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幸 || 基督教圣公会与王元化家世渊源考

作者简介：吴琦幸，湖北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员，博士

[提　要] 基督教家庭及思想对革命者王元化的影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家庭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有意味的案例。作为一个十七岁就参加革命的青年，王元化在历经各次政治运动和冤案中，面对命运的坎坷并以坚定的意志去战胜它，在最后的岁月中反思造成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思想的根源，都与这个背景有关。本文揭示了王元化思想脉络中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并用考证的方法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史料。

[关键词] 基督教  圣公会  王元化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9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和传统都是以老大自居。虽然也有外族的入侵和占领，但只是趁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在文化方面，这些民族仍以中华文明为宗。19世纪到中国来的英美法各国不仅带来了贸易、机器、军事和科技的最新成果，而且还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创新。虽然列国用武力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一旦打开了，就无法阻止新的事物涌进，其中尤以基督教来到中国之后所带来的震动为大。对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尤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至今研究不够。事实上，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仅是基督教，所有的本土或外来的宗教都处于受压抑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从西方传播进来的宗教，如天主教和基督教，从定性为“鸦片烟”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奴役”之后，当局就将它打入敌对势力的一方，对其影响和贡献却讳莫如深。直到八十年代，知识界解放思想，敢于正视宗教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发表了一些研究宗教的论文，但也仅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探索。至于宗教对个人的精神世界、世界观的具体影响以及具体到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本源的探究，还远远不够。

1987年王元化与吴琦幸在深圳创作之家

（照片由作者提供）

以九十年代反思受到思想界瞩目的学者、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为例，其家庭背景及其本人精神世界与基督教的关系，至今尚没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在研究近代学人的学术和思想方面，这个领域终究没有深入接触。无论如何，这种现象直到九十年代之后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促使许多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真正告别以往批判宗教、抵制基督教的政治御用历史，告别对世俗的眷念和追求，而基于一种全新的认知视野、独立的学术地位和超越现实政治考虑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基督教，深入、全面、公正、唯实、求真地研究和阐释基督教的精神、价值、意义及知识体系，旨在以其严肃的学术良心和人格自尊来向中国人介绍一个全面而公允的基督教。”客观地认识王元化本人及其家族与基督教圣公会之间的关系，或可管窥近代基督教精神和思想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的影响。而在这一个背景下考察王元化的学思历程，更可以对王氏自我认定的第三次反思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对于基督教家庭背景的渐进式认同

王元化出生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其父母、祖父和外祖父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包括他的众多亲友、问学的多位受业老师以及亲密朋友，均为基督教圣公会中的同工。但这一背景在九零年代之前并不为外界所知。由于这种纯属隐私的家庭背景只能通过当事人口述才能够得到确证，作为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元化，对于这一背景的叙述虽然未必是讳莫如深，但也颇有保留，直到九十年代才逐渐地、有层次地对外叙述，慢慢地为外界所知。

最早见诸文字的王元化个人小传虽然在1988年就已经发表，该文对于他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却一笔带过。该文由王元化口述并由他的研究生执笔，是迄今为止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王元化生平的文字，在谈到他的家庭时是这样叙述的：“他的上辈可以说是我国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的新式家庭。外祖父桂美鹏是湖北沙市第一个牧师。他的母系亲族几乎都是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但他在少年时代和他们接触不多。他只和他的姨母桂德华十分亲近。桂德华酷爱文学，曾去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求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对王元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与母亲桂月华婚后即东渡日本（父亲在日本教授英语）。因此他在家庭中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王元化回忆说，小时候他家从来没有祭过祖，或奉行其他封建礼仪。”

王元化外祖父（右二）一家合影。左起：四姨桂质良、三姨桂德华、二姨桂质玉、母亲桂月华、外祖父桂美鹏、舅舅桂质庭，中坐者是外祖母，其膝前是五姨桂醒华（图片来源：天天快报）

在此篇小传中他并没有强调他的基督教背景，着重强调的却是这个家庭并未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以此表明他自己出生在一个摆脱了中国封建传统影响的家庭，这与当时认定五四精神的捍卫者、认为反传统是天经地义的王元化十分吻合。如果粗心的话，我们看不出这个家庭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但这段话对于了解八十年代的王元化本人如何看待他的家庭和中国文化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反思之后的九十年代相比，此时的王元化尚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他作为党的地方宣传部门领导，刚刚由于涉及一场理论风暴而遭到批判，即1984年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他用他的方式抵制这场运动，但最后还是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职位上退下来（王元化正式不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职为1985年5月）。在此之后，王元化可以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他所热爱的学术思想研究，指导博士研究生，并以其个人魅力和学术成就获得学术界思想界精英的支持，创办了一份思想政治性刊物《新启蒙》，王本人在该刊的第一期发表了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撰写的重要文章《为五四精神一辩》。

促使他写作此文的直接原因，是他对于海外华裔学者全盘否定五四而感到无法接受。在此文中，王元化意气风发地“为五四精神一辩”，语带辛辣而颇带感情色彩地批评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杜维明等人的观点。文章发表之后颇得当时官方的欣赏，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编者并且为该文重新改定题目《论传统与反传统》。王元化非常欣赏改定的这个题目，因为这样使文章更加具有理论的权威性和更高的地位。如果在这个时候作者把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公开出来，并不合适。不仅是作者，而且作为支持作者的官方媒体都会处于不利的境地。由此可以见出王元化在八十年代还没有完全摆脱功利主义色彩和意图伦理的倾向，而这些正是王元化在九十年代反思之后才“痛定思痛”，将五四以来的四种思维模式，其中包含了他自己曾经有过的思维方式写进他的理论文章中的。

但是关于基督教家庭的出生和影响，随着王元化进入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年代，他的表述就开始不一样了。

1996年11月6日，他写下了一篇关于家世的文章《陆丹林与革命史谭》，这是首次比较详细谈及他的基督教家庭背景的文章，“我出身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小时候常常听到母亲讲述上代长辈的故事，她讲述最多的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姓桂，名美鹏。他没有走读书人求功名的老路，而是在沙市当了一名传教士。据说他还是圣公会头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该文写作源起于母亲桂月华的去世，王元化从母亲留下的杂物中，“清出几张《圣公会报》（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卷第八期）”，仔细阅读后，引起元化先生对于圣公会日知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兴趣，从而了解到革命党人借圣公会教堂或教会学校做革命机关的事迹，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长沙、武昌两处的圣公会（曾兰友和桂美鹏都属于武昌的圣公会），武昌的文华书院（曾兰友），上海的圣彼得堂（这个教堂与王元化的三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王元化的“父亲青年时曾在文华书院（引者按：由基督教圣公会创办）就读，后来又在那里教过书。”而在武昌起义时，“父亲到战地去抬伤兵（引者按：在圣公会组织之下），民国成立后曾领到一张奖状，父亲把它配了镜框，一直挂在墙上”等等旧事。1999年，出版界和新闻界为了庆祝王元化八十岁生日，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关王元化的家世和个人背景的文章。传记作家、记者李辉读到这些资料之后，第一次知道了王元化家世的基督教背景，于是在采访王元化的时候特意提起，王元化也进一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坦承：“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时候也受过洗。”但是这里他对自己家庭的基督教背景有所保留，并没有说到他的父母和全家姐妹都是基督徒，只讲了自己小时候受过洗。事实上不是小时候，而是一出生就在外祖父桂美鹏的连襟、从青年起就同为圣公会的教友曾兰友牧师的主持下受洗，此后在基督教的熏陶下成长。

1999年11月出版的由王元化口述编定、胡晓明撰写的《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中，对其家庭的基督教背景则有了更进一步的介绍。不仅外祖父桂美鹏是传教士，还公开承认母亲桂月华“也与元化父亲一样，信基督，甚至有更道地的传教士家庭背景”。不过他没有详细地说外祖父桂氏全家以及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姐妹们也都信仰基督教，甚至他的妻子张可全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仅仅对这个基督教家庭有这样的描述：“北京生活还有一个经常去处，就是每周都要去附近一座小小的礼拜堂，参加英国圣公会教士开的‘主日学’”。“元化家里，大家吃饭前总要背诵公祷文。一直到初中，这种仪式才不坚持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元化全家迁往上海。到上海后的第二年加入中共，从此不再信教。他再一次对于流行的将基督教教会学校视为帝国主义文化对华侵略的这种简单化思维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说是不太妥当。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当时的圣公会和长沙的长老会是支持辛亥革命的，沙市的圣公会曾帮助成立日知会，这是一个带有维新色彩的团体，创办了书报展览室和分班授课的学校，这所学校就以美鹏命名。由于日知会支持孙中山，还发生过一位教士被清廷逮捕杀害的事情。黄兴参加基督教就是在沙市，这些情况我没有听父母说过，还是最近读陆丹林的《革命史谭》才知道的。”王元化本人在读小学、中学的时候上的都是教会学校。“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我参加了救亡运动，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王元化后来没有随顺父母的愿望读教会学校并出国深造，读的是上海的大夏大学，1939年肄业。至于他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王元化对李辉说“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纪，无论是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文学作品……大抵都浸染了这种精神。这些作品是我喜爱的。这一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日伪统治时期说到过：‘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精神的西方19世纪文学，几乎成为我当时的唯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直到今天，西方19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谈到过的是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自然还有许多我喜欢而没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19世纪浸染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

如果再深入发掘王氏家世以及长辈世交，即从王元化的祖父和外祖父，到他的几位私淑老师如汪公岩、韦卓民、熊十力等，他们都信奉基督教，而且清一色属于基督教圣公会（含日知会）一派。虽然王元化与李辉的对话中说道，后来成为共产党员之后，“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在对于自己的文字近乎苛刻并且绝对字斟句酌的王元化笔下，这句话中隐含着的意义可以引申开来“从容含玩”。

二、王氏家世与圣公会

王氏家世的基督教背景，可以从外祖父桂美鹏成为基督教圣公会的第一代华人传教士和圣公会沙市会长为起点。

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圣公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教派。该教派也翻译成圣公宗（英语：Anglicanism，又称安立甘宗），是源自英国（英格兰）的英格兰教会和爱尔兰教会及其在世界各地衍伸出来的教会之总称，一般被划归为基督教新教。今天的英国女王也属于圣公会。后来圣公会通过清教徒从英国传播到美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信众拥护。由于该教派的最大特点是在教义上崇尚保守和传统，尤其在家庭观念和道德伦理方面比较守旧，在美国获得了比源起地英国更为广泛的传播，今天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乡村都可以见到圣公会的教堂。后来美国圣公会于1834年决定来华传教，第二年就派遣传教士骆武（Henry Lockwood）和韩森（Francis R. Hanson）两人乘坐马礼逊号轮船，自纽约到广州。其时清廷禁止传教，兼广州生活费用昂贵，无以为继，遂改去爪哇。第一次的传教以失败而告终。1841年，圣公会再度派遣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来华，先是到澳门，1842年迁到厦门，1845年7月17日到达上海。从此以上海作为第一个教区，并利用当时最便利的交通工具——长江上的轮船延伸到中国中部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传教。武昌则是当时基督教圣公会传教的第二重镇。

桂美鹏（1845？～1911）出生在武昌的一个富裕家庭，成年之后信仰基督教，是圣公会最早的华人教友，也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人。他与同属教会教友的邻居曾兰友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分别娶了教友、当时武昌书香门第江家的两个女儿。曾兰友娶了姐姐江国祥，桂美鹏娶了妹妹江菊霞。如此联姻，加深了两人的友谊和感情，开启了王氏家世与基督教圣公会的渊源。从青年起，他们即住在武昌陶家巷。1880年桂美鹏被武昌的基督教圣公会派到沙市创建教堂和学校，被委任为鄂西片区的牧师和第一任华人圣公会会长。他在沙市为推广基督教做了很多工作，黄兴就是由他主持受洗而成为基督徒的。此后桂美鹏在沙市建了住宅，并在附近筹资建造了圣公堂，担任首任堂牧，在教堂前创办了美鹏学堂，这是当时第一所分班、分年级教学的新式学堂，从此全家定居在沙市。桂美鹏同时保留了武昌陶家巷的旧居。1911年桂美鹏在沙市去世，此时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在清华学校任教，王元化的外祖母江太夫人率女儿桂月华并全家从沙市搬回到武昌。一家人在武昌陶家巷桂家的旧居生活，并在附近参加由曾兰友主持的圣三一堂礼拜及各种宗教活动。

武昌圣三一堂旧址

曾兰友始终在武昌传教，受圣公会的委托，于1910年集资创建了圣三一堂（Trinity Church）并担任首任堂牧。这所教堂是圣公会在武汉诸多基督教堂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可以容纳千人礼拜，位于今武汉市解放路363号。除此之外，圣公会在武汉陆续兴建了圣保罗座堂、圣约翰堂、圣诞堂、圣米迦勒堂、圣安得烈堂、仁主堂及圣救世主堂等众多著名教堂，兴办的学校和医院则有武昌文华书院（1871年创建，武昌文华大学、文华中学的前身）、彭刘杨路上的同仁医院等。曾兰友参与了文华书院的创建，后来成为该校的校董，并担任自创的圣三一教堂三一小学校长。圣三一教堂的遗迹至今仍矗立在武汉市解放路口陶家巷附近的繁华商业区。教堂的部分建筑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建为小学，已经无法辨认出教堂的原貌。这也是武汉仅存的三座中西合璧的大教堂之一。曾兰友一家曾居住在圣三一堂院内。夫妇二人共育有8个子女，也全部出生在这个教堂里。曾、桂两家世代住在这个地区。

1920年11月30日午时，王元化出生在武昌陶家巷桂家老宅中。此时桂美鹏已逝，曾兰友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亲自在圣三一堂为新生儿王元化主持基督教受洗的仪式。这也是王元化九十年代中提及自己受过洗的真实经历。王家的孩子名字均由曾兰友所取，以“元”字作为辈分之序。王芳荃郑重地烦求曾兰友为唯一的儿子取名。曾兰友旧学淹博，对于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精通。他先是为王家小儿卜一卦，卦象为“恒，巽下震上”，卦辞说“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是一个吉卦。其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于是取名“元化”。

玩味这个卦象，其核心意思便是天地万物的永恒存在，得日月四时的变化延续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化”字，预示着生命中充满永恒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由于个人的恒久而不已，贯穿始终的恒心和意志。这是否昭示着王元化一生命运的起伏跌宕、但恒久而不已？巧的是这“王元化”三字每字四画，共十二画，又蕴含着以耶稣十二门徒为学习榜样之意。曾兰友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结合在一起，愿这个孩子持恒久之道，代圣人立言。

1931年王元化一家。后排两位中立者为王元化父母，前排中立者为王元化（图片来源：天天快报）

曾兰友取名颇喜用数字，大概跟他创办三一教堂这个外来的基督教堂名字有关。不仅王元化的名字与姓均为四画，而且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也如此。曾兰友的八个孩子，在中国近代史教育史上颇有地位，共五男三女。五个儿子从长到幼分别为曾宪五、曾宪三、曾宪一、曾宪九、曾宪七，女儿则有曾宪章、曾宪文、曾宪华。曾兰友有意将一到九的单数全囊括了。中国文化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故男儿用单数。细观这些数字的排列，也颇有讲究。曾宪五、曾宪三名字中的“五”和“三”取自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足见曾兰友对中山先生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和追求。老三曾宪一生于1911年，当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帝制，开启了新纪元，其名字中的“一”寓意“一统中国”。曾宪九的“九”字，则取自《礼记》。“锡”在古代通“赐”字，“九锡”是指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有最高礼遇的寓意，表达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疼爱和厚望。“宪章、宪文、宪华”，一方面是曾兰友对所钟爱的基督教文华学院教育的纪念，更表达出对中华典章文明源远流长的自豪。

三、王元化的祖父母与圣公会的关系

王元化在他口述并编定的《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简称第一版）中对父亲的事迹介绍较多，但在第二版《王元化画传》（简称第二版），有关父亲的介绍删了不少。在第一版中专辟一章有“王芳荃和楚蛮”两节，在第二版上全部删去。王元化祖父母的史料，则更少了，在第一版中只一句话：“父亲曾说‘我们家的上代，是一个寡妇拉着两个孩子逃到湖北去的。’”此说最早见之于前述陈礼荣所撰《清节自励的王芳荃》一文，该文发表于2004年的《档案与史料》第3期，从原文中摘登了由王元化提供的王芳荃亲笔自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王元化祖父母辈的情况，他们是桂美鹏的沙市圣公堂中的基督徒。

王芳荃，字维周，清光绪六年（1880）六月出生于湖北沙市一个清寒的贫民家庭。他家祖籍江西，在清朝“湖广填四川，江西填两湖”时迁来湖北。“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从江西闯湖北”，就是指当年王芳荃的祖母带着儿子从江西逃难到湖北江陵的故事。王芳荃的父亲幼年一场大病，因家贫而耽误了救治，以至于吃错了药，由聋致哑。但他身体健壮，聪颖伶俐，成年后就在沙市码头上做了搬运工。沙市是长江沿岸的重要码头，清末时，已成为中部棉花、粮食的转运交易中心，乃至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日本人点名要求在沙市开埠。此后十年间，沙市成为湖北最发达的新兴城市之一，有“小汉口”之称。父亲年长后，与也是聋哑人的母亲结婚，王芳荃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1880年王芳荃出生时，家里已一贫如洗，父亲每日去码头扛包，母亲只能在家做一些家务。童年王芳荃就帮父母料理营生，每天提着一个小藤篮子，装上一些瓜子、花生、米子糖，到附近的学堂门口去卖，一天跑下来，挣得十来个铜钱交给母亲贴补家用。到了8岁（1888年），他应该上学了，此时家中的顶梁柱却突然倒塌，父亲被码头上的巡防营兵丁打伤了腰，困卧病榻，后来慢慢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活来源落在了王芳荃的身上。八九岁的孩子，只身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全天候地出外贩售果子零食来维持生计。

王芳荃每天出外，最喜去的地方则是美鹏路上的一个学堂。那就是桂美鹏在沙市创办的圣公堂后边的美鹏学堂。小小的王芳荃每次到了这里，居然不走了，除了可以出售食品之外，他还在外很专注地旁听学堂中教师们讲的神学、国学课程。时间一长，他在这里提篮卖小吃的瘦弱身影引起了桂美鹏的注意。他看到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虽然只是在校外旁听，学到的知识却超过了一些在校就读的富家子弟，心中暗自称奇，而他的母亲（即王元化的祖母）是桂美鹏办的圣公堂的教友，于是就让他进校读书识字。王芳荃以家中实情相告，无法来此上学。桂美鹏得知王芳荃家境贫寒，深为王芳荃在艰困之中好学的精神感动，为让王芳荃免去后顾之忧，他在圣公会堂的后面清理出一间小屋，将他家年过半百的父母接来居住，并让他的母亲在教堂做一点杂事，每月付5元银洋的工薪以维持生活。其父对桂美鹏感激不尽，并在桂美鹏的宗教精神感召下，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王芳荃进入学堂之后，充分显示了他对于知识的渴望，聪颖的秉性充分发挥出来，求学如饥似渴，高度专注。一学期下来，居然门门功课都是第一。当然除了学习文化、科学等知识之外，基督教教义教理也是他学习的主要课程。清光绪十八年（1892），桂美鹏亲自送年方12岁的王芳荃去宜昌，到由美国牧师柯霖时（H. C. Collins）主持的英文学堂念书。5年后，他作为圣公会宜昌教区的尖子学生，被选送到上海圣约翰学院就读。

无论是宜昌圣公会教区的英文学堂，还是上海圣约翰学院（后成为圣约翰大学），均由圣公会创办。此后王芳荃的生涯与圣公会紧密相连。

圣约翰学院的学制为预科四年，正科三年，学校的教学管理十分苛严，凡是当年功课不及格者，将处以留级重读的处分，而当留级后再度考不及格，就要开除。王芳荃在预科四班（最低班次）读了半年，经教师举荐，提前升入三班。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他很快就在班上以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而崭露头角。

王芳荃升入正科学习，其时家庭生计日益艰难，远在故乡的父母都已年近花甲，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完成学业，他通过院长卜舫济的批准，一面在校内为预科低班学生做助教，一面去学校图书馆做兼职管理员，以此挣得一份菲薄的工薪，来苦苦撑持自己的学业。他仅用了六年时间，于1903年修完了该校七年学制的全部课程，顺利地从圣约翰学院毕业，从此便开始了他持执终生的教师生涯。

根据王芳荃的自述，“先后在湖北宜昌、江苏如皋等地教了两年书，于1906年回到故乡沙市结婚。”此处所指的如皋即如皋高等师范学校。根据该校所编《百年如师》一书中的档案资料，“1903年，学校延聘英文、算学教员姚述周。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如师本科入学，同时新聘英文、算学教员王第祥（直隶顺天人，上海约翰书院毕业）。”“英文算学教员王第祥系直隶顺天人，英文算学教员王房全系湖北人。”王房全即王芳荃，为他年幼时的名字。

王芳荃与桂月华的结缡也跟圣公会有关。“有阵子日本的大学请爸爸去教英文。我外公介绍自己的侄女给爸爸认识，让他们试着谈对象，爸爸嫌这个女孩没学问，外公说可以培养她也去念书，爸爸说不行，自己心里已经有人了，但不能说出来，因为这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后来在外公的追问下，他终于说出这个人就是我妈妈。因为爸爸在做礼拜时看到过我妈妈，也听人说过她如何漂亮、能干。但当时妈妈不同意，担心爸爸家里太穷，自己会不习惯也没面子。外公就劝她，你不用嫁到他家去，跟他一起去日本就行了。妈妈很爱外公，就听从了外公的话。”桂月华在家中排行老大，年轻时曾经跟随芬兰的传教士女医生学过医，后来父亲将她送往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St. Mary's Hall）学习，毕业于1904年。这同样是一所由圣公会创办的女子教会学校，最早的校址也在沪西。圣玛丽亚女校在教会的资助和重视下，办得非常出色，成为上海闻名的女子贵族学校，许多大家闺秀来到这个学校学习英文、国语、神学，进出该校的不少都是名门淑女。该校与圣约翰大学（当时为圣约翰书院）仅一墙之隔，而王芳荃此时正在圣约翰书院求学。

桂月华1901年入圣玛利亚女校，1904年毕业，回到沙市。王芳荃毕业后即回到湖北宜昌教书。估计两人婚事的提及在这段时间中。王芳荃1905年去如皋高等师范教书，1906年由桂美鹏推荐，到日本志成学校任教。当年王芳荃26岁，桂月华19岁，两人在沙市结婚，共赴东洋。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这桩婚事是在双方家长的赞同下完成的，尤其是从1888年桂美鹏初识王芳荃以来，这位被称为王家恩人的堂牧始终关注着王芳荃这位贫寒家庭走出来的佼佼者，以其慧眼识得人才。

说到日本志成学校，也与圣公会有密切关系。该校设立在东京筑地。美国圣公会派人到日本传教，于1874年创办了教会学校立教大学。为帮助到日本留学的清朝留学生尽快适应留学生活，1906年于该校内附设一所以清朝留学生为对象的附属学校作为预备教育，教授英文、法律等科目，即志成学校。王芳荃通过圣公会的介绍，在志成学校获得了一个教英语的职位。夫妇俩1906年东渡日本，计在日本生活了四年。1910年，王芳荃夫妇回国，王任教于同样是由圣公会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特聘一名圣公会教会医院的外籍医师麦克威廉（Mcwillie）参与军政府工作，一则协助与各国驻汉领事馆交涉商洽对外事务，二则组织红十字会开展战场救护行动。由麦克威廉医师推荐，特聘王芳荃当他的随行翻译。

原武昌文华大学文学院

《革命史谭》一书中记载了圣公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党人借教堂或教会学校做革命机关，有在长沙、武昌两处的圣公会，武昌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彼得堂。”王元化在这段史料后说：“我父亲年青时曾在文华书院就读，后来又在那里教过书。”此处他误将宜昌的柯林斯的英文学堂记忆为文华书院。但是王芳荃教过书则是准确的。他还说“父亲到战地去抬伤兵”，就是指受麦克威廉医生所聘任随行翻译，当然也参加了抬伤兵。10月27日，清军以三个混成协（旅）的兵力，猛攻汉口；江面上赶来助战的水师炮舰，也以猛烈的炮火朝革命军阵地狂轰滥炸。战至31日，革命军反攻失利，节节败退，阵地上一度伤亡惨重，血流遍野。在阳夏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王芳荃和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一道，穿梭于大街小巷的炮火硝烟之中，抬运伤兵、救护饱受战火蹂躏的平民百姓，一连十数日不下火线。鉴于他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特颁他一枚勋章，以志嘉奖。

1912年1月，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麦克威廉有心向王宠惠举荐王芳荃去搞外交。王芳荃听说这一消息后，当即婉言谢绝了医生的好意，他表示此生唯愿做一名普通教师，而无意于涉足官场。此时，由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所开办的清华学堂已经开始招生了，这所学校中的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工都属基督教圣公会，经推荐、遴选，王芳荃作为首批录用的教职人员，奉调到北京在该校任英文教师。1913年，学校派他前往美国留学，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1915年，王芳荃回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清华大学王芳荃故居

（照澜院12号，现为《水木清华》读者服务部）

纵观王芳荃的一生，1903年开始献身教育事业，此后没有离开过教育。早在抗战之前，他的生平小传就被收入由中国图书大辞典馆编辑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默默无闻地在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后改为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当时人民政府在公教人员中进行履历登记手续，据他自己说，虽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但并没有参加正式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但考虑到其自幼即受教会资助读书，后来又去美国取得学位，因而还是在“宗教”一栏中填报为“基督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3年）时写的“自述”中，老人曾这样叙述了他当时的初衷：“我想，共产党是无神论，不喜欢人隐瞒，要人说真话。”由此可见，作为基督徒的王芳荃，在最后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时显示了他的勇气。

四、基督教精神对王元化的影响

王元化似乎对他身上的母系文化血统，更为看重。他常常对人说起他的那些相当成功的母系亲族，他们确实是一些得时代风气之先、最早沐浴欧化的春风春雨的新型知识人。在他母系亲族中，外公桂美鹏显然是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可以说是核心人物。作为基督教圣公会沙市第一任会长，他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家庭的所有人以及重要的社会关系都是在由桂美鹏信仰的基督教的影响下成长，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化的家族氛围。那就是后来王元化自己在九十年代总结的：

我觉得基督教家庭对我的影响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人人都是有缺点的，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不是基督教而是异教，但他的话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上帝造人，为什么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基督教有原罪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罪，所以人不可以成为一个神。恰恰因为如此，对人身上的缺点，可以采取一种谅解、宽恕的态度，而不是非得嫉恶如仇。其次，基督教给我们的好处，是人可以比较谦虚，不觉得人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对领袖没有什么崇拜，对鲁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二次文代会，我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这样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这段话说出了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西方的基督教，建立在“凡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论他多么努力；包括尧舜孔子在内，只要他们是人，就不可能成为十全十美的圣人，就不可能做人类精神的导师。”而这也是贯穿王元化一生的为人和信仰的重要注解。从1938年他入党并参加地下党的文化工作，就对很多事情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看法。年轻的王元化这个阶段的思想资源除了鲁迅，就是基督教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因此他才会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元化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想法有疑义，在党内学习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才会“在当时还是以后的文学研究生涯中，他都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放弃自己所确认的（观点），这或许又是他早年从父亲以及后来从地下文委所受到的精神影响！”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胡风一案的牵连而被打入另类，更需要一种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他度过难关。他刻意读书以获得精神力量，亲人们给了他家庭的力量，基督教则给了他第三种力量，那就是在遭受磨难时候对人的信念，对真理的信念以及对命运的信念。他在1997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九五五年的政治运动，精神的受伤；六十年代初撰写文心柬释时突然旧疾（静脉周围炎）复发，右眼失明，只得辍笔；‘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隔离，心因性病再一次袭击了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处境好转，平反在望，可是张可突然中风了；晚年又因另一种不幸，使我不断咀嚼痛苦，命运使我一生坎坷，不是政治打击，就是痛苦的折磨，幸而都度过了，可是又失去了生活的宁静。我要忍耐命运的颠簸，像《旧约》中的约伯一样。”

王元化将自己命运中的苦难写得非常含蓄，我们不必去探寻他除了政治打击和痛苦的磨难之外的悲剧命运，但王元化把自己比作《旧约》中的约伯那样经受人间无数的苦难，涵义值得玩味。《旧约》中的《约伯记》是一部具有哲学、文学和神学三重价值的宗教书，其根本还是传道书。王元化熟悉这本书，可见他对于基督教《旧约》熟知的程度。这不仅得自于少年功夫，而且在此后遇到苦难时，这也常常是他获取力量的来源。该书不仅文体优美，思想深邃，论题隽永，内容丰富，语言精辟，最重要的是它将人生最难应付的现实——苦难——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对困扰世人的不解之谜——苦难，给予需要正确面对的指引。王元化的一生也在苦难的惊涛海浪中度过，与《约伯记》中的精神相呼应。他从中得到的是面对逆境的勇气，从而接受命运的挑战。

什么是19世纪人文精神？那就是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爱。王元化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耳濡目染着人道精神。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熏陶的是基督教教育，在家中的基督教仪式，受过的洗礼，都是从小养成的，那时全家人每顿饭之前都要一起诵念公祷文。他本人对于《圣经》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一个真正的教徒，并且善用这些经典，融汇到他的学术思想中。他在《近思杂记》中说：“记得小时候一位学圣品人（基督教牧师）的长辈对我说：《圣经》上说的‘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行迹，而盐却将自己消溶到人们的幸福中去。”接着，他感慨道，“作为大陆上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做中国文化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忘我无私精神总是值得尊敬的。”这里王元化将《圣经》关于盐和光的意义做了创造性的阐发。原文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原文并无做“盐”好于做“光”的意思，均为耶稣以形象的比喻来劝说、鼓励信徒们真正承担起责任，身体力行上帝的道，从而把人间的荣耀归给上帝。咸味，是说某种无形而实有的效果；光照，是为了做人间的榜样、楷模。

在王元化视之为最重要的九十年代的反思中，他总结自己的信仰历程时说：“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〇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接下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提到的偏识。”

他很赞同有学者分析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发行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作者2007年与王元化摄于瑞金医院

（照片由作者提供）

人不是神，人不可能达到全知全能的境界。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全能，认为可以无坚不摧，人定胜天，把这种力量和理念绝对化起来，那么这个世界就被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而这些思想与王元化的基督教背景有着不无深刻的联系，值得后人慢慢咀嚼。因此我们体会到晚年的王元化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话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

责任编辑  陈志雄

因篇幅所限，注释从略。PDF版全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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