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基督教文獻中“Satan”譯名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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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Satan”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概念之一。漢語基督教文獻中“Satan”的譯名並用音譯與意譯兩種形式。音譯名包括“娑殫”“沙旦”“撒探”“撒旦”“撒但”“撒殫”等，意譯名則為“魔”“魔鬼”。此外，早期漢語基督教文獻中經常出現“Satan”的別名“Lucifer”，被意譯為“大傲魔”“魔魁”，音譯形式多樣：“嚕只咈囉”“輅齊拂兒”“輅齊弗兒”“露際拂耳”“露濟弗爾”“露祭拂爾”“露濟拂耳”“路濟弗爾”“路西非耳”“路西弗耳”。在演變過程中，“Satan”音譯名與意譯名並立，兩種譯名形式之間並非競爭，而是互為補充的關係，幫助該辭彙成功融入中國文化概念，同時保留其基督教文化特質。

[關鍵詞]  Satan  Lucifer  傳教士  基督教  漢語辭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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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譯介是基督教海外傳播的重要內容，以歐洲傳教士為主體的譯者在漢語基督教文獻譯介方面有過不懈探索，傳教士譯者利用不同翻譯手法，將數目眾多的新詞引入漢語。黃河清曾撰文讚譽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對豐富漢語新詞方面的貢獻①，張西平在此基礎上延展討論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與利瑪竇對漢語神學以及哲學術語的翻譯貢獻②，其中約略涉及兩位傳教士對“Satan”別名“Lucifer”的音譯，惜並無關於“Satan”譯名演變的討論。王銘宇細緻梳理了明末出現的漢語基督教辭彙③，但並未涉及辭彙的源流演變，提及“Satan”意譯名“魔鬼”時也是如此。

與引發譯名爭端的“Deus/God”不同，“Satan”譯名從最初的擬音翻譯“娑殫”發展為融合中國佛教術語與民間觀念的意譯名“魔鬼”，其變遷與本土化歷程並未引起很多爭論。考察基督教漢語文獻能夠發現，譯者群體對於中國文化較為準確的認知，説明“Satan”音譯名與意譯名形式逐漸固定，並被吸納為漢語通用新辭彙。

一

“Satan”一詞在希伯來語中的含義為“שָּׂטָן（對手adversary）”④，是阻礙世人皈依“天主”的一種存在，拉丁文版《聖經》作“Satan (Satanas)”。作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術語，“Satan”是入華基督教傳教士最早譯介的神學辭彙之一。

義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著《神鬼正紀》，其中介紹了“Satan”：“《聖經》中天主曾云：魔亦成國，沙旦為之首，即所謂露際拂耳者也。”⑤高一志的這段文字出現的三個名詞：魔、沙旦、露際拂耳，代表了當時並存的“Satan”三類譯名：意譯名、“Satan”音譯、別名“Lucifer”音譯。

高一志對“Satan”譯名的歸納，建立在前人的翻譯基礎之上。“Satan”最早的音譯名出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⑥，由“大秦寺僧景淨”在八世紀完成，其中文字記載：“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隟冥同於彼非之內。”⑦不過，迨到十七世紀二十年代景教碑在陝西出土，耶穌會士和中國奉教文人方才知曉碑文中“Satan”音譯名“娑殫”。明末奉教士人李之藻考察景教碑後表述：“而今云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碑云娑殫，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⑧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所著《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襲用音譯名“娑殫”：“耶穌始叱之曰：娑殫（譯言欺罔人之邪魔也）去。經云：‘惟宜欽崇一天地之主而專祇之’。娑殫於我何有哉？”⑨稍後耶穌預言受難與復活，“伯鐸羅聞言，愕然阻之曰：‘吾主，何可如此？’耶穌顧之曰：‘娑殫去。爾無味於天主之事，惟識世人情味耳。’（娑殫，譯言魔也，狂誕也。嚴責其相阻受難救世之旨也。）”⑩

同一時期的漢語基督教文獻顯示，“Satan”的早期音譯名“娑殫”並未得到入華耶穌會士的一致認可，如高一志的著作中使用音譯名“沙旦”。從擬音角度而言，“沙旦”較“娑殫”更貼近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中通用的拉丁語發音。

清康熙年間，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白日陞（Jean Basset）所譯《聖經新約》，又称巴設譯本[11]，其中將“Satan”譯作“撒探”；[12]雍乾年間，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嘗試以北京土話翻譯《聖經》，該譯本中使用了具口語特色的音譯名“撒旦”。[13]

十八世紀以來，新教傳教士開始系統翻譯《聖經》，在翻譯過程中，他們多有借鑒白日陞、賀清泰的譯本，包括吸納“Satan”音譯名。1822年馬士曼（又名馬殊曼，Joshua Marshman）、拉撒爾（又名拉撒、拉沙、拉薩，Johannes Lassar）《新舊約全書》使用音譯名“口撒口但”[14]；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所譯《聖經》版本中“Satan”音譯名不完全一致，例如，《新約》馬太福音4:10中沿用譯名“口撒口但”[15]，《舊約》約伯記1:7使用譯名“撒但”[16]。此後，“撒但”一詞得到新教《聖經》中譯者的普遍認同，通行的和合本《聖經》以及呂振中譯本均襲用該譯名。

與新教中譯本《聖經》“Satan”譯名漸趨統一有所不同，天主教方面對於“Satan”音譯名的取捨出現過反復。前文提及，在艾儒略以後，“娑殫”譯名並未在耶穌會士編撰的漢語基督教文獻中普遍使用。不過，晚清天主教奉教人士李問漁所譯《新經譯義》（1899年譯印，1907年上海慈母堂重印），选用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譯名“娑殫”來音譯“Satan”（《四史新經·瑪竇經》4:10）：“娑殫去（娑殫  譯言魔鬼）。”[17]馬相伯所譯《救世福音》（1937年完成，1949年出版）中的“Satan”音譯名同樣如此（《救世福音·瑪竇》4:10）。按照馬相伯“自序”中所言：“只求貼切原文，不避生硬，然非見於古文者，亦不敢用。”[18]與奉教文人不同，二十世紀耶穌會士所譯《新約全書》（1949）[19]以及天主教思高版《聖經》並未繼承這樣的思路，這兩種中譯本《聖經》中的“Satan”音譯名“撒殫”，可以視為早期譯名“娑殫”與後世譯名結合的產物。

耶穌會遠東傳教先驅沙勿略在日本傳教期間遭遇到“Deus”翻譯難題，曾提出“在關鍵概念的翻譯中採用音譯的方法，以避免可能發生的同樣錯誤”。[20]這間接說明以擬音方式譯介新辭彙，是一個相對爭議較小的做法。從“Satan”音譯名演變來看，從“娑殫”“沙旦”到“撒旦”[21]“撒但”“撒殫”，形式多樣的音譯名因為缺少文化聯想，不會造成中國受眾的誤解，但缺少中國文化環境下的解釋，同樣也很難被中國受眾理解，達不到傳教士譯者編撰漢語文獻的目的。為了擴大接受程度，“Satan”的意譯名同步出現。

二

《聖經》中“Satan”的代名詞有數十個之多。[22]這些代名詞在早期漢語基督教文獻中，多被籠統譯成國人熟知的“魔”“魔鬼”。

筆者目前所查看的資料顯示，《天主實錄》應是最早出現“魔鬼”譯名的漢語基督教文獻，是《天主實錄》的編著者羅明堅將“Satan”意譯為中文“魔鬼”[23]。哄騙亞當食“果子”的即是“魔鬼”[24]；中國百姓崇拜死人，前往供奉塑像的“祠宇”燒紙進香，也是“魔鬼”所惑：“魔鬼因欲迷人為惡，故居於神廟，以應世人祈求。”[25]在此後的基督教漢語文獻中，“魔鬼”譯名得到普遍沿用。

羅明堅同伴利瑪竇所著《天主實義》有這樣的文字：“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為惡，未緣俾魔鬼殄滅”[26]；“輅齊拂兒”傲意叛主，“天主怒而並其從者數萬神變為魔鬼，降置之於地獄”。[27]

“魔”為“梵文Māra音譯‘魔羅’之略稱，意譯‘能奪命者’、‘殺者’、‘力’、‘障’、‘擾亂’等。指能擾亂身心、破壞好事、障礙善法者。早期譯作‘磨’（偶作‘麽’、‘摩’）。”[28]唐代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解釋“魔”字：“魔名磨訛等者。古譯經論魔字從石。自梁武來謂魔能惱人，字宜從鬼。故使近代釋字訓家釋從鬼者，云：釋典所出，故今釋魔通存兩意。若云奪者即從鬼義，若云魔訛是從石義。”[29]宋代文獻中記載南方多地“吃菜事魔”之習俗民風，關聯中亞傳入的摩尼教。信奉此教的平民聚集，“其魁謂之魔王，為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30]學界一般認為，摩尼教術語翻譯多取用佛教名詞。

至於漢字“鬼”在中文文獻中使用的歷史，較“魔”字更為悠久。

《禮記》有載：“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31]此說後世多沿用。許慎《說文解字》：“鬼。人所歸為鬼。從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從厶。”[32]先秦屈原《九歌》名篇“山鬼”中亦有“鬼”的早期釋義——“萬物的精怪”[33]。東漢王充持無神論觀點，在《論衡·訂鬼篇》中言稱：“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34]

近代學者沈兼士所撰《“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在“人死為鬼”的“常語”之外，從漢字結構入手，對“鬼”的原始意義做了詳細釋讀。他認為早期“鬼”與“禺”一樣，“同為類人異獸之稱”，繼而“引申為異族人種之名”，具體的“鬼”“引申為抽象的畏，及其他奇偉譎怪諸形容詞”以及“人死後所想像之靈魂”。[35]

佛教典籍中，梵語preta被意譯為“鬼”，即“餓鬼”，屬六道/趣輪回之一。“處於饑餓痛苦中的鬼。諸鬼中以‘餓鬼’居多，故亦泛稱‘鬼’。”[36]《大毗婆沙》云：“鬼者畏也，謂虛怯多畏；又威也，能令他畏其威也。又希求名鬼，謂彼餓鬼，恒從他人希求飲食，以活性命。”[37]佛教教義強調“餓鬼”道若獲得超度，能轉換成“人道”。

作為外來宗教，基督教與佛教一樣，不認同“人死為鬼”這一中國“常語”。按照基督教的解釋：人死之後，靈魂與肉體再無關係，“最後的審判”乃是靈魂的審判。但若按照“鬼”的原始釋義——“萬物的精怪”，基督教典籍中實不乏此類精怪的記載。李奭學在其書評中甚至表示：從夏娃和亞當“咽下果肉那一刻，《聖經》就開始‘鬼話連篇’了”。[38]

早期入華傳教士羅明堅很可能已經注意到中國文獻中“鬼”字的不同詮釋，或者在不知名中國文人的指點下獲知了“鬼”字的原始解釋，因此才決定選用“魔鬼”作為“Satan”的譯名。此後的實際運用中，該譯名不僅得到耶穌會士內部的認可，其他托缽修會入華傳教士似乎也並無異議。西班牙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著《天儒印》，其中談“鬼神之別”：“渾言之，凡無形無聲而具靈體者，總稱曰鬼神。分言之，則正者謂神，即聖教所云天神是；邪者謂鬼，即聖教所云魔鬼是”。[39]

除了“魔鬼”，羅明堅所著《天主實錄》中還使用過“邪魔惡鬼”“惡鬼”等名稱，論及世人祈求彌陀釋迦的過錯：“若人求福，感應甚驗，何也？曰，此等皆邪魔惡鬼，潛附佛像之中，誑誘世人。”[40]“惡鬼”一詞被用來描述地獄刑罰的執行者：“第七被其長牙高角惡鬼。吐火衝燒。而身體戰慄不勝。……第十受其惡鬼踐踏舂挨……十三者怨恨其用刑之鬼。亦知其自已受刑無窮。”[41]此處對於地獄刑罰的描述，與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陰曹地府閻羅殿近似，在令中國讀者畏懼的同時，也易於引起中國讀者的文化共鳴。雖然沒有“魔鬼”一詞使用的頻率高，但上述譯名仍然出現在不少早期漢語基督教文獻中，例如，龐迪我這般描述反叛天主的“天神”：“其小半惑於巨神之言，奉為盟主，天主厭其傲德，悉數置之地獄，受其傲刑……故萬苦在體，不能復脫，稱惡鬼邪魔云”。[42]

十八世紀耶穌會士賀清泰所譯《古新聖經》中，將曠野中引誘耶穌的“Satan / Lucifer”譯為“惡鬼”（《新約·瑪竇福音》4:1）。賀清泰此處的譯名與《聖經》巴設譯本有別，與此後的新教《聖經》譯本亦不相同。

李奭學認為，賀清泰力圖以通俗易懂的表達形式，讓更多的讀者讀懂《聖經》，開拓基層傳教，其譯本的白話文特色明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諸作中最可平衡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觀者，則非乾嘉年間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譯的《古新聖經》殘稿莫屬。”[50]中國民眾普遍相信人死變成鬼以後，會擁有不可知的力量，因此對“鬼”多有敬、畏之心，賀清泰取“Satan”意譯名“惡鬼”，大約也可視為《古新聖經》譯本“歸化策略”[51]的體現。

十九世紀開始進行《聖經》中譯的新教傳教士，與賀清泰的翻譯初衷不無相似之處，都強調文本的可讀性與流行性，希望藉此令中譯《聖經》在盡可能廣泛的人群中得到傳播。與天主教譯本相比，新教譯本中“鬼”字出現頻率要高出許多。對比現代通行的和合本《聖經》與天主教思高版《聖經》，可以發現，和合本《聖經》中“Satan”的代名詞，例如demons，unclean spirit，多被譯為“汙鬼”“鬼”，思高版《聖經》則基本譯稱“魔”“邪魔”。試將新教《聖經》譯本與早期天主教傳教士的《聖經》（節選）譯本比照，以《瑪竇/馬太福音》（8:22-23）為例：

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中這段經文以故事形式出現，作者增添了場景描述——“驅魔入豕”：

耶穌登岸，兩人跪於途，蓋久被魔而狂者，人莫奈何，雖桎梏之弗能禁。鄉人乃驅諸野，猖狂尤甚，野絕行旅。嘗穴人之墓而居，或以石自擊，不顧殺身。或發大聲，震動林木。及耶穌過，乃匍伏於前，耶穌遂驅其魔。魔乃自訴曰：“我知耶穌至尊上主子也，勿窘我。”耶穌問曰：“爾入此兩人者有幾？”魔曰：“數千。”曰：“懇勿祛我入地獄，但願發於豕腹。”時有豕群牧於近地，耶穌允之。須臾群豕皆投於海。[52]

《聖經》巴設譯本與賀清泰《古新聖經》：

新教傳教士《聖經》譯本：

新教與天主教對待“Satan”意譯名的態度區別由此可見一斑。不過，在天主教漢語文本，包括《聖經》譯本中，除了音譯名或“魔鬼”，單獨使用“鬼”“惡鬼”譯稱“Satan”的情形並不多見。主張文字通俗化的賀清泰雖以“惡鬼”翻譯“Satan”（《新約·瑪竇福音》4:1），但他在注解部分對“惡鬼”譯名加以說明：“耶穌愛我們，他親當魔誘，教我們退誘感的正策。此魔大約是路濟弗爾”[55]。賀清泰所說的“路濟弗爾”，亦是本文第一部分高一志《神鬼正紀》中提到的“露際拂耳”——“Satan”别名“Lucifer”的不同音譯名。

三

早期漢語基督教文獻中，“Satan”别名“Lucifer”出現的頻率似乎更高。“Lucifer”是希伯來語“啟明之星”（晨星‏הילל）的拉丁譯名，歐洲基督教時代將其作為“Satan”墮落前的名稱。[56]前文李之藻提到的“今云大傲魔，碑云娑殫”，若從具體含義解讀，“大傲魔”譯名對應的更應該是“Lucifer”。

十六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攜帶並用作參考文獻的，應是當時通行且被視為權威文本的武加大本《聖經》（Biblia Vulgata，又名拉丁通俗譯本）。武加大本《聖經》將希伯來文הילל改譯為“Lucifer”，文本中四次出現“Lucifer”，分別是：《舊約》以撒意亞先知書14:12；《舊約》約伯傳11:17、38:32；《新約》伯多祿後書1:19。

目前所知“Lucifer”最早音譯名很可能是“嚕只咈囉”，出自羅明堅所著《天主實錄》（1584年）。“天主當時方成天人之日，囑之曰：‘爾等安分、守己，則得同吾受福於天堂，若違法犯分，吾即重刑不恕。’間有一位楤管天人，名曰嚕只咈囉，甚是聰明美貌，尤異於眾天人，乃告管下眾天人曰：‘吾得掌握乾坤人物，而與天主同品。’間有天人應之曰：‘然！’天主知這天人驕慢犯分，並與眾天人逐出天庭之下而為魔鬼。”[57]羅明堅創設的“嚕只咈囉”按照音譯原則，用漢字擬音拼讀，其做法類似將“Deus”音譯為“陡斯”，只是“嚕只咈囉”發音拗口、漢字組合怪異，未能在此後的漢語基督教文獻中推廣使用。

漢語多音字普遍的特徵，在“Lucifer”的音譯名中再次得到體現。利瑪竇所著《天主實義》述及“Lucifer”，將其譯為“輅齊拂兒”：“《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地，即化生諸神之彚，其間有一巨神，名謂輅齊拂兒，其視己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並其從者數萬神變為魔鬼，降置之於地獄。”利瑪竇反對佛教教理，曾言：“夫語物與造物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與？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58]明代文人許大受在《聖朝佐闢》中指責在福建傳教的艾儒略詆毀佛祖，稱佛祖本名為“輅齊弗兒”：“又問艾曰：‘所謂魔鬼安昉耶？’艾曰：‘天主初成世界，隨造三十六神。第一巨神曰輅齊弗兒，是為佛氏之祖。自謂其智與天等。天主怒而貶入地獄，亦即是今之閻羅王。’”[59]

黃一農認為，“天主教徒為提升該教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乃借用道教三十六天的說法，稱三十六神均為天主所造，以刻意貶抑釋、道兩教的尊神。至於以佛祖為輅齊弗兒的說法，亦為在華天主教中人所創。”[60]許大受歸咎於艾儒略的罪名，若追本溯源，與利瑪竇《天主實義》中對佛教的批評不無關係。

蘇州文人周志編撰有文字淺顯的宣教文獻《天學蒙引》[61]，是書前半部以七言文體敍述基督教理並耶穌事蹟；後半部有“蒙引略說”，對前文加以闡釋。前部七言文句中出現“Lucifer”譯名“路濟弗爾”：“輒有天神叛主恩 路濟弗爾係頭目  起心驕傲自為尊”。[62]後半部“蒙引略說”，編撰者增補了“Lucifer”的來歷和另一個音譯名“露濟弗爾”：“天主始生天地之初日。在靜天上。即生有九品無數天神。扶持宇宙萬有。各賜其能。於中有一上品天神。名露濟弗爾。恃己大有神力。輒起傲心。乃誘眾神奉己為主。是刻即有小半天神叛主而從彼。惟有一下品天神。名彌額爾者。自其本心。統領眾神。謂天主。吾主也。我等無敢悖逆。不從其黨。致有三等之分。天主即施其賞罰。造天堂。以享賞彌額爾等衆之善神。造地獄。以禁錮路濟弗爾等衆之惡黨。降為魔鬼。然邪神魔鬼自此而有。”[63]

曾協助利瑪竇工作的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著有篇幅短小的《神鬼原始》（絳州文人李國定、義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合校）。文章中亦提及率部分天神背叛“天主”的“Lucifer”，譯名“露祭拂爾”：“其中有上品巨神露祭拂爾者，九品之神俱敬崇焉。廼自視精靈睿智，神物無與為侔。輒忘所從出之原，而生傲意，謂：‘我性若是靈秀，則所享尊榮當比天主。’遂使諸神叛主從己。”。[64]

高一志的《神鬼正紀》刊刻於1633年，與龐迪我《神鬼原始》文字相似度頗高。高文中有關“上品巨神”的解釋與龐文相同，不過音譯名有所變化：“上品尊神露濟拂耳者，為諸品所敬”，其後叛主，“天主惡其傲德，即驅置地獄。”[65]高一志編譯的《聖母行實》[66]刊刻於更早的1631年，其中敍述眾神背叛天主的部分，內容與《神鬼正紀》類似，但未出現“Lucifer”音譯名：“天主初造天地。並造無數天神。置之天上。以為侍衛。共用永福。其間一神首傲叛主。從之者幾半。主遂盡貶為魔。驅之幽獄。”[67]《聖母行實》中記載，若世人不能經受考驗，則會“伏叩巨魔，冀雪其枉；甚且從魔命，手立背棄天主血契。”[68]李奭學分析稱，文中提到的“巨魔”“無疑乃群魔梟首——亦即徐光啟以音譯之為‘露際弗爾’（Lucifer）——的魔鬼或撒殫”。[69]

署名“吳淞徐光啟”的基督教文獻《造物主垂像略說》中，作者雜糅歐洲傳教士譯介的宗教內容，以口語化形式闡釋“Lucifer”：“這善神就是如今眾人說的天神。眾神中有一個最尊貴，名曰露際弗爾。天主賜他大力量、大才能。他見這力量才能便驕傲起來，要似天主一般。”[70]徐光啟文章中的“露際弗爾”與李之藻提到的“大傲魔”皆指向“Lucifer”，說明奉教文士通過與耶穌會士的溝通交流，已經明瞭“露際弗爾（Lucifer）”在基督教文本中的含義。

十九世紀天主教傳教士編撰的漢語文獻《聖教理證》中，“Lucifer”繼續以帶頭反抗天主的形象出現：“（天主身旁無數使神）其中有一個才能最高最大者，名路濟拂爾，自恃其能其高位，遂生傲心，想同天主爭位。當時眾使神之中，有三分之一順從路濟拂爾，同背天主。天主當時將此一黨傲神罰下地獄，永受無窮之苦，即今所稱魔鬼者是也”。[71]

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入華天主教傳教士長期以來沒有致力《聖經》全本翻譯（天主教主持翻譯的《聖經》遲至1892年出版），[72]他們多利用《聖經》內容編輯、撰寫漢語基督教文獻，包括“Lucifer”一詞的引入。而今天通行的天主教思高版《聖經》中，“Lucifer”卻不再以諸如“露濟拂耳”這樣的拉丁語音譯名出現，而是恢復使用最初的希伯來語原意“晨星”，例如《舊約》以撒意亞14:12：“朝霞的兒子—晨星！”

英文版《聖經》詹姆士王本（King James Version，又名英王欽定本）是入華新教傳教士翻譯《聖經》所依據的權威版本，詹姆士王本中僅保留《舊約》以賽亞書14:12中的“Lucifer”：“O Lu’ci-fer，son of the morning!”新教傳教士馬士曼《聖經》譯本中仍然使用“Lucifer”音譯名：“晨之子，路西非耳。”[73]馬禮遜1823年《神天聖書》改譯為“爾路西弗耳，早辰之子”[74]。與天主教傳教士的音譯名相比，馬禮遜使用的擬音漢字，結構更為簡單。

稍晚時候的《聖經》委辦譯本（1855年）不再出現“Lucifer”音譯名，保留解讀部分——“爾素為明星”[75]；1874年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譯本中的文字：“你這明亮的晨星”[76]。今天的和合本《聖經》譯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均不再出現“Lucifer”音譯名。

“Lucifer”一詞在《聖經》文本中消失的緣由，因涉及到該辭彙在基督教詮釋學上的爭論，已經是另一個研究課題。

四

強調純粹性，排他特質明顯的基督教，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適應中國文化，時至今日仍然是一個開放式話題。就交流成果而言，源於基督教文化的外來名詞“Satan”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出現与流行無疑是一個成功實例。這一方面要感謝歐洲傳教士譯者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恐怕也得益於他們的中國助手對於基督教術語的解讀。就譯名纯粹性而言，“Satan”音譯名“撒但/撒殫”無疑強於意譯名“魔鬼”。因為利用缺少實義的單字合成譯名，可以避免中國讀者產生被傳教士認為錯誤的跨文化聯想，但這樣的純粹音譯名在減少誤解的同時，也會阻礙受眾對於該名詞所承載的外來文化概念的理解，因此，明末傳教士譯者創設的意譯名“魔鬼”，將中國佛教辭彙“魔”與漢字“鬼”的涵義相結合，兩種譯名形式在漢語基督教文獻中並行使用，推動“Satan”譯名進入漢語辭彙體系。

至於早期漢語基督教文獻中多次出現的“Satan”同義詞“Lucifer”，儘管在現當代《聖經》版本中不再出現，但該辭彙的中譯名演變對於基督教在華傳播、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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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河清：《利瑪竇對漢語的貢獻》，香港：《語文建設通訊》，第74期（2003年6月）。

[2]張西平：《簡論羅明堅和利瑪竇對近代漢語術語的貢獻——以漢語神學與哲學外來詞研究為中心》，貴陽：《貴州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3]王銘宇：《明末天主教文獻所見漢語基督教辭彙考述》，武漢：《漢語學報》，2013年第4期。

[4] http://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13219-satan，2016年4月12日獲取。猶太宗教研究學者對該詞有大量的神學討論，該辭彙在神學層面的討論非本文重點，在此不贅述。

[5][65]高一志：《神鬼正紀》，張西平、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等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二十九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244頁；第241頁。

[6]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強調基督“二元二性論”，公元五世紀，以弗所公會議裁判其為異端。

[7]景淨：《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吳相湘主編：《天學初函》，第一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62頁。

[8]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吳相湘主編：《天學初函》，第一冊，第80頁。

[9][10]52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紀略》，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四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年，第72頁；第163頁；第92～93頁。

[11] 1700年左右，白日陞依據通用《武加大譯本》（Vulgata Editione），將包括《四福音書》在內的部分《聖經》從拉丁文轉譯為漢語，被稱為“巴設譯本”，手稿收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詳見趙曉陽：《二馬〈聖經〉譯本與白日陞〈聖經〉譯本關係考辨》，北京：《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2] 1704年巴設譯本，羅馬Casanatense圖書館所藏抄本，http://bible.fhl.net/new/ob.php?book=391&version=&page=1，2015年4月1日獲取。本文參閱的《聖經》各個時代的譯本，多出自http://bible.fhl.net，若有其他出處，再行注明。

[13] 2013年台北利氏學社出版《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鍾鳴旦等主編）收賀清泰所譯《古新聖經》；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出版《〈古新聖經〉殘稿》（李奭學、鄭海娟主編），計九冊。

[14]此類帶有“口”字偏旁的外來譯名，在十九世紀的翻譯實踐中大量出現，其目的是為了強調所出現的漢字只具有語音功能，漢字本身無具體含義，參看托雷（Gabriele Tola）：《傅蘭雅編纂的“中西名目表”及其翻譯原則》，載《變化中的明清江南社會與文化》，第五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24～338頁及第328頁注釋1。

[15]“耶穌答之曰：口撒口但即退去……時氏亞波羅離之，而卻神使來役之也”（1814年《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1823年《神天聖書》）。

[16]“神主謂撒但曰：汝從何來。時撒但對神主曰：由在於地走來走去，且由走上走下於之而來也”（1823年《神天聖書》）。

[17]http://bible.fhl.net/new/ob.php?book=194&chineses=40&chap=4&sec=10，2016年10月12日獲取。

[18]馬相伯：《〈救世福音〉序》，見李天綱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馬相伯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20頁。

[19]北平：獨立出版社，1949年。

[20]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18頁。

[21]當代最為人熟知的音譯名，存在於多種百科全書以及外語工具書中。例如《簡明大英百科全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9年），第十六冊，第177頁；《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十五冊，第73頁；梁實秋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7年），第1847頁；陸谷孫主編：《英漢大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3034頁（2007年版，第1769頁）；潘再平主編：《新德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982頁（2010年版，第1120頁）。不過，新教傳教士編撰的早期英漢字典中使用譯名“撒但”，如麥嘉湖（John Macgowan）編撰的《英廈字典》（1883年初版，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78年重印，第457頁）。百科全書以及大型外語工具書的編撰皆注重實用與普及，選用“撒旦”可能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22]例如：Beelzebul / the devil demons / Abaddon / Apollyon / great dragon / ancient serpent……，參看中英對照《聖經》（中文和合本/EVS英文標準版），上海：中國基督教两會出版部，2008年。

[23]黃河清編著《近現代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有“魔鬼”條目（第534頁），似乎認為利瑪竇係“魔鬼”一詞的最早譯者。

[24][25][40][41][57]羅明堅：《天主實錄》，鍾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年，第36頁；第23頁；第23頁；第49～50頁；第32～33頁。

[26][27][58]利瑪竇：《天主實義》，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2頁；第40頁；第40頁。

[28][36][37]任繼愈主編：《佛教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54頁；第1031頁；第1031頁。

[29]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五，《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六卷，諸宗部三，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第284頁。

[30]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頁。

[31]《禮記正義·祭法》，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466頁。

[32]許慎：《說文解字》，徐鉉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9頁。

[33]《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語詞分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7年，第2244頁。

[34]王充：《論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1頁。

[35]沈兼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清華大學中文系編：《卻顧所來徑：1925～1952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師學術文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7～87頁。

[38]李奭學：《秋墳唱詩，怎知是厭做人間事？——漫談西洋文學傳統裡的“名鬼”》，李奭學：《誤入桃花源——書話東西文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0～238頁。

[39]利安當：《天儒印》，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二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第1002頁。

[42][64]龐迪我：《神鬼原始》，張西平等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二十九冊，第303、305頁；第304頁。

[43]http://bible.fhl.net/new/ob.php?book=391&chineses=40&chap=4&sec=1，2016年6月16日獲取。

[44][53][55]李奭學、鄭海娟主編：《〈古新聖經〉殘稿》，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49頁；第2670頁；第2651頁。

[45]1822年，印度塞蘭坡（Serampore）印刷。

[46]《神天新遺詔書》，1823年，“馬六甲英華書院藏板”。

[47]又名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839年，“新嘉坡堅夏書院藏板”，收藏於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

[48]委辦譯本《新舊約全書》，1855年，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49]該譯名為希臘語[字體未正常顯示】的音譯，參見蔡少琪：《馬禮遜的〈新遺詔書〉與和合本的〈新約〉的翻譯的對比》，www.chinesetheology.com/MorrisonBible.htm，2015年12月22日獲取。（馬禮遜譯）1823年《神天聖書》路加福音4:1頁上注解：“氏亞波羅者，厄利革之音，意是冤枉稱首也，是惡神之名”。

[50][51]李奭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傳統——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台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四十二期，2013年，第52頁；第68～69頁。

[54]“鬼風”譯詞不曾出現在巴設譯本與賀清泰譯本之中，此後也沒有應用到委辦本《聖經》以及和合本《聖經》之中。

[56]Lucifer是Satan的别名（Satan: "verwendet als Bezeichung für den Teufel≈Luzifer", Langenscheidet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Berlin und München: Langenscheidet, 2003, S. 867），但丁與彌爾頓的著作令Lucifer廣為人知。美國學者盧塞爾（Jeffrey Burton Russell）有著作論及該主題：Devil: Perceptions of Evil from Antiquity to Primitive Christianity (1977); Satan: The Early Christian Tradition (1981); Lucifer: The Devil in the Middle Ages (1984), Mephistopheles:The Devil in the Modern World (1986); Prince of Darkness: Radical Evil and the Power of Good in History (1988)。

[59]許大受：《聖朝佐闢》，收入徐昌治（編）：《明朝破邪集》，卷四，《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拾輯/第四冊，第386頁。

[60]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6頁。

[61]鍾鳴旦、杜鼎克、蒙曦（Nathalie Monnet）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十三冊，台北：利氏學社，2009年。法國圖書館所藏文本顯示“古吳周志於道甫著”，根據徐宗澤的記述：周志與葡萄牙耶穌會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合著《天學蒙引》（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22頁）。何大化被認為支持利瑪竇的傳教路線。

[62][63]周志：《天學蒙引》，鍾鳴旦等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十三冊，第335頁；第361～362頁。

[66]李奭學的《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專章介紹《聖母行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

[67][68]高一志：《聖母行實》，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三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第1348頁；第1445頁。

[69]李奭學：《三面瑪利亞——論高一志〈聖母行實〉裏的聖母奇跡故事的跨國流變及其意義》，台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第59頁。

[70]《造物主垂象略說》，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二冊，第552頁。該著作據李天綱考證為徐光啟佚作（李天綱：《徐光啟佚文〈造物主垂象略說〉》，謝方主編：《中西初識》，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59～70頁）。費賴之（Louis Pfister）、徐宗澤此前將作者確定為入華耶穌會士羅如望（Juan da Rocha，又名羅儒望）。

[71]任斯德範訂：《聖教理證》，張西平等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四十三冊，第509頁。

[72]關於《聖經》中譯本歷史，參看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年；以及趙曉陽、李奭學、蔡錦圖的論文。

[73]1822年馬殊曼、拉撒爾譯《聖經新舊約全書》以賽亞書14:12。

[74]1823年《神天聖書》以賽亞書14:12。

[75]1855年委辦譯本《新舊約全書》以賽亞書14:12。

[76]1874年《舊約全書》以賽亞書14:12，施約瑟譯，京都（北京）美華書院印製。

作者簡介：柯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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