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期刊與其崇尚的“海納百川”——《澳門理工學報》現象分析
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經作者及清華大學學報編輯部授權推出繁體中文版
[摘 要]《澳門理工學報》自2011年開始的全新改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被稱之為“《澳門理工學報》現象”。“《澳門理工學報》現象”的內涵，體現在欄目特色、專題策劃、學術質量、期刊風格等方面的突出表現，並因而得到期刊界、學術界的普遍認可。《澳門理工學報》的做法，對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具有五點啟迪意義：一是開放自由的學術環境，二是海納百川的文化特質，三是人脈豐厚的期刊主編，四是兼容並蓄的專家團隊，五是國際視野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澳門理工學報》現象；學術期刊；海納百川；人文情懷
張耀銘，《新華文摘》原總編輯、編審
一本優秀的社科學術期刊究竟應該具備哪些品質？應該承擔何種學術職責？與學術研究、學術爭鳴、學術發展是一種什麼關係？我曾經說，一本好的期刊“絕不僅僅是漂亮的裝幀、華麗的文字和著名學者的署名，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編者肩負使命、銘記職責，透過內容的價值營造和學術語言的表達，體現出的一種特色、一種傳統、一種境界、一種情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術創新力、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影響力”。①《澳門理工學報》就是一本頗受學界好評和讀者信賴的優秀期刊。
一、綠楊影裡驟驊騮
澳門地處南海之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久負盛名。作為近代中國東西交往最重要的橋頭堡，世界多種文化在此碰撞、交融、沉澱，孕育了今天澳門獨特的文化氛圍。“濠江華洋相處，海納百川，開放包容，既有東方文明之精髓，又有西方文明之特質。澳門獨特的歷史城區，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遺產，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獨特反映，被列為中國的第31個‘世界遺產’項目，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林則徐、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馬禮遜等近代歷史名人，都在此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更是從這裡走向了世界”。②
雖然早在1594年，澳門就已經誕生了亞洲第一所西式高等學府——聖保祿學院，但1762年聖保祿學院停辦以後，這裡就再也沒有自己的高等教育。直到1981年，來自香港等地的幾位知名人士在澳開辦私立東亞大學，才成為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開端。澳門目前共有10所高等院校，包括公立的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和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以及私立的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管理學院、澳門科技大學和中西創新學院。
澳門理工學院成立於1991年9月16日，是一所公立、多學科、應用型的高等學府。學院下設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公共行政高等學校、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藝術高等學校、高等衛生學校，以及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中西文化研究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理工—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文化創意產業教學暨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澳門理工學院以“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為宗旨，以“教學與科研並重”為方針，為社會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才。尤其是回歸以來，澳門理工學院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已經成為澳門地區一所有活力、有影響的綜合性高校。
《澳門理工學報》創刊於1998年，最初為年刊、半年刊，後改為季刊。創刊初期，“學院仍在澳葡政府管治之下，刊物的設計理念及出版模式自然受到葡萄牙出版物的影響，與內地正規學術刊物的風格有很大不同。況且由於是葡漢雙語刊物，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中文，在葡萄牙出版風格的影響下令人覺得多少有些怪異”。③從學報的內容質量看，雖然囊括了學院當時的所有學科，作者和編者都付出了極大努力，但與其他高校學報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澳門理工學報》自2011年開始全新改版，“人文社會科學版”為季刊，中文繁體字，大16開本，208頁。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區域經濟、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等。該刊總編輯劉澤生對於改版的態度是明朗的，就是要打造一個高水平的學術平臺，所以欄目、作者、文章，多為新面孔，氣韻也大異於普通學術期刊。其編輯理念的大致脈絡是，先關注欄目板塊的更替，繼而看重學術的更新，再專注於思想的深刻。改版5年多來，《澳門理工學報》堅持開門辦刊、兼容並蓄的精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被學術界、期刊界譽為異軍突起的一匹“黑馬”。元曲張弘範《喜春來》有名句“綠楊影裡驟驊騮。得意秋，名滿鳳凰樓”，或可印證這匹駿馬的志氣豪邁。
其一，2013年度發表86篇文章，在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的共20篇，轉載率為23.26%，在該年度全國高等院校主辦學報排行榜的三項排名中，《澳門理工學報》成績突出，其中全文轉載率排名居全國第13位；綜合指數排名居第17位；全文轉載量排名並列第21位。2014年度發文89篇，全文轉載的共30篇，轉載率達33.71%；2015年度發文83篇，全文轉載的共26篇，轉載率達31.33%。在上述三年的轉載文章中，共有25篇來自港澳台及國外，約佔轉載總篇數的32.89%。在2014年度及2015年度全國高等院校主辦學報排行榜的三項排名中，《澳門理工學報》的全文轉載率均居全國第6位，綜合指數排名分別居第6位和第9位；全文轉載量排名則為第8位和第11位。至此，《澳門理工學報》已經連續三年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意味著該刊已在全國高校學報排名中處於一個比較穩定的領先地位。
其二，《澳門理工學報》精心策劃的專題、專欄文章，獲得了海內外相關學術機構和專家學者的廣泛認可與充分肯定。《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3期發表的羅鋼《從“現代化”拯救傳統——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危機與生機》、2014年第4期發表的封小雲《大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水平效應分析》、2015年第2期發表的陳平原《此情可待成追憶——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傳說與精神》、2016年第3期發表的郭英德《喧囂與寂寞——1616年前後劇作家湯顯祖的自塑與他塑》，先後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其中有兩篇上了封面要目。此外，《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也轉載或選摘了該刊的多篇論文。
其三，2014年11月，在第五屆全國高等學校社科期刊評優活動中，《澳門理工學報》榮獲“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獎，這是唯一獲此殊榮的港澳學術期刊。與此同時，《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輯劉澤生教授榮獲“全國高校社科期刊優秀主編”獎，副總編輯陳志雄副教授榮獲“全國高校社科期刊優秀編輯”獎。一本刊物能在全國性評比中奪得如此三項大獎，令人刮目相看。另外，桑海博士在2015年榮獲“首屆中國高校社科期刊青年編輯業務技能大賽”第一名，也證明了編輯部的實力。
其四，由澳門理工學院與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聯合主辦的“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於2015年4月20～24日在澳門召開，來自中國內地、台港澳地區，以及美國、加拿大、德國、新加坡等國家的60多位同行專家出席會議。舊雨新知，歡聚一堂，切磋學術，共謀發展。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會議圍繞“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與戰略”“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和“華文社科學術期刊與國際化”等專題，展開了熱烈而又有深度的討論，受到學術界和期刊界的高度關注。作為具體承辦者，《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議題的策劃、論文的篩選、討論的進展、考察的線路、食宿的安排、文集的出版，事無巨細，思慮周詳，率親為之，讓人有賓至如歸、如沐春風的感覺。
“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合影
《澳門理工學報》在付出辛勤汗水的同時，也收穫了與他的貢獻完全相稱的那份榮譽，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期刊界的公認和好評。但是，讀者和學者在“核心期刊”的方陣裡，卻找不到《澳門理工學報》的名字——事實上，港澳台地區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並沒有列入內地“核心期刊”的遴選。在某種意義上，這與其說是壞事，還不如說是幸事。因為在當下的學術評價體制下，發什麼不發什麼，以什麼樣的話語方式言說或不以什麼樣的話語方式言說，常常要受到“無形之手”的操控——經濟利益、功利主義、短期行為，以及評價系統、影響因數、轉載率，乃至權力、圈子、人情等多重因素的制約。有學者曾如此認為，“‘核心’不僅意味著被簇擁，被利用，被裹挾，而且，也容易給主編它的人，帶來輕飄飄的暈眩感，使他失去對自我的準確認知和對世界的清醒判斷”。④由此，以是否是“核心期刊”或引用率高低來判斷期刊的質量，未免以偏概全。
抓鐵有印，踏石留痕。短短五年的時間，《澳門理工學報》就實現了“彎道超車”，令人刮目相看。這種“非常時期”採取的“非常之道”、“危”中求“機”進而實現超常規發展的做法，我稱之為“《澳門理工學報》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絕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重新來臨，而要歸之於其所擁有的較好辦刊資源；這種“現象”的出現，絕不是心血來潮的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厚積薄發的必然結果。“《澳門理工學報》現象”已經引起學術界和期刊界的高度關注，甚至有人開始研究其發展之軌跡，總結其成功之經驗。
二、半江瑟瑟半江紅
白居易《暮江吟》中有“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的詩句，描寫夕陽餘輝鋪在江面上，江水一半呈現出碧綠，一半呈現出殷紅，波光粼粼，紅綠相映，十分優美。細細品味這首詩，我們不能不感歎作者觀察之細緻，描繪之傳神。發思古之幽情，數當今之期刊，毫不誇張地說，《澳門理工學報》不僅在大學學報，甚至在整個學術期刊中，也無疑是卓爾不群的佼佼者。《澳門理工學報》地處南海之濱，遠離京滬學術中心，卻在短短幾年間迅速崛起，並呈“半江瑟瑟半江紅”之景色，令人稱奇，從而說明一個道理：每一本優秀期刊的崛起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崛起都是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成長道路的結果。只可以超越，不可以模仿。
學術期刊的精、氣、神，學術期刊的品質、品位、品格，絕不是強制性的權力賦予的，不在於刊物的行政級別，不在於是國家高端智庫或者重點大學主辦，更不在於被哪家專業評價機構定為“頂級期刊”“權威期刊”。學術期刊的公信力、權威性，關鍵體現在欄目特色、專題策劃、學術質量、期刊風格等方面是否表現突出而得到學術共同體的普遍認可。
（一）欄目特色
過去綜合性學術期刊策劃欄目，大多按一級學科命名，表面上看是學科齊全，而實際就是個學科大拼盤，你有我有大家有，這種同質化的競爭，看似不溫不火，實則受傷不輕。最初的衝動和真誠逐漸消失，欄目淪於重複，論文也越見粗糙，欄目特色與學術生命一併枯萎。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辦刊理念的更新，部分綜合性學術期刊，突破單位“自留地”的束縛，開門辦刊，並嘗試策劃了一些跨學科的專題欄目。一是以地域文化和歷史傳統為依託，如《湖南大學學報》的“岳麓書院與傳統文化”、《內蒙古大學學報》的“蒙古學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的“藏學研究”、《濱州學院學報》的“孫子研究”、《殷都學刊》的“殷商文化研究”等。二是以前瞻性、前沿性問題為中心，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廈門大學學報》的“現代性研究”、《鄭州大學學報》的“環境美學研究”、《廣州大學學報》的“廉政論壇”、《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的“民族理論與政策”、《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的“中國邊疆學研究”等。三是以多視角、跨學科研究為依託，如《重慶大學學報》的“區域開發”、《東北亞論壇》的“東北亞區域合作”、《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的“資源環境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的“科學文化”、《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的“物流研究”、《雲夢學刊》的“當代學術史研究”等。不過，僅有一兩個特色欄目還遠遠不夠。綜合性期刊的轉型發展還必須找準突破口，也只有找準突破口，才會有真正的轉型發展。
經驗可以借鑒，模式可以參考，可是，轉型之路、發展之路，還需要自己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去探索。《澳門理工學報》改版，“力圖從專業化、專題化發展的方向突出刊物特色，加強專題策劃，在欄目的設置上既突出學科發展的需要，也具有澳門學術研究的地方特色，該院的優勢學科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在《學報》展示，如港澳研究、旅遊博彩、語言翻譯、中西文化等研究方向”。⑤板塊化的欄目設計，不僅確定了刊物的讀者定位，而且也昭示著未來的發展方向。這種從學科拼盤到板塊組合、從特色化到專題化的發展，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迪就是：樹立具體目標和腳踏實地去做同等重要。
“港澳研究”是《澳門理工學報》的主打欄目，涉及範圍相當廣泛。正如開欄時劉澤生在“主持人語”中所說：“從時間跨度上來說，即涵蓋了香港、澳門地區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從地理區域上來說，不僅僅是以香港、澳門作為研究的對象，也包括粵港澳關係、港澳與內地，乃至港澳與世界的關係；從研究內涵上來說，則涉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法學、文學等諸多學科。港澳問題受到世人的廣泛關注，由來已久。尤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香港學’與‘澳門學’的相繼提出和香港、澳門的先後回歸，促成了港澳研究的熱潮。港澳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⑥劉澤生教授從事港澳研究與教學30多年，其學識、眼界與人脈，為該專欄的高端籌劃提供了良好的學術保障。自2011年第4期改版以來，截至2016年第4期，“港澳研究”專欄已連續開辦20期，共發表57篇論文，約90萬字。論文既有對《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理論新思考，也有對澳門經濟發展方式路徑選擇的新建議；既有對澳門歷史研究現狀中存在的碎片化與系統化矛盾、史學理論的取捨與應用、路徑選擇與空間拓展等問題的檢討，也有對澳門歷史研究話語權的回歸、澳門學術自主性的初步建立與澳門學學科建設有條件得以順利開展給予的肯定；既有大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水平的評估與效應分析，也有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的動因、特徵與效應的探討；既有對澳門博彩業監管的深度研究，也有對旅遊業與博彩業產業關聯的剖析；既有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模式與港澳獨特作用的論述，也有“十三五”時期粵港澳合作深化的對策，等等。這些論文，有理有據、史料堅實、論證審慎、新見迭出，充分展現了思想深度和學術力度，顯示了欄目作者隊伍的廣度和厚度。
“旅遊博彩”是《澳門理工學報》的特色欄目，“旨在探討與旅遊博彩這兩個特殊產業有關的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的學術問題，同時為政府部門制定正確的旅遊博彩政策法規和產業發展戰略提供有益的參考，以促進旅遊博彩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拓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空間”。⑦澳門是世界上最早實現賭業合法化的地區之一。澳門回歸之後，澳門特區政府堅定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做出了對澳門賭業實行市場化改造的“賭權開放”決策，並提出了“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的產業政策，使旅遊博彩業取得了快速增長，從而帶動了澳門整體經濟的發展。然而，博彩業自身存在的體制缺陷、一業獨大的產業風險、博彩業的激烈競爭，都給澳門的經濟發展帶來不確定因素，也引起政府和學術機構的高度關注。澳門理工學院設有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主要職能是培訓娛樂場管理人才、推動區內博彩領域的學術研究。2009年又與中山大學共同成立“中山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博彩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澳門博彩業發展與產業適度多元化研究、澳門博彩產業發展戰略研究、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社會政治效應研究以及博彩城市的旅遊與城市規劃研究，同時也為內地發展和管理博彩公益行業提供參考。《澳門理工學報》正是依託兩校的研究機構和研究優勢，開辦了“旅遊博彩”專欄，為澳門特區博彩業的健康發展，為特區政府制定產業發展政策，提供了理論和實證的支撐。
中山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博彩研究中心揭牌
“中西文化”是《澳門理工學報》的標誌性欄目之一，開欄時“主持人語”強調：“中國崛起時代的學術重建面臨著雙重矛盾：一方面，告別百年‘以西為帝天’的學術路向，回到本土文化資源展開創造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必須梳理清明清以來西學東漸的演進與影響，方能完成在歷史基礎上的學術重建。中西文化研究欄目以此為學術關懷，以歷史為主線向東西兩個方向展開。向東，展開西學東漸的人物、著作、思想的個案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向西，展開中學西傳的文本、人物、學派與影響的研究，通過對西方漢學史的研究，在世界文化的範圍內揭示中國文化的影響與價值。中西文化研究必須在一個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學術的重構，並賦予當代的生命與活力。由此，本欄目的研究將不再是僅僅局限於中國本土的狹義的中西文化研究，而是全球史背景下的中西文化研究。”⑧自2011年第4期改版以來，截至2016年第4期，已開辦13期，共發表36篇論文。有明清之際《聖經》中譯溯源研究，有歐洲人東方認識的拐點探討，有明末士大夫郭子章與天主教關係新證，有清代荷蘭使團貢品與西方科技、文化傳華所體現的物質與文化交流意義，等等。這個欄目有兩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多數論文在原始資料的挖掘上有所推進，並能在前人所未發之處探幽發微；二是欄目熱心扶植“小人物”，能夠拿出不少版面發表青年學者的文章，雖然他們的論文暫時還不能引起眾人矚目，但他們的研究所體現的學術潛力和追求，卻可以使我們對這個欄目和這本期刊的未來充滿信心。正如《文史哲》主編王學典教授所說：“一份雜誌的不朽和成功，不僅在於它能團結和吸引多少名家，更在於它能發現、扶植和造就多少名家。雜誌造就名家，名家成就名刊。”⑨
“總編視角”是《澳門理工學報》的獨創欄目，也是發表期刊總編（編輯）文章最多、影響最大的公共平臺。劉澤生總編輯擔任專欄主持人，為打造這個欄目用力甚勤，嘔心瀝血。他在首期的“主持人語”中開宗明義闡述了專欄宗旨：“本欄目之所謂‘總編視角’，只是借用‘總編’的概念，從‘編輯—總編’這一特殊群體的視角出發，觀察、思考、評論與學術期刊、學術研究有關的問題，闡發個人之所思、所悟、所得，以期有利於學術的傳承與學科的建設。”“學術期刊是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作為一群特殊的家園守護人，我們衷心地歡迎海內外學術界、期刊界的編輯同行、從事學術研究與期刊評論的專家學者、關注期刊事業發展的各界熱心人士，從默默奉獻的幕後走向台前，就學術期刊的學術導向、學術規範、學術爭鳴、學風建設、學科發展、選題策劃、期刊評價、電子網絡等選題發表高見”。⑩自2011年第4期改版以來，截至2016年第4期，這個專欄已連續出版21期，共發表58篇論文；舉辦筆談4期，發表文章33篇，總字數約120萬。這些論文聚焦於學術期刊的體制改革、數字化轉型、國際化、學術評價和核心期刊/來源期刊爭鳴等熱點問題，薈萃了眾多總編（編輯）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觀點。這是一個“開放性的欄目”，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可同台競技；這是一個“公共學術平臺”，“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作者們或以厚實的理論功底與豐富的編輯實踐為支撐，或以開闊的視野與獨到的視角為突破，或以發展的趨勢與現實的困境作比較，或以犀利的觀點與洗練的文字作批評，其直面問題的勇氣，其言之成理的灼見，其學術爭鳴的激情，其嚴謹求實的學風，都給期刊界、學術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為推動學術期刊發揮文化軟實力的作用做出了獨特貢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主持人語”的率真評述與朗然風格，緊扣時代脈搏，時有點睛出彩之筆——幽默而睿智，質樸而淳厚，為欄目增色不少，成為該刊一道靚麗的風景。
（二）專題策劃
《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教授認為，專題化發展是綜合性期刊專業化轉型之外的另一出路。[11]近幾年來，學術期刊越來越注重專題研究，但從何處發現問題、怎麼找準問題和怎樣應答問題，以及專題研究策劃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到學術期刊的質量和特色。
《澳門理工學報》除了設立相對固定的板塊化欄目之外，還根據熱點問題加強了專題研究的策劃力度，比如2012年第4期的“近代國家觀念與民族主義”（3篇）、2013年第2期的“海洋經濟”（3篇）、2014年第1期的“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筆談（6篇）、2014年第3期的“全球史”筆談（5篇）、2016年第1期的“大國文明與教育使命”筆談（4篇）、2016年第2期的“孫中山研究”筆談（8篇），以及2014年以來每年一次的“期刊發展”筆談等。這些專題，問題意識極強，觀點深刻，論證有力，富有新意。尤其是由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教授主持的“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筆談，作者均為海內外相關領域的知名學者：如浙江大學陳紅民教授、韓國新羅大學裴京漢教授、台灣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川島真副教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馬振犢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鄭會欣教授等。近20多年來，隨著大量珍貴史料，尤其是蔣介石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開放，相關學術研究已從“險學”變成“顯學”，成為引人矚目的課題，越來越多的學術單位與學者介入其中，海內外史學界已開過數次關於蔣介石研究的學術會議，國際合作與交流初顯規模。[12]這組筆談作者長期致力於近代中國研究，或總結評價海內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強調應該注重研究台灣時代的蔣介石，研究作為個體的蔣介石；或切實指出蔣介石研究未來在史料、方法論與國際合作的方向，並要注意“因為過度依賴這種史料，最終可能包含的危險性”；[13]或基於嚴謹的史料，研究《蔣介石日記》原本、抄本之異同及其內涵價值。總之，學者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蔣介石予以重新審視，並發表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觀點，兩岸學者在許多問題上的認識也越來越趨於一致。正因為如此，“筆談”發表之後多家文摘期刊轉載，在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澳門理工學報》專題策劃的經驗在於：第一，好的問題意識是引導學術研究前行的基礎，它能使學者清楚地理出最重要的學術路徑，找到好的選題；第二，好的專題策劃是有特定指向和問題邊界的，雖然有明晰的作者定位，但卻可以跨學科研究；第三，好的主持人是專題策劃成功的關鍵，他們有學術水平和人脈關係，對所從事研究領域的發展現狀及學術前沿有清楚的認知，可以找到合適的作者並保證學術質量；第四，好的專題策劃應當是差異化的組合，各有側重，所持觀點可以不同，甚至完全對立，以鼓勵學術爭鳴；第五，好的專題策劃編輯，要敬畏學術，尊重學者，服務學術，協同創新。
（三）學術質量
“學術”這個詞，中國古已有之。南朝梁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有：“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北宋蘇軾《十八阿羅漢頌》有：“梵相奇古，學術淵博。”明李東陽《求退錄》有：“加以志慮日短，學術愈荒。”這都是指學問、學識。1902年，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正式出版嚴復翻譯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著《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並附有譯者按語300餘條6萬字，其中一條按語寫道：“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14]嚴復是將近代西學引入中國思想界的第一人，但在解喻或闡釋“學”與“術”兩個概念時，仍然用的是中國哲學的知行關係。1911年，梁啟超在一篇題為《學與術》的文章中寫道：“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由此言之，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二者如輔車相依而不可離。學而不足以應用於術者，無益之學也；術而不以科學上之真理為基礎者，欺世誤人之術也。”15梁啟超與嚴復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劉夢溪先生認為：“這是迄今看到的對學術一詞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學與術連用，學的內涵在於能夠揭示出研究對象的因果聯繫，形成建立在累積知識基礎上的理性認知，在學理上有所發明；術則是這種理性認知的具體運用。”16由此可知，學貴探索，術重實用。“學”是為了“求真”，即追求真理；“術”是為了“求用”，即服務現實。
19世紀末，以來華西人、出洋華人、書籍以及新式教育等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等為重要視窗，西方的哲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地理、應用科技、史學、文學、藝術等大量傳入中國，“學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現代漢語詞典》對“學術”的解釋為：“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17]
學術質量是學術期刊生存的基礎，沒有質量，談什麼特色、發展、競爭都是空話。任繼愈先生強調文章學術性與科學性的統一，他認為：“學術文章，先有‘學術’，再談‘文章’，因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學術內容，而不是詞藻、結構、章法。舊社會所謂‘桐城義法’，寫不出學術論文，用‘馬列義法’裝點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連一兩年的壽命也沒有維持下來，一點也不奇怪，理應如此，因為文章缺少科學性。”[18]
有人說，大學是生產環節，學術期刊是流通環節，流通決定了生產，這話有一定道理。現實生活中，我們有太多的平庸主編，有太多的平庸期刊，發表了太多的平庸文章。平庸文章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低水平重複、膚淺分析和把學術變成“娛樂至死”的舞臺，其本質特徵是思想能力的缺失。“平庸化學術粗製濫造，沒完沒了地炮製毫無獨創性的學術垃圾和學術泡沫，對學術有百害而無一利”。[19]因此，做期刊需要靜心和定力，需要一種堅守和沉澱。學術期刊應當拒絕平庸，超越平庸，引領學術，鼓勵創新。學術編輯在審讀學術論文時，不僅要審查論文形式上的學術規範，更要關注論文內容上的學術創新，是否對所研究的問題具有實質性的推進。何為學術創新？大體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提出新的問題，或採用不同理論對一個已經做過大量研究的問題給予新的詮釋，或採用新的方法對一個舊問題進行再研究；（2）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學說、理論、觀點等；（3）提出新的（或改進運用已有的）研究方法、構造新的研究範式等；（4）發掘新的材料、發現新的證據、獲得新的數據，形成新的見解、產生新的思想等。時代呼喚學術創新，但正如時代的轉換本身就是異常艱難一樣，真正的學術創新其實是十分不容易的。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經說過：“人們需要長長的歷史才能產生出小小的一脈文學。”寫小說是如此，搞學術也是如此，是需要耐心和慢功的，蜻蜓點水、急功近利是不行的。美國自然文學作家瑪麗•奧斯丁（Mary Austin）寫作《少雨的土地》只用了一個月，但她卻花了12年的時光來觀察自然，與沙漠一起經歷白晝黑夜，春夏秋冬。
“名家專論”是《澳門理工學報》的品牌欄目，追求精品，力爭卓越。自2011年第4期改版以來，截至2016年第4期，這個專欄已連續出版21期，共發表21篇論文，約50萬字。作者既有治學嚴謹的飽學前輩，也有深味國學流脈的文史中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耿雲志研究員（《呼喚新青年 傳遞新思想——〈新青年〉的出世及其反響》）、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江藍生研究員（《生活中的語言學》）、澳門大學中文系楊義教授（《先秦諸子研究與現代文化建設》）、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陳來教授（《生氣流行——朱子德論中的氣論影響》）、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教授（《〈貝德士文獻〉述略》）、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王學典教授（《中國崛起進程中的史學變遷——近30年大陸歷史研究的幾種主要趨勢》）、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楊志剛教授（《中國的孔廟與儒家文化——以“廟學合一”為重點的歷史考察》）、國家圖書館詹福瑞教授（《經典：世界性的文化遺產》）、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此情可待成追憶——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山大學歷史系桑兵教授（《“新文化運動”的緣起》）、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葉嘉瑩教授（《用西方文論詮釋詩詞文本的“多義”與“潛能”》）、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郭英德教授（《喧囂與寂寞：1616年前後劇作家湯顯祖的自塑與他塑》）等。名家雲集，佳作迭出，其選題迥別流俗，立意高遠；其文字根底扎實，老而彌高；其學術裡的氣象，包含著文化的渾厚力量。在學術風氣日益浮躁的當下，閱讀“名家專論”，不免使人心中流出一股暖意，有對學問與審美的雙重尊敬。“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這應該是學者的追求，也應該是編者的期盼。
（四）期刊風格
學術期刊的“風格”，是指從內容到形式所體現出來的有別於其他期刊的個性和特色。學術期刊既不是速讀型的大眾刊物，又區別於理論宣傳刊物。學術期刊是發表學者借助已有的理論、知識、經驗對科學問題的假設、分析、探討和推出的結論，其結果應該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觀規律的，是對未知科學問題的某種程度的揭示。當然，學術期刊還應把握時代脈動，關注現實問題，探索求解途徑。
《澳門理工學報》的風格是什麼？李向玉院長在《我們的精神家園——獻給〈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五十期》中概括為16個字：“學術厚實、品位高雅、特色鮮明、編輯規範。”[20]
第一，學術厚實，才有力量。
強調“學術”，強調厚實，就是要正念堅固，不為時風所動，不走輕浮之路。既重獨斷之學，也重交叉之科；既重積年之作，也重創新之見。新，“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歷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種表面上五花八門，欺世駭俗，競奇鬥異的新，只是一時的時髦，並不是真正的新”。[21]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標其異。一切從學術出發，提倡獨立自由的學術研究，博通今古，融貫中西，闡發學理，傳播學術，做有思想的學術，出有學術的思想。《澳門理工學報》在“學術厚實”上做足了功夫。學術厚實，期刊才有力量。
第二，品位高雅，才有格調。
《澳門理工學報》設計典雅，版式舒朗，裝幀大氣，這是其外在之形式；求真、求新、求深，含蓄、深沉、厚實，這是其內在之品位。學術期刊的生命力，是由其內容的品位決定的。品位高的期刊能夠站在學術前沿，品位低的期刊只能追風獵奇；品位高的期刊能夠提出話題，品位低的期刊只能人云亦云；品位高的期刊能夠吸引大家名家，品位低的期刊只能靠炒作噱頭吸引眼球。品位是一種寧靜，一種涵養，一種氣質，一種格調。品位高雅的期刊，就會有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反之，品位低俗的期刊，一般都會夭折短命。我們應當重新拾起屬於文人的那份對學術的崇敬及對於編輯的執著，只有學術期刊不浮躁，才有可能打磨出學風踏實、境界高雅的論文。正如韋莊《送李秀才歸荊溪》詩云：“人言格調勝玄度，我愛篇章敵浪仙。”品位高雅，才有格調。
第三，特色鮮明，才有魅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期刊的魅力來源於特色，有特色才有亮點，才有看點，才有支撐點。著名編輯家鄒韜奮先生在總結《生活》週刊經驗時說：“最重要的是要有創造精神。尾巴主義是成功的仇敵。刊物內容如果只有‘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趨’，那是刊物的尾巴主義。這種尾巴主義的刊物便無所謂個性或特色；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問題，發展更沒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個性或特色，非有創造的精神不可。”[22]
板塊化結構、特色欄目、專題策劃，精美而不奢華，厚實而不板滯，這些都構成了《澳門理工學報》的獨特個性與魅力。前文說過的不再贅述，這裡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其“人文情懷”。隨著優質學術論文的日益稀缺，其競爭性亦日趨激烈。“頂級期刊”供過於求、稿件積壓，“核心期刊”守株待兔、等貨上門，普通期刊捉襟見肘、生死煎熬。《澳門理工學報》自然不在“核心”之列，面對普通期刊的“共同苦難”，劉澤生總編輯沒有陷入過多的糾結和痛苦，而是選擇了正確的戰略：放下身段，用心血去策劃，用雙腳去約稿，主動貼近讀者，體貼閱讀感受。雖然現在電子郵件很發達，但他和編輯部同仁還是採用了最笨拙的辦法——“用腳約稿”，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西安、廣州等地都留下了他們背著行囊步履匆匆的背影，訪專家、找作者、探編委、會讀者、搞座談……這裡既有酸甜苦辣的經歷，也有真誠感人的告白，更結識了一批功力深厚的專家學者。這種人文情懷既成就了這本期刊今天的地位，也蘊藏著這本期刊明天的光榮與夢想。正如劉澤生總編輯所說：“交友之道，見仁見智，精彩紛呈，但筆者還是崇尚‘君子淡以親’之境界——學術圈中的師友交誼，更多的是屬於這種建立在道義基礎上的高雅純淨、清澈如水的友情。筆者從事學術研究與期刊編輯多年，結識了學術期刊界的眾多師友，留下了那份清純如水的情誼，這也是一種緣分。每當捧讀著這份眾多讀者、作者傾力支持的《澳門理工學報》，那份典雅清新，那份純樸厚實，淡淡的，悠悠的，似水柔情，沁人心脾。此時此刻，唯有感恩於‘君子之交’的情誼，尤其是創辦‘總編視角’一類的專欄，更是一種人脈緣分的體驗，有幸的是筆者得到了眾多學界師友的傾情扶持。”[23]
第四，編輯規範，才有價值。
編輯規範大體上包括三個方面：業務技術上的編輯規範、道德上的學術行為規範、法律層面的編輯規範。學術期刊不僅要嚴格按照辦刊宗旨和業務範圍出版，而且要遵守學術出版規範，嚴格執行國家相關質量標準。學術期刊刊發學術論文，其摘要、引文、注釋、參考文獻等要完備準確；期刊內容、編校、裝幀設計、印製質量須符合相關法規規章和學術標準。學術期刊要規範編輯出版流程，努力提高學術質量。學術期刊出版單位要建立完善內部編輯審稿制度、編委會制度和同行評議制度等質量保障機制；認真做好選題策劃、稿件組織工作，科學評估稿件的學術水平、創新成果及發表價值，確保出版質量；注重學術道德和學術誠信建設，自覺抵制學術不端行為，不能出賣版面或者權錢交易，杜絕刊發抄襲、剽竊他人成果的文章。編輯規範既關乎學術研究過程中的求真、求新、求實精神，又關乎作者的學術道德和對他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更關乎學術期刊的質量、名聲和信譽。《澳門理工學報》在稿件的同行評議、匿名評審、文獻校訂乃至注釋標示的編輯流程上，均嚴格執行規範，整體質量堪稱上佳，得到了作者、讀者的充分認可，這是難能可貴的。
三、化作春泥更護花
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歷史並不悠久。但就在這不長的歷史中，有一批中國近代大學校長卻做出了重要貢獻，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蔡元培強調“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是對大學精神的最好詮釋；梅貽琦倡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成就了清華的輝煌；張伯苓宣佈的“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南開校訓，蘊含著不斷進取的精神。這些令人激動、意義深遠的人與事，物與思，豐富著中華優秀文化的內涵和傳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
一本好的學報，是一所高水平大學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學校“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夫學報者，薈萃大學科研成果，傳播學人研究心得也。刊曰學報，實奉學術為生命，抒創見卓識；冠以校名，確表學府之品牌，領翰墨風騷。學理昭昭懸日月，激揚文字涵古今；報導頻頻如青鳥，要言妙道貫中外。擔當精神創造，為民族立脊，為社會導航；崇尚理論探討，展百家著述，播萬里書香”。[24]《澳門理工學報》的成功，有人比之為一段無法複製的孤獨傳奇。我不這麼看，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有因才有果。換句話說，《澳門理工學報》這幾年的迅速崛起，是注重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的積累，借鑒成功經驗，抓住發展機遇取得的。《澳門理工學報》的做法，對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仍然具有借鑒和啟迪意義。
啟示之一：開放自由的學術環境
澳門雖然是彈丸之地，但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1822年葡萄牙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創辦的葡文週報《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一份報紙，也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外文報紙。1833年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創辦的中文期刊《雜聞篇》，是澳門歷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也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的中文期刊。雖然大部分內容是宣揚基督教信仰的，但第2期刊登的《外國書論》最早介紹了西方活字印刷術和西方報業，並引入“新聞紙”的概念。1893年，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創辦了中文報紙《鏡海叢報》。《鏡海叢報》原以“振興商務，擴充智識”，溝通“官紳議論、交涉事宜”為宗旨。創刊不久，甲午戰爭爆發，其言論也隨之注目於救亡圖存。“值得注意的是《鏡海叢報》還留存了有關維新運動的史料，其中以有關‘公車上書’和強學會的記錄最為可貴”。[25]《鏡海叢報》不僅在廣州、杭州、長沙、上海、北京等國內城市發行，還遠銷里斯本、東南亞及三藩市等地。1897年，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等人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旨在宣傳變法、開啟民智，是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喉舌。1900年3月改用白話文出版，是中國較早採用白話文出版的報刊。因此，澳門被稱之西式近代報刊在中國發展的一個源頭，成為“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發祥地”。[26]
1986年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成立，並出版了學報《濠鏡》，填補了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空白。此後，《文化雜誌》《澳門研究》《行政》《澳門經濟》《澳門寫作學刊》《法域縱橫》《澳門理工學報》《中西文化研究》《澳門歷史研究》《澳門博彩》《九鼎》《澳門科技大學學報》《南國學術》等期刊相繼問世。有學者認為，若以人口和土地面積計算，澳門可能是世界上學術期刊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支持，高等學府以及民間研究機構、學術社團以多種形式積極開展學術活動，使得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擴展，研究內容不斷深化，研究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催生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27]特別要指出的是，澳門社團數量達3,000多個，屬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社團（或稱學會、協會）共計129個。[28]這些組織不僅出版學術著作，而且還創辦學術期刊。澳門學者完全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這些權利受法律（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保護。開放自由的學術生態環境，為《澳門理工學報》的迅速崛起、轉型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區位條件。
啟示之二：海納百川的文化特質
澳門理工學院有著鮮明的辦學理念：“我們崇尚‘海納百川’，是要張揚一種胸懷寬廣、兼容並蓄的大學精神，是要倡導一種溝通對話、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需要修煉這種大海的胸襟，民族大義，家國情懷，教書育人，傳承學術，開門辦刊，開拓創新，有容乃大。澳門理工學院建院二十多年的風雨歷程，正是秉承著這種精神，這種信念，兼容並蓄，一路走來。”[29]正是這種“海納百川”成就了澳門理工學院開放包容、和睦相處的文化特質，也成就了《澳門理工學報》學術追求、學術擔當的辦刊理念。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最高決策機構）對學報的重要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並給予高度的重視。院長、副院長不僅親自擔任學報編委會的主任、副主任，而且還慧眼識珠引進了劉澤生教授，並在人員配備及辦刊條件等方面給予強有力的支持與關懷。這對辦好一份高層次的學術期刊，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基礎保障與精神支撐。
《澳門理工學報》編委會主任李向玉教授、
副主任嚴肇基教授和劉澤生教授
啟示之三：人脈豐厚的期刊主編
古人云“文如其人”，我以為“刊如其人”。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總是投映著主編的膽識魄力、學術理念、人文情懷、胸懷氣度、操守格調，以及對學術公信力的執著追求。主編是期刊的一面旗幟，有什麼樣的主編就有什麼樣的期刊風格。劉澤生總編輯的才華和經驗是毋庸置疑的。他長期在科研、教學與編輯第一線工作，先後主編過《港澳經濟》《廣東社會科學》和《澳門理工學報》，並在總編輯（社長）崗位上工作達23年之久，歷經滄桑，閱人無數，精通業務，沉穩老練。《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既有學院自己培養的年輕編輯，也有從廣州、北京學術期刊引進的知名總編和優秀編輯。這是一支富有專業經驗、勇於開拓創新、具有國際視野、學風嚴謹、工作盡責盡力的編輯團隊，其學養、學識與精誠合作的團隊精神，決定了學報參與競爭的實力。其實，高手比到最後，比的是自我。變革的時代，只有改變自己，才能如吹沙見金般地顯現出英雄的本色。這個時代並未失去它的精彩，它依然值得我們睜大眼睛，屏住呼吸，去領受一閃一閃的驚奇。
澳門中聯辦文教部徐婷部長（右二）
與李向玉院長、仲偉民教授、劉澤生教授親切交談
劉澤生總編輯是一位從事港澳研究的資深教授，因為做了編輯而成了社會活動家，出入於高等學府，遊走於會議論壇，與專家學者對話，與青年才俊切磋，廣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他把學識和美的感受融到了一起，《澳門理工學報》封面的形與神、意與境，“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主持人語的敏銳與深切、意象與情思，都散發著人文的光澤和智慧。他把對學術的厚愛，生命的眷戀，全都傾注在了一篇篇論文的推敲之中。從某種程度上說，《澳門理工學報》就是他的命，那裡有他的血汗，有他的激情，有他的智慧，有他的痛苦！“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是他的追求，也是他的宿命！在這個老將紛紛離去，新人不斷出現的期刊界，劉澤生卻依然固守著那一本期刊、那一方天地，也守住了時代的尊嚴、學術的尊嚴。
啟示之四：兼容並蓄的專家團隊
《澳門理工學報》編委及特邀嘉賓合影
荀子在《勸學》中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補短板，要善於借助外力，有時候借助外部力量的催化作用可以實現乘數效應。《澳門理工學報》改版，就善於借用外力，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舉措：一是成立了獨特結構的編委會，成為期刊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編委會成員一部分是來自澳門理工學院所屬的六個高等學校和相關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另一部分則是來自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十多家著名學術期刊的主編，能把這麼多個性各異、觀點相左、思想激蕩、經驗老到的主編盡入囊中並為其出謀劃策，這實在是需要一定的智慧和人脈的，在學術期刊界也許還是個特例。編委會不是充門面的擺設，而是一個具有實際運作功能的實體性組織，從內容策劃、論文審讀、撰寫稿件，到學術研討、數字化轉型、品牌建設，都發揮了最強大腦的作用。二是組建了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審稿專家庫，採用“同行評議”的辦法對論文做發表前的學術價值鑒定。“公開發表的目的，是要讓學術成果為同行所瞭解，供同行來評價，並給同行的新研究充當繼承或超越的對象，從而形成一個知識和思想生產的良性循環”。[30]因此，論文發表前的審稿就顯得尤為重要。為保證專家的“自律性”，客觀鑒別論文的質量，規範學術行為，《澳門理工學報》實行了匿名審稿制度，在制度上確保審稿過程的客觀、公平、公正，並鄭重承諾尊重和保護審稿專家、作者及稿件的私密權。
啟示之五：國際視野的發展方向
澳門“多元文化”的優勢，澳門理工學院“面向世界”的理念，《澳門理工學報》特殊的作者群體（來自內地、台港澳和歐美海外）和讀者群體，都昭示著《澳門理工學報》應該辦成國際化的學術期刊，應該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走出去”的先行者。事實上，《澳門理工學報》改版以來策劃的“‘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筆談”“‘全球史’筆談”“‘孫中山研究’筆談”等專題，就做了很好的嘗試。
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內容通常被學界分為兩類：實質性的內容包括稿件來源國際化、論文水平國際化、學術傳播國際化；非實質性內容包括編委成員國際化、審稿專家國際化、出版語言國際化。不能簡單地認為，刊物出個英文版就是國際化，注釋規範就是國際化，匿名審稿就是國際化。學術期刊國際化並不是全盤西化。正如劉澤生總編輯在“主持人語”中所說：“作為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最本質特徵應該是學術論文的國際化，也即所刊載的學術論文應該是所在領域前沿性的原創性論文，盡可能少用或不用低水平的平庸之作。”[31]《澳門理工學報》稿件來源雖然國際化了，但“論文水平國際化”“學術傳播國際化”還需要走很長的路。如何提升國際化的水平？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在秉持“中國立場”、創新“中國視域”、總結“中國經驗”的同時，又要學習與借鑒西方先進的學術話語與敘事方法；二是要尋找中外作者共同關心的話題，在學報這個學術平臺上平等地對話與交流；三是要利用好澳門這個“特別行政區”的區位優勢，探索、提煉和鍛造公共學術話題，應該積極介入到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中，提出的話題越多，擁有的話語權越多，刊物的影響力就越大。總之，拿來主義的國際化，排外主義的本土化，都會成為學報發展的障礙。
在本文結束之前，借用李向玉院長的一段話與學報諸君共勉：“海納百川”既是一種追求，一種修養，也是一種精神，一種境界。為人處世，治學辦刊，莫不如此。《澳門理工學報》要在海內外學報之林中奠定自己的學術地位，就要有博採眾家之所長、兼容並蓄之雅量。[32]
《澳門理工學報》編輯部全家福
①張耀銘：《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
②李向玉：《一瓣心香——寫在〈澳門理工學報〉改版之際》，《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
③李長森：《〈澳門理工學報〉創辦往事》，《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
④李建軍：《一個人與一份雜誌》，《南方文壇》2014年第3期。
⑤劉澤生：《華文學術期刊的幾點思考——以〈澳門理工學報〉為例》，見李向玉主編：《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15頁。
⑥劉澤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
⑦王五一：《旅遊博彩•主持人語》，《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
⑧張西平：《中西文化•主持人語》，《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2期。
⑨本刊編輯部：《走一條不為時風所動的厚重辦刊之路》，《文史哲》2011年第6期。
⑩劉澤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
[11]參見朱劍：《專題化發展：綜合性期刊專業化轉型之外的另一出路》，《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
[12]參見陳紅民：《蔣介石研究：做什麼？怎麼做？》，《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1期。
[13]川島真：《蔣介石研究的新階段》，《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1期。
[14]嚴復：《〈原富〉按語》第58節，見王拭主編：《嚴復集》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85頁。
[15]梁啟超：《學與術》，《國風報》1911年第15期（6月26日），署名“滄江”，後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五。
[16]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6頁。
[17]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479頁。
[18]任繼愈：《談學術文章的寫作》，《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17～218頁。
[19]李醒民：《學術斷然拒絕平庸》，《自然辯證法通訊》2010年第4期。
[20]李向玉：《我們的精神家園——獻給〈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五十期》，《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2期。
[21]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戰國策》1940年第3期。
[22]鄒韜奮：《幾個原則》，見《韜奮文集》第3卷，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第79～90頁。
[23]劉澤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1期。
[24]龍協濤：《學報賦》，《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25]湯志鈞：《甲午戰後的〈鏡海叢報〉》，《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6]姜義華：《鏡海叢報•序》，見《鏡海叢報》（影印本），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27]吳志良：《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歷史與現狀》，《行政》2008年第4期。
[28]參見鄧玉華：《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見程祥徽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回顧與前瞻》（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127頁。
[29]李向玉：《海納百川辦好學報》，《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
[30]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31]劉澤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4期。
[32]李向玉：《海納百川辦好學報》，《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
（責任編輯：劉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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