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儿童场所发展解读 ——历史、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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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是儿童乃至人类的天性。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的自我觉醒都已经走过了漫漫几千年的时光，然而对儿童天性的觉察和研究，却只不过经历了短短几百年。于儿童场所发展的历史而言，这个时间甚至还要再缩短许多——在19世纪之前，儿童普遍没有正式的活动场地，正如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之谜那样，除了手足并用的爬行婴儿期，人类的幼儿和儿童普遍被视作是成人的早期阶段而不被单独给予考虑。
▲ 经典儿童游戏器具秋千的雏形早在至少3000多年前便已出现
而在当代，随着儿童友好、儿童引领等场所观念的提出和普及，在设计条件瞬息万变的儿童场所设计圈，深入、系统地去了解儿童场所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我们从设计的表象中短暂地抽离出来，用一种更高的视点，更广阔的视角，去尊重儿童的天性，探索需求的本质，实现更好的，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真正受儿童喜爱的场所设计表达。
1820s~1940s
传统儿童活动场地的缓慢发展期
▲ 女童儿童活动场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哈里特岛 1905
提及儿童场所发展的历史，德国教育家、现代学前教育的鼻祖弗里德里希·弗洛贝尔可以算作是儿童场所相关理论的奠基人。他在《人的教育》《幼儿园教育学》等著作中提出了儿童各个发展阶段学习程度的不同、各类学习间的相关联性、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全面发展对儿童的重要性等教育理论。
通过对儿童户外游戏的观察和研究，弗里德里希·弗洛贝尔发现，在自然中进行的户外游戏是发展儿童精神、情绪、身体的强大力量。弗里德里希·弗洛贝尔针对性的儿童教育研究，为儿童活动场所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 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弗洛贝尔（Friedrich Froebel） ，他促进改变人们有关儿童和儿童时代的普遍观念。
而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户外儿童场地，却是在远离欧洲本土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拉丁学校于1821年建成的。该场地将以往用于室内的体操设备如跳马和双杠，“搬”到了户外活动场所中，这反映了最早期儿童活动场地的基本组成——这个时期建造儿童活动场地的目标是为了促进运动，器具大多由单调的金属和硬木材料构建而成，场所中一般不考虑植物和相应的景观元素，儿童在场地内的活动基本由教师指导完成。这样的儿童场所，很显然既不鼓励儿童自由玩耍，也对促进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没有太大帮助。
▲ 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拉丁学校的儿童活动场地 1821
尽管早期儿童活动场地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但建立公共儿童活动场地的价值却逐渐被教育界和大众认可。1906年美国成立了儿童活动场地协会，旨在提高公共儿童活动场地在全国各社区的重要性。协会在基本原则中明文提出：“由于在适当的条件下玩耍对于儿童的健康以及身体，社会和道德福祉至关重要，因此儿童活动场地对于所有儿童以及学校都是必不可少的。”
▲ 密歇根州底特律贝儿岛公园儿童活动场地 约1900-1905
▲ 苏厄德公园（Seward Park），纽约市一个市政儿童活动场地 1910
协会所提倡的“儿童活动场所模型”包含以下导则：
• 男孩和女孩有自己独自的活动区域
• 场所具有遮荫，卫生间或洗浴设施，荫蔽空间，种植池和游泳池
• 包含秋千，跷跷板，沙箱和滑梯
• 以及旋转木马和其他旋转装置
▲ 非洲裔美国女孩在玩游戏 1922
▲ 赫克斯彻儿童场地，美国纽约中心公园 1932
▲ 水乐园，赫克斯彻儿童场地，美国纽约中心公园 1932
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儿童活动场地开始在设计中慢慢加入自我搭建等元素，并允许儿童进行少量自由玩耍和互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儿童在场地内的活动，大部分依然是在儿童场地指导员的带领和引导下完成。
▲ 纽约中心公园儿童活动场地的指导员
1940s~
垃圾儿童活动场地或冒险儿童活动场地
▲丹麦 Skrammellegepladsen垃圾儿童活动场地 卡尔·西奥多·索伦森（Carl TheodorSørensen） 1943
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儿童活动场地的发展陷入停滞。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许多本身就已经缺乏维护年久失修的欧洲儿童活动场地变成了一片废墟。
然而在这样的垃圾场和废墟中，丹麦景观设计师卡尔·西奥多·索伦森（Carl Theodor Sorensen）观察到孩子们居然玩得十分自在，并可以从玩耍中得到锻炼和学习。因此，他在1931年首次提出垃圾儿童场地（冒险儿童活动场地）的概念。自此，一种强调自由玩耍和动手搭建的新型儿童活动场所出现了。
第一个垃圾儿童活动场地Skrammellegepladsen建于1943年，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边缘，由理论的提出者卡尔·西奥多·索伦森（Carl Theodor Sorensen）设计，儿童在这个场地中可以自由地活动，攀爬跳跃，使用工具进行各种富有创造力的搭建活动。
▲丹麦 Skrammellegepladsen垃圾儿童活动场地 卡尔·西奥多·索伦森（Carl TheodorSørensen） 1943
从这个最初的垃圾儿童活动场地，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一定由垃圾堆砌而成，更多的是利用自然环境或废弃环境（包括空地，花园，丛林，防空洞，荒地等），采用废弃材料（如木板，金属，砖，绳索，轮胎等）建造而成。
紧随其后，冒险儿童活动场地开始在英格兰兴起，它们通常被建在战争的废墟上，由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组织联合运营。
▲ 英国法拉第路的诺丁山冒险活动场地 50年代后期
与早期相对刻板的儿童活动场地相比，冒险儿童活动场地不仅能更好地促进孩子和自然环境的交流，还具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孩子可以在场地上尽情地尝试搭建活动，或者在父母和志愿者组织的帮助下按自己地想法建造专属的儿童活动场地。因此，孩子得以在玩耍和建造中进行更多的合作和社交，从而大大提升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英国法拉第路的诺丁山冒险活动场地 50年代后期
这样的儿童冒险乐园从上世纪40年代到跨入21世纪之后，一直拥有众多的拥护者，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欧洲和日本看到它们的身影。
▲ 日本羽根木冒险儿童游戏公园
1950s~1970s
富有想象力的儿童活动场地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间，伴随着和平环境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复兴，公共空间中的儿童活动场地设计和建造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儿童活动场地常常被视为一个展示创造力的实验室，引入了大量的幻想，科幻或艺术的元素。
在这波创造的浪潮中，景观设计师，艺术家，活动家和公众希望为儿童提供最佳的活动场地，同时加入对社区和城市的思考。在这个时期的儿童活动场地上，常常点缀着造型活泼的动物，虫子和车辆等。
▲ 野口勇（Isamu Noguchi）在联合国操场上制作的模型 1952
▲ 博尔德的斯科特·卡彭特公园（Scott Carpenter Park）1962
这些激发想象力的结构和设施成为现代综合儿童活动场地的基础，设计师相信游戏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空间有着无限变化的可能。
1980s~
标准化的儿童活动场地
80年代初期，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出版了第一套公共儿童场所安全手册（Handbook for Public Playground Safety），从此基于儿童人体尺度和安全考量的标准化儿童场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迅速在全球得到大力推行。
作为标准化的结果，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建造或翻新的大多数儿童活动场地都是由基于冒险式儿童活动场地中相互关联功能的松散后平台系统组成。
这些模块化系统通常通过柱子加平台的模式，建造夸张的，包括隧道，滑梯，秋千，攀爬等的大而醒目的综合设备。它们通常色彩鲜艳，有时还具备设计主题。由于标准化和模块化，只要有面积合适的场地，各种儿童活动器具作为模块化产品，几乎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使得建造儿童活动场地的门槛大大降低，周期也大幅缩短。
▲ 美国纽约东76街儿童活动场地
然而在这类儿童设施中，孩子们通过柱子和平台的选择按顺序玩耍，几乎不需要相互交流，也不需要自行创造，无形中降低了儿童在场地玩耍的趣味性和自由度。
尽管安全法规的编纂很重要，但千篇一律的儿童活动场地，很容易使玩耍的儿童丧失新鲜感，同时也引发了大面积的公众批评。在儿童专家呼吁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建造方式缺乏孩子自由游戏中的最重要元素，也就是对变化，危险，挑战，创造等的切身体验。
20世纪末~
融合式的儿童玩耍空间Playscapes
上个世纪末，随着标准化儿童活动场地各种问题的渐渐浮现，越来越多设计师意识到，只有充满野趣，变化，充满创造性想象空间，并为孩子提供奔跑，攀爬，滑，荡，跳，穿，钻等一系列不同类型运动功能的儿童场地才是真正符合儿童天性需求的场地。由此，融合式的儿童玩耍空间Playscapes渐渐开始成为发达国家儿童活动场地设计主流。
▲赫克斯彻儿童场地，重建后的儿童场地融合了儿童活动场地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游乐功能，美国纽约中心公园 2010
▲芝加哥植物园：雷根斯坦学习校园，Mikyoung Kim Design和Jacobs / Ryan Associates，ASLA 2017通用设计专业荣誉奖
▲澳大利亚皇家公园 2012
它较少关注造型和艺术，而是更多地使用木材、石头、水和沙等天然材料来设计，将自然元素与创新的儿童活动器具融合在一起，力图创造一个多感官多功能的场所，外观通常质朴、粗粝甚至于狂野，而其背后的设计意图却是细腻而人性化的——旨在促进儿童社交，情感和身体健康，并重新建立起儿童与自然环境、自然材料的连接。
展望
未来儿童活动场地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从儿童活动场地诞生到目前为止，它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更像是一种生长的树状分支结构——冒险儿童乐园至今仍然在多个国家受到欢迎；标准化的儿童活动场地在很多有局限性的场所当中都是安全高效和高性价比的不二选择；融合式的儿童玩耍空间Playscapes在欧洲和澳大利亚这些崇尚自然的区域极受孩子和家庭的追捧……
在这些已有的儿童场所设计和使用经验的基础上，更新的，更具人性化的儿童场所正在进一步发展成型。从目前欧洲儿童场所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探索主要体现在亲子儿童活动场地、无障碍儿童活动场地以及康复型儿童活动场地等的发展和更新上。
▲Baakenpark，德国汉堡 2018
其中，亲子儿童活动场地又可以称为多代活动场地，其场地设计和活动器具面向不同年龄人群使用的需求而设置。它的多代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设置需要亲子或家庭合作的游戏器具和游戏方式，诸如亲子秋千，多人旋转类装置等，为家长和孩子共同在一个器具上玩耍创造更多的机会；而另一种方式则是设置难度和高度不同的活动器具，以满足不同年龄、身高和能力人群的游戏和锻炼需求，促进多代人群在同一个场地上一起享受活动的乐趣。
▲Baakenpark，德国汉堡 2018
▲ 哥本哈根粉红屋顶乐园 Park n Play
立足于真正的儿童友好理念，越来越多的儿童场所运营和设计者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玩耍的权利。对于那些身体不健全或处于疾病康复阶段的特殊儿童群体，玩耍能为他们身心所带来的益处，甚至比通俗意义上的正常儿童要多得多。为使儿童活动场地发挥最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使大多数儿童受益，目前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儿童场地的无障碍设计被越来越多的建造方和设计方所重视。
▲ 德国无障碍活动场地的平面设计图案例
▲通往游戏器具的无障碍通道
▲即便乘坐轮椅也可以游玩的游乐设施
无论是否被用于康复区域，在儿童活动场地中设计可以实现多种感官刺激的元素，对儿童的感官发展和康复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们将为儿童活动场所走向多元化提供更加丰富的体验场景。
▲在儿童活动场地中植入感官体验元素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互动器具，智控装置，智能管理等器具和场所也会越发流行，可以预见智能化的儿童活动场地也将成为未来儿童场地的发展趋势之一。
思考
本土化的儿童活动场地
将目光收回国内，我国对儿童游戏的重视始于清末在学前教育阶段受到的日本的影响；其后的1920年代，国内涌现出一批受国际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影响的学前教育学家，如陈鹤琴、张宗麟等人。在那个中国教育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学前教育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这个时期的中国学前教育学家，一方面注重将国外先进的儿童游戏理论引入国内，另一方面亦注重结合国内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学情况，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和实践并提出相应的游戏教学理论。在《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课程标准》（1932年公布，1936年修订）中，明确规定了学前儿童的游戏目标、游戏内容和最低限度等。
▲中国学前教育之父陈鹤琴先生（1892-1982）和幼儿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儿童游戏和活动场地较大程度地参考了前苏联的标准和经验，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儿童游戏及活动场地的发展停滞了。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儿童活动场地才重新被重视起来，这意味着中国的儿童活动场地，跳过了数个前期和中期的发展阶段，直接与当时国际上盛行的标准化儿童活动场地接轨——这对于儿童游戏和活动的快速推广，无疑是具有巨大优势和历史意义的。直到今天，我们在国内的大小住宅区、幼儿园和各种教育机构中，最常见到的便是各种模块化、标准化的儿童活动器械和相对集约的活动场地。
然而，对于几乎拥有世界上最多儿童和青少年人口的国家，我们的儿童活动场地的量与质显然面临着亟待提升的局面。在全球化的开放背景下，我们不论是在儿童游戏教育理论的引入方面，还是在对世界先进的儿童活动场所设计的学习和借鉴方面，都拥有着绝对的“中国速度”；同时在国内（地产）消费者对品质日益严苛的要求下，一些与景观、文旅结合的，精致化、主题化的儿童活动场所开始崭露头角。
尽管在东亚的文化教育大环境和地产开发为主导的大背景下，儿童活动场所的理念、设计和运营，都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而难以理想化地去照搬目前国际上处于前沿的儿童活动场所设计和运营经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更需要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以及使用者喜好和需求，更多地去探索本土化的儿童活动场所设计和运营策略，这无疑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随着国内教育对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体育活动和全面发展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尊重儿童天性、为真正的使用者考虑，让孩子能够在安全和自由自在的玩耍中认识世界、探索周围、了解自我，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儿童游戏场所，终将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撰文/ 皓宁 豆渣娜 图文编辑/ 豆渣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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