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群‖中国化与专业化：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平民教育——以广州青年会为例
作者简介：郑利群，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博士
［提 要］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曾在近代以来进行过两种形式的平民教育事业活动，一是在1920年代推动了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大规模展开，二是为失业青年创办了劳工学校。本文对两种平民教育形式的背景和内容进行了剖析，并从广州青年会角度，探讨了它们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以平民教育形式展开的社会服务事业，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化与专业化的特征，这也是广州青年会成功的根本缘由。
［关键词］ 基督教青年会 广州青年会 平民教育 劳工学校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中西文化”栏目
基督教青年会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宗教性团体，20世纪20年代初，各城市青年会会所几乎成为当地公众意见之表达场所。它拥有完善的组织体制，并以“德智体群”四育等基本事业服务于社会。在其“智育”服务中，平民教育又曾占据其重要一环，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对于中国青年会来说，平民教育在内容上以教导民众识字为主，兼及教授失业青年的基本生存技能及公民知识。在青年会近代历史实践中，由其主导的平民教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在2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在晏阳初及其之后平民教育总会的指导与协作下，推动了这一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展开；二是为失业青年办理劳工学校，“培植一般成年失业工友智能，以适应社会需求。”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目前学界绝大部分人皆将平民教育与晏阳初相结合，尤其是以晏氏后来的乡村实验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虽然有涉及平民教育源流与思潮的文章，但却鲜于谈及基督教青年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甚至直接论述20年代中期的广州平民教育运动，也是主要强调党团与学生组织对此运动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在论及青年会与平民教育关系的文章中，有的偏向于晏阳初平民教育实践的探讨，然而却将青年会与晏阳初混为一谈；有些则又过于侧重将平民学校或劳工学校作为青年会平民教育措施之一的地方主义展示。本文主要从基督教青年会视角出发，通过对其在20世纪20年代推行全国性平教运动背景的分析，以及晏阳初与青年会关系的梳理，并以广州青年会从事的平教实践为地方性案例，来探讨青年会进行平民教育事业的特点。
一、基督教青年会与平民教育运动
民国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以社会福音为理念的宗教性团体，对于中国数目庞大的文盲群体格外关注，并生出强烈变革之心。它通过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科及其之后的中华平教总会，完成了全国性平民教育运动的试验。广州青年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作为全国运动的一部分，在青年会全国协会以及平教总会的指导下，成为20世纪20年代当地平民教育运动高潮的重要推动者。
（一）青年会社会福音理念与平民教育背景
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从北美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宗教上实行的是社会福音理念，这使社会关切成为其组织发展中的重要特点。社会福音思想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基督教面临大量增多的社会问题而创立的一种神学思潮。它在强调个人道德完美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的拯救，希望通过社会服务改造社会，进而逐步消除整个社会的罪恶。社会福音运动在一战前夕达到了高潮，并通过20世纪前后美国的海外传教运动，强烈地影响了传教地所在国。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作为这一运动的产物，其在民国前期的迅速壮大，即与社会福音在中国的有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青年会注重个人灵性与社会服务的结合，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基督教会以往偏重于个人福音的缺陷，使其与后者拉开了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更倾向于采用实践性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民国初立，中国的教育虽然开始改革并取得了一些进步，然而绝大部分人却依然无法享受到普及教育的基本权利。1916年时，国家开始强调基础教育，大量学校建立起来。不过在全国8,900万适龄的上学儿童中，能够接受各类公私立学校教育者只有400万，接受教会学校教育的学生50万，所以绝大多数适龄人口仍然无法获得基本教育，“那些年轻商贩、城市无产阶级以及所有的农村人口依然是文盲。”直到20年代，不识字群体仍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同时，青年会在其“德智体群”基本服务中，曾希望通过社会教育来开启新风的演讲一项，至20年代前后，已因“收效极大为社会所不可缺”，而被认为是青年会“效用最广之智育事业”。然而，他们也越来越发现，无论青年会的演讲多么成功，其影响所致，也只是受过教育的人群。对于那些远离教育资源的民众，他们根本无力接受到青年会所要传播的新知信息。可以说，青年会期望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的理想，在中国巨大的现实面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
对此，中国青年会的看法是，正是由于大量的平民无法接受到基本教育，从而造成了一系列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发生：“吾国人民众庶而识字者绝少，坐是知识闭塞，农工商各业，咸奄奄无生气，长此不图，将何以处二十世纪之世界。且自推翻君主号称民治以来，军阀施其暴力，政客煽其阴谋，地方自治，徒拥虚名，莫非劣董恶绅，勾结盘踞以鱼肉良民。究其弊病之本根，则教育不普及为之大害。盖惟教育不普及，则常识缺乏。常识缺乏，则各业有退而无进。虽有公民之权利而不克正当用之，循至无以举民治之实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二十一条”的讨论最终以无果而告终，曾以“国民代表”身份监督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中国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对此倍感激愤。他“深感我国国事之阽危，皆由我国国民大多数不知公民应享之权利与应负之责任，至于今日，几有不可收拾之概”，而其根本原因，又与国家大量文盲人口的存在有关。对此，中国青年会决意发起一场针对普通民众的教育运动。
可以说，民初以来，中国教育的改进虽然已在蹒跚进行，然而在践行社会福音理念的基督教青年会看来，其福泽却远未能惠及于普通民众。其结果，从青年会方面讲，大大缩小了其传播新知理念的范围；从社会层面来看，也导致了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甚至直接造成了20年代华盛顿会议的失败。而这一切，共同构成了青年会未来推行平民教育的根本缘由。
（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青年会与平民教育经验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实现其平民教育的理想，最初主要是通过晏阳初的指导而开展起来的。正是由于晏阳初的加入，实现了二者间的优势互补，终于促使全国性的平教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定州
晏阳初的到来，其身上所具有的能力、经验及品质，弥补了青年会欲在中国实行平民教育但却缺乏人才的根本状况。一战期间，晏阳初作为留美学生被美国陆军青年会招募派往法国，为当地的华人劳工服务。期间他研制出一套科学实用的千字文教材以及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让那些不识字者有意愿学习，并带动其他人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基本阅读书信的程度。这一带有实验性质的举措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通过节省校舍与师资，可以在短时间内填补因教育资源专业化不足所带来的巨大鸿沟。而晏阳初愿为中国劳苦大众服务的坚定信念，及其身上因东方文化背景与西方教育相结合，而“在生活中的理念与见解”上呈现出的“完全现代性”，都让青年会相信，他是可以让青年会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人选。“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他都应该为青年会工作”。因此，当晏阳初回国之后与余日章历陈推行平民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前提时，后者当即“建议晏即以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作推动这一平民教育运动的机构。”
对于晏阳初来说，他之所以从西洋归来选择进入中国青年会，除了后者与其理念相同之外，更在于青年会在当时拥有中国任何其他机构所不具有的组织与会员优势。20年代前后，国内一些地区实际上已有通俗学校、平民学校和教育团体在进行平民教育活动，但基本上以失败告终。晏阳初在仔细研究各地团体的平教实践之后，认为失败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教员无经验，用教大学生的方式教目不识丁的人；二是无良好课本，犯了不能拿小学国文课本教平校学生的错；三是无组织进行沟通，导致经验无法交换，也不能明了各自优劣所在。其中，除了前二者之外，青年会以其优势满足了第三点也是国内团体最难做到的不足。1920年，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势头正盛，它在国内各大都市皆有自己的团体，在全国已经拥有近四万二千名会员，会费及捐款近50万银元，而且各地组织音声相通，管理完备。另外青年会会员中，很多人受过西方化教育，属近代新兴显贵阶层，掌握着当地重要的社会资源，富于社会影响力。因此，尽管晏阳初一度想在人情习俗皆谙的家乡华西地区开展平民教育事业，但他很快放弃了原初设想，决定加入到余日章的中国青年会中，并以其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平民教育运动。
余日章
1920年，中华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立平民教育科，聘请晏阳初和同为在法华工服务的傅若愚为正副主任，指导和襄助城市青年会与学校青年会开展平教运动。晏阳初和傅若愚根据研究以往华工服务之经验，以及中国广大环境下各类群体需要之不同，重新编写了四本《平民千字课》，同时以图画相佐，决定通过平民学校和读书处两种形式来帮助受教育者在四个月内习完四册课程。此外，他们又研究了如何推广平民教育、如何招生、如何组织平民学校，甚至如何管理、如何鼓励学生等等问题，都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之后，青年会开始用两年的时间，通过选取长沙、烟台、嘉兴和杭州四个地区不同、发展各异的城市来推行大规模平民教育试验，以取得多种不同的经验。此次试验取得了极大成功，参加者的人均及格率达68.8%。同时，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去进行平民教育自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它能“以最少数教员，来教授最多数不识字人”。平教实验的成功给了青年会以及很多教育家以极大的鼓舞，它直接促成了后来中华平教总会这一全国性专业机构的产生。由于平教事业宏伟繁巨，晏阳初不得不退出青年会，专任平教会总干事一职。之后，平教总会制定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组织大纲》，规定了一系列的专业化方法，并于1924年以青年会为各地组织基础，将平民教育事业推进到全国性的运动高潮。
（三）广州青年会与当地平教运动实践
1924年在全国举行的大规模平教运动，依据各地情势，有些由青年会单独主持，有些则为青年会与平教会合作办理。在其中属较大运动的市会中，共有南京、上海、武汉等21家，而若论佼佼者，则又以广州为办理事业最大的城市之一。
广州平教运动的推行，主要是以中华青年会平教试验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模式，通过与当地平教会合作，并联合政府与教育界力量，采取半政府半社会的大规模运动方式来进行。
1924年2月，由身为青年会会员的政府官员组成的“广州市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并聘请青年会学生童子部主任李应林为主任干事，麦登铭和黄仁让为助理干事，统理运动的实行。随后包括高等师范学校等近20所学校亦参与进来，共行平教大业。经多方商议，广州平教运动由两部分分别进行：一为平民识字部，其内容为每日授课一小时，四个月毕业，以教识常用字一千个为目标；一是平民义学部，内容为每日授课两小时，一年毕业，主要教授公民常识、珠算等课程，以便于习者谋生。
4月21日，在广东省长杨沧白、广州市长孙科等政府要人及社会各界领袖带领下，平教会举行了一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和劝学大游行。同时广州市政厅出示布告，宣布“查本市平民教育运动之组织，系为利便一般失学之人，就近入校，以期成普及教育起见，办法至为良美。所有市内失学儿童、或不在学龄内之青年，均应遵照劝学队劝导，分别送校肄业，以期同受教育。……合函布告，仰市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云云。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
之后，平教运动通过两部分同时展开，一是依靠正规学校组织来有序进行，二是通过设立读书处发动社会力量自主办学。由教育界参与的正规学校办学，主要由前面提及的平民识字和平民义学两类学校进行。平教会主要依据各个学校在运动中的不同职能分为六股，分别负责其中的招生、校址、教员、仪器、广告和教学等六大方面。由于平教会及教育界团体以基督教组织为多，出于宗教的道德考量，作为每位成为教员的志愿者，他们还被要求签具“平民识字学校教员志愿书”，以保证教学的完好执行。另外，鉴于城市人多居住分散，尤其平校有时间纪律等诸多要求，而使许多忙于生计之人无法如愿去校读书，平教会又发动起民间力量，提倡有能力者自设读书处。其中，平教会负责订立读书处建立的标准与程序，提供统一的教材以及教学方法上的指导，并进行总体上的管理，其他实施过程则交由社会来自行办理。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平民教育以四个月为一期，一期结束后，须由平教会统一举行考试，合格者即发给识字国民文凭一张。
尽管目前学界对这场全国性的平教运动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以晏阳初最初所试验的城市成绩为标准看，广州的平教运动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关于1924年广州的平教运动，当时有人以为是失败的，认为“旷课与中途退学者总在五分之三以上”，而且“经费缺乏，各教场书籍笔墨等均无供应。”后来的学者也认为，这场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其最终识字的长期效果如何，实在不得而知。不过若将其与最初的预期相比，相差并不很多。据相关资料统计，广州平教运动中及格毕业的人数达2,200多人，及格率为73.3%。考虑到前面提及平教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此数字当是将专业化的平校成绩与社会化的读书处成绩共同相加得来的结果。如果将这一结果与晏阳初最初试点的四个城市相比，则广州无论就人数还是成绩来说都是很高的。至于对此次民众识字是否达到长期有效性的说法，如若“考虑到识字对于城市居民的重要性远超过农民，其中相当部分人从此摘掉文盲帽子是完全有可能的”，则在广州这样一个以商贸为主，对识字需求较强的城市，此次运动取得成绩的有效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总体上看，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大量基础教育无法普及，而解决之道则在于推行平民教育事业。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会通过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通过与之后成立的平教总会的结合，推动了各地青年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平民教育运动。而广州青年会也正是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及平教总会的领导与指导下，通过与公共权力以及相关教育组织的合作，推动了此次平教运动的成功。
二、广州青年会与劳工学校
劳工学校属平教运动之后在城市继续发展的一种平民学校，也是在20世纪中期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基督教青年会为社会失业青少年举办的另一种平民教育方式。
（一）劳工学校创立的背景
广州青年会劳工学校的创立，既是平民教育内在发展的需要，又是20世纪20年代劳工运动与非基督教学生运动共同促成的结果，而五卅民族主义高潮的到来，最终加速了劳工学校的建立。
劳工学校的建立，从内部来看，是平民教育发展需要带来的结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认为，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而与此相对应的三种教育形式则为识字教育、生计教育与公民教育。三者之中，识字教育只是平民教育的第一个阶段；生计教育作为第二阶段，其目的是“使人人具备生产的技能，造成自立的国民”；最后，所培养之人还需要对国家社会的前途有利，而非“不顾国家社会的祸福利害”，此即公民教育。这三种教育之中，后两种教育是无法依靠短时期的大规模运动来完成的，它只能通过平民学校的继续教育才能实现。平教总会的这一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青年会在各地的平民教育实践，各地城市青年会皆根据自身条件创办起多种课程的劳工学校，来作为平民教育措施的延伸与发展。
露天学习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学员
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20年代劳工、非基督教学生与民族主义运动，共同导致了劳工学校的建立。
清末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使得劳工问题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劳工受到五四以来新思想的刺激，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低下薪金和悲惨工作的状态，开始组成各种团体进行集体罢工，仅仅20年代前五、六年，罢工风潮就达几百次之多。由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无论是其最初成立于1844年的英国，还是后来发展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都是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地面对社会问题出现的过程，这也让来自于西方母体的中国青年会，对因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本能地加以关心，并试图提出方案加以解决。青年会认为，“每有一次罢工罢业之风潮发生，不特雇主与工人，双方大受损失，即全社会之幸福，亦为其减损不少。……保障工业界之安宁，实为社会公共之责任。此青年会所以毅然以改善工业状况自任，而望社会协力匡助者也。”
另一方面，20年代初源于学生团体的非基督教运动，也让基督教青年会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五四以来，由于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增强，使得1922年世界基督教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中国召开这一事件，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青年学生发起了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并迅速得到全国学生和知识界的响应。随着北伐战争的向北推进，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反教暴力事件，教会财产、传教士以及青年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25年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在“反基督教运动议决案”中，即认为青年会是利用“设立平民学校实行传教以蒙蔽青年政治思想，妨碍爱国运动”。广州青年会也因为西方化的宗教背景，被很多爱国青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基督教”的口号而受到冲击。故此，1926年全国大会曾总结道：“原攻歼者之目的，大部分固属教会，而青年会既冠以基督教之名，当然在被攻歼之列；非但不可幸免，而且首当其冲。”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加速了中国青年会干事们的深刻反思，并决定将其服务扩大至非会员阶层。1925年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不仅最终上升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将20年代以来的劳工及非基督教问题与民族主义紧密地纠连一起。在这一激烈情势下，1925年7月中华青年会第二届总干事大会在上海紧急召开，专门就各地形势讨论应对措施。大会认为，在此次风暴中，“青年会应明确表示态度，辅助社会，发起各种事业，不再如往日之专为青年会自身谋”，而劳工运动与学生运动则是最需要青年会密切关注的部分。会上甚至有人认为议案中关于“此后工作应注重学校青年及劳工”的政策过于偏激，而忽略了青年会本应服务的会员。虽说这一内部看法并未获得通过，但却表明，20年代中期的这场民族主义风暴，已经让中华青年会干事们对于时局有了深刻的反思，即青年会以往对于会员以外的群体关注远为不够，为了青年会的长远发展，当前时局下，劳工与学生群体应为首先服务的对象。
正是在平民教育的内在发展与中国劳工运动、非基督教学生运动以及民族主义形势的交互激荡下，应全国协会的要求，广州青年会劳工学校于1926年创办起来。正如广州青年会自己所言：“本校创立之初，正当革命空气澎湃之时，劳工问题，极其重要，本校为应社会之需求，毅然瓶立，其旨无非以为有可为劳工服务之处，本我基督教青年会为社会服务之精神，愿尽主力而付之耳。”
（二）劳工学校创办的特点
广州青年会创办的劳工学校在青年会举办的正规学校教育中，为“义务性质，不收学费，内容科目，注重简易实用，同时并辅以种种事业以陶冶其人格。一年半毕业。”虽然劳工学校只是广州青年会学校教育的一种义务补充，然而，青年会对其却无丝毫的轻视，反而教务要求极为慎密严格。
课程设置方面，采取平教会的原则。与前述平教运动中仅仅教授基本识字的单一技能不同，劳工学校课程确立的原则是：“一切不切实用之科学，概行不采，务令节省时间，并符‘学以致用’之旨。”其目的是使学生毕业后具有如下最低限度的社会化条件：（1）能运用文言白话作文章及来往尺牍，并能自由阅读较深之文字；（2）能运用笔算珠算在商业上计算数目、记账；（3）能明了社会普通常识，商业大势；（4）能有纯正之德行、活泼之精神及做事之效能，并能正确了解一己之责任。很显然，这些课程设置的目标中不仅包含了平民教育应涵括的识字、生计与公民的内容，其最后一条更是体现了青年会讲求基督教“德育”为本的精神品性。
招生条件方面，实行宽进政策。“宽进”是指通过设立较低的教育门槛，让很多有心无力者可以迈进学校大门，以此来体现平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对于劳工学校来说，其对入校学生的要求只有两条：一是年龄，二是心性。关于入校生的年龄，学校曾有过调整，从最初的14岁最终改为之后的16岁；关于心性，学校也是从最初单一的“有心读书”到加上“品性端正”的条件。虽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入校门槛，但却保证了学校教育秩序的正常开展，也体现了宽进政策的核心精神，即维护每一个受教育者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教学标准方面，提出明确的目标。劳工学校的教学标准主要通过不同课程的教学目标体现出来。对于青年会来说，教学目标不仅对教师教学具有指导性作用，它还是向社会呈现成果并获得支持的具体依据。劳工义校对学生每一班的课程都制定了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课程具体目标、授课时数、教学方法。即使同一科目，处于甲乙丙班之不同级别，标准也相异。以信札科目甲级为例：（1）养成运用白话文文言文之写信技能，商业及人情往来尺牍双方兼顾；（2）每周授课二小时；（3）注重讲解文义，写信格式，及习作。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长堤会所内貌
教学管理方面，通过奖惩手段来促其学习。劳工学校依据不同学生知识程度的差异，将其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的班，并为每一级的科目制定了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规定学生只有通过了要求才能进行升级。而奖惩措施，也是通过设立标准，让学生向规范靠近。学校规定，“凡学生在校成绩特别优异者，可准予跳级，或予以相当奖励。凡于一学期中任何一科缺席时数逾该科目全学期授课总时数五分之一者，不得参与该科之学期试验。”此外，学校还利用迟还一元保证金的经济做法，对那些“中途退学或犯规被逐者”以加强其学习上的动力。
课余方面，鼓励学生举办多种校园活动。与我国传统教育中对课外活动的忽视不同，中国青年会向来提倡群育，鼓励青少年结成各类组织，以此互相砥砺，丰富人生经验。劳工学校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刊办壁报和月报，自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助其扩大横向联系，与职工夜学举办联谊活动，成立自己的校友会。通过自办组织与各种活动，学生们不仅丰富了生活，发展了个性，尤其是养成了自主办事的能力，为其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创设了有利条件。学生走出学校之后，“对母校方面每多爱护，在毕业生方面，……尤乐任公益事业，达己达人，每于其各种活动上见之。”其缘由，皆因社团组织养成的综合素质，以及青年会通过宗教长期化育的结果。
由于广州青年会自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就一直是其“智育”服务的主要内容，青年会对其具有丰富的培养与管理经验，因此劳工学校的创办，实际上是青年会办理学校教育的一种专业化延伸，只不过在招收对象以及教学的细节设置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三）劳工学校办校的成果
广州青年会举办的劳工学校，由于办学质量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广州青年会劳工学校因其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声誉日隆，事业也得到快速的拓展。劳工学校初办之时，适逢劳工运动的高潮，很多工会都为自己子弟设立了学校，只是数目并不多。虽然1927年政府又设立一所市立贫民子女学校，但与1925年广东失学儿童将近280万相比，远远无法满足劳工子弟的需要。因此，青年会所办的劳工学校，“因学科上管教上均能贴切就业者之需求，故来校读书，获益至易，而就学者亦甚踊跃”。随着20年代末早期工会学校的先后停办，青年会劳工学校更加成为社会贫寒子弟就读的热门之选，多年以来学校因教室所限每年仅招生100人，然而报名人数一直在300～400人之间，这导致学校1932年时不得不扩建校舍，以满足更多的社会需要。至1934年时，学校甚至已经寻求在广州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建立分校了。
青年会劳工学校的高质量办学，尚体现于其对学生毕业条件的严格把关上。劳工学校对于在校学生的毕业条件一直有严格的规定：“凡在本校甲班修业期满，各科成绩合格者（毕业班期考以70分为及格），即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换言之，每个进校读书的学生只有进入到甲乙丙三级水平中的最高级甲级班，并通过以70分为基准线的考试，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这一“严出”政策，无疑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就业能力。1934年劳工学校曾对历年的毕业生进行统计，认为学生“多能本其所学出而问世，在其职业上均有显明之进步。以现目言之，由机关杂役升为科员者有之，由学校校役升为职员者有之，由商店伙伴升为店员、司理者亦有之，间中有因家庭经济略为充裕，考入本市初中，及职业学校者亦得如愿以偿，得蒙取录。”很显然，由于毕业生水平的提高，导致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进入社会后个人的生存状况明显得以改善。
总体上看，20世纪20年代，受到劳工问题及非基督教学生运动，尤其是民族主义高涨情势的影响，作为早期平民教育运动的一种后续形式，广州青年会在全国协会的政策建议下，创办了以青少年失业劳工为主的劳工学校，并通过实用的课程设置、明确的教学标准、宽进而严格的教学管理以及对学生社团组织的建立，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从而获得了社会的赞誉与广泛支持。
三、结语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以劳工运动、非基督教学生运动与民族主义为主的各种风潮汹涌不已。一方面由于国力不济，大量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实行，很多事业不得不由社会团体承担下来，以社会服务的形式来进行；另一方面，中国青年会“无论对于本身地位，社会事工、宗教信仰、国事民生，俱已发生根本的新觉悟”，其社会服务政策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与改变。平民教育事业即是青年会为适应时代潮流而推出的一项重要社会服务事工。从青年会的事工角度来说，它包括两大部分，一是1924年推行的全国性平民教育运动，二是之后在各地建立的规模虽小但却稳定的劳工学校。
通过对前述两种不同平民教育事业方式的探讨，可以看出二者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从背景来说，这两种平民教育事业方式都是基督教青年会彻底中国化的结果。无论是平教运动还是劳工学校，其根本背景，都是青年会面对3.2亿国人无法接受教育这一现实处境而推行社会服务的产物。从平教运动来讲，其发起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华盛顿会议的刺激，青年会认为在有民国无国民的情势下，只有提升国民基本教育水平，才可以造就有未来责任有义务的公民。从劳工学校来看，其创立的直接缘由来自于民族主义浪潮之下劳工与学生运动的兴盛，青年会认为只有扩大其服务对象，从以往对会员为主的服务扩展至为青少年劳工界的服务，才能重新换回社会的支持与拥护。我们固然可以说，青年会的政策含有无奈之举，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现实及在新形势下的一种积极回应。只有全然地面对当下中国的境遇，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基督教青年会这一西来团体在中国的发展才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从过程来看，基督教青年会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事业，皆展现了这一组织实践过程中的专业化特征。专业化作为工业化社会以来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社会服务中，主要体现为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为服务对象提供持续性的需求。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平民教育运动的成功，从横向来说是借助了国家公共权力支持的结果，而从依赖的专业资源来看，则是得到了以晏阳初为主的中国青年会的成熟经验，从而进行全国指导所取得的成就。只是鉴于青年会平时以四育事业为基本的程序要求，它对平教运动的开展只能实行暂时性的推动，无力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公共服务的持续替代者。而劳工学校的设立，由于是青年会学校在自己可控范围内进行的平民教育事工，故此较为完全地体现了教育专业化特点。劳工学校从招生、培养到管理，无处不体现出专业教育者对于失业劳工青年提供持续性帮助这一特点。因此，大规模的平教运动虽然难以为继，然而劳工学校却作为一种小型而稳定有序的延伸，填补了之前平民教育运动带来的不足。可以说，大规模暂时性的平教运动与小规模持续性的劳工学校，都以其专业化的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平民教育事业的高效开展，并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与支持。
在对宗教性团体进行研究时，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服务，因其具有最易显化的势能与效益，值得深入探讨。而从基督教青年会对平民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又可以了解到其在20世纪20年代顺利转型的重要因素，是社会服务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化与专业化特征。它使得基督教青年会安然度过了危机四伏的年代，并因能急社会之所急，且极富成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同时得到了民众的赞誉与支持。应该说，广州青年会通过近代以平民教育形式所展开社会服务而体现出来的中国化及专业化特点，为我们探讨宗教性团体在中国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良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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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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