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何以成为中国人的宗教？

▲田崴《封狼居胥》

对于死后世界的思考，是催生宗教的源头。各种宗教，无一不产生于对于死后世界的超越关怀。天堂、地狱、人间，前世、今生、来世，都是宗教的观念。

在佛教传来以前，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诸子百家关注生，回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续，逃避生命的终结，古老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

因此之故，古老的中国，有哲学而没有宗教，有天而没有神，有追求而没有信仰，关注兴盛的延续而忽视衰亡的新生……

我读《论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智慧的孔子，以应当致力于人事的理由，回避了对于神事的倾注，以应当关注生的理由，回避了对于死的追问。

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生，在神与人之间选择了人，创造了广及宇宙自然、道德伦理、政治军事的东方理性文化，却与宗教失之交臂，留下了精神的空白。

古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历史填补，千百年来，历史成了中国人的宗教。

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我们没有神殿而有宗庙；我们没有神的教谕而有历史的教训；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而有历史的裁决；我们没有永遭惩罚的地狱，而有遗臭万年的历史耻辱柱；我们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

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历史的殿堂中接受审判获得位置，成了中国人的来世追求。

唐代诗人陈子昂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久远的历史、无限的空间，诗人感叹生命的短暂、认识的有限。面对此情此景，历史学家另有感悟，“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测；念天地之悠悠，历史绵延不绝；独怆然而涕下，历史慰藉心灵”。

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学家就是祭司。

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远古的史官，正是上观天文、下察人事的卜师，也是沟通神与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先知。史官如实地记录人事，虔诚地上达神明，谦虚地倾听天声，忠实地下达人间，如此得到神意，作为行动指南。

不真实的记录，不忠实的传达，无异于欺骗神明，必将遭受灾难惩罚。历史学家的秉笔直书，植根于正确预测未来的期待，来源于人类对于神明的敬畏。

多少年来，耳边都是无神论，喧嚣着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自然的主人，如今看来都是虚妄之心、狂放之言，颠倒了主客、倒置了本末。

花草一季，树木百年，千万年的河山，永恒的星空，人何以堪？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渺小如同蝼蚁蟪蛄，短暂如同雪花飘落。

也并非天人合一，而是天主人客。人与自然，不是对等，而是主客。自然是永恒的主人，人类是短暂的过客。人来做客要感恩，人来做客要知足，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去，保持清洁的环境，留给后来的新客。

自然是超越人类的存在，不管是在时间的永恒，还是在空间的无限；自然是君临人类的神明，不管是在未知的无限，还是在力量的无穷。自然是人类应当感恩的主，自然是人类应当敬畏的神。

我读《圣经》，了解人类的原罪。我读佛经，知晓人欲的虚妄。我读《周易》，明了福祸天降。我读《老子》，体会万物自然。我读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史家的最高境界。

中国自殷周革命以来，天取代鬼神成了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敬畏。天是自然化的神明，天是规律化的主宰，天是历史理性化的本源。运行的天道，主宰着宇宙万物，主宰着历史和人类、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历史学家游走在星空和大地之间，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求索，观望星宿的移动，推演大地的分野，观察天道的变化，预测人世的变迁。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文化中历史意识的觉醒，也在殷周之际。殷灭夏，正是周灭商的镜鉴。以水为镜，可以知容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自己看不见自己，需要借助于镜子；当代不能认识当代，需要借助于历史。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已经参透了今借助于古，当代借助于历史以自我认识的奥妙。

司马迁生于后战国时代，列国并立，诸子百家的流风遗韵尚存，他继承家风遗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观望历史变迁，体察兴盛衰亡，成就一家之言。

他是孔子的继承者，他引孔子之言自述心志：“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著《史记》，是延续孔子整理《周易》《春秋》《诗》《书》《礼》《乐》的传统，寓义理于历史，五百年后自成一家。

两千年来，《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峰巅，其叙事之良美有据，思想之微露深藏，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诸子之别家。

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伟大的司马迁，他将生命注入历史，在著述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 

2010年 7月，我送父亲的骨灰到青城后山墓地与母亲合葬。祭祀之余，环视群山，仰望云天，空谷绝响中，再次听到父亲的训诫：“人生无常，万物有主，慎之敬之，留名于世。”小子须臾不敢忘。

古圣先贤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小子无德无功，唯立言以不辱先人。

叔本华说，立言者的天空，有流星、行星和恒星。流星闪烁，转瞬即逝；行星借光，与时并行；唯有恒星，矢志不渝地放射自身的光芒，因其高远，需要多年才能抵达地球人间。

承先父遗训，有幸学史的我，已将立言的价值交由时间审量。怅望无垠的星空，能留下几丝光亮？

本文节选自著名历史学者李开元的《楚亡》一书。李开元是历史大家田余庆高足，被誉为“历史侦探”。他是一个史学界的传奇人物，熊逸、罗振宇多次引用他的观点，罗振宇甚至称他的书为镇店之宝。

他的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读来如历史小说，精彩绝伦，但字字都来源于史料研读、实物分析和田野考察。

李开元极擅长对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及合理推测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尤其是实地考察，以至他的历史叙事又被称为“行走的史学”。

田余庆说，李开元走得多，走出治史写史的特色，难得。

而最能体现李开元“历史侦探”洞察力、思辨力的，便是他在权力分配视域下，研究政治集团史的一部绝版多年的神作——《汉帝国建立与刘邦集团》：

汉初最可能走出另一条道路。因为秦帝国时间太短，中国王朝循环史还没有形成强大惯性。

李开元从分析刘邦集团入手，早在二十年前，就创造性提出“军功受益阶层”。它不仅支配汉初政治半个多世纪，而且出现于历朝历代开国之初。

这段历史之重要，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华帝国之整体，及历朝历代史，甚至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当代史。

秦、楚、汉初奠定两千年中国走向，李开元写秦、楚、汉初是一绝。先知书店一次集齐《秦崩》《楚亡》《汉兴》，《汉帝国建立与刘邦集团》更是由于种种原因，时隔二十年才得以再版。李开元先生现定居海外，签名不易，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少量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