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芳 || 教廷、國家與修會：1688年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入京小考
作者簡介：陳玉芳，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講師，博士
[提 要] 明末以來，耶穌會是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主要修會，且處於葡萄牙保教權的控制下。1688年中國皇帝召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入京效力時，這一局面正發生變化，而蘇霖入京也引發了教會內部一系列的異議、爭執和衝突。本文利用傳教士文獻，考察蘇霖入京的緣由和入京過程中引起的耶穌會內部、耶穌會與宗座代牧等之間的爭執和衝突，並分析爭執和衝突背後複雜的權力張力、民族國家立場等問題。
[關鍵詞] 蘇霖 耶穌會 保教權 皇帝
[基金項目] 本文係董少新教授主持的2019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計劃冷門絕學項目“17～18世紀有關中國的葡萄牙文手稿文獻的系統翻譯與研究”（項目號：2019-01-07-00-07-E00013）的階段性成果。
[原文出處]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1688年1月28日，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去世，僅有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比利時耶穌會士安多（Antoine Thomas）、意大利耶穌會士閔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奉職京廷。徐日昇遂向皇帝推舉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José Soares）入京。在華傳教士視京廷耶穌會士為傳教團的“支柱”和“根基”，在調派傳教人員時一般會滿足京廷的需求。然而，耶穌會長上們在調派蘇霖入京一事上，出現爭執和衝突，招致直屬教廷的宗座代牧的不滿，甚至對北京神父發佈禁令。這些爭執和衝突的背後，深藏的是耶穌會中國副省內部權力的衝突、耶穌會士民族立場鬥爭、宗座代牧對在華耶穌會長上的權力制衡、葡萄牙保教權面臨的挑戰等諸多問題。此外，蘇霖入京前在山西絳州傳教，皇帝卻下旨禮部前往南京著取蘇霖，這種矛盾也暴露出皇帝在調派傳教士入京時的一些問題。本文利用在華傳教士的文獻，探討蘇霖入京始末和由此引發的爭執，分析其中複雜的權力張力與民族國家立場等問題。
一、入京計劃與過程
1688年2月8日，耶穌會中國副省巡察員（Vice Visitor）徐日昇致信澳門耶穌會中日巡察員（Japan China Provincial Visitor）西蒙·馬丁（Simão Martins），提出調派蘇霖入京的計劃：
恐怕必須要讓蘇霖神父入宮了。為此，也必然要借調齊又思神父到山西和陝西，任命他為長上，管理那裡的法國傳教士。……擅長彈奏風琴和豎琴的（馬瑪諾）修士更有理由入宮，因為我們要抓住一切機會取悅皇帝，尤其是在現在，在南懷仁神父去世後。
蘇霖當時在山西絳州，信中提到的齊又思（Luiz Azzi）神父在廣東沿海一帶，馬瑪諾（Manoel Rodrigues）修士在澳門。概括而言，徐日昇的計劃是，蘇霖、馬瑪諾入京效力，齊又思赴山西和陝西接管教區。是月24日，他再次致信西蒙·馬丁，敦促執行這一計劃：
……解除齊又思神父現有的工作，令他儘快前往絳州，他將更好地為天主服務。這樣一來，我可以讓蘇霖神父前往宮中。齊又思神父留在那裡，監督法國人一兩年。
徐日昇為何調蘇霖入京呢？他指出，南懷仁離世後，安多由於不通漢語，短時間裡難以勝任欽天監職務。蘇霖熟諳漢語，教習安多最為合適。此外，北京教務繁忙，也需增派人手。皇帝在徐日昇呈請之後，恩准蘇霖入京，並打算派官員著取。然而，蘇霖偷潛入華，時在絳州傳教，皇帝並不知情，有可能派人前往澳門著取接應。蘇霖人在山西一事一旦暴露，西洋傳教士可能陷入欺君犯上、闌入境內的危險中。考慮到這一點，徐日昇說服皇帝由他親自安排著取。他讓蘇霖從山西前往南京，按照從澳門到南京的路程計算好抵達南京的時間，這樣看起來像是從澳門過來的。同時，齊又思偕同馬瑪諾從廣東前往南京。待與蘇霖會合後，齊又思前往絳州，馬瑪諾和蘇霖同往北京。
徐日昇的這一計劃未能順利進行。巡察員西蒙·馬丁1688年1月2日在澳門離世，1月6日葡萄牙神父方濟各（Francesco Saveiro Filippucci）繼任。徐日昇2月8日向馬丁提議調派傳教人員時，全然不知這一消息，甚至在3月2日寫信給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意大利神父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時，仍不知情。殷鐸澤提到：
宮廷的神父們3月2日寫信給我，然而沒有人知道馬丁神父離世。因此，一切如舊，副省巡察員徐日昇管理所有事務。他寫信告訴我，他已經向山西的蘇霖發出命令，讓他取道南京前往北京，佯裝奉旨從澳門過來。他還告訴我，已經給在澳門的巡察員寫信，調齊又思到山西，同時調派一位會彈奏風琴的修士前往北京。
蘇霖聽從徐日昇的調動離開山西，但是抵達南京後，殷鐸澤阻撓甚至命令他返回山西。不過，“皇帝等得不耐煩了，派人到南京著取蘇霖。副省會長這才不再阻撓。”中文文獻載，1688年4月13日（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康熙下旨：“禮部速差人前往江寧府天主堂，取西洋人蘇霖赴京，恐或蘇霖在路，亦未可知，十分留心，路遇同來。”次日，禮部派“八品筆帖式山圖、撥什庫阿進前往江寧，取西洋人蘇霖一同馳驛來京。”不過，蘇霖信裡說明，只有一位官員到南京接應他。蘇霖與他一同前往京城，日夜兼程，歷時十一天，於5月3日抵京。蘇霖抵京後，6日向巡察員方濟各神父彙報了皇帝召見他的過程：
我們5月3日下午時分到京，之後很快前往宮中，途中遇趙老爺。皇上派他轉告我們，因我舟車勞頓，可先回教堂，次日再去拜見。這位老爺護送我們到堂。因我來時勞累，讓聖上憂心，故九次叩拜。次日，我們去拜見皇上。皇帝按規矩接見了我們，對我仁愛有加，問了我許多問題。最後，他令趙老爺送我們返堂。趙老爺是我們領受這位偉大國王的仁愛的渠道。
蘇霖到京後，方濟各神父有意任命他為徐日昇離京期間的北京會院副院長：
考慮到院長神父徐日昇即將前往東韃靼，我已經通過三條途徑寄信給他：5月22日直接寄到宮廷，同月29日經由杭州這第二條郵路，第三條經由江寧，信中任命閣下為院長神父離開期間的副院長。閣下要儘快執行，不必回覆我寄給他的這些命令。
除此之外，方濟各指示他學習天文計算知識，維持西洋人在欽天監的地位：
我緊急命令閣下堅持不懈地投身學習天文計算。上帝賜予了這麼好的一個機會來學習它。上帝將助你成功。讓你學習天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宮廷裡的神父們都熟知天文。我們最終都會死亡，但是不知道何時，因此，不要浪費時間，要保持欽天監監官這樣一個對基督教有利的職位。
可是，蘇霖多次致信方濟各，表示無法投身其中，理由有三：一是，身體欠佳，時而出現眩暈、失聰。二是，教務繁忙，且要應付皇帝、官員的需求，難以投心一門科學。三是，天文學深奧難懂，力難從心。他也婉拒北京會院副院長一職，但是應允在徐日昇離京期間代理北京會院院長的職務。
二、衝突、爭執與阻撓
十五世紀，隨著教皇授予葡萄牙一系列的特權並頒佈相關條令，葡萄牙逐漸擁有了遠東傳教的保教權。前往遠東傳教的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方濟各會士等須向葡王效忠，乘葡萄牙船隻從里斯本啟航，且享葡王的經濟支持。入華耶穌會士雖然來自歐洲不同國家，但受葡國保教權控制，都效忠葡萄牙國王，維護葡萄牙的利益。1583年始，耶穌會士以葡萄牙的貿易基地澳門為中心，深入中國內陸，且在1623年成立耶穌會中國副省（Vice Province of China），掌握著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傳教權。這一局面在十七世紀中後期開始發生變化。先是，羅馬教廷為從葡萄牙手中奪回在遠東傳教的統治權，實施宗座代牧制，且於1678年10月10日下令，遠東宗座代牧管轄區內的傳教士，必須宣誓效忠教皇，聽命於宗座代牧。宗座代牧區的設立，影響了葡萄牙保教權下的耶穌會在中國副省的管理權。繼而，1688年初，五位法國耶穌會士來華傳教。雖然同為耶穌會士，但是這五位法國傳教士是奉法國國王之命而來，不僅對葡萄牙的商貿利益構成威脅，也打擊了葡萄牙的保教權，且使耶穌會中國副省的管理更加混亂。
葡萄牙籍耶穌會士極力排斥這五位法國傳教士，包括中日教省兩任巡察員西蒙·馬丁和方濟各，以及中國副省巡察員徐日昇。1668年2月7日，法國耶穌會士已抵達京廷候命。巡察員西蒙·馬丁和繼任者方濟各不希望他們任何一位留在京廷，一方面是因為這五位法國耶穌會士挑戰了葡萄牙保教權，另一方面是他們尚未表明服從耶穌會中國副省長上的管理。方濟各為了阻撓他們留京，2月6日致信徐日昇，任命他為北京會院院長，授權他管理五位法國耶穌會士；10日寫信給副省會長殷鐸澤，明確要求五位法國傳教士離開京廷，並提到，若是讓他們留在京城，澳門總督和印度總督可能會收繳中國副省在澳門和果阿的房產；19日再次寫信給殷鐸澤，讓他把五位法國傳教士分別派遣到西安、杭州、絳州等地協助傳教，因為“我有必要派蘇霖到京城以外、汪儒望神父無法顧及的地方去”。徐日昇2月8日提出調派蘇霖入京，信件到廣東方濟各神父手中需數月時間，而新任巡察員方濟各2月19日信就表示要把蘇霖調離山西。雖然尚未發現相關文獻，但是由此可以推斷，蘇霖入京或是前任巡察員馬丁已敲定之事，且有迫使法國耶穌會士離京、調派葡籍耶穌會士入京之意，而新任巡察員也默認同意。
然而，副省會長殷鐸澤強烈反對並阻撓蘇霖入京。殷鐸澤可能從徐日昇信中得知要調派蘇霖入京這一計劃，在尚不知曉方濟各神父的立場和決定時，於3月17日致信巡察員，提出他的計劃：留兩位法國耶穌會士在宮廷，另外三位分別到山西、陝西和杭州。這三位法國傳教士在前往目的地前，先到絳州與蘇霖共同生活一段時間，學習漢語。他在3月18日回信徐日昇時，同樣提到這一安排，並表示：
如果我們讓蘇霖神父離開山西，讓他入宮，那麼誰來指導和教導這些新的傳教士快速靈活地幫助北方眾多哭泣的信徒呢？這些教徒知道蘇霖神父離開，會哭泣得更厲害。此外，儘管讓齊又思神父來山西指導新傳教士，但即使他以前學過漢語，現在也已經忘了。他怎麼能成為北方這些法國神父們的老師和嚮導呢？我親愛的神父啊！我相信閣下對救贖這些靈魂是有熱情和善意的。我請求閣下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幫助我們時要謹慎而為，讓蘇霖留在山西，如果他在途中，則令他返回，而不是讓他在如此遙遠的路途上顛簸和花費錢財。在宮廷可以這樣安排，既然閣下想讓他看起來是從澳門過來教習安多神父語言這件事已經不可能實現，那麼閣下身在宮廷，完全能找到一個更適合的人，而不用調派我們這些對拯救靈魂來說十分必須的下屬。
殷鐸澤的回信立場堅決，但語氣委婉；然而，他3月20日致信方濟各信提及此事時，反應十分強烈。他寫道，得知徐日昇的這一計劃後，他備受折磨。讓蘇霖放棄三省牧區前往北京的這道命令是“偏離方向的”“倉促的”和“有害的”，理由是，徐日昇對三省信徒棄之不顧。蘇霖身處的北方三省急需傳教人員，殷鐸澤曾經在1月致信巡察員馬丁，請求調派一位神父到北方協助蘇霖：“我之前忘了請求閣下派一位神父做蘇霖的同伴。（目前）僅有他一人照料北方山西和河南二省的信徒。”在這種情況下，徐日昇卻將蘇霖調離山西，無疑有違殷鐸澤的計劃。信中，殷鐸澤也反對調派齊又思到山西，理由是，齊又思神父對日本教省、海南、兩廣的信徒而言十分重要。殷鐸澤在寫給方濟各的信中附上18日致徐日昇的回信，希望方濟各與他一同阻止蘇霖進京。殷鐸澤反對蘇霖入京除了上述因素外，還有一點是，蘇霖是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召同籍會士入京，而阻撓法國會士留京，帶有強烈的民族國家情結。殷鐸澤是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儘管受葡萄牙保教權的控制，但在傳教問題上，沒有民族國家立場的考量。在他看來，法國耶穌會士的到來，緩解了中國傳教人員不足這一問題，而徐日昇卻因個人民族情結，排斥法國耶穌會士，破壞耶穌會內部的團結。
殷鐸澤、徐日昇二人因蘇霖入京一事僵持不下，這與耶穌會在華的管理結構不無關係。耶穌會實行從上至下的管理結構，總會長為修會最高權力者。耶穌會以教省為單位劃分管理傳教區，教省會長是一個教省的最高長上，由總會長任命，一般任期為三年，教省內的各級長上，由教省會長任命。耶穌會《會憲》規定，教省會長或副教省會長有權調派人員。教省巡察員是總會長臨時而非常設的任命，直接代表總會長，職位高於教省會長，負責調查某一教省各項人員配備，有權任免長上，包括教省會長，也有權調動傳教人員。耶穌會中國副教省1623年從日本教省獨立出來，但人員和財務管理等仍未完全分開。中日教省巡察員負責中日兩個教省事務，常駐澳門，權力高於中國副省巡察員和副省會長。徐日昇提出調派蘇霖入京時，是中國北方副省巡察員（任期至3月29日，之後任北京會院院長），有權調動副省內的傳教人員，故直接命令蘇霖從山西赴京。殷鐸澤是中國副省會長，同樣有調動傳教人員的權力，與副省巡察員的權力範圍重疊。因而，蘇霖到南京後，殷鐸澤有權滯留他，且命其返回絳州。然而，副省會長和副省巡察員在人員調動上出現分歧和矛盾時，應該如何解決呢？徐日昇似乎認為，副省會長無權干涉副省巡察員的決定：“副省會長神父利用職權將蘇霖滯留南京。他不能這樣做，因為副省會長不能阻撓副省巡察員的決定。他似乎應該受到指責。”
蘇霖入京一事也受到南京宗座代牧的干預。首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於1685年被任命為南京宗座代牧，分管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地教務。徐日昇曾向羅文藻請示蘇霖入京事宜。然而，從羅文藻4月2日致方濟各信可以看出，他對徐日昇向皇帝撒謊一事十分不悅：
現在山西、陝西和河南省沒有牧者，原因是尊敬的蘇霖神父現在南京一天天等待著前往北京宮廷——徐日昇和安多神父調他入京與他們一同居住。我相信閣下已經收到消息，因為副省巡察員徐日昇神父寫信告訴我這一計劃並請求同意時，補充說已經寫信給澳門，請求派某位神父到山西接替蘇霖神父。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表示同意，也無法消除這之後的麻煩。因為這些神父沒有稟明皇帝這位神父（蘇霖）在山西，而是說他往返澳門和廣州之間學習漢語。如果皇帝得知蘇霖實際在山西，那麼有失去對這些神父的信任的風險。我很快回覆了他們我的意見，並把副省會長的決定或命令傳給他們……
面對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殷鐸澤和南京宗座代牧羅文藻的異議，中日教省巡察員方濟各極力勸說兩位支持此事，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木已成舟，帝命難違；二是，這是前任巡察員同意之事。蘇霖入京後，方濟各5月10日致信羅文藻：
蘇霖離開山西前往北京這件事，令我備受困擾；然而，這是北京會院現任院長徐日昇向皇帝許諾的。我看不到任何迴旋餘地，因而請求尊敬的閣下支持他。
5月25日致信殷鐸澤時表示：“假定這是徐日昇在前任巡察員的允許下向皇帝的舉薦，沒有辦法補救是一件好事。這件事情的發生可以當做是天主的旨意……”26日再次致信羅文藻，希望他贊同和祝福蘇霖入京一事，並給出另一個理由：
然而，這看起來更像是天主的旨意，因為，假設徐日昇奉皇帝旨令離京時，蘇霖不在宮廷，那麼就只有我們新來的和沒有經驗的神父們，他們尚不熟悉漢語，會給這些教團的共同利益造成影響。因此，請賜福這件已經沒有其它退路的事。
儘管蘇霖入京因皇帝下令著取而成定局，方濟各也極力徵得宗座代牧和副省會長的同意，但是，宗座代牧對徐日昇印象極為不好，而且不滿方濟各授權徐日昇管理五位法國耶穌會士。其中一個原因即是，徐日昇對皇帝撒謊，未徵得代牧同意就調派蘇霖入京，對三省信徒棄之不顧。此外，法國耶穌會士受皇帝召見後，兩位留京，另外三位離京前往各地傳教。之後，葡萄牙耶穌會長上方濟各和徐日昇對法國耶穌會士實施了一系列的限制，包括禁止用法語寫信、禁止使用天文儀器，甚至計劃再將一位法國耶穌會士驅離京城。法國耶穌會士怨言重重，有意返回歐洲。宗座代牧不滿耶穌會士之間的民族爭鬥，發佈了一道絕罰令，禁止在未告知所在教區代牧以及未得到同意的情況下隨意調動京廷傳教人員，而這道命令意味著宗座代牧對耶穌會內部管理的干預。副省會長殷鐸澤認為，若要避免宗座代牧干涉中國副省的內部管理，那麼要消除北京神父們的民族國家立場，也即解除徐日昇的職務，任命安多為北方省份的長上，蘇霖為北京會院院長。
三、其他傳教士的安排
徐日昇的調派計劃中，除蘇霖外，還提到另外兩位耶穌會士：馬瑪諾修士和齊又思神父。蘇霖從山西前往南京時，齊又思和馬瑪諾未按計劃一同前往，馬瑪諾修士也未與蘇霖一同入京。馬瑪諾5月18日從廣東出發前往北京宮廷，6月14日抵達南京。由於旅費緊張等問題，在畢嘉的指示下，馬瑪諾18日離開南京，改道河南，9月抵達北京。其間，徐日昇、蘇霖多次致信方濟各，敦促派馬瑪諾入京。至於齊又思神父，方濟各沒有派他到北方傳教，原因或如他5月10日致羅文藻函中所述：“鑒於澳門緊迫的局勢，無法再派一位神父到北方。”不過，這次調派計劃中又涉及另一位神父李西滿（Simão Rodrigues）。方濟各4月24日曾致信殷鐸澤，提出有意派李西滿到北直隸：
另外，因為這位院長（徐日昇）向皇帝提議讓蘇霖入京，同時北直隸牧區需要一位神父，如果此前有過在華經歷的李西滿神父能前往北直隸，我將十分高興；然而，由於這取決於宮廷神父認為的現有情況的各種條件和即興出現的做出上述決定的機會。為了抓住機會，閣下要授權給北京會院院長，就像我授權他利用機會一樣。
殷鐸澤6月1日針對此事回覆方濟各時，似乎仍對調派蘇霖入京一事耿耿於懷：
閣下有意讓李西滿神父進京，而非到山西接替蘇霖神父。我想說，李神父可能無法滿足徐日昇神父的意圖。如果能的話，徐日昇神父之前做副省巡察員時就會調派他入京，而不是調動蘇霖神父，對北方信徒棄之不顧。他調派蘇霖時，我的授權也不是必須的。
此間，方濟各有可能提到派李西滿到山西，然而，蘇霖和殷鐸澤兩位神父表示反對。蘇霖為何有權發表意見呢？徐日昇奉旨離京之前，授命蘇霖有權閱覽所有寄給他的信件。重要和私密信件待他回京後再做回覆，其它的可由他代為答覆。針對是否派李西滿到山西一事，蘇霖認為他體質虛弱，無法適應當地環境。殷鐸澤同意蘇霖的觀點，表示李神父留在南方傳教較為妥當：
李神父絕對不能到山西去，那裡需要強健的體魄來抵禦風寒、應對騎行數千里去牧養教徒的大量工作。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很瞭解李神父的情況，派他到北方意味著我們會失去一位優秀的恪盡職守的下屬，而他在常熟信徒中德高望重。
最終，李西滿沒有前往北方，而是留在江南一帶傳教。
蘇霖入京一事折射了十七世紀末教廷與耶穌會之間的權力張力、耶穌會內葡法會士的民族國家鬥爭、教廷對保教權奪取以及由此引發的耶穌會中國副省的管理混亂等問題。耶穌會中國副省當時有兩位巡察員——北方的徐日昇神父和南方的普安多（Antonio Pusateri）神父、一位副省會長殷鐸澤神父、一位中日教省巡察員方濟各神父。此外，由於教廷在中國設立了南京和福建兩個宗座代牧區，幾乎覆蓋了耶穌會中國副省的轄區，在華耶穌會士也處於兩位宗座代牧——羅文藻主教和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主教的管理之下。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和副省巡察員有調動傳教士的權力，且聽命於中日教省巡察員，而在華耶穌會士又宣誓效忠教皇，聽命於宗座代牧。權力的重疊和交叉，必然會帶來衝突和矛盾。由於地方傳教人員的缺乏和葡籍神父的民族國家立場等問題，副省長上們對蘇霖入京一事持不同意見，對如何安排來華法國傳教士立場相異，而宗座代牧的插手干涉，使得耶穌會中國副省的管理問題更加複雜。結果是，宗座代牧下令禁止北京神父隨意調動傳教人員，進一步蠶食了葡萄牙保教權下的耶穌會對中國教區的管理權。
此外，調派蘇霖入京也反映出教權和皇權的相互制衡。選派何人入京是傳教士綜合考量傳教需求，經長上同意做出的決定，不完全聽命於皇帝。然則，若無皇帝旨意，傳教士無法出入京城，甚至中國。此外，蘇霖在南京遭副省會長阻撓，傳教士長上就此事爭執不下時，皇帝的一道諭令打破僵局，似乎化解了所有問題。徐日昇欺瞞皇帝，遭到羅文藻和南京會院院長詬病。然而，宮廷傳教士在調派傳教人員時欺瞞皇帝或向皇帝假傳消息的情況並非罕見。1692年，為了讓羅歷山（Alessandro Cicero）和李國正（Manuel Osório）入京，前往廣東打探閔明我消息的蘇霖與羅歷山、張方濟（Francisco Nogueira）假造閔明我寫給皇帝的書信，在信中建議羅歷山、李國正、何大經（Francisco Pinto）入京效力。爾後，由於何大經在福建傳教，無法及時與他們會合。蘇霖寫信給京城傳教士，讓安多等傳話皇帝，羅歷山的一個同伴去世，無法入京。皇帝主宰著在華傳教士的境遇，宮廷神父們並非不知其中利害，但是迫於傳教需求，有時不得不欺瞞皇帝，冒險為之。
註釋從略，PDF版全文下載地址：
http://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19_2/201902-078-085.pdf
[責任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