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 马礼逊报刊传教活动研究
作者简介：刘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 要] 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到中国，在清政府教禁森严、直接传教难以开展的情况下，探索多种间接方法传教，其中尤以报刊传教具有开创性。本文分析马礼逊先后直接创办以及推动创办的6份中英文报刊的传播活动及其特点，指出其报刊传教活动开创了基督教对华传播的新模式，扩大了新教在华传播，同时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关键词] 马礼逊 对华传播 报刊传教
1807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到中国，艰难推进新教对华传教工作，直至1834年辞世。马礼逊被誉为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先驱，他克服清政府教禁森严等重重困难，努力探索对华传教的有效方式，在传承明清时期耶稣会文字传教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创办或积极参与共达6份中英文报刊，包括在马六甲主导创办与对华传教关系密切的报刊2份、积极推动创办或作为重要撰稿人参与的报刊2份、直接在中国主办报刊2份，前后延续近20年，开创了报刊传教这一基督教对华传播的新模式，对扩大新教在华影响、促进传教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篇留下了重要一笔。
一、马礼逊对华报刊传教的想法萌芽
1807年9月，马礼逊受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伦敦会）派遣来到中国传教时，正值“礼仪之争”之后清政府严厉禁教，只能潜居于外国人经商居住的广州十三行内，暗中努力完成伦敦会交给他的学汉语、编字典、译圣经三大任务。1809年，马礼逊被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任命为中文译员，方得以有合法身份居留中国，但口头布道仍难以公开进行，传教工作只能通过出书籍、办学校、兴医务等间接方法开展。在尝试种种传教办法之后，马礼逊认为文字传教是向中国传播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从1810年开始陆续翻译、刻印《使徒行传》，马礼逊写书出版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曾说，“从1810年到1836年，有不少于751,763册劝世小册子和书籍从中国的传教印刷所中分发到各地。这些书中相当数量的图书都是马礼逊博士撰写的”。在延续明清耶稣会士出版传教方法的基础上，马礼逊进一步探索开创了报刊传教的方法。
马礼逊在从英国来华之前已不时接触到传教刊物。在马礼逊早期日记里，曾经提到他读过在爱丁堡发行的月刊《传教杂志》（Missionary Magazine）和当时一份方便购买、容易阅读的新教刊物《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1807年11月4日，马礼逊刚抵达中国两个月，在写给伦敦会的信中专门提道，“如果要给我寄东西，首先给我寄一些长信，还有杂志、《中间派评论》（Eclectic Review）、各类传教刊物，都是最受欢迎的。”1815年1月9日，他在信中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迫切心理。在英国国内阅读传教杂志的经验，与他来到中国后难以看到类似杂志形成鲜明反差，他在后半生中经常说起这一时期渴求书籍却得不到的失落感。
马礼逊最早提出创办报刊，是1815年在由他和米怜（William Milne）共同制定的恒河外方传道团（The Ultra-Ganges Missions）传教计划决议书中。这份决议书对恒河外方传道团未来工作提出了10项具体任务。其中第4项提出：“在马六甲出版一种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中文杂志，以月刊或其他适当的期刊形式出版。”第8项提出：“非常期望出版一种英文期刊，旨在增进伦敦传教会在印度不同地区传道团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增进普遍友爱和基督徒美德的善行。希望能在马六甲迅速着手开展此项工作，并恳请福音的同工们协助我们。”创办中文杂志、英文期刊分别被作为伦敦会对华传教事业的重要内容提出。
1815年5月，按照决议书的安排，马礼逊派遣米怜来到马六甲，逐一落实恒河外方传道团的各项计划，中文杂志和英文期刊随后陆续面世。
二、马礼逊报刊传教活动实践
马礼逊报刊传教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15年至1822年，先后在马六甲创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英文季刊《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这两份报刊均由马礼逊策划主导并撰写稿件，米怜则在马六甲具体负责编务、撰写稿件，耗费了极大功夫。1822年米怜因积劳成疾去世，两份报刊被迫停刊。第二阶段是1827年至1834年马礼逊辞世，他从英国休假结束再次回到中国后，承担了《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第2期起改名为The Canton Register）的撰稿任务，推动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并直接创办了《杂闻篇》和《传教者与中国杂报》（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
1815年8月5日《察世俗》创刊，这是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也是外国人所办的第一个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报刊。该刊尽管创办于中国境外，却是我国近代化报刊的肇始。恒河外方传道团传教计划对其办刊目的作了明确表述，即“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该刊内容首为宗教，注重对《圣经》基本思想的讲解，还辟有《圣经节注》专栏，同时大量刊载《圣经》故事，通俗地宣传基督教。《察世俗》在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已得到公认，而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察世俗》的创办则开创了新教报刊传教的模式。与出版书籍相比，出版连续刊物一方面可以把基督教义阐述得更加充分，通过信息的持续传递，不断强化所要表述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也极大地解决了编者事务繁忙所带来的时间和精力上的困扰等难题，“事先规划好一篇文章的内容，再按顺序每月编写一部分——或历史系列文章的小片段——或一篇讲道词的各部分等，——这样工作可以持续进行，计划也得以逐渐完成，到年底的时候，作者就有了12篇不同的文章或不同片段的系列讨论。”而且，每个月必须按时写稿付印，也有效地激励了编者的工作。1820年1月7日，马礼逊在致英国福音小册公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库雷诺（Joseph Reynor）的信中感谢公会对《察世俗》的出版资助，并表示他“毫不怀疑这要播撒的种子最终会大获丰收”。
《察世俗》的成功创办，极大地鼓舞了马礼逊。1817年5月，英文季刊《印中搜闻》在马六甲创办，前后历时6个年头，总计发行3卷20期。《印中搜闻》忠实地贯彻了恒河外方传道团临时委员会决议和增补决议中关于“中国是恒河外方传道团的主要目标”、“马六甲布道站最初是出于对中国特殊的考虑而建立的……所以布道站所有的事务，应该与此最初的设想保持一致，优先考虑中国”的任务定位，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中国的情况。
从传播对象来看，马礼逊把当时著作出版的印刷品分为“所翻译和编写的中文书籍”与“面向欧洲读者的书籍”两部分，《印中搜闻》被纳入后者，并且注明属“并非由任何特定宗教团体出资印刷”。根据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司库约瑟夫·伊瓦茨（Joseph Evarts）与马礼逊的通信记录，当时《印中搜闻》也传到了美国。米怜在与马礼逊通信时曾直言：“《印中搜闻》问世后会遭人蔑视或者被人忽略，我已经有所准备。对于饱学之士来说它不够深入，对于宗教界来说它的宗教色彩不够浓厚，对于世俗的人来说它不够生动有趣，而高雅的人和高谈阔论者又会觉得它不够高雅，只有传教士、书商、博爱者、人文学者能包容它的缺陷和不足。”米怜还说，“此刊尽可能选择哲学家、历史学家，尤其是传教士感兴趣的资料。”由此可见，欧美的传教士、书商、哲学家、历史学家等是其主要传播对象。
在马礼逊看来，《印中搜闻》无疑是其在华传教计划的一部分，其耗费大量精力从事这项工作，根本上还是要服务于其传教目的。《印中搜闻》持续出版，既反映了伦敦会在华传教进展情况，同时其所刊载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资料、译文和评论，又成为欧美知识界与社会公众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来源。美国学者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评价，“这份杂志在当时是对地球这一端的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西方读者的重要信息来源，上面的文章亦经常被英美的传教杂志转载。” 1824年，《印中搜闻》停刊近两年后，马礼逊回到阔别已久的英国，获得英国国王乔治四世接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赴各地访问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印中搜闻》对马礼逊在英国影响的贡献，除了翻译中文《圣经》和编写出版《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外，就向英国国内传递中国信息来说，恐非其其他文字传教作品所能及。
1826年5月，马礼逊离开英国返回中国。与他回英国前相比，此时他因深陷与英国传教团体矛盾、个人健康衰弱、经济面临较大压力，陷入人生最为艰难的阶段。他继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报刊传教活动，希望以此重振往日辉煌。
1827年11月8日，中国第一份英文报刊《广州纪录报》在广州创刊。该刊创刊初期便热情地请求马礼逊支持，马礼逊提出在能对其所致力推动的那些道德和宗教问题完全自由表达观点的条件下可以帮助，该报欣然应允。马礼逊随即开始为之撰稿。当年11月15日出版的第2期报纸上，刊出署名为“Amicus”并标明写于11月10日的“读者来信”，这是马礼逊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马礼逊在尊重该报作为商业报纸定位的前提下，积极影响该报，同时又表示“除了写写短篇记事，我与这份报纸毫无关系”，有意与之保持距离。这应该和报刊创办人马地臣鸦片商的身份有关系，《广州纪录报》不仅经常记载鸦片贸易情况，而且竭力为鸦片贸易合法化辩护。作为传教士，马礼逊对英国人在华鸦片贸易始终抱持异见。马礼逊为该报所撰稿件大多以新闻为主，包括翻译《京报》新闻以及撰写本地的社区新闻。
1832年5月，由马礼逊倡议，美国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负责编辑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创刊。该刊的发行对象为欧美各国政府、商业团体和在华外侨，其目的是“在外国人当中传播关于中国的消息，它的法律、习俗、历史和时事，以及有关对中国人传教的教会消息”。该刊办刊近20年直至1851年底停刊，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出版的影响最大的外文期刊之一。马礼逊既是创办该刊的主要推动者，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笔者根据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停刊后所作的文章和作者索引，并结合前3卷内容作了一番统计，从1832年5月到1834年8月，马礼逊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中国丛报》撰稿达97篇，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语言、文学、人口、自然、宗教、哲学、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在各种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两年多时间在一份报刊上发表这么多文章，足见马礼逊对其重视的程度。
1832年11月，马礼逊在澳门成立了马家英式印刷所（The Morrisons’ Albion Press），开始自己直接创办报刊。1833年4月29日，马礼逊创办了中文报刊《杂闻篇》，由马家英式印刷所印刷，随后于当年8月29日、10月17日出版了其他两期，合共出刊3期。该刊比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要早3个月，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绝大多数篇幅刊载宣传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免费分发，每期印刷达2万份。这是马礼逊首次在中国土地上直接印刷出版中文传教报刊，其面向中国人。与十多年前只能在马六甲出版中文传教报刊相比，在出版地点和发放渠道上，距离新教对华传教的目标受众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1833年5月1日，《杂闻篇》出刊两天后，中国首份中英双语不定期报刊《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在澳门出版，主编及印刷者为马礼逊。该刊各期内容主要有三个类型：宗教知识及教义讨论、中国文化知识、各地消息及评论，每份售价“1 mace”（一角）。该刊后因内容引起澳门天主教会不满，澳门政府遂致函东印度公司，以违反当时“出版预检制度”为名，下令关闭马家英式印刷所，遂于6月3日停刊，出刊4期。而马礼逊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版的传教色彩更为浓郁的《杂闻篇》，却并未引起澳门天主教会的过多关注，并且在《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停刊后继续出版，大概还是因为《传教者与中国杂报》的传播对象涵盖了当时澳门的西方人和当地华人，威胁到了天主教长期以来在澳门的主导地位，因而导致了澳门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应。
三、马礼逊报刊传教活动特点分析
基督教四度来华，每度传教策略皆因应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而有不同。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清的天主教来华皆奉行自上而下的策略，唯马礼逊新教入华在清朝闭关锁国、严厉禁教的情况下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戈公振对此有过一段比较论述，指出“基督教传教之方法，旧教由上行下，故重在著书；新教由下向上，故重在办报”，可谓一语中的。出版在传教事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与布道、教育、医药并称为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四大支柱，也有人将文字出版与办学、行医、慈善事业一道称为传教事业的助推器。新教入华时，西方近代报刊事业已经得到很大发展，欧美报刊传教活动已很普遍，因此，马礼逊在直接传教受到严格限制的无奈情况下，在尝试办学、行医、出书等多种方式之后，自然想到借助创办报刊进行传教。创办报刊是手段，传教是目的。马礼逊的报刊教活动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策略：“适应性”的调整与发展
在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马礼逊时代处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阶段。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认同与尊重，虽然后来有礼仪之争，但并没有影响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群体对中华文化的主流认识和敬仰。及至晚清，随着中国国力衰落和中国社会各种负面问题的出现，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与明末清初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门户洞开前，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华古老文明保持最后一丝尊重的同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展开了较多批评，对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进行反思。马礼逊的报刊传教活动，既延续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华传播的适应策略，又结合新教在华传播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创办《察世俗》时，马礼逊便注意采用迎合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和运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方式来宣传基督教思想，尽可能“附会儒学”。《察世俗》刊登了不少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论，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以此博得中国人的认同。《杂闻篇》同样贯穿了这一基调，比如其第一期第三则和第四则内容，将推广圣经内容与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父慈子孝”结合起来，所以有了“父母要教孩子走路及学习神天之理”和“要孝顺，要照主诫做事，忤逆是大恶也”这一类的表述。同时，与天主教走上层路线、关注士大夫阶层不同，新教传播更多针对中国社会的中下层贫民。马礼逊在翻译《圣经》过程中，便对选择何种文体和风格颇费了一番脑筋和周折，最终决定采用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折中体，因为这既没有超越目不识丁之人的理解水平，又不会让受过良好教育之人感到鄙俗。《察世俗》等报刊文章在写作手法上广泛采用章回体以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些套语，如结尾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等，以符合“下里巴人”阅读习惯的方式写作稿件。他还创造出以《张远两友相论》为代表的对话体，以讲故事的方式由浅入深地解释并宣传基督教，千方百计使中国人易于接受。
在意识形态层面，马礼逊以主观的意愿坚持转化华人的宗教和文化，而不愿客观理性地从中华文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背景去了解中华文化，故对儒学的评论难免先入为主、失诸公允，甚至独断地认为儒学一无是处，但技术层面仍迎合中国普罗大众，注重世俗宣教。这种宣教方式，本身就是对适应策略的调整与发展。
（二）途径：直接传播与迂回传播互补
马礼逊在华从事各项工作的终极目标，都是围绕传教进行的。尽管他一生中担任过不少职务，包括为东印度公司担任译员，随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到过北京，但他说“他第一位的身份还是传教士”。马礼逊的报刊活动同样围绕传教这一目标进行，其中既有面向华人、以传播教义为主的直接报刊传播，也有面向欧美社会及在华西人社群通过汉学推介、传递信息、争取支持的迂回报刊传播。或直接或间接，或紧密或松散，两者始终并行发展。
就直接传播而言，主要体现在《察世俗》《杂闻篇》这两份以中文写作、面向华人、以传播基督教义为主的报刊。《察世俗》创办的初衷即为“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创刊序言中进一步强调以阐发“神理”为根本要务，内容设置和形式编排都围绕和服务于阐发“神理”这一目标。《杂闻篇》总三期绝大多数篇幅是宣传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这两份报刊都采取了免费赠送的办法，前者前5年印刷量达37,860份，刊登在《察世俗》中有影响的文章，后来都以小册子形式重新出版，流传甚广；后者虽然只延续3期，但每期印刷多达2万份。免费派送与大量印刷，显现出其对内容的时效性极少关注，符合这两份报刊作为基督教宣传品的特点。
就迂回传播而言，主要是借助《印中搜闻》以及《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等英文报刊所开展的面向欧美社会和中国境内的西人社群的传播活动。耶稣会时代在实现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目标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特殊方式：他们在欧洲传播关于中国的信息，以便取得欧洲学者和统治者们对他们传教事业的广泛支持。这一方式得到了马礼逊的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并在报刊传教实践中充分借鉴运用。4份英文报刊中，马礼逊投入精力最大、写稿数量最多、持续时间较长的是《印中搜闻》，传播地域范围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亚洲许多地区，通过介绍中国哲学和宗教文化，展示对中国政局的关注和对华传教的艰难，积极争取欧美社会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传教者与中国杂报》虽然出刊时间短，但这是马礼逊唯一全身心投入、整个编务在其主导之下而创办的。这份旨在给在华基督教社群“带来更具福音性质的内容”的报刊，主要面向在华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知识以及在华传教工作情况，吸引在华外国人的关注和支持。对《广州纪录报》和《中国丛报》的参与撰稿，马礼逊竭力影响其更多关注中国的时事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宏观视野，扩大对西方社会与在华西人社群的传播。同时，这4份报刊都定位于“非直接传教”，因而与《察世俗》《杂闻篇》免费赠送读者不同，它们都明码标价，这也显示出不同于宣传品而以提供实用信息为主的商品价值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马礼逊面向中国人的办报传教和面向西方人的介绍报道中国，总是同步推进的。在创办《察世俗》取得成功后，不久就创办了《印中搜闻》，《杂闻篇》与《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在同一时段创办。这体现了马礼逊把争取西方社会的支持放在与对中国人传布福音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彼此互补，相得益彰。
（三）内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并重
马礼逊所办中文报刊突出传播基督教义，同时辅以西学实用知识。《察世俗》和《杂闻篇》都以绝大多数篇幅刊载宣传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而传播“欧洲学科中吸引中国人的那些方面”，则在马礼逊中文办报活动中承担了吸引读者的重要职责。《察世俗》自述其办报之旨趣：“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察世俗》的宗教与伦理内容超过85%，其他就是科技、史地、文学等一般知识。《杂闻篇》第二期第三则《胎生聋而哑巴者论》，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说明失聪的原因，并以此反驳中国人对“胎生聋”种种迷信的论调；该期第四则《外国书论》以只有200字的篇幅，成为中国刊物上最早介绍西方活字印刷术和西方报业的中文文献，分别引介了西方的医学观念、活字印刷术和“新闻纸”的概念。这些报刊通过展示、宣传高于或异于受传对象所掌握的知识，取得受众好感、信任和尊敬，或在展示、宣传各种知识的同时夹带教义，进而服务于传教的目标。
馬六甲英華書院
英文报刊则以中国政经社情等现实情况和传播汉学为主。《印中搜闻》以突出报道中国为主题，介绍了大量中国的信息，据笔者统计，共报道了180余条中国时事动态消息，详细介绍了14部传统文化作品，翻译了32篇有关中国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作品，并介绍了中国各类宗教的发展情况，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马礼逊为《中国丛报》和《广州纪录报》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章，作为当时唯一在中国长期生活并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西方人，他笔下的中国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
（四）渠道：兼顾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传播体系
报刊印刷出版后必须要送达读者手中，才可能产生传播效果。根据《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一书记载，1819年时马六甲布道站的中文出版物已经广泛分发，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包括《察世俗》在内的这些中文出版物的传播路线图，其中既包括了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些当时新教传教活动风行的欧美国家，也有以马六甲向周边辐射的一些新教传教士已经到达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中国本土。而凡是马六甲布道站中文出版物所及之处，《印中搜闻》也同样可以借此渠道传播发行到英国、美国以及许多亚洲地区。由此可见，《察世俗》《印中搜闻》等报刊已经形成一个包括面向中国和欧美以及亚洲许多地区的广泛传播渠道。
当时澳门也能够看到马礼逊的报刊出版物。1820年10月第14期《印中搜闻》刊出一篇葡萄牙人写的《关于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历史》，对《印中搜闻》第10期的文章内容作出回应。而后来《传教者与中国杂报》被迫停刊，也说明马礼逊的报刊活动尤其是英文报刊活动得到居澳葡人的密切关注，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马礼逊所办报刊在澳门落地的情况。
四、马礼逊报刊传教活动的影响
马礼逊投身报刊传教活动，持续时间长，投入精力多。在其报刊传教的第一阶段，虽然只有米怜以及其他零星传教同工的协助，势单力薄，但在当时对华传教活动“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其报刊传教更具开创意义。后一阶段，马礼逊陷入人生困境，又面临着居澳葡人和在穗西人等诸多办报竞争，其办报活动显得左支右绌，力不从心，但总体来说，其报刊传教活动具有深远影响。
（一）开创了基督教对华传播的新模式
与前人的文字传教活动相比，《察世俗》和《杂闻篇》的创办，丰富了此前以出版书籍和传单为主的文字传教形式，奠定了传教士在华创办中文报刊的基本样式，开创了基督教报刊传教的新模式。《察世俗》之后至鸦片战争之前，其他传教士先在南洋地区、后在中国境内另外创办了4种中文报刊，这些报刊都带有或浓或淡的宗教报刊色彩。英文报刊方面，《印中搜闻》的理念和编辑方法，也都为后来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刊所追随模仿，刊载了大量介绍中国时政、经济、社会类信息，为扩大欧美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争取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马礼逊病逝后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传教士可以公开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不再如从前般躲躲藏藏，基督教对华传教事业包括报刊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但马礼逊的报刊传教活动作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时空环境下的产物，为后来的报刊传教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对马礼逊以“Master Builder”相称，简又文将之译作“传教伟人”，而李志刚认为译为“创建大师”更为适宜，并指马礼逊文字宣教事业最为伟大，主张称马礼逊为“文宣大师”，进而指出马礼逊为19世纪的传教士树立了风范，引发到中国传教的作用。此言不为过矣，单从开创报刊传教模式的角度来看，马礼逊无愧当此殊荣。
（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与马礼逊密切相关的这6份中英文报刊，包括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最早系统介绍中国情况的英文报刊、中国第一份英文报刊、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报刊、中国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中国第一份中英双语报刊，占据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源头的重要部分。
《察世俗》与《杂闻篇》的成功创办，对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各国消息》等其他4份中文报刊，无论是在办刊特点、风格还是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协助《察世俗》办刊工作的麦都思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创办《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表明“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其办刊宗旨、风格、版式与《察世俗》一脉相承。伦敦会传教士吉德（Samuel Kidd）于1828年在马六甲创办《天下新闻》，该刊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因至今未发现原件而难以查考详情，但吉德在英国时曾向回国休假的马礼逊学习中文，后来又担任英华书院院长，加之该刊曾载有传教内容等，不难看出其受马礼逊和《察世俗》的影响。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得到了马礼逊的帮助和支持。他经过澳门时，受到马礼逊夫妇的欢迎，其航行日记经马礼逊推荐在《中国丛报》上刊载引起轰动。与《察世俗》相比，《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内容出现了从传播西教到传播西学的转变，但两者形式仍颇为相似，木板雕印，都采用中国线装书样式，都附会儒学大量引用中国儒家语录。《各国消息》由麦都思于1838年在广州创办，其报道编排方式，模仿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由刊物形式和麦都思的经历可见《察世俗》的影响。
《印中搜闻》的创办对创建中国英文报刊事业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在《印中搜闻》之前，略早创刊且与中国相关的英语刊物只有《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1816-1845）和《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1817-1980）。更早些时候，欧洲天主教士陆续东来并打入中国宫廷后，分别用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英文等多种文字译介中国情况，借此西方才逐渐对中国有所了解，但总体上这种了解更多停留在东方神秘古国的概念和印象中。《印中搜闻》是19世纪初期唯一出于向中国传教目的而创办的、并且以相当大篇幅比例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情况的刊物，虽然中国新闻史上对之提及甚少，但通过大量报道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时政消息，对汉学发展和中国形象的早期传播具有特别意义，《印中搜闻》理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印中搜闻》将西方新闻观念和技术引入中国，其办刊模式为《广州纪录报》《中国丛报》以及随后出现的中国其他各英文报刊所追随和借鉴。
（三）推进了跨文化传播
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当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必然会与原有文化发生碰撞。马礼逊的报刊传教活动注意延续发展“适应”策略，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并重，有效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印中搜闻》持续出版，客观上满足了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信息了解需求。而《察世俗》《杂闻篇》等中文报刊，则向中国持续传播了大量西方的新兴知识，打开了国人的思维。虽然马礼逊报刊传教活动在传播教义、引人入教方面收效有限，但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汉学方面则作出了显著贡献。
美国学者保罗·科恩（Paul Cohen）认为：“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李志刚在论及马礼逊的汉学成就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时曾精确指出：“综观一般汉学家，其事业以‘中学西传’较多，而以‘西学东传’则较少，对中西文化交流只属单程性的贡献。而马礼逊牧师既能使‘中学西传’，又能使‘西学东传’，此种双程性的贡献，才能促进中西文化相互往来的交流。”对马礼逊来说，创办报刊是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传教工具与手段，同时客观上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收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效，取得了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 陈志雄
因篇幅所限，注释从略。PDF版全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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