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炳三 / 亚联董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
点击上方 汇智澳门 关注我们
［提 要］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是一个针对亚洲的非盈利性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它以1922年成立于纽约的“中国联合大学中央办公室”为开端，此后虽几经改组和更名，但服务于中国教会大学的宗旨从未改变。该组织在1951年撤离中国大陆，转而服务于港台地区和亚洲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亚联董重返大陆。秉承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亚联董在图书馆建设、教师培养、客座教授、文艺交流、科研扶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2000年以后，亚联董逐渐强调自身的亚洲属性，努力将中国纳入亚洲高等教育合作网络。近年来，亚联董以全人教育为核心理念统摄全部活动，中国始终是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亚联董的方针和工作模式，契合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顺应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从而被中国社会所认可，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关键词］亚联董 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 教育方针［作者简介］徐炳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中西文化”栏目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1980 / Xu Bingsan
Abstract: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 is a non⁃profit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for Asia. It star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Office of the China Union Universities” in New York in 1922. Although it has been reorganized and renamed several times since then, its mission to serve Chinese church universities has never changed. It withdrew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1951 and turned to serve Hong Kong, Taiwa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1980, UB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Following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education, UB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me areas, such as library construction, teacher training, visiting professors, cultural exchanges, scientific research support, etc. After 2000, UB gradually emphasized his Asian nature and tried to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Asia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ve network. Recent years, whole person education became core idea of UB. China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ner of UB all the time. UB was accepted by Chinese society and full of energy, because his policy and working mode conformed to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education policy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亚联董”）是一个针对亚洲地区的非盈利性高等教育合作组织，总部设在纽约。自1922年初创以来，亚联董在亚洲、尤其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截至2018年，亚联董与14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高校达29所，所占比例超过1/3，且大多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高校，足见该组织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密切关系。然而，学界对亚联董的研究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之后的探讨极为薄弱。改革开放以后亚联董在华方针和发展态势如何？在中国高校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其理念和政策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是否契合？厘清相关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改革开放格局下在华西方文教组织的精准评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外教育契合点与合作机制的认识。
一、亚联董重返大陆的历程
亚联董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会在华高等教育发展与合作的产物。1920年以前，西方新教差会在华创办了16所教会大学，后合并为13所。这些大学隶属不同差会，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为了加强校际协作、提升教育质量和获取稳定的办学经费，金陵、燕京、齐鲁三所大学的托事部，于1922年在纽约成立“中国联合大学中央办公室”，负责保存函电、账目、档案及采购等行政事务，其他教会大学随之加入。1925年，各校联合创立“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与促进常设委员会”，统筹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协调各校募款活动。1928年，委员会制定促进教会大学联合的《通盘计划》。1932年，中央办公室改组为“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执行办公室”。1945年，福建协和、金陵、华南女子学院、华西、燕京、金陵女子学院等6所大学的托事部率先合并，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1950年会员增加到11个。
亚联董早期各机构在教会大学募款、教育政策制定、图书馆建设、教职人才培养、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抗战前后，亚联董通过募款，使西迁中处于极端困境的教会大学不至停摆，并为战后教会大学回迁复校尽心竭力。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教会大学于1951年被政府接管，亚联董随之撤离大陆。1955年，“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更名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亚联董将其工作范围扩展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首先支持香港和台湾新建教会大学，其后支持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高等教育。20世纪50～80年代，亚联董与亚洲数所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亚联董虽然被迫撤出大陆，但从未放弃回归的希望。1972年尼克松访华，扭转了中美对抗局面，亚联董托事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随时准备为中国大陆提供服务。1978年12月，中美同时发布建交公报，为亚联董重返中国大陆创造了条件。
联董重返大陆的障碍是索赔问题。1966年美国政府出台“中国申索法”，要求中国赔偿美国在华财产损失，并逐年补偿这些财产的利息。在美国财政部的要求下，亚联董对华索赔被提上日程。亚联董多数托事会成员反对索赔，因为当年教会大学为中国人的利益而创办，这些校园依旧用于中国高等教育，要求中国人为此赔款有违道义。然而，迫于内外压力和现实考虑，最终亚联董接受了索赔建议。1979年3月，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中国在六年内共向美国支付8,050万美元赔偿金，其中亚联董所得份额为917.7万美元。索赔问题的解决，为亚联董重返大陆扫除了障碍，也为其在华资助项目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索赔问题解决后，亚联董致力于建立新型的对华关系。1980年初，亚联董派出一个由23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亚联董总裁、哈佛大学前校长Nathan Pusey博士任团长。代表团受到中国教育部和中华教育会的热情接待，同时访问了12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代表深入交换意见。代表团的访问取得突破性进展，Nathan Pusey最终与中国教育部签署了一项总体意向性声明，亚联董在华发展计划得到中国官方认可。随后，胡乔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对此加以报道，标志着中国政府初步接纳了亚联董。
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诺后，亚联董立即着手制定工作方案。全体成员一致认为，亚联董应该首先考虑中国高等教育需求，并为之创造发展机会。亚联董与中国其他组织不存在竞争关系和重复性工作，而是试图找到双方有效的合作方式。鉴于中国政府对自然科学的强调，亚联董将重点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方面，以避免重复和激发中国民众对价值观及伦理问题的热情。亚联董下属的中国问题委员会最终确定从四个领域开展工作，分别为招收和支持中国学者在北美高校任教、为中国高校教职员提供海外研究生学习的机会、协助中国高校图书馆采购书刊、促进中国与亚洲及北美高校之间的师生交流等等。
亚联董在1980年代初期开展的活动带有探索和尝试性质。以1980年为例，该年计划包括多伦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研究项目，西蒙斯学院与武汉大学合办的图书馆学教师发展计划，北京中央乐团与波士顿交响乐团讲习班计划，北京中央芭蕾舞团与休斯顿芭蕾舞团联合培训项目，西蒙斯学院某教授赴华演讲计划，中国高校教师奖学金支持计划等。这些项目并无明确指向，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为了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该年亚联董总裁再次访华，与中国教育部和建立关系的高校深入交换意见，此后又多次派代表赴中国各地考察。根据中国政府和教育界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亚联董不断修正并推进高教合作计划。截至1985年，亚联董已经与数十所中国高校建立联系，为中国项目赠款244.1万美元，这是除福特基金会外，西方民间机构对中国最大宗的资助。此外，研究生奖学金计划为赴海外学习的中国高校教师减免学费总额高达100万美元。
亚联董重返中国大陆的前五年是相互建立信任的阶段。初期中国政府对亚联董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存在顾虑，双方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但亚联董通过自身的良好表现，逐渐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和好感。1985年6月，亚联董代表胡昌度拜访中国教育部官员，后者对亚联董的管理计划表示欢迎和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胡昌度，关于亚联董的新闻随即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同年10月，亚联董派出以副董事长Ruth A. Daugherty为首的六人代表团访华。代表团访问了与亚联董联系密切的7所大学，并与许多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个别交谈。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李滔的安排下，代表团与中国教育官员进行了实质性会谈。双方回顾和重申了1980年签订的协议，中方对亚联董诚信地践行1980年协议表示高度赞赏。由此，亚联董正式在中国大陆站稳脚跟。
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中，亚联董为中国大陆各类项目提供经费575万美元，与100多所大学和机构建立联系。亚联董使565名中国学者获得海外高级培训的机会，通过研讨会和工作坊提高了大批教师的专业素质；派遣213名北美学者到中国发表演讲和教学，资助25位来自亚洲国家的访问学者；帮助中国建立两个大型区域学术图书馆和一些较小的图书馆，为大约50名图书管理员提供培训，增强了3所高校图书馆专业的实力。
二、在华方针之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亚联董的在华活动，以1990年和2000年为节点，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不同时期亚联董在华方针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20世纪80年代：淡化自身的宗教属性，重点支持中国亟需发展的高等教育领域，积极开展与中国官方及教育界的对话与合作。
第一，淡化自身的基督教特质，政治立场与中国保持一致，以确保在华顺利开展工作为第一要义。亚联董在1980年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表态，其在华活动纯粹以发展教育为要求，不涉及任何宗教利益；亚联董无意重建已成为历史的教会大学和新建其他教会大学。遵循这一原则，亚联董从不在中国开展或资助宣教活动，与中国基督教会的接触也停留在非正式层面。面对华南女子学院和金陵女子学院两所具有教会背景的大学的复校要求，亚联董并未在复校过程中采取行动，只是在复校后在一般性项目上给予有限支持。1983年4月，台湾教育界纪念亚联董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一度引发误解，亚联董随即表态并未派员参加，亚联董决不支持台湾立场。
第二，移植早期在亚洲其他国家开展的计划，多类型项目同时起步，并根据中国国情重点资助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少数项目。该时期亚联董在教师发展、客座教授、文献建设、艺术交流等诸多领域均有尝试，但投入力度最大的还是文献建设，尤其是对四川和陕西两个图书馆的支持。上述活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亚洲其他国家相关计划的移植或延伸，带有探索性质。亚联董在华投入最大的图书馆计划，同样也是亚联董在亚洲各国发展的重点。高校教师赴美攻读学位、亚洲与欧美艺术交流、客座教授与访问学者等计划早期也在亚洲高校广泛推行。亚联董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亚洲整体事业的轨道中，同时积极探索与中国合作的独特性和侧重点。
第三，鼓励中外中国教育工作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努力实现中外交流的平等与平衡。亚联董相信，鼓励知识分子相互对话与提供经济援助同等重要，尝试就知识的性质、东西方教育的目的、现代化对人类价值观的影响等哲学问题与中国学者对话，为此多次提议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召开全国哲学会议。直到1987年会议才获得批准，次年10月在南京大学举办，亚联董提供经费支持。共有32名中外学者参加了这次名为“通向社会进步的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绩远远超出预期。此外，在1986年亚联董制定的十年计划中，明确表示要努力实现中外交流的平衡，满足中国学者与西方分享中国文化的愿望。
（二）20世纪90年代：坚持在中国教育体制下开展工作，工作内容多元化并有所侧重，一视同仁地对待有无宗教背景的高校。
第一，注意在中国法律和教育框架下，与中国官方和民间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工作。该时期亚联董依然比较审慎，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系密切，做出重要决策前往往征求协会的意见和建议。比如1990年代后期，亚联董在西藏、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奖学金计划，得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鼎力支持。即便如此，亚联董对在西北开展工作仍持审慎态度，同时咨询和探索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以确保不触碰政治红线。1990年代亚联董在中国最紧密的合作伙伴是1985年成立于南京的爱德基金会，亚联董经常以爱德基金会为依托开展活动，包括教师奖学金、访问学者、学术会议、出版翻译等各类项目。亚联董注入爱德基金会的资金超过资助同时期中国任何其他机构。
第二，在华项目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外语培训等方面投入较大，同时出现新的关注点。1988年亚联董曾提出边疆地区支持、英语培训两个重点扶持计划，前者由于种种原因在1990年代后期才有所推进，后者则成为1990年代前期亚联董工作的重点，资助比例超过同时期其他项目。除了两个重点规划外，亚联董对中国高校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资助教师到海外访学、资助北美客座教授来华讲学、资助大学院系开展项目三个方面，投入比例各占年度资助总额的1/3。三大项目多为1980年代相关计划的拓展和延伸，而同时期宗教研究、女性研究、校际合作计划等则是新的增长点，总体上看，该时期亚联董在华项目类型更加多样。
第三，在亚联董内部不讳言自身的宗教特质，但对外依然强调将一视同仁地对待有无基督教背景的地区和高校。1999年，亚联董制定新的愿景声明，对存在和不存在教会大学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两套提案评估标准，分别针对基督教机构和非基督教机构，但强调对两类机构公平对待。即便存在标准，亚联董也将首先考虑提案的质量、水平、成本效益和适应性等原则。当然，亚联董成员在项目评估时，有时会不自觉地受到基督教标准的影响。为避免此种情况，有人建议为中国量体裁衣地设计一套专门的标准。
（三）2000～2018年：重点支持中国大陆实力较弱的高校或专业，逐渐强调自身的亚洲属性，试图将中国纳入亚洲高等教育合作网络。
第一，亚联董强调自身的亚洲特征，积极推进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的亚洲化。新世纪之初，亚联董领导人一致认为，亚联董不应该只是一个美国组织，而应该成为一个在亚洲工作、基于亚洲人的组织，本着这种认识，亚联董开展了一系列改革。2001年，亚联董在香港设立“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学院”，逐渐覆盖纽约总部在亚洲的全部功能。亚联董邀请更多亚洲人加入托事会，至少每两年在亚洲召开一次董事会会议。亚洲托事会成员比例不低于50%，包括中国代表。他们有权出席委员会会议，充分参与亚联董事务并做出贡献。从2001年11月开始，所有托事会成员加入一个计划委员会和一个行政委员会，由此大多数中国计划委员会成员也将是托事会成员。
第二，将在华项目的重点设定为加强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宗教研究与神学教育等方面。2001年，亚联董审查会议建议扶持中国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发展，并在次年亚联董会议上通过。经考察，贵州省各级师范院校被确定为亚联董重点资助单位，同时兼及中国西部其他省区。主要工作方式是亚联董拨款，支持西部高校教师进修访学和加强中国西部高校之间的联系。审查会议的另外两项重点分别是支持中国宗教研究与神学教育。亚联董认为，支持宗教研究主要是为了教师发展，但也包括支持客座教授、学术会议、宗教教科书、参加两会的大陆宗教学者等内容。亚联董也资助一些在香港开展的中国宗教研究项目，以确保中国大陆对宗教学术研究的资助总额高于其他项目。
第三，强调将中国高校融入亚洲高等教育体系，加强亚洲高校间的联系与合作。针对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高校互动较少的现实，亚联董通过促使中国参与亚洲共同项目的方式，努力建构中国与亚洲各高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网络。亚联董在制定计划时往往将全亚洲通盘考虑：2003年以管理计划、合作伙伴计划、支持计划三大类型统摄全部项目；2012年以后则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核心，将亚联董全部项目归类为高等教育领导力发展、促进教学研究的教师发展、校园伙伴计划、亚洲文化与宗教计划、特别新计划五种类型。该时期亚联董从全局角度对亚洲计划普遍性的重视，远超过对个别亚洲国家特殊性的关注。建构亚洲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亚联董新世纪以来的着眼点。
三、亚联董在华主要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亚联董的在华活动，内容和重点在不同时段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可概括为资助中国教师进修的教师发展计划、资助北美学者来华讲学的客座教授计划、资助中国高校自身主持的计划三个类别。其中第三类内容最为丰富，涵盖了图书馆发展、外语教学、宗教研究、女性研究、艺术交流等诸多方面。因访学教师和客座教授可能涉及各个领域，三类项目难免会有所交叉。现就亚联董在华活动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一）教师发展计划
教师发展计划是亚联董长期坚持的卓有成效的项目。1980～1990年，亚联董共资助565名中国学者赴海外培训。1991年，鲁斯基金会捐赠30万美元，亚联董用这笔经费继续支持中国访问学者新项目。1993年，亚联董每年追加8笔赠款。1993～1995年间，亚联董每年支持的访问学者大约在34～35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年均大体维持在这个规模。从1994年开始，亚联董为全部在美学习的教师购买医疗保险，平均每人增加600美元左右。从1997年开始，亚联董为每位访问学者提供2,000美元的探亲补助。亚联董为学者提供资助期限为一年，但如果教师所在高校没有本科课程，他们可获为期两年的资助，用于在海外攻读学位。2000年以后，亚联董除以往资助计划外，还通过研究员计划等项目提高中国高校教师素质。
（二）客座教授计划
客座教授计划与教师发展计划一样，是亚联董从未中断的保留项目。梅隆基金会从1983年开始向亚联董提供资金，资助美国的杰出学者到中国高校做客座教授。八年间资助额度超过67.5万美元，共支持美国36所大学24个学科的173名学者来华，在中国48所院校讲学或授课。梅隆基金会只针对美国学者，因此董事会利用其他资源，资助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来中国大陆做客座教授。作为合作项目，亚联董提供学者往返交通费和薪酬，中国高校提供住宿，有时也提供酬金或津贴。客座教授所涉专业涵盖语言学、图书馆学、宗教学、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数十个学科，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客座教授合作院校多为中国顶尖院校，但也不乏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以及其他亚联董重点扶持的小型院校。
（三）图书馆支持计划
图书馆支持计划是20世纪80年代亚联董投入最多的项目。1980年，亚联董重点支持四川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两校分获初始经费10万美元。亚联董资助两家图书馆购置数千本外文书籍，订购400种多语种的人文社科期刊；向图书馆提供复印机、视听及缩微胶卷机器、微型计算器等设备，以促进图书馆的现代化。另外，亚联董在五年内资助24名馆员在美国和日本学习，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截至1990年，两家图书馆各得到亚联董资助65万美元，两馆在当时中国图书馆中名列前茅。亚联董也向其他机构图书馆提供小额资助，比如资助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英语文献收藏库，资助武汉大学开展图书馆专业教师培训班等。1990年以后，亚联董对图书馆领域的投入大幅削减。
（四）英语教学计划
英语教学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亚联董在华支持力度最大的项目。亚联董于1991年在南京大学设立语言教学中心，每年选派两名美籍教师与南大教师合作开展英语教学工作，同时提供教科书等教学资源。亚联董每年的资助额在6～7万美元之间，南京大学则为外籍教师提供免费住宿。从1992年起，亚联董招募并资助中外教师开展为期三周的非学位暑期英语培训课程，并提供课本等教学资源。培训点前三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后两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其后是陕西师范大学。另外，爱德基金会则在亚联董的支持下，部分或全部资助5～10名北美教师来华开展英语教学。弗里曼基金会也决定，在1997～2000年每年向亚联董提供10万美元，资助北美高校毕业生到亚联董合作的高校教英语。亚联董英语培训计划的主要项目在2000年以后终止，此后只提供小规模支持。
（五）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计划
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计划是2000年以后亚联董的重点项目之一。亚联董在该项目上投入巨大，仅2003～2004年度预算就超过26.3万美元，占当年教师和领导力发展预算总额的48.9%。亚联董将贵州各级师范院校作为重点扶持对象，2003～2004年度拨款3.5万美元，2004～2005年度增加到8万美元。主要支持贵州师范大学针对地方院校开展教师训练，资助贵州师范大学教师赴香港访学，支持南京大学为贵州教师提供硕士教育机会，资助重点大学博士生到贵州高校支教一年等。此外，亚联董还策划了一些针对包括贵州在内、中国各地欠发达高校的项目。比如资助欠发达地区高校教师赴海外攻读硕博士学位，资助重点大学教师赴欠发达地区高校短期教学，为欠发达地区高校教师开办暑期培训班，加强重点大学与欠发达地区高校之间的联系，等等。
（六）宗教研究与神学教育计划
宗教研究与神学教育是2000年以后亚联董重点推行的另外两种项目。早在1996年，亚联董即向鲁斯基金会提交中外宗教学学者互访的资助提案，三年内每年为中国宗教研究单位提供经费10.9万美元。同时对中国高校宗教哲学书籍购买、著作翻译与出版等亦大力支持。2001年，亚联董将宗教研究列为重点项目。2003～2004年度，亚联董对中国宗教研究拨款总额为25.675万美元，仅次于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项目支出。具体包括资助大陆宗教学师生出境访学或接受培训，资助北美宗教学学者赴华做客座教授，资助大陆高校开办宗教研究研讨班，资助香港高校宗教学研究以惠及内地高校等。神学教育方面，从2001年起亚联董拨款补助给金陵神学院的美籍教授，资助金陵神学院教师在两岸三地攻读道学硕士学位，鼓励高校宗教学学者及神学院教师对话与合作，推动重点高校宗教学学者为神学院教师提供学术培训。
（七）其他项目
除了上述重点项目，亚联董还不定期支持各类其他项目。比如边疆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亚联董与延边大学和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机构有小范围合作；1990年代后期，亚联董在青海师范大学开办教师培训班，为拉萨历史档案馆培训初级档案工作者，并资助西藏4所院校教师在东部高校攻读硕士学位。再如艺术交流，在1980年代初亚联董就曾资助北京中央乐团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北京中央芭蕾舞团与休斯顿芭蕾舞团等中美艺术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后来对上海音乐学院等艺术院校人才培养和演艺活动有所支持。女性研究支持方面，1990年代以郑州大学为代表的一些女性研究中心被亚联董纳入资助之列，亚联董还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提供奖学金，支持她们在泰国攻读硕士学位。会议支持方面，亚联董不定期地资助特定议题的学术会议，比如1988年的全国哲学会议、2004年的亚联董访问学者会议等等。此外，亚联董还致力于培育亚洲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项目，曾为菲律宾德拉萨尔大学和韩国西冈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提供连续支持。
四、推动中国高校融入亚洲体系
新世纪以来亚联董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将中国纳入整个亚洲高等教育体系，建构亚洲高校联系网络。因此，亚联董在制定计划方案时往往通盘考虑，试图将亚联董在亚洲各国的项目纳入统一规划的轨道中来。2001年，亚联董在愿景声明中增加了两项内容：“亚联董强调两项优先工作，我们支持教职员、管理者、托事会成员的职业训练，支持亚洲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和网络。”亚联董在2003年会议上再次强调这两项重要举措。上述声明反映出亚联董政策的重大转向。亚联董的高校联系网络面向的是整个亚洲，但因中国的重要地位，中国因素往往被特别考虑。就亚联董中国委员会而言，努力的目标则是要将中国高校纳入亚洲高等教育体系。
亚联董将其亚洲联系网络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管理网络，所涉计划由亚联董策划和支持。比如亚洲基督教教师团契，为来自亚洲的基督教和世俗机构的基督徒教师提供一种联系手段。再如亚洲学生基督教音乐节，亚洲多所高校学生在香港以音乐为媒介聚会交流。其二是伙伴网络，包括校友网络、中国机构网络、宗教网络、妇女与性别研究网络等等。校友网络旨在加强高校与毕业生、尤其是海外的联系；中国机构网络意在加强中国高校内部学者联系；宗教研究和女性与性别研究则通过学术会议的形式，将各国相关领域的学者汇集在一起，建立学术网络。其三是支持网络，主要支持亚洲高校开展某些项目，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北京商业伦理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印度几所高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合作网络。
为了实现教师及其领导力发展、亚洲高等院校之间网络联系两大目标，亚联董于2003年制定了如下几类指针性方案，所涉对象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合作伙伴：
第一类是亚联董主理计划，由亚联董与亚洲各机构合作策划和实施。虽然亚联董此前也策划过此类性质的计划，但大都不成系统或缺乏明确目标。从2003年起，亚联董将新策划的三个子计划归于此类，分别为亚联董高校领导力访学项目、亚洲高等教育领袖研讨会项目和亚洲文化与神学高级研究院计划。三个子计划是对以往亚联董相关项目的重新设计，这些新计划目标明确，易于操作，效果明显。
第二类是亚联董合作伙伴计划，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学院发起和管理，亚联董在资金、构想、策划、评估等方面予以协助。这些计划包括师生交换项目、教会大学合作项目、妇女研究网络、校友网络、亚洲基督教教师团契、亚洲教师进修奖学金等等，绝大多数为开展多年的传统项目，且与前述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网络有所交叉。这些项目中，亚洲教师进修奖学金受到亚联董重视且持续多年。该计划支持相对落后的高校中的低学历教师，到亚洲重点高校攻读硕博士学位。
第三类是亚联董支持计划，由亚联董在亚洲的合作高校设计和实施，亚联董予以支持。这些传统项目所涉范围十分广泛，资助高校教师攻读硕博士学位、资助教师外语学习、支持特色课程发展、支持图书馆建设、资助某些具体研究课题、资助举办学术会议、支持开展服务性学习等均在此列。比如，图书馆建设曾是亚联董长期支持的重点，新世纪以来支持形式发生变化，电子书、学术期刊、交互式讲座课程、公共数据库等网络教育资源受到重视。
2008年，在亚洲合作伙伴的推动下，亚联董决定支持三项新的主题计划，分别为环境与健康、宗教间理解与和平建构、地方知识。亚联董帮助合作高校开发相关课程，让学生参与研究过程。这些跨学科课程，有利于促进不同学术部门、不同机构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还有一些零散存在的计划，最初仅在少量亚洲高校试行，后来被亚联董广泛提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服务性学习计划。该计划为师生提供本国或邻国小区服务点，以加强他们对其他信仰、文化和社会的经验性理解。在中国，亚联董与爱德基金会开展服务性学习计划，主要在人员训练、项目评价、艾滋病防护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云南大学的乡村社会计划就是服务性学习计划的典型，师生在小区服务中获得高质量的田野经验。
2012年，亚联董引入全人教育的理念，不久将其作为核心理念统摄全部亚洲计划项目。全人教育是北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提出的教育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亚联董认为，全人教育理念注重价值而非排名，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完全契合亚联董的宗旨和目标。亚联董正在开展的项目与全人教育理念完全一致。因此，全人教育为亚联董开辟了一条道路，即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帮助学生准备好他们未来的生活。到了2014年，亚联董已经明确将全人教育作为工作核心。亚联董以全人教育为核心，将全部计划分为5个类别。第一是高等教育领导力发展，包括亚联董高校领导力访学项目、亚洲大学领导计划、战略规划和资源开发等。第二是促进教学、学习和研究的教师发展，包括亚联董教师奖学金计划、教师提高计划、亚联董访问讲师计划等。第三是校园伙伴，包括服务性学习计划、和平教育计划等。第四是亚洲文化与宗教，包括宗教间理解、当地知识、亚洲文化与神学高级研究机构等。第五是特别新计划，包括翠竹补助计划、指定赠款和捐赠计划、美国学校和海外医院计划等。除开展小额资助的翠竹补助等极少数计划为新增内容外，绝大多数都是之前计划的延续和改进。
亚联董认为，全人教育应该致力于发展健全的公民，在课堂上要鼓励批判性思维，并引导学生关注课堂之外的小区需求。高校有责任将学生培养成多维度、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未来的劳动力。亚联董坚信，全人教育可以为亚联董合作的亚洲大学学术注入活力。其中一些大学已经将这些目标转化为实践，比如香港浸会大学、菲律宾西利曼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印度杜克夫人大学等都从不同角度开启了全人教育课程。2017年9月，亚联董还尝试创办全人教育学院，并在菲律宾奎松市的雅典耀大学试点。同月，亚联董召开“全人教育作为未来之路：亚洲的挑战与展望”主题会议，来自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4所高校的代表以及亚联董托事会成员与会，全面探索了全人教育的持续优势及其对当代社会变动做出反应的方式，进一步为此后的亚联董项目规划明确了方向。亚联董的中国项目也融入亚洲规划的体系，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五、结语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亚联董的在华活动，大致可以看出其总体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亚联董着力于与中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采取淡化自身宗教背景和宗教属性的政策，坚持在中国法律和教育制度的框架下开展工作，其规范低调的行为符合中国官方的预期。亚联董将中国赔偿资金的大部分返还给中国，主要用于图书馆建设、高校教师培养、客座教授支持、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开展的计划大都符合中国教育发展的切实需要，故而赢得了中国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亚联董逐渐强调自身的亚洲属性，致力于建立一体化的亚洲高等教育合作体系，并试图将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之中。事实上，自1950年代亚联董已经将视野扩展至亚洲各国，1980年代亚联董的在华项目大多是亚洲其他地区相关项目的复制或拓展，而1990年代的中国项目与其他国家更具同步性。2000年以后，亚联董对自身机构进行改革，在人员构成、组织运作、项目规划等方面更加亚洲化，在制定项目规划时也更注重全局性。亚联董试图建构亚洲教育发展网络，这个网络并非只是亚联董对亚洲各国高等教育的支持，而且还包括亚洲各国受助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广泛联络，中国成为这个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由于中国高校在亚洲教育中的规模和地位，中国大陆始终是这个网络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香港因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高度的开放性，成为亚联董沟通亚洲各国的重要纽带城市。
亚联董在华顺利发展，一方面源于其对自身的准确定位和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亚联董始终坚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教育制度，设计工作项目时以中国高校的需求为出发点，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亚联董具有普遍的包容性，虽然它并不否认自身的基督教性质，但从未因此排斥基督教世界以外的领地和人群，亚联董无差别地为了中国教育的福祉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这也是顺应了中国教育发展潮流的结果。提升中国高校教师素质、促进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扶持弱势高校和学科发展、加强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并非亚联董的发明，而是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学习亚洲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教育模式，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的教育经验，积极融入全球教育与合作网络，同样也是改革开放格局下中国政府长期奉行的方针。因此，亚联董参与并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并非这一进程的主导者，其成绩和贡献值得肯定，但不应夸大。
在改革开放的格局下，海外文教公益组织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素来为中国政府所肯定。只要这些组织抱有真诚的目的，与中方持有共同理念或契合点，遵守中国法律及理解中国国情，愿意在中国政府领导的文教框架下开展工作，均可有较好的发展态势。
注释从略，PDF版全文（繁体中文）下载地址：
http://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20_1/202001-099-108.pdf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澳门理工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1998年创刊，中文版，季刊，每期208页。常设栏目有名家专论、港澳研究、总编视角、中西文化、文学研究等。自2011年改版后，本刊博采众长，兼容并蓄，逐渐形成了学术厚重、品位高雅、特色鲜明、编辑规范的特点，现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本刊所有栏目均对外开放，欢迎海内外学界朋友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