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 / 中国英语教学史上的曾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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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曾纪泽的英语学习开始于1866至1867年间，约在1871年底，才进入系统的英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他总结出一套掌握谐音批注英文字母，以帮助理解记忆的独特方法。曾氏通晓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使他在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清政府派驻外国使节中最有才干的一位。出使期间，他不断书写各种英文函和英华合璧诗，作为练习英语写作的手段，并研读了《语言自迩集》等多种英文读本。丰富的英语学习实践，使他对英文文法产生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成为中国第一部国人编译的英文文法书《英文举隅》的推介者。晚明至晚清，徐光启一代堪称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学者，很少有愿意为直接了解西方而学习西语者。19世纪60至70年代，在“天朝中心主义”仍然盛行的情势下，作为清朝大臣的曾纪泽却能全面系统地学习英语并取得突出成绩，成为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引导者。［关键词］曾纪泽 英语学习 《英文举隅》 《中国先睡后醒论》［作者简介］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中西文化”栏目Zeng Jiz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nglish Teaching / Zou Zhenhuan
Abstract: Zeng Jize'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began between 1866 and 1867, followed by systematic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round the end of 1871.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English, he came up with a unique way to master consonant notation to help understand memory. Zeng Jize had a good command of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which made him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envoys sent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uring his diplomatic missions, he wrote various English letters and English-Chinese compound poems as a means to practice English writing, and read a variety of English books such as Yü-Yen Tzu-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Ric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practice gave hi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grammar, and he became the promoter of English Grammar, the first English grammar book compiled by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 Guangqi's generation was regarded as the first scholars to open their eyes to the world. In the 1860s and 1870s, when “Chinese centrism” was still prevalent, as aminister of the Qing dynasty, Zeng Jize was able to study English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making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eventually becoming the guide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Zeng Jize; English education; English Grammar ;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一、曾纪泽学习英语的时间
曾纪泽学习英语始于何时？吴相湘在《誉满中外的曾纪泽》一文中称：“同治五六年间，纪泽在金陵督署时，就开始肄习英文——他于中国古韵六音的辨别和发音之余，又特请一位西洋传教士圣约瑟先生随时教导，因此进步很快。”随时给曾氏教导的“西洋传教士圣约瑟先生”是谁？吴相湘没有注明，按照其说法，曾纪泽的英语学习应该是在“同治五六年间”，即1866至1867年间。李恩涵认为曾纪泽对学习西文西语发生浓厚兴趣，与英国人马格里（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又称马清臣）有关。马格里在曾纪泽学习英文的过程中扮演了引路人和教师的重要角色。1865年马格里将苏州洋炮局迁移江宁，扩建为金陵机器局，次年曾国藩视察，曾纪泽可能陪侍前往，两人由此结识。马格里经常将西洋学艺讲解给他听，并且利用外洋仪器比作实验，以加深他的了解。同治十年（1871）曾纪泽日记中不断记述，马格里经常前往曾宅访晤，为曾氏母亲和儿女诊病，曾纪泽也间或顺道参观金陵机器局的设备和工作情况，日记中不断出现两人“出谈甚久”、“纵谈极久”、“闲谈极久”等记述。在曾纪泽的藏书楼中，有马格里签名致送曾纪泽的英文物理学书籍，上面有很多红蓝线条和旁注，可见曾纪泽曾认真地研读过这些英文读本。此外，他与常胜将军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也是好朋友，甚至已经可以通过洋泾浜英语来表达情意，并雕有“曾氏劼刚”（Gearkhan of Tseng）的英文小印。但按照马格里的说法，当时曾纪泽的英文程度，只是一知半解（a smattering of English）而已。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70年7月22日），曾纪泽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中外之语言文字恃译而明，而通事惟利是趋，但有左袒洋人，不闻有赤心为国者，此则中国无穷之忧，非特一时之患而已。故所谓自强者，不在于行伍之整齐，器甲之坚利，而在于得人。所谓得人者，当得忠孝气节之士，而复能留意于外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者，是在平时搜访而乐育之，然后临事能收其效耳。男近年每思，学问之道，因者难传，而创者易名。将来欲拼弃一二年工夫，专学西语西文。学之既成，取其不传之秘书，而悉译其精华，察其各国之强弱情伪而离合之，此于词章、经济，似皆有益也。”由此信函来看，1870年7月之前曾纪泽应该已经学习过一段时期的英语，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吴相湘推测曾纪泽的英语学习开始于1866至1867年间，似乎是有依据的。
但据笔者所查，起自同治九年（1870）正月的《曾纪泽日记》，在一年余的时间内，完全没有曾纪泽学习英语的痕迹。第一次记录学英语的时间，是同治十年九月廿四日（1871年11月6日），上写“二更后看外国字典良久”。自此，日记上间断出现“诵英文”的字样，廿八日后几乎常常出现“看洋字”的记录，说明曾纪泽约在32岁才开始了系统的英文学习。九月廿九日还有“与马清臣谈英国文字”，可见他开始频繁地与周围懂英语的西人进行交流。从1866至1867年间曾纪泽开始接触英语，到1871年正式开始系统的英语学习，期间有三四年是时断时续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守制期间，更是把学习音符列为常课，并增加了习读英文的时间。日记随处可见其看、温、抄、默写、翻译《英话正音》的记录，如“夜饭后看《英话正音》”、“饭后译英话”、“舆中译英话”、“舆中看《英话正音》”等，“饭后批注《英话正音》极久。”不仅手抄《英话正音》，还“译生者六条”、“另翻译一行许。”甚至抚抱幼儿，仍“默学英语”不辍，堪称手不释卷。以后几乎每天都有翻译英语的记录，日记的天头还有他所记的英文单词及其汉文字义与英文短句。
曾纪泽英语学习进步很快，光绪二年（1876），他已经能用英文同马格里进行书面交谈了，二月十三日他“写西字函答马清臣”。同年六月初三开始抄《自迩集》、诵《英语韵编》；并且“诵英语如课”。光绪三年（1877）正月廿九“辰正起，诵《英语韵编》”，饭后又诵该书，夜饭后“看洋书《罗斌孙日记》”，并阅读新的教科书《英国话规》、《英语集全》等。曾纪泽学习英语锲而不舍，他拜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为师，每周都要去丁氏处两三次，寻求有关地理、历史与欧洲政治的信息，并请丁氏帮助批改他的英语文章。新年时曾纪泽还身穿貂皮裘袍和皮帽去拜访丁韪良，头上插孔雀翎、佩红宝石顶戴，给其施弟子礼。出使英法俄前夕，他在英语学习上用了大量时间。光绪四年（1878）七月十七日记：“卯正起，看英人小说。饭后，与松、栗久谈。祈罗弗来，谈极久。看英小说，批字典。至上房久坐。饭后，批字典甚久，批《话规》。复入上房坐极久。傍夕，批《话规》。”
虽拜丁韪良为英文教师，但曾纪泽没有正式进入语言学堂学习过外语，而主要靠自学。在学习过程中，他总结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即利用自己精通汉语文字学的优势，以掌握谐音批注英文字母，列成表格，来帮助理解记忆。如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记中就记录自己“批注中国字母，以西洋字音之”，然后又“批注中国韵音，亦以洋字音之”。1960年代台湾发行的《湘乡曾氏文献补》收录了几页曾纪鸿用过的字母注音影印件，应是曾纪泽首创这一注音法的佐证。1878年，已经学了十几年英语的曾纪泽，在为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梅辉立（William Frederrick Mayers）所作《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铭》中总结了自己的学习方法：“纪泽既尝治形声诂训之学，则欲远绍旁搜，参稽异同。同治末年，结庐先太傅墓次，负土既竣，以吾旧时所知双声叠韵、音和颡隔之术，试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而观其会通。久之，亦稍稍能解英国语言文字”。他自谦这是“闭门造车”，不敢说“出门而合辙也”。
二、曾纪泽的英语口语水平、阅读训练和英文写作
正是由于曾纪泽刻苦努力，他已经能说一口基本流畅的英语口语，尽管不合语法，阅读写作也有一定的困难。由于晚清大臣中通晓英语者实属凤毛麟角，因此曾氏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都使他在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清政府派驻外国使节中最有才干的一位。慈禧太后在光绪三年七月十六日和光绪四年八月两次接见曾纪泽，都问及其外语能力，如光绪四年问道：“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答曰：“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问：“是知道英国的？”对：“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光绪四年曾氏正式从北京出发前，慈禧还与他特地就学习外国文字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太后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本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话，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话，则日后择才更难。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藉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能流利地使用汉语给曾纪泽以深刻的印象，慈禧接见他时，曾纪泽两次提到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和“华文华语”。
1877年，在从上海到天津的外洋客轮上，曾纪泽就积极主动地见缝插针，操练英语口语：“初十二日，……夜至船主处，与船主及天津埠头洋人马斯坦久谈”；“十三日，……除睡外惟寻洋人谈耳”； “十四日，……午初至船顶，与二副滕伯斯衣一谈，饭后与船主一谈”。尽管与船主等人都不过萍水相逢，但曾纪泽还是乐于尝试自己“中西合体诗”的外交，在第十四日日记中记载，“作合璧诗一章，送船主，写于宫扇，写折扇款四柄”。文中丝毫不见当时士大夫阶级的那种所谓的“矜持”，“饭后，与船主及美国驻京参赞贺而恐郣久谈，与马斯坦一谈”。贺而恐郣，即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十五日，……与船主一谈，饭后复一谈”。
曾纪泽不仅持续不断地锻炼自己的口语水平，还积极锻炼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在出使途中，他已经能够顺利地书写各种“英文函”和“西字请帖”，将西人“所谈洋话录记簿中”，“拟英文照会稿”。“写一函答英国领事官达文波；夜饭后写一函致傅兰雅”。作为练习英语的手段，曾纪泽写过不少汉英合璧诗，这些 “英华合璧诗”或“中西合体诗”，堪称为曾纪泽所首创。日记中最早出现的赠送西人的中西文韵诗，可能是光绪三年六月初三日他赠送给英国副领事嘉托玛（G. T. Gardner）的中英文诗。该诗文已不可考，但事迹见诸日记，“申正至陈宝渠处赴宴，英国副领事嘉托玛、翻译官施本思同席，久谈，戌初归。……作七絶一章，赠嘉托玛，翻译，仍可用西洋韵，亦诗中新格，前人所无也，经营良久始成”。“用西洋韵”，表明曾纪泽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如何表达中西的风雅颇费心思；“亦诗中新格，前人所无也”，表明曾纪泽对这种英汉合璧的体裁，虽觉得不合传统，但心有戚戚焉。在如何表达这种新体裁方面非常慎重，初八日日记中记载，“作英华合璧诗，送英领事达文波，久而未成”。翌日，“辰初起。饭后将昨夜所作诗录成”。他还另写合璧诗给傅兰雅，“作英华合璧诗送傅兰雅。……饭后将所作送傅兰雅诗录于扇头，良久乃毕”。曾纪泽不仅将这些“英汉合璧诗”赠送外人，还将自己所作的那些英汉合璧诗在官场宦友中展示，凸显出他对这些“英汉合璧诗”的偏爱。光绪三年六月起，他不断作“中西合璧诗”，或用手书的中西合璧书扇送赠中国的亲友，如六月初六将“昨日所作诗写于唐兰生扇头，兼中西两体书，另作小跋识之”。除了唐兰生，曾还将这种双语体的格律诗送给友人、内阁学士陈宝渠，“作中西合体诗一絶送宝渠……归，写连日所作中西合体诗于折扇，未毕”。段怀清认为这种心态及行为背后反映出曾纪泽对于中国传统文章之学的一种更开放、更自由的态度。
曾纪泽的英汉合璧诗水平如何，学人们看法不一。
与曾纪泽同船赴欧的何天爵，曾在共同经历的海上长途旅行中，收到曾纪泽赠送的一把汉英合璧诗的团扇，右边上书：
中西合璧絶句一章奉赠大美国参赞大臣何天爵大人雅鉴大清国候补京堂一等毅勇侯曾纪泽拜手黑洋渡尽海潮红，与子高谈市舶中。纨素新诗君握取，雪泥指爪认飞鸿。左边横写英文：For the Secretary of the United State Legation HolcombePast the black ocean, admireThe water are become red;Very glad to meet you, andConverse on the Captain's bed,Written an ode on the fan ofSilk should be Graph in your hand.Like the claw of birds, to print on the snow and sand.Written by Marquis K. J. Gearthon of Tseng何天爵称赞曾纪泽的“英语学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扇面上的一笔一划都是他用普通的毛笔写成。英文诗如同他写的汉字一样漂亮流畅，无论在其风格还是书法方面都堪称上乘。当我们想象一下曾纪泽先生所使用的书写工具时，再看一下扇面上他写的英文，的确让人拍案称奇。其中的‘黑洋’（the black ocean），指的是海上的大雾，它曾使侯爵先生惊异不已；‘红流’（the red water）则指的是标志我们的旅途终点的一条河流入海口的混浊泥流。‘船长的床’（the Captain's bed）指的是我与曾纪泽先生坐在一起一谈就是数小时的一张沙发，那张沙发本来放在船长室，但在旅途中它成了我的专用品。”而当曾纪泽将双语题诗的团扇赠送丁韪良，丁氏在《花甲忆记》中却这么写道：“不知是因为隔絶（他使曾缺乏比较的机会），还是因为奉承（贵族总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胀），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常常向朋友赠送双语题诗团扇，诗是他自己创作的。……中文原诗深得风雅，但其译文则是典型的‘巴布英语’。”“巴布英语”即洋泾浜英语。丁韪良在书中全录这一段汉英合璧诗和曾纪泽手书的宫扇照片：学究三才圣者徒，识赅万有为通儒。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骊龙颌下珠。To combine the reason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All men are, should,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丁韪良强调这是曾纪泽学习英语初期的作品，而且说明曾并未进过同文馆当学生，并特别指出曾纪泽的英语口语虽然流畅，但不合语法，阅读、写作却总有困难，指出曾纪泽那一点英语能力使其在社交活动中大占优势，以至成为中国派驻外国首都最有才干的使者。不管时人如何评价，曾纪泽自己对创作英汉合璧诗乐此不疲。光绪三年六月“十七日，……饭后复久坐，录合璧诗一章……亥正归，录合璧诗一首”。“十八日，……饭后写致思臣函毕，录英华合璧诗二首”。“二十日，……饭后写屏幅四纸，宫扇二柄，写西字函答马世登”。这里的“西字函”和“屏幅”、“宫扇”是否寄同一人，难以确认，但用英文写信，寄给相识或陌生的西人，似乎已经成为曾纪泽当时正在尝试的一种外交交流手段。而这种英汉合璧式诗文外交的效果还是明显的。廿一日，接到“西字函”的马世（士）登就来曾纪泽下榻处拜访了，“小睡，马士登来久谈”。廿二日临睡前，又有“西字函”寄马士登。又八月初五日，“夜饭后作合璧诗，赠美国参赞大臣何天爵，未成而睡”。初六日，“缮昨日所作合璧诗”。九月二日，“将前月所作送何天爵诗改订数字，用中西二体字书于宫扇，良久乃毕”。段怀清指出，曾纪泽努力在探寻中西之间可能的契合点，并将这种契合落实到中西诗歌或文化之间的“合璧”、“合体”。在汉语语境中，“合璧”乃祥瑞之征兆，而“合体”亦意味着矛盾冲突的调和解决。在晚清中西之间直接冲突甚至战争不断的时代处境当中，曾纪泽的这一中西“合璧”、“合体”的思想立场，以及积极探索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的具体实践，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作为外交官的曾纪泽，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衍伸出一种创作“中西合体诗”的新诗体，这种审美认识与双语文学表达的实践，在当时确属前卫，让他成为晚清中国第一位公开使用“中西合体诗”进行所谓“诗歌外交”的职业外交家。三、曾纪泽学习英语所使用的教材与读本
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中称，曾纪泽“远居于内陆，几乎从未见过白种人，主要靠语法和词典学习英语”。说其从未接触过洋人，显然不确；但认为曾纪泽学习英语主要靠语法教材与词典，这一判断确实不假。曾纪泽的英语学习主要是通过英语教材、读本来进行自学。1869年来华的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写道：曾纪泽是一位出类拔萃、孜孜不倦的学者，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花费了3年的时间努力自学英语。他所藉助的英文读本有《圣经》、《韦氏大词典》和《赞美诗选》（Select Hymns）以及一些习字本。
笔者感兴趣的是，除了何天爵提及的读本和词典外，曾纪泽在英语学习中究竟还利用过哪些英文读本呢？光绪三年二月七日，曾纪泽日记中最早出现了他查阅英语字典的记载，“辰初二刻起，翻考英国字典”。“辰初二刻”，即早晨七时起床之后即温诵英语，持之以恒，勤勉如斯。同治十年十一月初九日记记有“看外国字书”，但未说明是何书。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初五起，从曾纪泽的日记可见，他比较频繁利用的基础读本有《英话正音》、《自迩集》、《英话韵编》、英国或英人的《话规》、《英华初学》、《英语入门》和《英字入门》等；读过的英文书有《英语初学编》、《英华萃林韵府》、英字《罗马史记》、《罗斌逊日记》、《华英说部》、《英华字典》、《英国大字典》、西国经、西洋新闻纸、英人教门书、英文耶稣书、英人启蒙文字、吴子登的《翻译小补》等，并不断“翻阅英国字典，考究字义”、“抄英语”、“温《英语韵编》良久”、“批《英国话规》良久”，“看《英语入门》良久”，“阅上海曹润甫《英字入门》”，“阅英人启蒙文字良久”，“看《英华初学》良久”，“阅英文寓言”，以及各种“英人小说”。遗憾的是，曾纪泽几乎从来不写出英文小说和英文寓言的书名，只有一次他写出“阅溟名士‘遂夫特’之文”，钟叔河认为这是名小说家斯威夫特之文。上述曾纪泽所用的早期英文读本，不少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寻觅了。
最早使用的英文学习读本是《英话正音》，该书从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起，前后读了约半年之久，之后又不断温习。《英话正音》可能就是英人麦嘉温（John MacGowan）所编的《英话正音》（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862年在上海出版。该书分两册，首册列出汉语词汇，然后标出英语，接着用中国字加注读音，该书按中国的分类分为28部分；第二册是长句读法。该书有三个前言，后附英文字母表。1862年11月25日《上海新报》111号头版有该书的售书广告。
曾纪泽接续使用过的重要英语读本是《自迩集》和《英语韵编》。光绪二年六月初三起，他开始“钞《自迩集》”、“诵《英语韵编》”，不仅在“舆中”，也在“舟中”诵读，《英语韵编》一直到光绪四年四月还在温习。光绪二年六月他开始“饭后看英国《话规》”、“看英人《话规》”。他还对“《话规》中之名目数种”特别有兴趣，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一，曾到英国传教医师德贞（John Dudgeon）那里“久谈，以所钞《话规》名目问之”。夜归后还意犹未尽，“查英国字典，注释《话规》名目”。《自迩集》是曾纪泽不断查检的一本书，光绪四年三月至五月间、光绪五年（1879）三月至闰三月间经常阅读，有时饭前读过，饭后再读，一天两次“看《自迩集》良久”。威妥玛曾撰有《语言自迩集》和《文件自迩集》。“自迩”一词采自《礼记·中庸》的“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取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意。《语言自迩集》（Yü-YenTzu-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原是为来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和直隶衙门的英人学习北京官话而编写的教材。作为给外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该书成功地发展了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第一版1867年出版于伦敦，全书分四卷八章：语音声调、部首字形、散语即词汇用法、问答谈论、词类（词性分析）等，除属于阅读的散语章、问答章和谈论章外，还有根据《西厢记》改编的《秀才求婚》的故事。其中有北京官僚阶层的对话、外交访问和宴会时的谈话，以及外国官员与中国仆役的各类情景对话等，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北京话口语为描写和研究对象，用拉丁字母标记北京口语声韵调的实用教科书。第二版出版于1886年，第三版出版于1903年，显然曾纪泽1878年用的应该是1867年的首版。《文件自迩集》（Wé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也是1867年起出版于伦敦。全书原计划出版包括公文、信函、奏疏等类型的汉英文注释本两卷，但直至1879年正式出版了一卷。该书收录各种文书档案75种，附录注释书一册，凡148篇范文，是为了辅助西方人士掌握中国官方文件的书面语言而编纂的。
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五、十六日，曾纪泽“看《英语集全》良久”和“翻阅《英语集全》”。显然是唐廷枢著，唐茂枝、唐应星参校，陈恕道、廖冠芳同订的《英语集全》，1862年由广东纬经堂出版。全书六卷，原定名《华英音释》，出版时更名，用粤语注音，有详细的“切字论”和“读法”说明。书前有英文序、张玉堂序，广东纬经堂1862年刊本上题写羊城唐廷枢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应星参校，陈恕道逸溪、廖冠芳若溪同订。全书共六卷，该书在上述数十个门类下收录英文词汇、短语、简单句子多达6,000个以上，以汉字字句为主，然后列出英文字句，下以中文注英文译音。这是一部兼备词典和教科书性质的综合性的著作。光绪四年八月十四日曾纪泽日记中有“看《英语入门》良久”，估计是《英字入门》一书的误写，光绪五年正月十一日有“阅上海曹润甫所著《英字入门》”。曹骧编译的《英字入门》，申报馆同治十三年（1874）印行。全书分十则：英字源委；单字门；二字拼法门；三字拼法；四五六字拼法；七字以外拼法（言语附）；数目字门；点句勾股及异体字考；学语要诀；补论英语六则等。
曾纪泽日记光绪七年（1881）八月十九日记有“阅吴子登所著《翻译小补》”，光绪十年（1884）九月十五、十六、十八日都有类似记述。该书作者系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建昌府南丰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作为翰林院编修，他发愤自学外文，曾纪泽曾列举他的学习方法：“吴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华音译读，是为奇法，其记悟亦属异禀，非人人所能学也！”（《使西日记》卷一）他在算学上有独特建树，著有《九章翼》、《天元一术》等21种。后随同陈兰彬赴美，担任留美幼童肄业局监督，与容闳交恶，成为幼童撤回的罪魁祸首。吴子登不断出现在曾氏日记里，如光绪五年十二月廿三日，与来访的吴子登“谈极久”。饭后于兰亭久谈，可能还不尽兴，于是偕春卿、子兴再到吴子登处，然后一起去“农器赛奇会场游观极久”。吴子登编著的《翻译小补》，初版时间不详。该书成书一定在光绪七年八月前，后有商务印书馆1907年1月版，英文书名The Translation's Assistant by Wu Kia Shan。1939年还编入“英文自修丛书”重印。该书是一本讲解如何翻译英文短语的小书，选录常用英语单字和成语数百个，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以英汉对照形式说明其汉译法。如A：“此字寻常用者，可译以‘一’字，或缺不译，但有时作贯串字用，意同to、at、on、in或of者，当融会其意译之。”举例有“Who set this clock a going？”（谁令钟走？）内容包括算学、化学、机械等方面。
曾纪泽使用过不少英汉词典，华英词典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要数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华萃林韵府》（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福州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该词典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第一卷，第二、三部分为第二卷，全书计1,243页，封面扉页列中、英标题，共收录了66,000个中文词组、175,000个中文单词，涉及西学、历史、民俗、律例等中英文对译词。《韵府》不只是一部单纯的英汉字典，还是一部小型的综合性百科词典。曾纪泽对该书特别重视，光绪三年，时任湖北布政使的潘霨拜访曾纪泽，曾氏向好友专门推介了《英华萃林韵府》。潘霨在《韡园自订年谱》中写道：两人“晤谈，知其习外洋文字五年矣，并云：‘《英华萃林韵府》一书不可不令子弟早肄，他日备朝廷之使。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未可与拘墟者同年语也！’”此足见曾纪泽对该书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曾纪泽还看过一些英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和翻译的中国名著，如他曾“阅英人海尔伯尔塔吉尔师所译《聊斋志异》数段”，“看《华英说部》”，“阅英人格蕾著《中国纪略》”，“看英文《中国记》”，“阅英人某所著《亚细亚记》”。其中《华英说部》可能是罗伯聃（Robert Thom）的《华英说部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又称作Extracts from works written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as spoken in Peking），1846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初版。现仅见之Part I（卷一）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有二十段，包括日常、择交、杂话、厅堂、摆设、官话品、身体、形容、称呼、衣服、应酬杂客、病疼、动静、训童、珍重、闹臭话、即景、酒食、省俭、劝学仪注等，多是日常生活用语。第二部分有四节，一是“见面常谈”，多为交际应答之成语；二是“问答”，日常小对话；三是《红楼梦》第六回翻译；四是《家宝全集》中“和夫顺妻”一节的翻译。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初期汉英对照的译文，还可以了解当时中国人的普通口语，如：“你伫这么疼我，这么抬爱我，这么栽培我，我还没有补你的情呢！”这里的“你伫”就是今天的“您”的前身。全书应是罗伯聃根据高静亭的《正音撮要》上卷译述的，该版本有中英文两个封面。该书还有1880年点石斋石印本，书名改为《华英说部撮要》，注明为上卷，序言中称系据“秃唔君”“原本重为校印”。书前有英国美查（F. Major）的序言，谓：“清国龙与东土文字与华人异，入关定鼎后有命诸翰林肄司华文，此圣代同文之治也。惟中国言语以中州音为正，仅习一方之土语总不能因应咸宜。于是与精于满洲文字者，先取中国平常日用之官音及《红楼梦》、《传家宝》等诸说部摘录成集，而以左行国语译于其右。都中人士咸以此为无价之珍。迨我英国与清国通商以后，中华人士又有专心致志于英文者，而英人来华亦或以不识华文为耻，前领事官秃唔君遂即是书删去满文，即华字而译以英语。中英两国之欲互习其语者，遂几家置一编，乃十余年来风霜剥蚀板页无存，仆颇惜之爱，不惮烦琐、访求原本，重为校印，俾秃唔君一片苦心，不致日就湮没，是则区区之微志也。若谓为老马识途则吾岂敢！”曾纪泽所用的疑是1880年点石斋石印本。
光绪九年（1883）五月二十四日“英领事驻厦门者翟尔斯来一谈。”翟尔斯即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同年十月十七日记有“阅英人翟尔斯所译《古文选珍》”，廿三日记有“阅翟尔斯所译古文”。《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是指1883年由编者自费出版，1884年一卷本《古文选珍》在其友人伯纳德·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帮助下，由伦敦Bernard Quaritch和上海别发洋行（Shanghai: Kelly & Walsh）分别出版的中国文学选本。翟理斯在该书中首次翻译了不同时期中国著名作家优雅的散文片断。该书封面有用篆书题写的“古文选珍”，封底是一篇中文短序。每位作者都有一简明扼要的生平介绍。全书的特点是选取的作品较多，大扺以朝代先后，选取先秦至明末52位作者的109篇作品，题材丰富多样，或伤感，或激昂，或抒怀，或写景，长短不一。
段怀清称：“这一具有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书单，反映出一种新的不同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对话及组合的意图。这一意图，也似乎隐含着一种知识上、思想上乃至文化上自我超越与自我突围的意味，甚至也可以说，它已经初步呈现出曾纪泽在自我文化身份认知和选择上的反观与批判自觉，以及已经在付诸日常实践的自我扩展与超越的面向及努力。”
四、推介《英文举隅》、撰写英文长文《中国先睡后醒论》
曾纪泽也是晚清最早提出中西互派教师的公使。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尝谓：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并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久者声气相孚，可以抉幽洞微，暗获助益。”他非常关心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曾与该馆英文学员左秉隆（字子兴）一起探讨语法分类，受益匪浅，慨叹“子兴考论其例甚精，非余所及”。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十七日，他曾“至同文馆监学生大考，偕沈仲复点名散卷”，并和丁韪良一起“阅英文卷良久”。其中最突出的工作是推介英文读本，即为汪凤藻编译的《英文举隅》撰写了序言。
《英文举隅》是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国人翻译的英文文法书，曾纪泽不仅是翻译的促成者，还为该书作序并郑重推介。《英文举隅》的主要翻译者汪凤藻曾在上海广方言馆随林乐知学习英语，修业期满后转学京师同文馆。在北京他仍然保持了出色的成绩。据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所载光绪四年两科考试中年岁试榜单，汪凤藻的英文居全馆第一，汉文算学居第二。后因成绩优异，升任算学副教习。先后参与译著《公法便览》、《富国策》、《新加坡刑律》等。光绪四年正月十三日曾纪泽与汪凤藻“谈极久”，二月十一日又与汪和席涵伯“久谈”，恐怕都是与《英文举隅》一书有关，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为《文法举隅》作序。《英文举隅》为英人柯尔（Simon Kerl）的English Grammar。柯尔著有多种文法书，早为中国一些西学学者所重视。管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曾纪泽在为该书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数十年来，中外多闻强识之士，为合璧字典数十百种。或以点化多少为经，或以音韵为目，或以西洋字母为序，亦既详且博矣。然而说字义者多，谈文法者少”。因此，曾纪泽曾计划编译英文文法书，但“纷纭鲜暇，因循遂已”。与汪凤藻就这些问题“纵谈既洽”，因此希望汪凤藻能翻译英文文法书。结果一个月后，汪凤藻就拿出了译稿。曾纪泽读后认为“虽覙缕证据未逮原书，然名目纲领大致已备，亦急就之奇觚，启蒙之要帙也”。该书初名《文法举隅》，光绪五年由同文馆出版时改名《英文举隅》。全书分二十二节，前九节分别讨论英语的静字（Noun，名词）、代静字（Pronoun，代名词）、区指字（Article，冠词）、系静字（Adjective，形容词）、动字（Verb，动词）、系动字（Adverd，副词）、绾合字（Preposition，介词）、承转字（Conjunction，连词）、发语字（Interjection，感叹词）等，从第十节开始分别讨论用字之法、造句之法；辨伪；章句条分；同字异用；标点符号的使用、拼音简例、略语和倒句等。
曾纪泽在为该书所撰写的序言中还批判了当时一些保守的士大夫关于“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纪载，学者不得过而问焉”的谬论。他认为：“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圣人之所曾言，学者得以比例而平骘之；其食饮、衣饰之异，政事、言语、文学、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
曾纪泽在海外世界的声誉，还与他撰写过一篇英文长文有关。他曾参与中英鸦片交易加税免厘问题和朝鲜、英国强占缅甸等问题的对外交涉。1883至1884年，曾纪泽在巴黎就越南中法战争事务与法国政府进行谈判，立场强硬，但由于越南战事不利，清廷意图主和，1884年4月，曾氏被解除驻法公使职务，1885年6月卸任驻英俄公使职务。曾纪泽在伦敦结识了一些英国新朋友，其中包括一个名叫鲍尔吉（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的著名记者，此人对亚洲问题尤感兴趣，从1881年到1884年，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历史》（History of China）。1885 年，他与别人一起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在鲍尔吉的策划下，曾纪泽回中国前完成了《中国先睡后醒论》，以此来表达对英国的惜别之情。曾纪泽于1886年8月27日从德国回到伦敦，9月8日离开英国。因此，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1886年9月1日前后，他口授英文纲要予马格里，并合作起草，撰写了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发表在1887年1月出版的《亚洲季刊》第一期。这一期《亚洲季刊》的主编，即鲍尔吉。在该期杂志出版之前，鲍尔吉也作了一些前期宣传，将《中国先睡后醒论》主要观点在其他报刊上进行披露。之后《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也刊登了《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摘要；《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还就此发表了一篇社评。因此，在曾纪泽的这篇文章刊出之前，许多人就已翘首以待了。曾纪泽收到《亚洲季刊》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后，曾让同文馆的一个学生将其译成中文，但现在我们所见最早连载于1887年6月14日和15日《申报》上的汉译本，是由颜咏经口译、袁竹一中文笔述的，该文有如下小序：“曾劼刚侯部前使英俄时，曾著《中国先睡后醒论》。论中纵谈中西交涉诸事，俱中肯綮。伦敦书籍馆业经刊列《四季报》内，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偶于公暇，译成华文，用供众览。原文多引西国旧典，间采古谚语及借喻语。翻译之法，总以悉遵本文意义、不加改窜为主。今篇中未免羼杂英国语气。职是之由，阅者不以辞害志也可。”
《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译文3,885字（不含标点），《申报》并未连载完全文。全文大约谈及五个问题：
第一是批驳欧人所谓中国已“元气虚耗，无可设施，惟有坐而待亡”。他指出“古来富强之国”的中华是否如欧人以为“古所疏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达者，今多湮塞；昔所传金石土木之工坚致巨丽，今日只存遗迹，剥落损坏，无复完美，且作法多有失传者”，“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国古昔之盛，与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国精力业已消铄殆尽，将近末造，难支他国争胜之势”。而曾氏认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第二是说明何以中国先睡后醒。他认为近世国人的昏睡缘于受“文教均不如中国之懿美”的误导。历史上诸边藩属常遣使臣，进其方物，给国人带来了幻觉，“自以为金瓯永固，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国絶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惊醒，“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烧了圆明园，中国已从昏睡中惊醒，将逐步效仿西洋，整军经武，力求自强。
第三，他例证中国被唤醒的过程，认为五口通商“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因此，“中国忽然醒悟”。“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若此之国，不可谓为将灭之国。”
第四，他阐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主张正义之国：“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无藉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夫他国每欲夺人土地，夺之而不用，欲用而不能。若中国则不然。且中国本无人满之患，无须别寻新地，以为游民寄居。欧人谓其国人多于地，不能不觅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笃论也。”中国人谋衣食于古巴、秘鲁、美国及英国属地是为兵燹之势所逼，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均有宽阔荒地，向无农工开垦者，国人丁虽兴旺，即安插之，而尚有余地，所以国人原无需谋食于外国。一旦中国设立制造业，开矿建铁路，移民垦荒，一切会臻于完善。
第五，他提出目前中国所最应整顿改革的若干措施：（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以《万国公法》为依据，要求外国政府采取措施，宽待华民，保护华侨的利益。（二）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设法照顾保护藩属国的利益而不受西方列强的侵蚀。修改不平等条约，钦派大臣经理其事，藉以维持大局。如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干预其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敌国。（三）重修合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对劫夺中国土地的不平等条约，不能置之不问。最后他呼吁：“亚洲之诸国，彼此常存嫉妒，甚有过于欧洲之忌亚洲者。亚洲诸国有同患之情，不应嫉心相视，自宜协力同心，务将西国一切交接，基于国谊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衄而立之各约。”曾纪泽在国家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时候，面对西方列强的卑视和讥讽，挺身而出，向世界宣称中国人必然从睡梦中警醒，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外交官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信心。
英文本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后，首先在海外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上海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天津的《中国时报》（The China Times）、伦敦的《旁观者》周刊（The Spectator）等纷纷发表评论。美国中国学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在其《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一书中，强调在19世纪大谈“睡狮中国”将要崛起的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就是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开始的。石川祯浩指出，《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虽未提及“睡狮”的字眼，但在将国家比喻为动物时，的确提到过“狮子”。《曾惠敏公遗集》收录的《为潘伯寅大司空画狮子纨扇率题一首》中有这样一段：英吉利国称雄泰西，军国大纛及宫廷印章，皆雕绘狮子与一角马为饰，殆与俄罗斯画北极之熊，佛朗西、日耳曼画鹰隼者，各有取义。……法尚苍鹰俄白罴，英兰旌旆绘黄狮。在此曾已清楚地写道狮子是英国的象征（白熊和鹰鹫分别是俄、德的象征）；而另一首诗的“引”也称“狮子毛群之特，蹲伏行卧，往来前却，喜怒饥饱，嬉娱攘夺，狙伺搏击之变相，尤着意焉”。就狮子的形象产生某种想象给后人以意象的启示是可能的。
五、结语
晚明至晚清，徐光启一代堪称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学者，很少有愿意为直接了解西方而学习外语者。晚清是中国文化重要的转型时代，较早接触西人的大臣林则徐，开始意识到学习西语的重要性。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间，他到达广东出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时，曾组织译员梁进德、袁德辉等从事翻译活动，他在阅读域外文献时，也学习过一些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词汇。但在清廷大臣中，系统进行英语学习并取得突出成绩者是曾纪泽。
19世纪的世界，英语在西语中已经取得了霸权的地位。但在中国官场，学习外语并非值得炫耀的光彩之举。即使在中国的外交场合，这一优势似乎也没有给曾纪泽个人的际遇带来太多的好处，反而惹下了不少麻烦。1887年1月7日，从欧洲归国不久的曾纪泽与总理衙门大臣及各部尚书一起向驻京的法、德、比、美、英和日本等各使馆外交官道贺新年，当他进入日本公使馆见到盐田三郎公使以及其他使馆人员时，首先说了一句“Happy New Year”，这是盐田公使头一次在北京听到一个清朝官员用英语向他道贺新年，觉得又惊又喜。同来的总理衙门大臣和各部官员很多并不知道曾纪泽所说英语的意思，但他们都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堂堂清朝大员不应对小日本公使说鸟语。当他们从翻译那里得知曾纪泽是用英语向东洋人道贺新年，更觉得有失体统。
作为清末官场少有的较早学习英语的高级官员，曾纪泽的英语学习起始于1866至1867年间，系统开展于1871年。在晚清宫廷中，他较之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光绪十七年，1891）要早20多年；较之戊戌变法时期张元济、蔡元培等新派进士学习外语也早了近30年。且曾纪泽的英语学习有着相当的成效，其水平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炽在《庸书·西书》中指出：“以故通商用兵，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皆由学问之士不达西文，浮薄之徒鄙夷中法，其兼通总贯如曾纪泽者，盖概乎其未之有闻也。”能流利地运用英语，为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还能直接审阅“译官所译海道舆地图名”和“批所阅西字函应覆之语”。光绪六年（1880）七月十七日，他和日本新任驻俄公使柳原前光先后拜见俄皇，“词色甚悦”的俄皇以英语与曾纪泽“闲谈数句”，还与随员庆常用法语交谈。在遍拜随扈各大员时，礼官对柳原前光“漠不照应，相待殊有轩轾”。曾纪泽认为“似因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语，故各官无由与谈，又不欲屡呼译官也”。曾纪泽堪称近代中国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荷兰学者保尔·密尔茨（Paul W. Meerts）指出，一名卓越的外交官，首先需要熟练掌握外语以及专业知识。意即对于外交官来说，专业的技能包括：一是能用熟练的外语进行有效的沟通；二是熟悉国际法等法律专业知识且能运用自如，精确地加以表达。晚清驻外公使通晓西语者凤毛麟角，不懂外语，常常会在外交活动中吃亏。曾纪泽利用自己语言上的优势，在担任驻英、法公使后，与英国谈判议定了洋药税厘并征之条约，经其力争，最终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二百多万两，丰盈了国库。
在曾纪泽先后八年的外交官生涯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与俄国的艰难交涉。清政府于1878年6月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沙皇政府直接交涉。由于崇厚没有制定相宜的谈判原则和提出确实可行的交涉方案，终在沙俄代表的软硬兼施、威胁愚弄之下，于1879年签订了《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因为在俄罗斯的利伐第亚Livadia所签，又称《利伐第亚条约》）。根据此约，沙俄归还伊犁，但要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同时要求清政府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名义上伊犁地区归还了中国，而实际上却只换回一座险要尽失、四面被围的伊犁孤城，对整个中国西部边疆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一片哗然，清政府明确宣布拒絶承认该条约并且对参加谈判的崇厚治重罪。为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清政府于1880年2月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与俄国重开谈判。曾纪泽受命后，首先着重于觅求英国的帮助，先后访晤英国外相葛兰裴尔（Earl of Granville）、新组阁的英国首相格兰斯登（William E. Gladstone）和俄国驻英国大使勒班诺甫（Aleksei B. Lobanov-Rostovsky）。之后从伦敦启程，经巴黎，取道柏林扺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他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与沙俄谈判代表格尔斯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他代表清廷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亦称《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所签订的《利伐第亚条约》相比，新约在原条约的基础上做了有重大意义的修订：将中国对俄赔款增至900万卢布，索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西岸长400里、宽200余里的广大地区，同时不得不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以交换被俄国所侵占的伊犁。《中俄伊犁条约》虽然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和《利伐第亚条约》相比，挽回了中国一部分领土与主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权益和尊严。在当时腐弱的清政府内外不利的情况下，“实系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胜利”。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搜购了所有中俄相关边界的界图，详加研究，以避免在决定界址时发生错误。在新议条约大纲确定后，对于各项小节仍絶不忽略，字斟句酌，不惜多方力争。因为伊犁条约系以法文为正本，他亲自督导细校，因为驻俄国使馆的人手不够，该约汉文本的一部分也由他亲自誊写。连与他谈判的沙俄对手格尔斯也对他的人品、才智和谈判技巧表示出尊重之意，赞扬说：“以贵爵才智，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曾纪泽也是近代中国英语教学史上的引导者。正是在他学习英语的不懈努力下，差不多经历了20年后，清朝官员对外语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到了20世纪初，在中外交往的官方场合，说英语成为一种时髦。在汉口美国领事馆1905年举办的宴会上，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发现“以前从未参加过这么多中国官员都讲英语的聚会”。在曾纪泽的影响下，妹夫陈远济、胞弟曾纪鸿及同乡学子几人都相继学起了英文，并纷纷请大哥教授学习方法。李提摩太称曾纪泽的好几个儿女“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曾纪泽的英语学习，为晚清外语教学风气的开创，居功至伟！注释从略，PDF版全文（繁体中文）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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