起”的危机之中，在移植过程中，当旧根已被砍断，新根尚未扎下之前，注定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移民如何适应美国？大迁徙何以造就美国人民？答案就藏在这本书中。◎一本书说清美国移民的“变与不变”当时欧洲来的移民所遇到的问题，在现代美国移民身上都有所体现和放大，比如生计、教育、文化传承等问题，而最大的“变与不变”只有两个：政治和宗教。政治是移民到美国后最陌生的事物，因为故乡的生活经历并不包括参与政府工作，但在美国却要学会选举、集会、结社、地方自治等一系列全新的政治活动。宗教则是美国移民保留的“最顽固”的“遗产”，因为与故乡分离得越彻底，宗教的控制力就越强，信仰成了移民与逆境抗争、与过去建立联系的精神寄托。在作者系统而不失细节的笔墨中，那段充满喧嚣又包罗万象的美国移民史跃然纸上，既有趣味性，又有启发性。了解那个时代美国移民被“连根拔起”的“代价”和“挑战”，非常有助于理解今日美国移民问题；对于关心“移民美国”话题或者想要了解美国历史的人来说，更是大有裨益。本书为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翻译贴切，流畅易读，装帧精致，结实耐翻，限时8折优惠，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纸媒曾经是很多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在一年的开始，对着杂志名单订月刊。每个月的头几天都满心期盼，直到在家门口的邮箱中收到，或是从老师的手中接过最新一期的刊物，然后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熬夜读完。我想，那时的杂志承载的是我们对世界的好奇与渴望。然而，伴随无数杂志停刊、报刊亭接二连三被拆除......新媒体到来之后，“纸媒已死”的论调早已不新鲜。可是最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是纸媒精神的消失，在浩大汹涌的时代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人在短视频的快餐文化中失去思考。你也许没想到，如今依旧有一小波人“吃力不讨好”地坚持做杂志。给大家推荐一套品质优，口碑爆的国民杂志，让一整年过得充实、丰富、有质量。这本杂志有多猛？想必只有老读者才知道，它曾经多次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踩准节奏”，许多人因为它，人生迈向了更高的层次。2003年非典时期，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会高速跌落，但是它却告诉大家，中国经济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当然很多人不信，但那些少数相信的人就抓住了2003年—2007年的经济暴涨期。2007年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它却提醒大家提防“泡沫经济”，相信的人最终就躲过了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22年末，疫情后百废待兴，部分行业或资产价格短期内大幅上涨，看似一片欣欣向荣。很多投资者把目光投向楼市，三联再一次警示大家，未来房价会下降40%，楼市会回到2016年，很多人也不相信，结果现实就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这只是这本杂志神奇之处的冰山一角。各界大咖，作家、主持人、经济学家、歌手等领域的大佬们，都是ta的忠实读者，纷纷坦言：“只有这本杂志，我一订就是十年”。数十年如一日的阅读，他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用心生活，坚持阅读。带给他们的不只是见识和认知的提升，更是一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的自信从容。只有丰盈的内心，才足以支撑起他们去应对外界的洪水滔天。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还在看ta的人，都是逆流而上的勇者。因为，在碎片化信息爆炸的今天，它让每一个——对世界依旧充满好奇、渴望独立思考、希望从繁杂的信息中获取几多真相和深度知识的人，拥有了一片精神的栖息之地。它就是中国备受尊敬的周刊之一——《三联生活周刊》。它是备受欢迎的都市生活指南。从“出轨如何应对”“丧偶式育儿”、到校园霸凌，它都以独到的笔锋进行深入报道，给我们启发与反思。它是中国大浪淘沙出来的精品周刊。从土耳其地震、诺奖热门，到女性主义，ChatGPT......它始终坚持为读者提供有深度、有内容的独特思考。它更是浮躁生活的良师益友。努力用看得更高的价值观，更多元的视角，带读者摆脱碎片化信息的包围。热读杂志TOP：《为什么都想测试人格：MBTI,社交爆款的狂热》《规划老年：心态

“做正确的事，其余的请交给上帝”，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事？

这本小书的责编说，起初拿到书稿时，并未抱太大期待，因为，写明亡清兴的书，实在太多了。然而，小册子面世后，却赢得满堂彩。太多读者一样的评语是，“一口气读完”。不一样的评语是，“过瘾”、“荡气回肠”、“意犹未尽”……小册子叫《入关》，尽管“明亡清兴“的史作多如牛毛，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还是挡不住这本小册子的出彩。明亡清兴是老生常谈，而它是一股清流：不以明朝为中心，不讲大一统史观。而是讲辽人为何从中坚抵抗者变为清军带路党；女真、朝鲜、蒙古如何结成孤立大明的东北亚包围圈……它是小册子，却把时局与政治变化写得清晰透亮。更在各方博弈中，极限拉扯出异彩纷呈，一瞬间就吸引读者进入明末风云。书中全程高能，精彩纷呈，比如：萨尔浒之战各个击破、宁远大捷、宁锦大捷、松锦之战围城打援，连场恶战；孙承宗、袁崇焕、毛文龙……个人英雄轮番登场，挽回不了大明王朝的大厦将倾；中央大员总是政治逻辑重于军事逻辑，为政治诉求而背离战争规律，一再付出惨痛代价；时不时的冷幽默——万历正指导战局，但当兵部要求发放军费时，万历瞬间回到贪财人设；崇祯帝刻薄寡恩，皇太极雄才大略，双方差距是全方位的，打酱油的李自成更是个笑话；明朝外强中干，却以天朝上国自居。清入关后，把自己看成天朝上国，进入近代重蹈覆辙。……一句话概括，小册子、高密度、脉络清晰、行云流水……借用读者一个词，就是——“过瘾”。以致太多读者“一口气读完”，即使历史小白都“看了不犯困”，更在豆瓣打出8.6高分。而本书作者，曾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编，澎湃新闻总监的张明扬先生，也被读者视为《读库》发现的又一个宝藏历史类作者。北游推荐大家看看《入关》，如果说《入关》是把从万历到崇祯，从努尔哈赤到顺治一甲子历史浓缩为一本小册子，《地虎噬天王》则是把其中一事件无限丰富为一个大部头，二书相辅相成。感兴趣的书友，还可在规格中选购，读库当红作者秋原高分作品《地虎噬天王》，本书十二年准备，三年写完，被读者期盼多年。同样写那段历史，同样写大明、女真、朝鲜、蒙古相爱相杀。我们有幸获得张明扬先生《入关》亲笔签名本，仅剩最后几十册。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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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2024年底，极少有人意识到“21世纪即将走完1/4”，倒是有无数人在感慨：“我仿佛回到了1980年代——美国选举一片红；东欧反对俄国；以色列轰炸黎巴嫩；韩国实施戒严；中文圈热议琼瑶……”人生如同钟摆，激烈的现实令人目不暇接，也时常提醒着我们，那些“真正活过的岁月”——为什么一看见这些现实，我们立刻回想起1980年代，而不是其他年代？1980年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空前绝后”的时代？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百花争艳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正有文学的时代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这三个比较合适：年轻、真诚、单纯。八十年代的激情、浪漫、理想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及普众心中的乌托邦。八十年代，犹如朱自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下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那时的生活是慢的，人们的要求是简单的，笑容是真实的，爱情是美好的。那是一个许下诺言就会铭记一生并身体力行的年代，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往昔。八十年代，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不可复制的美好时代，在开放包容的大潮中，涌现了一大批作家、诗人和学者。那是一个真正有文学的时代，文人有风骨，学者有思想，文化有气质。八十年代的文学体现了海纳百川，不问来路，照单全收的风格，这无疑是长期封闭形成的文化饥渴强烈所致。

美国总统拜登赦免儿子亨特·拜登，引发巨大争议，被“经济学人”“BBC”等多家媒体批评为“坏先例”，是用行政权干涉司法权。这不是拜登第一次“扩权”。2021年，拜登签署法令，强制公务员和大企业员工，“必须接种YM或每周HS检测”才能进入工作场所，最终被联邦法院驳回。今年，又有16个州政府对拜登提起诉讼，要求推翻限制天然气出口的命令——州政府指出，拜登的政策导致多余的天然气即便被烧掉也没法流入市场，极大伤害了地方权益。事实上，不只是拜登，整个民主党派都存在滥用政治权力的行为。比如，奥巴马时期，政府赋予黑人更多特权，但反而加剧了黑人社区的犯罪。再比如，克林顿不仅对白宫的性丑闻撒谎，还以滥权的方式排除异己。“滥用政治手段是现代政府的通病，但结果常常适得其反”——在美国，最早意识到这一趋势并公开提出警告的人，便是政治学大师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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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新闻报道，讲的是我们家乡的事情，自然吸引了我的注意。6月16日，新的犹太人中心，在上海正式开张。新闻报道里还讲述了一个年轻的以色列记者迪文·巴尔加（DvirBar-Gal）在上海搜寻犹太人墓碑的故事。上海，是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避难之所，一个吉祥之地。我们的犹太朋友山道尔是祖籍俄国而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每次提起上海，仰慕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上海在犹太人心中的独特地位，不是来自于早年犹太人哈同、沙逊和嘉道理在上海的发迹，而是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上海曾经敞开大门，庇护了在欧洲遭受迫害的近三万个犹太人。上海救了这些无家可归的落难犹太人一命，全世界犹太人从此念念不忘。尽管这些犹太人后来大多离开了上海，尽管后来的上海曾经不再那么开放，尽管我们这些后来的上海人大多并不了解那段历史，犹太人却没有忘记。上海原来有四个犹太人墓地。城市发展再加上“大革命”，这四个墓地都消失了。可是有一些比人类尸骨更为坚固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对历史的记录。犹太人墓地的墓碑，就是这种记录。以色列记者巴尔加在听说西郊一家古董店出售的一块石碑是当年犹太人墓碑以后，开始四处搜寻。在上海郊县乡镇，他找到了近百块幸存的犹太墓碑，这些墓碑有些被用作铺路石，墙基石，有些被当成了洗衣板，阴沟盖，还有一些常年埋在淤泥里，水沟里。▲巴尔加找到的无处安放的墓碑不能怪上海人用物不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个中缘由。当巴尔加找到这些墓碑，向主人讲述这些石块的来历以后，上海人说，这些原来就是人家先人的物事，我们怎么可以不交还给人家呢？巴尔加说，“当我第一次把一块石头翻过来，看到上面刻着的希伯来文的时候，真是激动莫名，我找到的是很多人在苦苦寻找的先人遗物。”以后他之所以四处搜寻，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感觉到人和人“互相之间的责任感”。巴尔加为每一块发现的墓碑做了记录，公布在互联网上。随意打开一条记录，可以读到：维塔森·查尔曼，来自俄国，生于1874年，死于1947年，碑文上半部为希伯来文，下半部为俄文；材质为白色大理石，80×50公分，有破损；发现地徐泾镇；发现日期2002年7月16日。此外还记录说：这是我们正式确定这个搜寻计划的第一天发现的第一块墓碑，它在路边，靠着一堵墙。六个月后，陆仁清先生（Mr.LuRenQin）非常慷慨地把石碑捐给了我们。据巴尔加估计，上海的犹太人墓地，原有大约3700块墓碑墓石，他现在收集到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只要你了解上海城市发展，就能理解搜集这近百块墓碑，已属不易。这些石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记录着犹太人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记录和传承，对于犹太民族有着关乎民族生存的意义。▲维拉女士(左一)和丈夫都出生在上海，他们专程回沪来看维拉母亲的墓碑，右二为巴尔加我们的犹太朋友山道尔的妻子，曾经在上海教学和工作过。照她的观察，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有些地方很相似。我们都源于最古老的文明，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注重家庭，都崇尚勤奋和节俭，都推崇智慧和聪明。但是，我们和犹太人又有很不同的民族经历和价值观。最近两百年，检点人类文明的重大成就，犹太人的创新成绩令人肃然起敬，不服不行。从弗洛伊德、马克思，到爱因斯坦，全是开创时代的大师。以色列人发明推广的滴灌，硬是在缺水的沙漠里创造出了农业的奇迹。好像各行各业犹太人都站在人类发明创新的前沿，随时随地一鸣惊人。这只是犹太人令人瞩目的一面，是他们将成就显示给世人的一面。在这一表象的后面，是犹太人更为深沉，更为稳定的一面，那就是他们独特的历史感。犹太人这个曾经没有家园，四处遭人驱逐达一千多年的民族，是靠着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而生存下来的。这种历史记忆，是他们的超越性终极价值的一部分。他们的六角形大卫之星，他们的服饰，他们的逾越节食物，都是他们抓住历史记忆的殊死努力。他们能够生生复活已经不再日常使用的古希伯来语，成为今天的以色列“国语”。年轻记者巴尔加在上海寻找那散落的墓碑，是这全民族努力中的一个点滴。我们和犹太人一样，既然有悠久的历史，也就明白，历史是会消失的。不要说绝技会失传，即使是成千上万人亲历亲见的事情，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人类群落，要在历史变革中有长进，得倚仗对历史的记忆。而记忆历史，是需要作出努力的。当听说有一个年轻的以色列记者巴尔加在我们的家乡上海寻找着残破的墓碑的时候，我不禁想，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来对待我们先人的墓碑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犹太文明延续了四千多年，可在后面近两千年时间里，犹太人却失去了故土，被迫星散在世界各地。而就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逼仄中，犹太民族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犹太民族虽备受打压孤独彷徨，但他们更痴迷心灵深处的革命。他们不仅以法治思想、人道主义、社会责任、理想主义等基础理念奠基了现代文明，更以众多优秀的思想者和众多领域的开创者彪炳于世。他们以自己的文明深刻影响了整个人类，他们凭借的是什么？“犹太文明”四部曲，或许就可以让我们找到答案。四部曲涵盖《犹太人四千年》《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犹太文明》《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极具世界影响的著作。分别从四千年文明发展史、以色列建国史、比较视野下的文明内核、“圣城”耶路撒冷等四个关键维度，完全解密这一对现代世界影响极深的文明。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他们的历史事件、行为、信念，以及对道德训诫的坚守，都指向对上帝的信仰，指向这样一种历史观：历史自有其目的，人类自有其命运。他们在信仰中制定了自己的角色，凭借强大的信念，面对非人的磨难，并往往能爆发出超绝的创造力。犹太人的这种角色定位，让他们居无定所，一直处于不安与惶惑的寄居困境。从更大的历史意义上看，犹太人呈现出的，也是一种人类无法避免的困境——

如果只选一套哲学通识我推荐杜兰特文：陈嘉映

[Video]视频看完了，简单总结下：我们看到，白人社区的人普遍赞成“所有人生命都重要”，他们并不反对“黑命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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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唐德刚先生走了，媒体的朋友觉得我该说点什么。看到报纸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觉自己是该写点什么。写什么呢？我不认识先生，仅仅是先生的读者，千千万万喜欢先生文字的读者之一。只是，在有些人看来，我作为一个弄史的人，写作风格，跟唐德刚先生有几分相似。甚至还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刚先生的影响。就凭这个，我也该写几个字。没错，我很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文风。但要是说我的写作风格受他的影响，倒也未必，因为看到唐先生的作品之前，我写东西已经是现在这个德行了。细品品，我那粗陋的文字，其实也跟唐先生不大像。最早看唐德刚先生的东西，是北师大出的内部资料，唐德刚先生做的胡适先生的口述史，绝对是没有版权的。不过，那是在80年代，这种事稀松平常。这套胡适口述史，正文远没有注释多。而恰好吸引我的，是注释。唐德刚的注释，跟别人不一样，对正文的考订解释，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字，是在做评论。大段大段的评论，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几乎每段正文后面的注释，都比正文多得多。有考订，有解释，更有点评、调侃、借题发挥，甚至还有自家身世与胡适身世的比较，我就是在这套书里，得知了唐先生的一些经历，比如如何到美国留学，如何到餐馆刷盘子挣学费。▲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合影让人想起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文艺复兴史》作序，结果序言比人家正文还多。后来再看唐德刚先生专门写的《胡适杂忆》，虽然也觉得内容比较丰满，但《口述史》注释的那股子放肆的劲儿，似乎却少了一点。先生的口述史名篇《李宗仁回忆录》，做的中规中矩，史料价值极大。但由于没有先生那特别的注释，就文字而言，对我的吸引力就不那么大了。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在我们这里，是本出版之后，未见天日就被封了的“禁书”。这本书，我是从跟唐德刚先生有过交情的欧阳哲生手里搞到的，书就是他介绍过来的。读了之后，实在找不出有什么该禁的理由。好在，现在这部书的电子版已经满天飞了，可以说，一禁，反而看的人更多了。让我感动的是，即使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史学专著，唐德刚先生依然旧习不改，时不时冒出他的放肆的随笔体评论，是否精当准确是另一回事，但笔端经常有令人忍俊不禁的调侃，调侃中藏有过人的见识。可以说，如果没了这些，书就不好看了。我对唐德刚先生的经历不怎么了解，只从他对胡适的注释中，了解只鳞片爪。但我感觉，虽然先生也受过西方史学的科班教育，但骨子里却依旧是个中国的文人，确切地说是民国的文人。所以，他做史，无论如何都有一股子文人味，即使不是他刻意为之，也是无意中的流露。有时候闸没煞住，流得多了，口述史就变史学随笔了。我是个野路子的弄史之人。虽然也曾经想学正路子的人规矩一下，写点正经东西，也确实这样写过。但写出来的玩意，让正路子的人见了，还是野狐禅，时常被人讥为带注释的随笔。可是自打见了唐德刚，我感觉吾道不孤，前面有人这么干来的，比我干的还放肆。虽然后来我得知，唐德刚先生跟黄仁宇先生一样，在美国史学界，都是非主流人士，不怎么受待见。两人的区别是，黄仁宇先生一直在努力进入主流，对遭遇冷遇，感到万分委屈，而唐德刚先生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主流的学问很大，理论也很深。可是主流的史学，如果没有唐德刚这样的文人掺和掺和，多少有点寂寞。历史在唐德刚的笔下，活色生香，如见其人。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如此，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老师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为此，北游诚荐“唐德刚作品集”：

在今天，很多人虽然活在现代，但在思想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古代人。比如，很多人看见space

1918年冬，北京城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城的自杀案，一位老人留下万字遗书，在北京积水潭投湖自尽。老人赴死前留下的一句话，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是时，一战尚未结束，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人拿着国际新闻的一张报纸，问儿子说：“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位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梁济自杀后，梁漱溟铭记父亲赴死前的遗言，并用一生的思想与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也终因其悲悯的社会关怀与思想成就，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大儒”。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有一位可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也是最后一位的思想大家。他和梁漱溟一样，都悲痛于世界的混乱，并不约而同地从文明与文化形态的宏大视野出发，思索着人类与世界的未来。不同的是，梁漱溟用新儒家回答着“这个世界会好吗”，他的视野则更加广阔，立足于整个人类文明与历史，回答着他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人类的明天会怎样？他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之一，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出生于1889年的伦敦，只比梁漱溟大了四岁。他出生的时期，正是大英帝国最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只不过，日不落的余晖即将来临。他见证了大英帝国从巅峰走向衰落，见证了欧洲的幻梦被一战惊醒，也目睹了人类的未来被二战蒙上厚厚的尘埃。他曾两次代表英国政府出席了一战和二战的巴黎和会，他在日后回忆道：“我们有生之年还会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吗？”20世纪是人类最多灾多难的世纪，担忧并思考“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是那个时代所有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汤因比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对未来世界的预言，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而是有深入骨髓的体会。在他的12卷历史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从历史出发，摈弃了个体与国家的限制，第一次以“文明”为单位来系统研究人的历史。汤因比的视角并不在于为一国一族张目，而是关乎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是要用自己的良知和洞见警醒全人类，让人们在危机之前有所行动。在其晚年出版的《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一书中，他不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面对人类的明天，从东方到西方，从人性到天道，从政治、经济、货币、战争到宗教，他都指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的未来警醒与预言，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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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国学大师，他们宣称学了国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大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气势。有网友戏称“国学大师比国学都要热。”其实，国学热从很早就开始了，“百家讲坛”、高校新设的“国学院”，都是国学热的体现。而人们之所以反感当下的国学热，并不是讨厌国学，而是讨厌“学国学，能解决一切”的夸大口吻，反感用国学背后的传统文化，来对峙代表发展的现代文化。事实上，当下很多问题的原因，不是“过度现代化”，而是“文化现代化”遇到了阻碍。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如果不了解“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很难正确地进行判断、面对变局。但好在，殷海光为我们总结了文化现代化的三大阻碍，为我们正视、思考、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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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个月，我在医院见识到了太多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老人，插着胃管、插着鼻管、“任人摆布”、生不如死、毫无尊严。正如我前几天的感慨，对于老年人来说，“慢慢老、快快走”其实是福气，你虽然想“快快走”，能够避免死前的折磨，然而，你能不能拥有，要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福气。今天...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尼尔·波兹曼我们真正意识到媒介如何影响我们和孩子了吗？纸书、杂志、报纸。曾经，纸质读物是知识的载体，人们享受阅读，在阅读中提升自己。后来，有了电视。人们高呼，多好啊，生动的画面，美妙的声音，人类获取知识从来不曾如此愉快！再后来，又有了互联网。人们欣喜若狂，不再有边界，不再有限制，全部免费，人类获取知识，从来不曾如此轻松！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短期快感很容易上瘾，那种多巴胺瞬间上升的感觉，让我们可以忘记一切，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只会让自己深深陷入在里面。技术进步论者乐观地鼓吹技术让生活更美好，却对其破坏作用视而不见。事实上，新兴技术和媒介更多被我们用作娱乐，而非阅读与思考。互联网时代的纵欲，正让我们走向一条深渊。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新媒介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是不是也在暗中支配着我们？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精神毁灭尼尔·波兹曼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这种监狱文化的结构就是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所说的那样，数十个国家数千万人民被控制思想的机器关进精神的牢笼。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神毁灭。不管控制思想机器的人是左翼还是右翼，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这座精神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尼尔·波兹曼进一步指出，让文化精神枯萎的另一种方式还要更加可怕，并且更加难以意识到。那就是赫胥黎的警告：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赫胥黎担心人类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现在看来赫胥黎警告的不仅仅是针对于美国，而是全世界当下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波兹曼所担忧的电视时代对人的影响，与此刻我们所生存的互联网、短视频时代相比，更是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当下，短视频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教育、体育、商业和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以一种短平快和粗俗浅薄的方式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叔本华曾说，人就像弹簧，如果读书太多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会失去弹性。书犹如此，何况视频。在个媒体爆炸的时代里，人是淹没在信息洪流之中的，如果不能时不时地静下来用心思考，人极容易失去自我，成为被收割的“韭菜”。因此，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每一个现代人都至关重要，它警示我们不要让成为娱乐产物的牺牲品。▌对技术垄断的控诉，对现代人的警示●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写道，纸质读物时代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不断涌现的新媒介改变了这一切。宗教、政治、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人类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至今仍让很多人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全民深度反思与阅读的时代，不仅大量引进、译介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丛书，更提倡“读书无禁区”。然而新媒介总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很快，电视的普及争夺走了大部分读者。到今天，电视、互联网、手机已经使得严肃阅读，甚至阅读都成了奢侈，庸俗娱乐普遍占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至于《技术垄断》，更像是讨伐“技术崇拜”的檄文。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然而“发展优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实用逻辑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因而也就容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大数据会记录下我们浏览过的信息，接着我们就会收到相关的推荐，细思极恐。本来是我们选择喜好，现在是喜好主动找向我们。而我们又对于真正的喜好缺乏认知，久而久之，我们可能“被迫”喜欢上任何东西却不自知，我们的思维也被默默改造了。这就是波兹曼反复强调的“技术垄断”，也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童年的消逝》则提醒我们，新媒介的到来，使“童年”这个概念失去了意义。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但波兹曼对技术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敌视，他更像是一位诤友。他认为技术是必要的，但同时担忧“技术崇拜”会致使阅读让位于娱乐，思考被爆炸的信息挤压。互联网时代，娱乐玩法花样百出，充斥在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所有人都正在变成一个透明的躯壳，变成被算法和数据绑定的“数字奴隶”。这一切不仅容易使人脑袋空空，沉浸于感官娱乐，更容易使人失去行动力和面对现实世界的勇气，结果一步步沦为“废人”。正如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作为麦克卢汉的传人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精神领袖，波兹曼因对技术和信息媒介的批判，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被奉为媒介研究领域的经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评价：波兹曼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他能看到人们视而不见的现象，并从中看到社会与人心的巨变。他的很多结论，粗看荒诞、平淡，但细思极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说：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倾听波兹曼式的警示危言之中。《环球邮报》：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我们诚荐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在人们为数字媒体万众欢腾的时代，听一听波兹曼刺耳的声音，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理解所处的时代。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理解舆论三部曲”）。

中国在近世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光鲜的明朝与黑暗的中世纪14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14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在欧洲大陆，从14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崖山之后，辉煌不再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网络作者“Jiangpub”在《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假设：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近60年了，虽然有着年深月久的经历，但有一个问题却始终困惑着我：大学生成才究竟决定于什么？是高学历和高学位吗？但并不是每一个获得大学毕业文凭甚至高学位者，都能够成为杰出的人才；相反的，有些没有进过大学的自学青年，也有不少人成为优秀的人才。是名校和名师吗？但并不是每一个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或是师从名家的人都能够成为杰出的人才，而有些没有进入名校或从名师的青年，也有不少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华罗庚先生是由初中毕业生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师从他的学生不下百人，但获得世界数学界公认的杰出数学家，也只有五六个人（5%）。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直不断地琢磨这些问题，经过这几年的学习与思考，终于有了一点心得。一个人成才决定什么或不决定于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经验表明，能否成才，基本上不决定于名校、名师，不决定于学历和学位之高低，不决定于是否出国留学，不决定于学习条件之优劣，也不决定于家庭是否富有。一个人是否能够成才，只能决定于自己。具体地说，决定于自己的志趣、理想和执着的精神。根据我对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成才经验的研究，大学生们能否成才，需要淡化名校情结，不要太在意专业的选择，走出盲目追求高文凭和高学位的误区，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和强化决定成才的五个重要素质：-1-酷爱读书，立学以读书为本但凡智力超常的少年，生理发育都比较超前，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酷爱读书，读书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北宋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四处借书供他抄书，通过自学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大文豪，他曾说：“立身以学习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因此，一个厌学的人，不爱书、不爱读书和不会读书的人是不可能成才的。就像林语堂先生所说：“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武汉大学2014年录取13岁的汪逸凡，从两岁就开始阅读简版的中国四大名著，正是超强的阅读能力使他连连跳级，只用了5年的时间，完成小学和中学12年的学校教育。▲武汉大学-2-善于自学，这是成才的关键人类文明的传承就是从自学开始的，就大学而言，必将由现在的课堂讲授再回归到自学的将来。因此，一个没有很强自学动力和能力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杰出的人才的。自学是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有些人有天生的自学能力，而大部分人需要开发和引导。不少“天才少年”，都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例如刘维宁在大学期间，基本上不听课，即使人在课堂上，也是心不在焉。每学期教科书和教材发下来以后，他快速地自学一遍，然后就是广泛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刊，以积累和构建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结构。一直被传为佳话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大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因家境贫寒8岁才开始启蒙教育，而且只读了两年书。他完全靠独立自学成为精通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医学的博物学家，精通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曾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获得皇家奖章，还担任过伦敦大学的校长。▲托马斯·赫胥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张舜徽教授，一天校门未进过，完全通过自学成为公认的一代通儒。大量实例证明，充其量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都已具备了自学的能力。可是，迄今自学仍然不能在大学普遍推广，原因在于学习者有依赖思想、意志薄弱、迷信教师。-3-超强的记忆力，是成才的基础对待记忆力似乎存在误解，以为批评死记硬背就是反对加强记忆力。这是模糊了死记硬背与加强科学记忆力之间的区别，世界绝对没有记忆力迟钝的学术大师。例如，著名作家茅盾，年轻时能够把120回的《红楼梦》背得滚瓜烂熟；文学大师钱钟书，读书一遍能够成诵。更为惊奇的是学术大师陈寅恪，他留学东西洋12年却没有去拿到一个学位，而是博览群书，并且掌握了中外12种语言。晚年他双目失明后，完全凭口授整理出版了《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总共120万字，甚至连注释也是由他口授的。他的记忆力被称为“妖孽”式的。美籍华人史学大师余先生感慨地说：“要以全中国人的记忆力来挑战陈寅恪。”▲陈寅恪记忆力与天资有关，但主要还是后天培养的，就如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所说：“记忆力就如肌肉，越练越强。”-4-文理兼修，以博取胜我原本是一个理科至上主义者，30岁以前没有读过一本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但是，到了不惑之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才不得不恶补人文社科知识，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没有上过大学，是从一个中学毕业生成为无可争议的国学大师。他曾经深刻指出：“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夫通方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试问：一个科盲怎么能够成为穷究宇宙真理的哲学家？又怎么能够出现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2014年的诺贝尔奖各奖项陆续公布，迄今为止114年共有889人获得这一殊荣，其中四成的获奖者来自美国。无论是就科学家或是就各类奖项的设立者而言，诺贝尔无疑都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但是，大多数人只知道诺贝尔是发明大王，是19世纪集科学家与资本家于一身的人，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文学家、诗人和精通5种文字的翻译家。他的自传诗《谜》以及《赋与梦》《说教》《兄弟们》等诗作发表以后，都受到读者们的欢迎，他完全有资格称为桂冠诗人、作家和剧作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化学家罗·霍夫曼因发明了“轨道对称守恒定律”而获得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他同时出版了多部诗歌和散文，他的《化学畅想》一书，是把科学典故融入诗中，把文学的美与科学的美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类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因此，无论是学校、家长或是在读的大学生们，都不要太在意专业的选择，走出专业化教育的误区，打好厚实的文理知识基本功。-5-悟性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开启智慧的根本途径什么是悟性？所谓悟性是一种感悟的思维能力，它具有偶发性、跳跃性和创造性的特点。一般来说，它的表现形式有：未卜先知、举一反三、去伪存真、触类旁通和心有灵犀等。例如，9岁的高斯，利用等差级数瞬间就算出了1+2+3+4+5+……100累加数值为101×50=5050，这就是悟性；7岁曹冲脱口说出秤象的办法，震惊了满朝文武大臣，也是悟性；7岁的司马光破缸放水救童伴还是悟性；目不识丁的僧人慧能，悟出一副偈语从众僧中胜出，成为五祖弘忍衣钵的传承人，并创立了佛教顿悟学派，这些都是他的大智慧表现。其实，学生们学习优劣的区别，不在于分数之高低，而在于悟性之有无。悟性与知识多寡无关，与学历、学位无关。一个人无学历而有悟性，能够更有效地获取有用的知识，甚至创造新知识。反之，有学历甚至高学位而没有悟性者，是绝对不能成为杰出人才的。每一个生理发育正常的人，都有潜在的悟性，需要开启方能够显现出来，但僵化的教育制度，把大多数人的悟性给窒息了。那么，怎么开启悟性呢？古人曰：学必悟，悟而生慧。学习的本质是悟道，悟通天下，悟得智慧。所谓悟道就是获取隐藏于知识背后的智慧。悟性重在悟，它是在无功利、无压力、无恐惧的心境下，通过自学、自问、自疑、自答、自赏、自娱等一连串的顿悟过程而获得的。因此，无论是“天才少年”或是适龄青年，也无论是大学生或是没有机会读大学的人，只要具备了上面五个方面的素质，都是能够成为杰出人才的！以上是我关于学习素质论的基本观点，由此就能够很好解释为什么进名校和从名师的人有的能成为杰出人才，而有的却不能；另一方面，没有进名校甚至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却也能够成为杰出的人才。这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学习者是否掌握了成才的这些重要素质。刘道玉，堪称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可以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关心中国的教育。经济改革轰轰烈烈的80年代，刘道玉就在武汉大学开展了一系列锐意有效的教育改革：政治挂帅的年代，他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多次进京恳求，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摸索出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实现了“以学生为本”。然而，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准备开始第二个五年规划时，一道撤职令突然传下来，他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第二座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演讲。在年岁渐长，视力衰退，耳朵“失灵”，身患书写痉挛症的艰难条件下，他出版了自传——《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这本书凝结了他大半辈子对教育的思考，在当今这个教育矛盾愈发激化的社会，读来更是振聋发聩。在书中，他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归结为十条意见，无一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病根所在。有人说，那是保存在书本里的改革火种。易中天教授曾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唯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为此，北游诚挚推荐这本《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书中除了真实还原80年代的教育奇迹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汇集了刘道玉最近三十多年的思想历程与研究成果。书中最后一章，更是刘道玉未完成的改革设想的首次公开。因此，《其命维新》是89岁高龄的刘道玉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本书是以下四类读者的必读书：曾受益于刘道玉校长的“武大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焦虑的家长和莘莘学子、关注中国改革前景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刘道玉作品2书”，包含另一本刘道玉教育思想新书《珞珈子规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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