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 ‖ 牛津藏马士曼文献及其相关学术研究述论
马敏，四川雅安人，历史学博士，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经济史学会（IEHA）执行委员，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研究领域包括：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博览会史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等。主要代表作有《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拓宽历史的视野：诠释与思考》、《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四卷本，主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科研成果先后获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二）、二等奖、三等奖；四次获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提 要］ 本文系统梳理并介绍牛津大学所收藏的英国浸礼会赴印度传教士马士曼档案文献的相关内容以及研究价值；综述学术界同马士曼文献相关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近期所取得的一系列新的学术进展；同时，对这项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进行评估和论述，探讨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士曼文献及马士曼其人的相关研究，从而为基督教新教对华传教史研究寻求新的突破。
［关键词］ 马士曼文献 马礼逊 圣经中译 新教对华传教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项目号：13&ZD096）、华中师范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期成果。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名家专论”栏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牛津藏英国浸礼会档案中马士曼相关文献的发现，学者们在基督教新教（以下简称新教）对华传教史研究中突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第一人”的成说，将视域扩大至印度，取得了一列新的学术进展。本文拟系统梳理和介绍牛津藏“马士曼文献”的内容、价值及其相关学术研究，同时讨论在现有基础上如何从史料与理论两方面进一步深化新教对华传教史研究。
一、牛津藏马士曼文献概况
马士曼（1768～1837），英文名Joshua Marshman，中文文献中提到的译名有马施曼、马殊曼、马歇曼、麦西门、麻书曼、马希曼等。1768年4月20日，马士曼出生于英国威尔特希尔（Wiltshire）郡的威斯特伯雷（Westbury Leigh）。1794年，他加入了英国浸礼会，曾在从属于浸礼会的布里斯托神学院（the Bristol Academy）学习神学。1799年，继首个新教传教士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之后，马士曼与妻子一道，作为英国浸礼会派出的传教士赴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塞兰坡（Serampore）传教。马士曼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与拉沙（Joannes Lassar）一道，经多年努力，于1822年将全部《圣经》译成中文，开启了新教对华传教史的新篇章。
Joshua Marshman
1997年上半年，笔者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有机会接触到摄政公园学院（Regent's Park College）安格斯图书馆（the Angus Library）所保存的“马士曼文献”，该文献从属于英国浸礼会档案（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1736-1939, Reference code(s):GB 0469 BMS），大体上由三部分档案和文献构成：（1）马士曼文件（the J. Marshman Papers），系各种与马士曼相关的生平介绍、传记资料、各种纪念文章、传教活动记载和报道、马士曼本人手稿，等等；（2）马士曼通信（the J. Marshman Correspondence），包括他与浸礼会伦敦总部以及众多传教士、各界人物的大量通信；（3）安格斯图书馆汉籍收藏（Chinese Collections in Angus Library），主要是一些传教小册子和各种中译《圣经》版本，以及马士曼关于中文的著作，其他传教士的中文著述，虽然数量不算很大，但却弥足珍贵。尤其是马士曼和拉沙在塞兰坡翻译并于1822年出版的全本中文《圣经》，更可以说是圣经翻译史上划时代的文献。
有关“马士曼文献”的规模，很难给出准确的数量评估，根据安格斯图书馆的公开目录，英国浸礼会档案（共约165,900多页）涉及印度部分的主要有：（1）1793年至1962年传教士及其他人员的通信、旅行日记等，共150盒，另53卷；（2）1812年至1959年差会的各类报告、会议记录、文献等，共10盒，另93卷及70件未分类的文件；（3）1888年至1920年印度传教会议记录，共6卷；（4）塞兰坡差会档案，1783年至1959年，包括差会会议记录、塞兰坡学院下属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传教士的各类文章和书籍、传教士的手稿和笔记，这类档案共有21盒，另3卷。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马士曼，尤其塞兰坡差会档案，许多都与“塞兰坡三杰”（Serampore Trio）——威廉·凯瑞、马士曼、威廉·沃德（William Ward）——直接相关。
安格斯图书馆保存的关于马士曼生平事迹介绍和回忆录，最重要的有两种：一是由马士曼的长子约翰·马士曼（John Clark Marshman）所撰写的两卷本《凯瑞、马士曼和沃德的生活与时代：塞兰坡差会史》，这部长达511页的书籍，依据翔实的资料，以编年体方式详细叙述了凯瑞、马士曼和沃德的生平事迹及其赴印度传教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一部英国浸礼会塞兰坡差会的编年史。另一本则是上书的简写本《凯瑞、马士曼、沃德的故事：塞兰坡传教士》，该书略去了许多细节，行文比较简洁，相当塞兰坡差会的简史，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此外，还有一本由约翰·芬威克（John A. Fenwick）编辑的小册子《马士曼传略》，虽然篇幅很短，但系由马士曼逝世后的相关纪念文章和报道汇集而成，可信度比较高。
两百年多前，通信是人们沟通联系的最普遍的方式，浸礼会档案中数量众多的马士曼通信包含着大量信息，是研究马士曼的主体资料之一。据笔者初步统计，马士曼名下的各种信件约有140余封，其中最重要的有：
（1）马士曼与富勒的通信。马士曼与英国国内人士往来信件最多的，当首推富勒。富勒（Dr. Andrew Fuller, 1754-1815）是英国浸礼会海外传教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曾长期担任浸礼会海外传教会（BMS）的秘书长，凯瑞、马士曼、沃德等传教士与英国浸礼会总部的联系，主要便是通过与富勒的通信进行；塞兰坡差会的经费拨付、管理等也主要由富勒经手，因此，富勒实际扮演着浸礼会总部与塞兰坡差会之间联系纽带的角色。而事实上富勒也的确帮助马士曼等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是马士曼在英国最知心、最可靠的朋友之一。马士曼当初能毅然决定赴印度传教即是因为有富勒坚定的支持，后者保证在英国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保障。
Andrew Fuller
（2）马士曼与瑞兰德的通信。瑞兰德（Dr. John Ryland, 1753-1825）是英国浸礼会的创始人之一，曾长期担任布里斯托神学院的院长，也是马士曼一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和恩人。当初，正是在瑞兰德的鼓励和推荐之下，马士曼在布若米德（Broadmead）的教堂受洗并成为浸礼会教徒，也正是瑞兰德将马士曼招进布里斯托神学院学习了整整五年，使其打下了传教生涯的坚实知识基础。到印度后，马士曼一直保持着与瑞兰德的经常性的通信。在其1806年8月给瑞兰德的信中，马士曼提到了他向拉沙学习中文的情况以及对拉沙的介绍，这是不可多得的了解拉沙其人的可信资料之一。另外在1816年12月给瑞兰德的信函中，马士曼则详细地讲述了他撰写中文语法书（《中国言法》，1814）的经过以及同马礼逊的争执，系了解这一争执真实情况的关键史料之一。
（3）马士曼与马礼逊的通信。马士曼同马礼逊的通信虽然不多，仅几封而已，但却非常重要，是了解这两位新教对华传教先驱人物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马礼逊与远在印度的马士曼的通信可追溯到1808年左右，主要是为《圣经》中译进行交流，1810年马礼逊在澳门曾收到过来自马士曼的一封非常友好的信函。浸礼会档案中保存有马士曼写给马礼逊的五封信函及马礼逊的一封回复函。马士曼信函的时间分别为1813年5月、1814年1月、1815年4月、1815年8月及1816年5月，马礼逊的回复函则为1814年7月。这些函件不仅是了解早期传教士圣经中译历史的珍贵史料，而且也是了解马礼逊与马士曼围绕中文语法书所起争执的关键性史料。
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从事的主要事业之一是将《圣经》译成中文，“为有一天（中国的）传教之门完全打开而做准备”。关于塞兰坡差会的译经事业，浸礼会档案中保存有比较完整的《译经备忘录》（Memoir Relative to Translations），记载了自1804年（或更早）至1838年间塞兰坡差会将圣经译为主要印度方言以及尼泊尔语、波斯语、缅甸语、汉语、爪哇语、普什图语等东方语言的译经计划以及工作进展。其中涉及马士曼等人汉语学习、圣经汉译过程以及译经成果的记述甚多，是研究马士曼圣经中译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此外，《塞兰坡差会定期报道》（Periodical Accounts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杂志中对马士曼的圣经中译工作也有许多记载和报道。
除上述档案文献外，牛津藏马士曼文献中最具特色的还是与马士曼相关的汉籍收藏以及他本人的圣经中译本及中文研究著作，这也是近些年被研究得最多的课题。马士曼与中国相关的译著和著作大致如下：
（一）《圣经》中译本（1810～1822）
马士曼与拉沙的《圣经》中译工作大致开始于1806年底，持续了约16年之久，开始翻译的是若干取自《新约》的单行本，以后则是《圣经》全本的中译，全部翻译工作以1822年整部中文《圣经》在塞兰坡正式出版告竣。包括下列主要版本（以出版时间为序，未特别注明者，均系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收藏）：
（1）1810年，《此嘉语由[口孖][口挑]所著》（《马太福音》），塞兰坡浸礼会印刷所印刷，木刻版，线装，一册，95页。此系新教传教士所翻译的最早的一册《圣经》单行本。牛津大学未见有该书收藏，其孤本现藏于剑桥大学圣经会图书馆。
（2）1811年，《此嘉音由[口孖]嘞所著》（《马可福音》），塞兰坡浸礼会印刷所印刷，木刻版，线装，一册，56页，封面略呈红色，未具出版地、出版时间和译者名。
（3）1813年，《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塞兰坡浸礼会印刷所出版，该译本共21章，36页（双面），封面呈黄色，铅字活版印刷，线装，一册，现收藏于剑桥大学圣经会图书馆。该馆所收藏此书的另一个版本，内封题名为《耶稣救世使徒若翰所书福音》，书末附“若翰书函”，但仅有7页（双面），系1814年的重印本。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有该书1813年的另一个版本，系西式精装，铅字活版印刷，英文题名，共21章，72页。
Regent's Park College
（4）1816年，《神造万物书》（《创世记》），塞兰坡浸礼会印刷所出版，铅字活版印刷，精装，一册。
（5）1817～1821年，《旧约全书》，塞兰坡浸礼会印刷所出版，铅字活版印刷，线装四册。其中，《神造万物书》至《摩西覆示律书》，1817年；《若百书》至《所罗门之诗歌》，1818年；《先知以赛亚之书》至《先知者马拉记之书》，1821年。
（6）1815～1822年，《新约全书》，塞兰坡浸礼会印刷所出版，铅字活版印刷，线装一册，自《使徒马窦传福音书》至《若翰显示之书》。
（7）1822年，《圣经》，塞兰坡浸礼会印刷所出版，铅字活版印刷，西式精装，两册。第一册：《神造万物书》至《依士得耳之书》；第二册：《若百书》至《若翰显示之书》。此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全本中文《圣经》。
（二）《论语》英译本（1809）
大约自1806年初起，马士曼开始跟随拉沙学习中文，尽管起步较晚，但却进步神速。其间，为了掌握高深的汉语文言，马士曼在拉沙的帮助下，开始尝试将《论语》译成英文，以此加深对中国古籍和中国文化的理解。1809年，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出版了马士曼翻译的半部《论语》——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ed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Vol. 1（直译为《孔子著作》，卷一）。该书共723页，西式精装，英文部分横排，中文部分竖排。
译本结构上，开篇为“献词”（Dedication），表达作者对赞助此书出版的时任印度总督明托（Lord Minto）的感激之情。然后是长达四页的“勘误表”，对书中不少拼写和读音错误进行了纠正。紧接着是一篇“孔子的生平”，通过翻译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论语序说》，介绍孔子其人，并附以马士曼本人对孔子和“四书五经”的理解和论述。随后便是对《论语》二十篇中前十篇的全文英译，自《论语》开篇“学而第一”译至“乡党第十”。每篇均由中文原文、英文译文和“评注”（Comment）、“汉字备注”（Remarks on the Characters）四部分构成（也有个别句子缺后面两部分）。
（三）《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1809）在前面介绍的《论语》英译本《孔子著作》中，马士曼已在扉页中标明与该书相关联的是其先前所撰写的专题论文《论中文与汉字》（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但同年（1809）正式印出的论文则更名为《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该论文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中文及其历史的简介；然后是有关汉字的论述，包括汉字在中文中的实际运用、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差异、基础汉字概述（约214个），等等；其次是汉语的音韵，包括汉字首音规则、汉字与印度语字母的类同关系、汉字与暹罗（今泰国）、缅甸、越南、藏语字母的类同关系、汉字尾音规则、汉语四声、官话、方言，等等；再次是汉语实词语法构成，包括数、性、格、介词、形容词、代词、人称代词、关系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动词、语态、时态、单复数及人称、副词，等等。最后是有关汉语字典的介绍，包括汉语字典溯源、官方字典、汉字数量等。
（四）《中国言法》（1814）
1814年，马士曼正式出版了《中国言法》一书，该书除研究汉语的字形、音韵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汉语语法，并将儒家的另一部典籍《大学》译成英文，附录于全书之后。这本书共622页，正文部分566页，附录的《大学》英译部分56页，在西方通常被称作“Clavis Sinica”，即拉丁文《汉语入门》。
《中国言法》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原初论文”（Preliminary Dissertation），系在1809年出版的论文《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基础上撰写的“汉字”与“口语媒介”（Colloquial Medium）两个章节。第二部分“中文语法要旨”（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为全书主体部分，分为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虚词、句法、韵律、方言共八章，再加上最后的“综述”。第三部分是以附录形式呈现的《大学》英译，并附相关汉字（400多个）的对照解析
除马士曼直接相关文献外，牛津安格斯图书馆所藏与马士曼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物档案，也是研究马士曼及其传教事业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这部分档案资料包括汉娜·马士曼（Hannah Marshman，马士曼夫人）通信、威廉·凯瑞通信、威廉·沃德通信、约翰·马士曼通信，等等。
二、与马士曼文献相关的若干研究
过去，国内关于《圣经》中译史或更广泛意义的《圣经》传播史研究著述中，马士曼与塞兰坡传教士的工作及其贡献仅偶尔被提及，但通常语焉不详，或仅仅是作为正文中的注释一笔带过。自笔者1997年偶然在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发现马士曼、拉沙的汉译《圣经》和马士曼相关汉语研究著作，并于1998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撰文予以介绍之后，国内历史学界始关注到马士曼其人以及他所属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的圣经中译活动及其他中文事业。截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马士曼、拉沙的《圣经》中译研究
马士曼、拉沙在印度塞兰坡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影响以及与马礼逊所译汉语《圣经》的比较，是研究新教对华传教史的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最早介绍马士曼汉译《圣经》的专书，估计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于1867年所撰《新教在华传教士汇录》一书。书中指出，尽管马士曼终其一生都是在印度传教，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花费大量时间，与拉沙一起最早将全部《圣经》译成中文，“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的传教事业”，因而应该在来华传教士名册中占有一席之地。1916年，约翰·海格斯（John R. Hykes）所著《〈圣经〉汉译题名录》一书中，详细列举了之前出版的所有《圣经》中译本的各种版本，其中，便包括马士曼和拉沙所翻译的各种《圣经》版本的目录。1934年密立根（George Milligan）所著《新约圣经流传史》（贾立言、冯雪冰译）中，也对马士曼和拉沙的《圣经》中译工作做了介绍和评价，认为，马士曼和拉沙于1822年出版的《圣经》全译本“是新教所译的第一册汉语《圣经》”。贾立言在翻译密立根书的同时，又参照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用英文著成《汉文圣经翻译小史》一书，并由冯雪冰译成中文与《新约圣经流传史》同时出版（有合订本和单行本两种）。正是在该书中，冯雪冰首次将Joshua Marshman译作马士曼，将Johnnes Lassar译作拉沙。这应当就是马士曼和拉沙中文译名的由来。在《汉文圣经翻译小史》第二章“新教文理圣经译本”中，贾立言、冯雪冰更为清晰地介绍了马士曼与拉沙译本，明确指出，“那最初供新教之用的汉文圣经译本系在印度译成，并且也在该处印行。这个译本为马士曼（Joshua Marshman）与拉沙（Johnnes Lassar）两人合力译成。”
中国学者较早期著作中提到马士曼《圣经》中译工作的，有简又文编撰的《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以及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但均是略为提及，语焉不详。惟香港历史学者李志刚在其所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中，对马士曼的《圣经》中译作了较为清楚的介绍，指出，“于马礼逊在广州译经之时，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则有英国浸信传道会之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于1811年将新约译成中文圣经，1822年译就旧约，同年以活版铅字出版，得以率先呈现英国圣经公会”。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海内外两本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牛津浸礼会海外传教士汉语文献的发现，对马士曼、拉沙汉译《圣经》的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著作，一是由德国汉学家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所著《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其英文版于1999年由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Institute Monumenta Serica）出版，其中文版由香港学者蔡锦图翻译，2000年在香港出版。该书对中文《圣经》的翻译历史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述，其中单辟一节对马士曼和拉沙在塞兰坡的《圣经》中译工作及成就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对马士曼、拉沙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白日升（Jean Basset，又译巴设）译本作了初步的比较，探讨了彼此之间的来源关系，但对塞兰坡传教士们的其他中文事业则几乎没有涉及。另一本重要著作是台湾学者苏精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尽管该书讨论的主题是以马礼逊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中文印刷出版事业，但也涉及到马士曼与马礼逊在中文《圣经》翻译中的竞争，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马士曼等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的中文事业。就使用的资料而言，以上两本专著主要是利用伦敦会档案和伦敦亚非学院图书馆等相关机构的资料，尚未系统利用牛津安格斯图书馆的浸礼会档案和汉籍收藏，也没有提及塞兰坡当地的文献收藏，多少留下一些资料利用方面的遗憾。
近年来大陆和港台学者所发表的与马士曼中文《圣经》翻译相关的论文，除本人1998年的论文外，尚有谭树林《〈圣经〉“二马译本”关系辨析》、《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蔡锦图《白日升的中文圣经抄本及其对早期新教中文译经的影响》，曾阳庆《白日升〈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之编辑原则研究》，赵晓阳《二马圣经译本与白日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马士曼〈圣经〉汉文全译本的文化意义》，张西平《明清之际〈圣经〉中译溯源》，以及张西平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康太一的博士论文《从英译〈论语〉到汉译〈圣经〉：马士曼与早期中西对话初探》。日本学者发表的论文则有内田庆市《马礼逊参照的汉译圣经——新发现的白日升译新约圣经稿本》、永井崇弘《关于马礼逊与马士曼所依据的新约圣经希腊文本》等。
如果说笔者本人最初的研究是着重于考证马士曼、拉沙《圣经》中译本的成书过程及其影响，赵晓阳则通过对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以及白日升译本的文本比较，在实证意义上揭示了这几种早期《圣经》译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将此项研究实质性地朝前推进了一步。蔡锦图、曾阳庆、张西平和内田庆市等的新贡献，则是通过追溯白日升译本的最初来源，将汉译《圣经》的源头推及到了新发现的18世纪初白日升汉译《圣经》的“罗马本”，以及可能还更早的17世纪上半叶阳玛诺神父的《圣经直解》（出版于1636年）。近期周永、宋刚的论文则对白日升译本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认为白日升译本其实大部分出自一位四川的天主教信徒徐若翰（？～1733）之手，因此，严格讲，应称之为“白、徐译本”。
（2）关于马士曼对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利用牛津安格斯图书馆的汉籍收藏和相关资料，对马士曼的儒家典籍英译陆续开展了一些研究。
有关《论语》与《大学》的英译，王辉的《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一文对马士曼英译《论语》已有所提及。稍后，他与叶拉美合作的《马礼逊与马士曼的〈大学〉译本》一文，对译本的文本分析则更加深入，认为相比之下，马士曼译本较马礼逊译本在内容上要丰富许多，也较少文字理解上的错失，但基于其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二马译本”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西方概念误读中国典籍的现象。崔玉军的《英国汉学界的〈论语〉英译：历史与问题》一文概述了英国汉学界不同时期英译《论语》的情况，认为马士曼译本尽管不完全，但属第一部翻译成英文的《论语》，填补了当时英译《论语》的空白，对爱默生、梭罗等人的思想皆有所影响。
到目前为止，对马士曼英译《论语》论述最详瞻的当属康太一的博士论文《从英译〈论语〉到汉译〈圣经〉：马士曼与早期中西对话初探》。作者不仅详述了马士曼英译《论语》的版本情况，而且对其释义原则、翻译手段与翻译风格均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其译本始终在试图架联中西文化，沟通儒学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作者还同时对马士曼的汉译《圣经》进行了文本分析，试图在比较意义上探讨两个译本之间跨文化的“观念流动”。
（3）关于马士曼中文语法书的研究
对马士曼《中国言法》的研究，苏精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中，以“中文论著之争”专节的形式，作了概略性的论述，并提到了围绕“语法书”问题马礼逊与马士曼的“世纪性”争论。本人在苏精提示的基础上，曾撰专文探讨了马士曼在《中国言法》写作与出版中是否抄袭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的问题。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一些语言学者也加入到对马士曼《中国言法》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梦娟的博士论文《论19世纪上半叶英国汉语语法研究——以〈中国言法〉、〈上海方言口语语法〉为例》，以及她与苏小妹合作的《〈中国言法〉及其汉语韵律研究》。这类研究另辟蹊径，从语言学范畴研究《中国言法》，认为《中国言法》是第一部汉语文言语法专著，初步创立了汉语文言语法系统，并勾勒出其基本面貌，而且就量词、虚词、词序、韵律、特殊的单句形式等汉语的特别之处进行了最早的阐释，比同类相关文言语法著作早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说给了马士曼《中国言法》极高的评价。
（4）关于马士曼与中文印刷出版历史的研究
以威廉·凯瑞、马士曼和威廉·沃德为代表的塞兰坡传教士积极推动了近代印度文字和中文的铅活字印刷技术，其中马士曼对中文铅活字印刷的发明和推广贡献尤大。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台湾学者苏精的专著《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率先对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中文印刷与出版事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涉及到马士曼等在塞兰坡的中文《圣经》印刷出版以及与马礼逊围绕中文印刷出版问题的“印刷媒介之争”，认为传教士之间的这种竞争对推动近代中文印刷技术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万启盈等著《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中曾提到，1814年，有一本英文著作《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在赛兰普尔出版，该书附有“四书”之一的《大学》首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汉字字样，字体酷似铅活字印刷。范慕韩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中也曾提及，在马礼逊《字典》1815年到1823年在澳门出版之前，马施曼曾于1814年在赛兰普尔出版了一本介绍中文语法的书，书后附有中英文对照的《大学》，“其中的汉字极似活字”。美国学者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所著《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业的发展（1876-1937）》中也曾指出，“1805年至1810年间，孟加拉塞兰坡的浸礼会传教士在中字体刻制上取得了部分成功，他们将这些活字用于印刷《新约》。”同样的基本字体，“还被用来印刷浸礼会传教士乔舒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博士编著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
笔者在1998年的论文中已经提到，马士曼和拉沙于1813年翻译并印行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即《新约》中的《约翰福音》），“实际上是近代应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所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16年之后，根据收集到的一些新资料，本人又于2014年撰写了《马士曼与近代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的会议论文，继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三、相关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
以上简述的牛津藏马士曼文献及其相关研究，涉及到新教对华传教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中分别做出了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概括而言，目前研究所取得的比较重要的学术新进展主要有：
其一，论证了近代新教传教士所译最早的中文《圣经》。
过去，国内学术界通常认为，是由伦敦会派来的首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翻译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圣经》。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认为，“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始自马礼逊。”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指出，“根据伦敦会指示，自1808年至1813年，马礼逊花5年时间，译完了《新约全书》。自1814年至1819年，他又与米怜合作翻译了《旧约全书》。他们在马六甲陆续排印，1823年出版，取名《神天圣书》，线装21册，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社会》一书也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得以完整地介绍入中国，马礼逊为第一人。”然而，近年来依据牛津藏马士曼文献所作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正如一些海外研究者曾经揭示的，马礼逊及米怜并非是将全部《圣经》译成中文并出版的“第一人”，早在1822年，马士曼和拉沙就已经将整部《圣经》译成中文，并于该年在印度塞兰坡率先印刷出版。也就是说，新教最早的《圣经》汉译，不仅仅只有一个源头，而是两个源头。除伦敦会马礼逊和米怜在广州、澳门和马六甲从事《圣经》中译外，远在印度的塞兰坡还有浸礼会的马士曼、拉沙等人也在孜孜不倦地将《圣经》译成中文。
牛津藏马士曼文献的意义，不仅在于证实了马士曼（在拉沙协助下）于1822年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追溯和了解其完整的翻译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士曼和马礼逊的《圣经》中译（即“二马译本”）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从而揭示早期《圣经》中译的更多历史细节及其丰富的内容。毫无疑问，这里面有许多可能是远远超出我们过去历史认知的新问题和新发现。
比如，“二马”之中，究竟是谁最先译出和出版了第一本中文《圣经》？其答案和个中缘由可能就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曲折。
就《新约》中译而言，首先是马士曼（同拉沙合作）与马礼逊分别在印度的塞兰坡和中国广州，不约而同地于1810年付梓出版了《新约》个别篇章的中译本。马士曼与拉沙出版的是《新约》中的《马太福音》（原中译名《此嘉语由于[口孖][口挑]所著》），马礼逊出版的则是《新约》中的《使徒行传》（中译名为《耶稣救世使徒行传真本》）。尽管这两种不同的中文《圣经》单行本几乎同时面世，但其具体翻译过程却很不相同。马礼逊基本上是把他携带来华的天主教白日升《圣经》译本中的《使徒行传》进行适当编辑后出版，严格讲还不能算自己的译作。相反，马士曼和拉沙早期在印度的译经，却基本上是独立完成的。所以，相比较而言，翻译质量稍次的马士曼、拉沙所译《马太福音》（《此嘉语由于[口孖][口挑]所著》），反倒可以称之为新教传教士所翻译的第一本汉语《圣经》单行本。
整部《圣经》的中译，情况则更为复杂。依据相关记载，拉沙于1811年已译出了《新约》的全部初稿，但马士曼并不感到满意，没有马上提交付印，而是对之不断进行修改甚至重译。与此同时，在广州和澳门，马礼逊也正在加紧翻译《新约》，约在1812年到1813年之间全部译毕，取名《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并于1813年在广州秘密印制了两千部。因此，就全部《新约》而言，拉沙和马士曼最早译完，但马礼逊却出版在先。而如前所述，无论是马礼逊还是马士曼，在《新约》的翻译过程中，又都曾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天主教的“白日升译本”。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双源”又返归到了“一途”（借鉴天主教的遗产）。
估计在1819年，马礼逊和米怜已经译完了包括《新约》和《旧约》在内的全部《圣经》，但直到1823年才在马六甲正式出版，取名《神天圣书》，共21册（小开本）。在印度塞兰坡，马士曼和拉沙于1820年也译完了全部《圣经》，1821年出齐《旧约》部分，1822年出齐《新约》部分，1823年整部中文《圣经》已被送至伦敦圣经公会总部。由于马士曼和拉沙所译全本《圣经》实际比马礼逊和米怜的《神天圣书》早出版整整一年，因此，马士曼和拉沙译本才是世界上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汉译《圣经》。
显然，相关研究不仅纠正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始自马礼逊”的传统说法，而且通过对《圣经》汉译“双源”说的探讨，扩展了新教对华传教史研究的时限和地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其二，判定了马士曼英译《论语》的价值。
同最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一样，儒家典籍的西译也是始于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目前可考的最早的拉丁文儒家经典译本，是1662年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在江西建昌府编辑刻印的《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其中收入了他的老师郭纳爵（Inácioda Costa）等人翻译的《大学》（部分）和《论语》前五章。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将各位耶稣会士前后翻译的《大学》、《论语》与《中庸》，编辑成《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在巴黎出版。最早的《论语》英译本则出现在1691年，名为《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该书是将拉丁文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法文节译本转译成英文。
因此，在严格意义上，马士曼于1809年翻译出版的《孔子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尽管只有半部，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本由中文直接翻译成英语的《论语》。
马士曼的半部英译《论语》价值到底如何？同时代的马礼逊等评价甚低。1811年3月马礼逊首次看到马士曼的英译《论语》后，便毫不客气地引用东印度公司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的话，将之视为“率尔操觚之作”。在随后的一封信函中，马礼逊写道：“他（马士曼）的第一本著作《论语》遭到批评，但因为我代他雇的中文教师会说官话，他又看到我的文法稿本，《中国言法》才大有改进。”
The Works of Confucius (1809)
但经过一些学者对马士曼英译《论语》的文本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发觉这部首次从汉语直译为英语的《论语》，尽管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在中英文化早期交流史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和较大的学术影响。其中，康太一就认为，“马士曼《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无疑是十九世纪初期对于儒家经典之跨文化阐释的一次有益尝试。”“作为历史上首部出版的《论语》英语直译本来说，它确实填补了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对于儒家经典与中文认知的空白，而后又于十九世纪中期在美国思想界得以复苏。”为此，康太一并不赞成马士曼《论语》英译本为“粗浅之作”或“带有基督教文化曲解”的看法，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且缺乏人文历史研究者应备的同情之理解与包容。就马士曼所处的情境与时代而言，其译本始终在试图架联中西文化，沟通儒学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无论是从语言上文学上，还是从历史与哲学上，都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马士曼所英译的《论语》，不仅对后来西方汉学家翻译《论语》或研究中文语法提供了重要借鉴，而且于19世纪中期传至美国，对美国重要思想启蒙家爱默生和散文家梭罗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在构建其超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想时，均曾从《论语》和《四书》其他篇章中获得过思想的启迪。爱默生最早于1836年读到马士曼英译《论语》，爱不释手，在其日记和笔记本中抄录了好几十段。1843年4月和10月，爱默生和梭罗还曾从马士曼翻译的《论语》和高大卫（David Collie，又译科利）翻译的《四书》中，摘录了60余段语录，分两次刊载在爱默生任主编的《日晷》（The Dial）杂志上。可见，马士曼翻译的半部《论语》，在早期儒学西传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
其三，初步厘清了马士曼与马礼逊围绕“语法书”的争议。
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始于明清时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和同时期的欧洲汉学家。19世纪以前，由天主教传教士和欧洲汉学家所撰写的语法书，主要有以下几种：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 1653）；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8）；德国汉学家巴耶（T. S. Bayer）的《汉语杂纂》（Museum Sinicum, 1730）；法国汉学家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的《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Grammatica, 1742）等。其中又数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最为出色，被誉为“19世纪以前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该书于1831年由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出版拉丁文本，1847年由新教传教士译成英文，在广州出版，1893年在香港重印拉丁文本。该书手稿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另有部分残稿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手稿部。
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则始于马礼逊和马士曼。马礼逊在1811年，即他来华的第四年，已经编写成一部中文语法书，即《通用汉言之法》。1812年，广州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将它寄送英国印度总督明托，委托其帮助在印度付印。但此书的正式付梓却耽搁了很久，直到1815年才在印度塞兰坡正式出版，共印行500部。而如前所述，在此之前的1814年，马士曼则率先出版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书《中国言法》，比马礼逊的语法书早出版一年。
围绕汉语语法书问题，“二马”之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们两人中究竟是谁最先著成了汉语语法书？二是马士曼的语法书是否抄袭了马礼逊的语法书？
关于第一点，已经比较清楚的是：如果暂时不去评价两本语法书水平孰高孰低，马士曼无论是开始研究或完成中文语法书，估计都稍早于马礼逊。如前所述，马士曼系于1806年初便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及其语法，早在1809年，马士曼在出版英译《论语》时，便已同时出版了长篇专题论文《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该论文正是他最初研究中文语法的心得和成果。据他自己所言，以此论文为基础，他在1810年便已经完成了《中国言法》，以后则是不断对之修改和完善。而据马礼逊的说法，他是在1811年即他来华四年之后完成了《通用汉言之法》，并于1812年初交由东印度公司代为出版。考虑到马礼逊系1807年来华之后才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文语法，因此，他撰写和完成其语法书可能稍晚于马士曼，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第二点，马士曼是否抄袭过马礼逊的语法书（马礼逊正是如此认为的）？经过相关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士曼并没有抄袭马礼逊的语法书，基本上是独立完成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书——《中国言法》。其理由有三：
第一，从时间上看，马士曼没有抄袭马礼逊的足够时间。马礼逊的书稿1812年初由东印度公司送到印度，在殖民地政府各部门之间辗转旅行了约一年半之久，直到1813年9月才交到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审查，并由马士曼估算出版所需的资金，又约三个多月后（1814年初）才由威廉堡学院院务会议审查通过，向英国殖民政府建议出版。马士曼收到马礼逊书稿的准确时间是1813年10月，当时他自己的语法书已经送交印刷所三年之久，校样已看过几次，从时间上看大规模抄袭似已完全不可能。
Fort William (c. 1828)
第二，从内容上看，没有抄袭的足够证据。就著述而言，是否真的有抄袭，需要对两本著作的内容进行严格的比对，这有赖于语法专家来细心比较。而根据有的研究者初步的比较，“两书比对后可以发觉，在数百例句中虽有少数几条类似，却无明显证据足以确认是抄袭。”
第三，从写作风格上看，马士曼的《中国言法》与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应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法书。马礼逊的语法书偏重于对汉语口语的语法分析，因此所举语例多为汉语口语的例子。与之相对照，马士曼的语法书则更偏重于对中国文言语法的研究，所举的约500多个例子主要引自中国历代典籍。如日本语言学者何群雄就认为：“从主旨和结构来看，《中国言法》是文言语法著作，与马礼逊的口语语法著作是个极好的对照……马士曼在理论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从汉字、音韵、语法几方面把汉语、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进行了比较研究。”郑梦娟也指出：“《中国言法》是第一部汉语文言语法专著，初步创立了汉语文言语法系统”。显然，通过对马士曼《中国言法》的研究，将使中国近代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变得更加完整。
其四，确认了近代最早使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籍。
过去通常认为，用铅活字排印中文书籍也是从马礼逊开始的。比如，张树栋等著《中华印刷通史》中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个进入中国传教并带来近代铅活字制作技术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下）则提到，约1814年英国职业印工汤姆司（P. P. Thomas）带着印机活字和其他必须设备，从伦敦被派来华。他到后，同几个中国刻工着手在含锡的合金块上从事雕刻活字工作。1815～1822年之间，印成六卷本的（华英）字典六百部，费用为一万二千英镑，“这可说是西人用中文活字印的第一部印本”。据方鸣编《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记载：1819年马礼逊在马六甲的印刷所开始印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这既是第一部中文版圣经，也是第一部铅印的中文书。
尽管以上论述有的不甚正确，如马礼逊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仅系《新约圣经》，且为传统的木刻本，并非铅印本，但不难看出，以上各家所提到的时间点，显然都晚于1813年马士曼等在印度塞兰坡用铅活字印刷中文本《若翰所书之福音》，因此几乎可以确认：1813年由塞兰坡浸礼会差会印刷所出版的《新约全书》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应为近代第一本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籍。
依据牛津藏马士曼文献，已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本近代第一本中文铅活字书的产生过程。
大约是从1808年初开始，塞兰坡差会印刷所为了印刷出版马士曼的英译《论语》（书中有大量中英文对照的《论语》引文），雇用一名华人督导孟加拉土著工匠开始雕刻中文木活字，采取的办法是整片木板雕刻成功后，再逐行锯成长条，与《论语》英译文的英文铅字对照排印。1809年《论语》的英译本正式出版，其中的中文引文即系采用中文木活字印刷。然而，传教士们在印刷出版他们早期翻译的《圣经》单行本时，却仍然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的方式。
大约在1811年上半年，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在马士曼的主持下，开始尝试探索在金属上雕刻汉字，采用西式铅活字印刷技术来印刷中文书籍，以后进展迅速，在1813年他们已乐观地宣称差会印刷所已准备好用中文铅活字来印刷全部圣经，并于该年终于出版了很可能是近代第一本铅活字汉语书籍的《若翰所书之福音》。
根据约翰·马士曼的记述，塞兰坡最初的中文铅字制造虽得力于当地的几位印度技工，但真正变得精美、实用，则是在印工出身的传教士约翰·劳森（John Lawson）于1812年左右加入塞兰坡差会之后。正是他的到来，使塞兰坡的中文铅活字印刷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备了实际印刷中文书籍的可能性。
有关1813年马士曼等首次用铅活字印刷中文出版物的意义，约翰·马士曼在其著作中评论道：“这（指铅活字印刷）是自2000年前中国印刷术发明以来的一项最值得纪念的改进之一，不仅仅因为它使书籍在印刷过程中易于修订，而且经济实惠。……在其它传教团体采用铅印技术之前，这项源于塞兰坡并在相当程度上成熟于塞兰坡的印刷技术的改进，开创了中国印刷史的一个新的时代。毫无疑问，当中国人自己大量采用这一印刷技术时，便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开始逐渐被西方近代印刷术所替代。”显然，塞兰坡传教士们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项发明对于改进中国古老传统印刷术的革命性意义。
综上所述，牛津藏马士曼文献及其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主要便在于揭示和论证了新教对华传教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包括第一部汉译全本《圣经》；第一部英译《论语》（实为半部）；第一本用英文撰写的中文语法书；第一本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籍。正是这若干个“第一”，使此项系列研究在近代早期新教对华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具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值得学术界予以持续的关注。
四、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的思考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不难看出，牛津藏马士曼文献及其相关研究，的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新教对华传教史和圣经翻译史研究领域近些年所取得的最新进展之一。但平心而论，已有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很难说是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比如，在资料方面，多半还限于已经发现的牛津浸礼会档案文献和各英国教会在本土所留存的档案和文献，印度塞兰坡和加尔各答当地的档案文献开发利用则非常有限；在研究方法上，多半还限于一般的历史考证和文本分析，往往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出发，做切割式、单向突破式的研究，如人物考证、译本分析、翻译史研究、印刷史研究、语法书研究等，尚缺乏立体式、贯通式、全方位的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研究；在理论上，虽然尝试使用了“东方主义”、“观念史”理论、阐释学理论、语境论等来加强分析的力度，但如何与具体的史实分析相结合，得出恰如其分又富有新意的结论，似乎还缺乏真正令人满意的学术成果。
根据个人的肤浅见解，要将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学术研究引向深入，似还需从如下几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在全球化史视野下，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范围。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史研究，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宏阔的“全球化视野”观察历史发展进程，注重地域性事件的大区域、全球性联系，注重“小事件”的“大背景”和“小人物”的“大网络”，在广泛的联系和宏大的空间中把握具体的“历史事件”。就马士曼文献研究而言，“全球化视野”似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世界眼光”。从研究课题性质上讲，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研究课题，《圣经》与基督教义的传播，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因此，研究者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善于从中发掘出背后所蕴藏的全球化联系和世界史意义。否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想到最早的《圣经》中译，居然要到印度加尔各答旁的一个小城去寻求答案。
近年来，全球化史业已引发了不同学科的各种讨论，在基督教史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从全球化视角重新审视基督教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宣教历史。有的学者认为，基督新教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教运动，已使基督教具有了全球地域化的意义，不仅仅是属于西方国家的宗教了。达拉‧罗伯特甚至将基督教的宣教运动视作第一个全球化运动（First Globalization）。这种认识，与近代基督教世界宣教运动的发起人威廉·凯瑞的见解不谋而合。凯瑞被尊称为“近代宣教运动之父”，他于1792年出版了著名的小册子《探询：论基督徒有竭尽所能引领异教徒归化的责任》，通常被公认为是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的开端。正是在该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基督徒应按照《新约》中的要求，“使一切国家实现基督教化”，并认为这是全体基督徒都应尽的义务。为此，凯瑞等于1792年创立了世界上首个以在全球宣教为使命的基督教差会——英国浸礼会海外传教会（BMS），即马士曼所最终归属的教会。
因此，讨论马士曼文献研究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归到威廉·凯瑞等创办英国浸礼会海外差会的初衷，回归到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全球化社会运动的本质，跳出印度或中国的单一国家地域概念，看到各国和各地传教活动的国际化本质，看到连接各差会的巨型国际传教组织网络，看到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共同的理念、信仰、规则以及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如此才能对他们在译经活动中既激烈竞争同时又相互支持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基督教传教运动是一个由不同国籍、不同差会、甚至是不同宗派教会的传教士连手的国际性合作活动，所以研究中国的传教史，不能忽略与印度传教史的关联性；研究在各国活动的差会，不能忽略其与各自所在国总部的关联性。各差会只是教会整体网络中的一部分，都联结着各自的总部，各差会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并不是完全孤立的。
二是跨文化、跨区域研究。传教史研究中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就是要开展大量的跨文化、跨区域的多语种、“大范围”研究。因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语言及不同的文化传统，传教史中跨文化、多语种研究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跨区域“大范围”研究，则是需要我们打破地区、国度概念，从更大的区域性，甚或跨大陆、跨大洋的地理范围中，把握教会组织的广泛国际联系与互动，复原其覆盖全球的传教组织网络。
以马士曼文献和塞兰坡差会研究所涉及的地域而言，就绝不限于塞兰坡一镇或加尔各答一城，而应扩充到中国、英伦甚或北美大陆。英国浸礼会的活动实际上是在这一极其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展开的。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中国不仅是浸礼会瞄准的另一个传教对象国，而且塞兰坡浸礼会本身就与当时在中国沿海传教的伦敦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已具体反映在马士曼与马礼逊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之中。在与英国本土的关系上，塞兰坡差会与浸礼会伦敦总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在经费和传教任务方面听命于浸礼会总部和英国圣经公会。在同北美教会的关系上，雷登·威廉姆斯和约翰·威廉姆斯于1892年出版的《塞兰坡通信：威廉·凯瑞及其他人与约翰·威廉姆斯的未刊信件，1800-1816》，清楚地揭示了过去鲜为人知的19世纪初浸礼会塞兰坡差会与纽约、费城等北美浸信会教会之间十分密切的通信和人员往来，以及经由这种往来所建构的浸礼会教徒之间的“跨洋友谊”。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由各种不同教派传教组织编织而成的“跨洋网络”或“传教圈”，其关键性节点包括伦敦、纽约、费城、加尔各答、塞兰坡、广州、澳门、香港、马六甲等地。连接这一“跨洋网络”或“传教圈”的是往来各地的定期商船航班（当时尚为帆船）和由这些航班所输送的人员、信件、报纸等媒介。马士曼等在印度的《圣经》中译活动和马礼逊等在中国沿海的传教活动，只有纳入这张巨大的全球性传教组织网络之中，并与东印度公司等的殖民及商业活动相结合，重建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予以最清晰的论述，并了解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新教传教过程中，尤其是对其中占主流的社会福音派而言，传教与经商是不能分开的，他们往往通过经商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诸如办学、办慈善事业等）来支持其传教活动，因此，只有将“传教圈”与“商业圈”、“差会网络”与“商品网络”、“殖民网络”结合起来观察，我们才能看清早期新教传教运动的本质及其特点。
（二）在比较史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各种比较研究。对这项涉及超大区域和不同文明、不同国籍人物的跨区域、跨文化研究，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研究手段，就是比较研究的方法。
首先是《圣经》中译的文本比较。即要厘清各种版本的沿革、发展、内容及相互影响。比如，要确定马士曼、拉沙所译中文《圣经》，是否取用了马礼逊的译本，甚或是否存在抄袭之嫌，就必须对马士曼本、马礼逊本和白日升本三种《圣经》版本做细致的文本对照比较，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许多研究者（包括本人）之所以断定马士曼、拉沙早期的译作并没有抄袭马礼逊，乃是基于对照比较二马译本和白日升译本之后，发现二马译本在许多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均与早出的白日升译本高度一致，这只能说明他们二人都是参考了白日升译本，继承了天主教传教士的“遗产”。而赵晓阳之所以进一步断定在《新约》后期的翻译与定稿上（1815～1822年），马士曼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翻译，而是“非常严重地参考了马礼逊译本”，也是通过列表的方式对马士曼本和马礼逊本进行了细致的对比考辨，方得出此结论。此外，内田庆市、张西平、蔡锦图、曾阳庆、周永、宋刚等近期判定白日升编《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简称《四史攸编》），其实是新近发现的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收藏《玛窦攸编耶稣基督圣福音》抄本（简称“罗马本”）的修改节本，也是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内容甚至书法习惯进行细致比较的结果。
显然，通过对各种中文《圣经》版本作更进一步的细致比较和大数据研究，我们可能还会不断得出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结论。
其次是传教士人物比较。比如，对“二马”（马士曼与马礼逊）的比较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首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的研究，同时也使我们加深了对马士曼在印度的译经和中文事业的了解。如果不提“二马”，单就马礼逊研究马礼逊，我们就不可能对马礼逊在对华传教方面的业绩和个性特征看得很清楚，包括马礼逊主观意志较强、多少有些刚愎自用的一面，没有比较往往便无从了解。在很多人眼中，马礼逊就是一个充满献身精神的基督教圣人，但圣人也是会犯错误的，也会有自身的不足，这在马礼逊对待马士曼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马士曼也同样如此。马士曼在出版自己的《中国言法》时，根本不提马礼逊即将出版的语法书（他本人就是这本书的审稿者之一），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和私心，想拔得头筹。如果不跟马礼逊比较，马士曼的个性特征和历史地位就很难确定。人们议论较多的他们两个人的中文水平到底如何，各自擅长什么领域，也是要通过比较才能发现。
从更大的范围看，还有一批传教士，他们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互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像米怜、高大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理雅各（James Legge）、伟烈亚力、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均在此列。只有将“二马”（马士曼和马礼逊）置身于这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之中，进行群体分析和比较研究，才能反过来看清楚“二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比如，要讨论马士曼父子所译《论语》和《大学》的价值，就必须与高大卫和理雅各的译作进行比较。高大卫是继马士曼和马礼逊之后，最早将《四书》完整译成英文的传教士。理雅各于1843年后长期居住在香港，主持英华书院，一生中主要的成就即为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很长一个时期，海外人士了解四书五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便是通过理雅各的一些翻译作品，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等，许多中国经典都是经他之手翻译的。因此，在汉籍英译上，马士曼、马礼逊只能说是开了个头，集大成者还是理雅各。
（三）以“历史原生态”为标的，进一步发掘新资料。
前些年章开沅先生曾提出“历史原生态”的概念，即历史学科有自身的学科特征，但归根到底，它还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必须要秉持实证的精神，用原生态的史料去还原原生态的历史，以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的原貌，书写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
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依据和出发点，要回复到“历史原生态”，就必须占有大量原始资料，做到言必有据，证据充分、确凿，并据此形成科学、合理的历史解释。任何范式和理论，离开了可信的史料，往往都成为缺乏说服力的空中楼阁，是经不住推敲和检验的。马士曼《圣经》中译及其它中文事业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必须通过不断发掘新的历史资料去拓展和深耕。
目前研究中，之所以许多问题还未弄清，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史料的欠缺。比如，关于与马士曼合作译经的拉沙（Joannes Lassar），因缺乏第一手资料，我们对他的了解就只能停留在一知半解。从不多的有关材料中，只知他系一位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精通汉语，不仅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很可能是广东话），而且能用中文写作。有记载说，拉沙在澳门居住期间，曾一度负责澳门葡萄牙当局与清廷之间官方文书的往来。以后他为做茶叶生意移居印度，在生意做不下去的情况下，因精通中文而被聘为加尔各答威廉堡学院的中文教授，后来又在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的引荐下，来到塞兰坡与马士曼合作将《圣经》译成中文。至于拉沙的父辈作为亚美尼亚人如何来到澳门，在澳门究竟有哪些活动，拉沙又是如何到了印度，他本人的中文水平到底如何，在《圣经》汉译中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进一步发掘相关史料（包括在澳门的史料）。此外，塞兰坡差会采用铅活字印刷中文书籍的细节及其工艺技术，以及马士曼、拉沙所译《圣经》在中国国内的传播情况等，也仍需通过进一步发掘史料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
在新史料发掘上，除牛津藏浸礼会档案和马士曼文献外，还有一些档案资源需要进一步利用和开发，包括：
（1）印度藏塞兰坡浸礼会差会档案文献
这是牛津藏马士曼文献的源头，但也是目前马士曼研究中资料利用最不充分的部分。马士曼与其家人在塞兰坡度过了漫长的38年，印度藏塞兰坡差会档案文献理所当然应当是马士曼研究的主体文献群。根据笔者的初步查勘，塞兰坡差会档案文献部分保存于塞兰坡学院的凯瑞纪念图书馆兼档案馆（William Cary Library and Resource Centre），包括凯瑞、马士曼、沃德等人的部分手稿、中文圣经、中文研究著作等，也有大量当时留存下来的报刊文献资料和原始记载。尤其“塞兰坡三杰”遗留下的当年使用过的文物，也同样具有实物史料的价值。一部分与马士曼和浸礼会相关的档案文献则有可能保存在加尔各答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但具体情况不详。
（2）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档案与剑桥大学圣经会图书馆藏书
大英圣书公会成立于1804年，其主要工作便是资助和支持海外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工作。当年凯瑞、马士曼等在印度的译经工作，马礼逊在广州和澳门的译经工作，都是由大英圣书公会予以资助，他们不仅要向大英圣书公会提交年度译经报告，而且与该公会总部保持密切的信函往来，完成译经工作后，还需将出版的译作样本提交给该会总部保存。大英圣书公会的年度报告则详细报告了海外各差会《圣经》翻译、出版的进展情况，以及所获得经费资助和开支等情况。大英圣书公会的档案现寄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是研究马士曼《圣经》中译不可或缺的重要档案。作为大英圣书公会档案的一部分，剑桥大学图书馆还附设有“圣经会图书馆”（Bible Society Library），保存了世界各种语言的《圣经》版本，其中不乏早期的稀有版本。马士曼和马礼逊早期汉译的《圣经》版本，在此馆（现已归属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珍本阅览室）均有保存。
（3）伦敦会档案
该档案全宗包括伦敦会自1795年创办以来的全部档案，数量非常庞大，共有2,358盒之多，现保存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 SOAS）图书馆。其中与马士曼相关的档案资料，主要是当年马士曼与马礼逊的通信，马礼逊与总部的通信和发给总部的报告，以及与中文印刷出版相关的档案。作为与浸礼会在东方传教展开激烈竞争的主要传教团体，伦敦会档案中有不少反映浸礼会在印度和在华传教情况的档案。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东印度公司档案
马士曼与马礼逊的传教活动，尤其是他们的中文印刷事业都与东印度公司有关，该公司还于1814年专门开设了澳门印刷所，印刷出版马礼逊字典等书刊。早期塞兰坡印刷所大量的印刷业务即来自于东印度公司，马礼逊的有关中文的语法书《通用汉言之法》，也是由东印度公司介绍给马士曼在塞兰坡印刷所出版的。东印度公司档案无疑也是研究塞兰坡传教士的重要资料来源，这批档案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的东方暨印度部，少数档案则由英国政府外务部所接受，目前收藏在英国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s Office）。
（5）天主教传教档案和文献
如前所述，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工作实际上对更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历史遗产有所继承，在《圣经》中译过程中，无论是早期浸礼会“马士曼译本”还是伦敦会“马礼逊译本”，其源头都可追溯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神父白日升与中国信徒徐若翰合作翻译的《新约》（即通常所称的“白日升译本”）。“白日升的圣经翻译是在天主教十七世纪对圣经的介绍和部分翻译的历史传统之中展开的。”新教传教士对华传教活动与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研究马士曼的《圣经》中译，必须追溯到明清时期天主教汉译《圣经》的相关档案与文献收藏，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督教新教自身的历史资料。
由此可见，历史本质上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任何一个历史研究领域要有新突破，关键是要发现新材料，并据此形成科学、合理的历史解释。新教对华传教史要寻求新突破，其根本途径还是要系统地发掘新的材料。过去若干年，正是由于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才使得马士曼等在印度圣经中译活动的历史线索和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变得越来越清晰。而要进一步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关键还是要通过继续发现新的史料，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全球化研究与地域化研究、文本研究与语境研究等更好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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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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