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无论是微信群还是BBS上都有非常多的争论。

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现象是，群友们、坛友们翻着故纸堆，就书本里的只言片语争论不休，甚至于一个词、一个字的释义都有天壤之别，大家各不相让，总是无法达成基本一致。

试想一下，如果大家所运用的概念和文本都不过是在各说各话，各自按照自己的目的来附会硬套，这样的争论有意义吗？

不客气的说，这些争论毫无意义！无聊透顶！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成果。

因为，在我们如何看待一个学问、一个理论体系的问题上，仅仅去辨析书本里的文字，这不只是舍本逐末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这是方法性的错误。

我一直一贯的认为，文字表面的意思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文字背后所承载的内在逻辑和思维方式。

内在逻辑和思维方式，才是检验一个理论成色的核心与灵魂。

表面上看，恐怕没有任何一部理论或典籍，包括宗教原典里，说的话是不漂亮、不好听的，也没有哪一部学说上来就承认自己的理论是宣扬邪恶的，是想败坏人、国家与社会的。

哪个坏人，是一出场就宣称自己是坏蛋，是来害人的呢？这不是傻子吗？

自然而然，我们判断一篇文章观点的对错，正确的方法就不是琢磨文字表面的意思，而应该穿透文字表面所营造的烟雾弹，直指思想内核。

这就如同我们判断一个官员是否贪腐，不是看他在台上唱了多少高调，说了多少漂亮话，而是看他的实际作为一样，我们也应该放弃对着故纸堆争辩的错误方法，学会使用思辨这把手术刀去割开那些光鲜亮丽的表皮，直达病灶，才能手到病除。

那么，当我们考察儒学的对错优劣时，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很简单，看事实！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只有事实才是检验理论价值高低与好坏的依据，而不是看谁喊的口号漂亮。

那么，儒学之于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

我按照大致的逻辑顺序，罗列如下：

•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 儒学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体系；

• 中国人有按照儒学来进行价值判断的文化习惯；

• 中国在近代没有创建现代科学体系；

• 中国没有自发形成现代政治体系；

• 中国没有形成现代法律体系；

• 中国没有建立现代商业体系。

总而言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对现代文明体系的建立，有过任何原创性的推动。

这个事实造成我们在近代几乎是完全照搬别国已经成型的体系，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法律的还是经济的体系。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仅仅在现代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做了些有益的补充而已，远远没有触及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结构。

我想，稍微理性的中国人，都会承认我说的这个基本事实。

我们的所有讨论也将在承认这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展开，否则就会陷于无意义的鸡同鸭讲之中。

那么，儒学为什么不能对现代文明产生原创性的推动呢？

究其原因，是儒学在两个基本设定上，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一个是人性设定，儒学认为人性向善，人人皆可成圣人；

一个是政治设定，儒学的政治理想是圣人君子治国，人人自觉各安其位。

这两个基本设定，非常不幸，都是乌托邦的构想。 

先来看人性论。

虽然孔儒学说并没有明确把人类的本性设定为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并非是儒学正统经典里的字句，所以这个锅，我们不能让儒学来背。

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儒学认为人性是可以向善的，通过教育和修君子之道，人人皆可成为圣人。

从哲学上讲，因为人性的复杂，无论是断言“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过于轻佻的。

康德认为人的道德感先验存在，所谓恶，就是人们意识到了善，却选择了背离。

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一枚硬币，善与恶就是这枚硬币的两面。这就意味着，善与恶“共居”于人性的基本结构之中，而人是“善恶同体”的理性存在物。

同时，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肉身始终被自然律束缚的现实，人类对于善恶的选择，总是呈现随机和任性的趋势，即所谓“自由的任意”。

这种“自由的任意”是人性无法割裂的基本结构，而儒学对此不但没有深入剖析，实际上，儒家学说在对人性的思辨和探究上都处于空白状态，（儒学）所有的仅仅是一些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语）。而这些“常识道德”，往往都是拍脑门的经验之谈，不能普遍成立，经不起逻辑的推敲。

康德认为，如果听任自己的直接感觉（如同情心）而忽视了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要求作为内心唯一的动机，就不可避免会堕入伪善。

而儒学最为人病诟的恰恰就是其伪善的特质。

孔子对此并非没有警觉，孔子曾言：“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然而，这种孟子形容为“阉然媚于世也者”的乡愿，在儒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里是无解的，因为儒学本身并没有对于人性做出像样的解答。

儒学对于人性之根本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同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对人性之恶视而不见，进而武断的认为依靠教育和教化就可以向善，从而成为君子，从理论上放弃了对这种人性之恶进行制度性约束的可能。

而这恰恰是催生伪君子和道德表演家的直接原因。

贪官们说一套做一套，在台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追根溯源，儒学难辞其咎。

反观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所带来的原罪意识，顺理成章的让人们形成让制度来约束人性之恶的普遍共识，而并非依靠没有强制力的道德或教育。

不得不说，这些制度性的结果都源于中西方核心文化对于人性认知的巨大鸿沟。

再来看儒学政治观。

依照儒学人性论的设定，儒学政治观崇尚“圣人政治”，一种等差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政治秩序的本质是“他治”，是以一方放弃权利来实现的政治秩序，这和现代政治体系每人保有基本权利和付出义务的“自治”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

如果政治理念的核心本质都是截然相反的，儒学不能对现代政治体系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不足为奇。

同时，儒学因人性论上的错谬，导致其政治构想必然是一种乌托邦。

我们来看看孔子是如何想、如何做的：

孔子在面对春秋时期的社会乱相时，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实行仁爱，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

那么礼乐制度是什么呢？礼乐制度是通过“制礼作乐”来规范一个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相互关系的社会政治制度。

其基本内容有二：

1、用礼来区分等级；

2、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社会中的人们关系就如音乐一样是错落有致、上下有序、美妙动人的，这种等级和谐的政治图景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

孔子希望形成这种等级和谐之理想图景依靠的是人民道德感的自觉认同，而事实证明，这种假想完全没有操作性。

因为标准模糊的道德并不能作为实际考核手段，而等级的划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和利益考量，也无法顺利施行。

事实雄辩得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从汉至清，历朝历代一直只是表面上提倡儒学仁政，实际操作上却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这种“外儒内法”的历史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明了儒学政治构想的乌托邦性质。

唯一一个不信邪，真正试图实施儒家所谓“德治仁政”的是汉代的王莽。

很多人评价王莽，斥责其沽名钓誉，并非贤德之人，不过乡愿尔。但史学家吕思勉却并不同意，他说王莽本身博学并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

就这么一位真正的儒生，当上皇帝后真心实意试图践行儒家政治理想，复兴周制，其结果是死后舌头被分而食之和历史上最短命王朝。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评价到，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可以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一个书生的政治（钱穆语），一个乌托邦的政治构想，儒学政治理论的不切实际，屡屡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由于儒家学说在基本设定上的重大错谬，尤其是其人性论的空白，导致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根基并不牢靠。

纵观人类思想史，凡是对人性缺乏深刻洞见或者哲学认知上有重大瑕疵的理论体系，最后都不可避免的会走向破产，更妄论对现代文明体系之贡献。

• 承认人性中邪恶的一面，用法律和制度来约束这种作恶冲动；

• 用权利——义务结构来实现自治，而非期待明君式的他治；

• 把世俗和精神两分，在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设立防火墙......

儒家学说如何与上述这些现代文明体系的核心思想做有效的对接和补益，这是摆在当代儒生面前的重大课题。

对于他们来说，最应该做的是对此作出像样的解答，而不是在各大论坛翻着故纸堆与反对者做无意义的争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