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人们反而越是习以为常、不加深究。比如提起关于“传统中国”、“文化转型”的话题，很多人开口闭口就是儒释道法、二十四史、孔孟朱子、宗法礼教。他们将这些“庙堂之上”的教化，视为传统文化的全部，然后进行盲目的认同或批判。似乎在广大民间，百姓真的在乎这些教化，真的是怀着士大夫阶层的使命和心态，参与了历代变革。简言之，很多人自以为很理解“传统中国”，但提出来的几乎都是假命题。然而有这样一部作品，把视角从庙堂转向了民间，打开了一个更加真实、广阔、鲜活的传统中国。社科院前院长李先生评价：这本书“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蕴藏着中国三千年治乱历史的谜底，还指向了中国未来走向的谜底。历史学者张鸣也说，这本书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的游民痕迹，讲清了知识分子与通俗文化在其中的位置。这部开历史先河的作品，就是已故历史学者、社科院教授王学泰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王学泰指出，最能代表传统中国“文化底色”的，不是庙堂之上的宗法礼教，而是民间的通俗文化，比如戏曲、歌谣、话本、小说、庙会等等。这些东西通常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全民欣赏、影响深远。
而塑造通俗文化的，都是游民——他们是脱离了“士农工商”主流秩序的“边缘人”，包括苦力、货郎、乞丐、小偷、青楼、僧道、江湖艺人等等。他们通常没有固定的收入、住所和宗族关系，在温饱线上挣扎。在小说戏曲中，他们是武松、程咬金、聂卫娘等“英雄豪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黑帮、混混和流氓。而在王朝末年，他们就会演变成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起义军。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王学泰将“游民文化”总结为四点：1.强烈的反社会性；
2.在社会斗争中最具主动进击精神；
4.鄙视道德伦理，表现出传统思想中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面。在传统中国，游民文化不仅与“庙堂正统”分庭抗礼，还深深刻入国人的文化基因，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可以说，一部游民文化史，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社会史。游民现象早在秦汉就已经产生，但游民真正成为一种群体现象，却是在宋朝。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宋朝是历史上文人最自由、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但其实，正是在大宋虚假繁荣的肌体上，诞生了人数最多、遗祸最深的游民群体。这是由宋朝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的。正如《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指出的，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造反，竭力削弱地方的经济、人才和司法，还制定了“每逢灾年大量征兵”的国策。因此，民间根本没有财力、人力和空间发展起来。此外，宋朝初年“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由于权势阶层可以强买强卖，土地兼并非常严重。于是很多破产的农民，不得不脱离宗族，去往城市。
表面看，宋朝的人口一度超过一个亿，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都是远近闻名的大都市。当时的官员俸禄丰厚，官府对商业、商人也较为宽松，于是城市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但其实，这是行政垄断、权贵经济带来的畸形繁荣、虚假繁荣。历史真相是，是大量涌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被权贵严重盘剥，拼尽全力才能勉强存活。政策稍有变动，官员都能找到新办法压榨民众，制造出大量无业游民。大量生活无着的游民，一旦脱离了朝廷的管制、礼教的束缚，很快就会落草为寇、揭竿而起。其中的极端分子，为了博取一个“翻身”的机会，甚至愿意豁出性命。因此，从游民群体中脱颖而出的起义领袖，都是最激烈的反社会分子。
据史料记载，两宋总共统治319年，爆发了433次游民起义，平均每年约1.36次。《水浒传》描写的宋江、方腊，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
可以说，大宋的面子，是庙堂之上的繁荣奢侈、士绅阶层的道德文章；而大宋的里子，却是底层的民不聊生、残忍互害。宋朝的游民起义多如牛毛，但这些起义从来没有动摇到帝国根本。原因除了游民力量有限，还有某些来自外部的抵消因素。比如朝廷加强户籍管理，乡绅自发救济等等。《水浒传》里对起义军“招安”，就是朝廷当时的安抚方式。但是从元朝开始，游民群体的力量，已经发展到足以颠覆帝国统治。朱元璋就是典型的游民——早年做游方僧，“从一个讨饭碗开局”，后来凭着暴力和阴谋，成为起义军领袖。在各路起义军中，朱元璋猥琐发育、不择手段、背信弃义、刻薄寡恩，将游民文化运用到了极致。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推行严刑峻法。他在《明太祖宝训》中就说：“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
为了最大限度消除游民，朱元璋对国家施行监狱式的管理：编户齐民、禁绝商业、强制务农，严控人口流动。比如他规定：乡民互相监督，若有外来不明人士，或有人日久不回，里甲邻居必须告发，否则一律充军；行医的、算卦的，都只许在本乡活动；僧侣凭执照出行，严禁适婚女性出家……此外，朱元璋还屠戮功臣，镇压异己，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若要隐居，即可判刑。《孟子》中“民贵君轻”的说法，被他强制删除……这些，都是游民意识在作怪。然而，如此严防死守，仍然无法阻挡游民造反的滔天洪水。严刑峻法，社会封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揭竿而起，然后又是严刑峻法……这是游民社会的死循环。
从洪武到崇祯年间，大明王朝前后276年，大大小小的游民起义，始终如同堰塞湖中溢出的洪流，从来没有断绝。
直到游民领袖张献忠屠遍川蜀，李自成攻陷京城、诛杀皇族，大明王朝“以一根上吊绳”完成了传统中国的“天命循环”。
所以王学泰在书中说，从朱元璋崛起到明朝灭亡，是某种“游民推翻恶政，又因施行恶政被推翻”的怪圈，也是整个传统中国“治乱循环”的缩影。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清朝共有296年的历史。清帝国的铁骑征服了汉地十八省，还有效统治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这是此前任何朝代都无法相比的。然而，如此尚武、精密的帝国统治，仍然无法摆脱游民的阴影。先是贯穿清朝始末的天地会。经王学泰分析，其“反清复明”的宗旨与目的，以及其主要参与人士，都出自东南沿海的游民群体。后是困扰晚清的地方帮会和民间宗教。如攻入紫禁城的天理教，四川的袍哥、哥老会，各地河岸码头的洪帮，青帮等黑社会组织，都是失业游民所构成。还有几乎覆灭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表面上以外来宗教的名义造反，但其实质与朱元璋、李自成一样，仍然是游民群体的造反夺权。
太平军的主体都是游民，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和淮军，也大部分由游民组成的。《投名状》等影视作品，比较真实地反应了这一点。
1900年庚子拳变，集愚昧、排外和野蛮于一身的义和团，也是由游民构成。他们在战场上所效仿的，竟然是“八仙”、“红孩儿”等民俗文化中的形象。张鸣教授就曾说，义和团活动中存在着随处可见的戏曲形象。他们的仪式活动、舆论宣传、行为举止、言语服饰中，不时地可以发现戏曲行当、念白、表演作派的影子。直接导致清朝灭亡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背后都有苦力、黑帮的参与，他们也都是典型的游民。
从晚清到民国，各路军阀、政党、黑帮，甚至抗战时期的“伪军”，都充斥着大量游民。换言之，忠君和卖国的，都是游民；起义和镇压起义的，都是游民；游民的朋友和敌人，还是游民……传统中国就这样，被游民群体裹挟向前，走向了艰难的转型。回望游民文化史，真正塑造中国人思维模式的，不是庙堂之上的宗法礼教，而是在茶馆、酒楼、市集、庙会上，那些令民众痴迷喝彩的民俗文化——说唐、三国、水浒、三侠……这些承载着游民意识的戏曲、评书、小说，出自游民知识分子之手，塑造了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世界观、伦理观、和审美情趣。它们被全民欣赏、传播，成为传统国人的文化基因。游民意识对中国的影响延续至今，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现象。为什么鼓吹战争的言论总是屡禁不止？
为什么劝酒罚酒、物化女性的风气如此流行？
为什么制假贩假、底层互害的行为如此猖獗？
为什么有的人会以粗鄙、暴力的江湖气为荣？
为什么有的人已经移居海外，仍然热衷于钻法律漏洞？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整理出的很多“游民金句”，仍然广泛存在于文艺作品中：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钱能使鬼推磨”；“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王学泰在书中说，游民文化从未远去，只是从评书、小说，变成了电影、电视剧。一部中国社会史，也是一部游民文化史。唯有全面认识游民文化，我们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社会，也才能为当下诸多社会乱象找到“破局之道”。因此，诚挚推荐一部了解游民文化的经典扛鼎之作，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部“游民学”的“开山之作”，1999年出版即封神，被称作发现另一个中国的经典之作。本书所关注的“游民文化”，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被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此次隆重上市的第四版，是王学泰教授生前修订和增补的最终版。本书也许是对诸多中国历史之谜、现实之问最具解释力的一本书，特别是有关中国民间文化对中国人认知与历史的影响。读之如拨云见日、醍醐灌顶，一切都变得格外清楚明白、再无秘密可言。好书不容错过，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收藏这本先知书店独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