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師渠 / 只緣不在“此山中”：京津報紙輿論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以《晨報》、《大公報》、《益世報》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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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四·一二”政變與國民黨南京政權的建立，既意味著國民革命的失敗和南北對峙改變了原來的意義，而成為兩大利益集團間的權力博弈；同時，也為京津報紙輿論得以在國民黨統治勢力範圍之外，從容觀察這個新政權，提供了可能。出於“恐共”心理，人們最初樂見南京政權的建立，但很快便大失所望。觀察是負面的，不僅發現這個政權正迅速趨向腐化與專制獨裁，和北方政權並無二致；而且尖銳地提出，國民黨背棄工農民眾，已變成了少數資本家利益的代理人；主義與信仰不復存在，而變成了新軍閥。抨擊尖銳，卻合乎客觀實際。京津報紙輿論代表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聲音。他們支持南北妥協和談，目的是希望借助奉張政府之力，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然而，“濟案”發生後，國難當頭，他們卻能擱置自己的政治訴求，支持奉張主動退出關外，促成最終實現南北和談，化解民族危機。這又反映了在民族大義面前，自由派知識分子顧全大局，表現出了可貴的家國情懷。同時，也暴露了其恐共心理之頑固與自身的軟弱性。這決定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此後近代歷史的進程中，難以擺脫依附於國民黨政權的命運。［關鍵詞］京津報紙 輿論 北伐 南北和談 自由派知識分子 國民黨［原文出處］《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名家專論”欄目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建立的南京國民黨政權，是國共分裂的產物，它對其時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也改變了南北對峙的內在意涵。國民黨清黨反共，固然令北方軍閥的“討赤”失去了目標；但它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互助農工三大政策，而趨同於新軍閥，同樣也讓自己“打倒軍閥”的口號，黯然失色，名存實亡。迄1928年6月初奉張退出關外，京津易幟，在一年稍多的時間裡，懷有恐共心理的京津報紙輿論，雖歡迎國民黨反共，卻不認同其政權是革命的，可以實現國家統一，登民於衽席；相反，以為南與北無非都是貪腐的獨裁專制政權，“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與此相應，其對南北統一的願景，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樂見南方統一北方；而是期待通過南北妥協，實現“不南不北”，即“以西歐憲政為模範”的理想結局。京津報紙輿論的上述觀察及其政治願景，不單是出自北方的視角，更重要的是出自國民黨勢力所及之外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視角，即緣其身不在“此山中”。儘管因“濟案”的發生，南北最終妥協，所謂理想的結局未能實現，人們既歸身“此山中”，便只好開始去重新調整自己的視角；但是，畢竟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京津輿論界彰顯了自己相對獨立的思考。緣此，就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廬山真面目”，即多角度豐富對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的研究，包括20世紀20～30年代知識分子思想走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點。這是饒有興味和具有學術價值的課題。
本文的考察以北京《晨報》與天津《大公報》、《益世報》為中心，它們是公認的京津地區最重要的報紙，不僅新聞信息量大，發行廣，而且都高度重視社評，讜言高論，各具風采，故影響實巨。固然，三者都與北方軍閥少不了干係，例如，《晨報》秉承研究系的傳統好走上層，“北方軍閥也不很討厭它，該報報人沒有受到逮捕”；《大公報》三巨頭“吳、胡、張過去和北洋軍閥都有聯繫”；《益世報》因擁護直系反對奉系，曾被張學良派人接收。羅隆基說它“從此由直系的喉舌一變而為奉系的機關報”，所言雖不準確，但畢竟指明了它與各派軍閥間的聯繫淵源有自。不過，對於這一點，應持歷史的觀點，不可失之簡單化：首先，要看到在北洋軍閥統治下，辦報不與各派政治勢力周旋，實際上是難以立足的，故無需苛求；其次，近代知識分子辦報，多為文人論政，須知曉其特點。《益世報》主筆旨微指出：在中國，軍閥或資本家不與文人階級合作，就不可能通過輿論而影響於政治；但歸根結底，中國的報紙“仍操縱於文人階級”。文人雖不得不周旋於軍閥或資本家之間，而使自己的言論常“陷於龐雜”。“然於龐雜之間”，有時又往往會出現“趨於極端一致之景象者”，即順應“社會之人心”，合乎民意的輿論導向。如辛亥之役、袁氏稱帝、張勳復辟，其時的報紙輿論之贊否，無一不是最終站在了民意一邊，就說明了這一點。“蓋以中國之一種習俗觀念，有時足以拘束一般文人之良心，於輕重得失之間，使為倫理化，不使為資本化或權力化耳”。這即是說，文人論政雖不免受政治因素的制約，但因有中國傳統道德的約束，在大是大非面前，多不甘昧良心作惡，充當資本與權力的鷹犬。與旨微的“良心”說不同，胡政之提出了報紙“新路”說：“自從我們接辦了《大公報》以後，為中國報界闢了一條新路徑”。“我們的最高目的是要使報紙有政治意識而不參加實際政治，要當營業做而不單是大家混飯吃就算了事。這樣努力一二十年之後，使報紙真能代表國民說話”。前者將文人論政的特點，概括為辦報不失良心底線；後者則是強調報人議政而不參政，為而不恃。應當說，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社會如此複雜，單靠抽象的道德良心約束報人的行為，終究不靠譜；關心政治卻要保持與實際政治絕緣，也是知易行難。然而，《京報》社長邵飄萍慷慨赴死，畢竟彰顯了文人論政的氣節。《晨報》獨善其身，拒絕“收受任何方面津貼”，以及在南軍進京前，寧可自行停刊，也不願與國民黨妥協，一樣可圈可點。曹世瑛曾在《大公報》與胡政之共事多年，他雖指出了其“新路”說最終走不通，但又畢竟肯定了在當時條件下有它的合理性：“新路徑”“在1926年錯綜複雜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程度上未始不能做到”。時報社在租界裡，北方軍閥混戰，南北對峙，“即使對當局有所批評，也不致立即遭到打擊，再加上《大公報》內容豐富和版面新穎，銷路日增，這‘新路’似乎暫時還可以走得通”。明白了如上所述，我們便不難理解，《大公報》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益世報》標榜其使命在“為時代之前驅，民眾之喉舌”；《晨報》也自我期許：“委曲求全，冀有所自獻於社會”，初心皆非虛言；既不在“此山中”，以它們為代表的京津報紙輿論，其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自有獨立的價值在，也良有宜也。一、南京國民黨政府讓人“最為放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共產黨在內”
應當說，1926年7月初北伐戰爭開始之時，北方知識界新聞界對於南方國共合作及其發展態勢，從總體上看，是較隔膜的。報紙上相關的新聞報道甚少。長期在北京從事文教工作的黃尊三，有逐日寫日記的習慣，但是年10月前的日記，也難尋到這方面的信息。時在南開大學任教的何廉後來回憶說，由於國民黨在京津遭禁止，“當時學術界對國民黨的印象模模糊糊，有好有壞”。故直到次年初，冷觀志還在《南行觀察記》中說：南方很瞭解北方，“北方對南方之研究，實在太貧乏了”。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不久，《國聞週報》發表了老敢的文章《全國知識階級對於蔣介石北伐應取何種態度》，其中說：廣東政府長久被人忽視，這次在幾周內竟能一舉下岳州，再戰下武漢，震動全國，令人刮目相看：“凡從前對於北伐淡漠視之以為無關中原輕重者，至此乃不能不變其態度”。知識階級多屬“旁觀派”，因為她是理性的，若反對，“完全是因為反對他的主義，完全是因為反對共產”；但現在尚缺乏證據，故需要組織一個調查團去廣州考察，“看看俄國人和共產黨的勢力到底有多大”，蔣介石他們是否真“赤化”了，再定從違。這篇自稱是代表知識階級發聲的文章，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北方知識界新聞界長期以來對廣東時局，確屬隔膜；二是他們最大的心結是“恐共”，即擔心廣東政府果然屬於北方當局所宣傳的“赤化”。尤其是第二點，如此令人寢食難安，以至於吳鼎昌緊接老敢之後，迫不急待，再發表《全國實業界應要求蔣介石宣明態度》：“究竟廣州政府與赤俄生若何之關係，人言言殊，舉世憂之。為國家計，凡為中國人，皆可要求蔣介石代表廣州政府為之說明”。
北伐初起，除了有研究系背景的《晨報》因與國民黨結怨而一時持公開反對的態度外，京津報紙多持觀望態度。《大公報》9月2日的社評《戰卜》，借古諷今，以為今日國人厭戰，端在無論誰取勝，都不可能做到“戰勝能安”。這倒不是出於對北方軍閥的好感，相反，人們對其獨裁統治早已義憤填膺。梁啟超說，“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他們也意識到了，南軍取勝之道在於“為主義奮鬥”，而北軍取敗之道則在於地盤主義，故於“北洋系之末日至矣”，心存快意；但問題在於，“恐共”心理復令之徘徊觀望。後隨著似乎“做實”了南軍“赤化”，此種觀望態度很快發生了變化。《大公報》9月5日的社評開始這樣說：“若夫蔣軍，主義公佈，旗幟鮮明，其中共產派一部分，專以煽動工潮，利用學界，使中外人士，重足而立，咸感不安。種種事實，彼不自諱，天下亦勿庸為之諱”；既是如此，“蔣軍之利用共產黨，公然引赤俄為助，吾人誠不能嚴責於北，而寬假於南也”。換言之，南軍果然赤化，吾人便不能不重新評估南北，調整自己的態度。現在在他們眼裡，北方是“軍閥”，南方是“黨閥”，二者皆不足道，《晨報》甚至認為後者“其禍更烈於軍閥之壓迫”。所謂“觀望”者，不持立場之謂也；京津報紙輿論開始發出諸如“南征北伐可以已矣”、“勸南北猛醒”、“回頭是岸”之類的呼聲，要求雙方和談，別求政治解決，尤其威脅南方：“國民黨若自信能以武力革命統一中國，實為大誤”。很顯然，這是以南方放棄“赤化”即中國革命為前提，已遠遠超出了觀望態度而明確表示反對革命，表面上南北持平，實則心中的天枰已傾向了北方。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27年1～2月間，北伐戰爭所以進軍神速，所向披靡，根本原因乃在於國共保持了合作。“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能夠集中力量對敵。”上述京津報紙輿論所以自以為“做實”南軍“赤化”，原因也在這裡。不過，國共間的矛盾已然發生，它們較早也覺察到了，只是不明就裡，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已。如《晨報》曾以《俄赤黨人悄然離粵：蔣介石辣手可怕》為題報道了中山艦事件：“蔣介石二十日以‘苦迭打’手段逮捕陰謀反蔣共產黨六十名”。但到次年2月，它卻又認為國共分裂不太可能，因為南方有“黨”，“居指揮監視之地位”，“而黨則信義所在，在萬眾指視之下，似難以減價以售。況其所處地位，並未達於必當減價之境遇”。故雖有少數人異心，但“欲彼輩將領拋棄聯俄，宣言反赤，其事甚難”。對於所傳國民黨內部左右派之爭，許多人也以為，這只是內部兩派的政策不同，主急主緩，因時因地而異罷了，無需神經過敏。當年中山艦事件轟動一時，但至今嫌疑首要李芝龍不還照樣在武漢當差嗎？“他們民黨行徑，原本就是這樣雷霆雨露，沒有定律。如果看得過於板滯，實在是不知道黨人心理。我們從這點考察，覺得左右派問題，值不得十分重視”。“爭論不必便是內訌，內訌也不必就會推翻全域”。這些自然都是未能參透事態的皮相之見。然而，重要的問題，不是京津報紙的觀察，霧裡看花，似是而非；而在於內中畢竟流露出了它們對國民黨生變反共的心理期待。《益世報》曾發表淨僧的《南蔣果將反共產耶？》一文，舉出了所謂十大事例，力證蔣有反共之心，其中包括：“中山艦事件後，蔣重創共產派”；“俄人今日僅存名義，絕無實權”；“蔣派人回粵取締共產黨，本人並回漢鎮壓一切勞工運動”；“有共產嫌疑之鄧演達，屢示退意，蔣氏不加挽留”等。這裡列舉的事實是否準確，可不置論；關鍵在於作者對自己的結論，心存遐想：“蔣氏反共產之旗幟一經鮮明，大局或將轉變一新時代耶”！
在京津報紙輿論看來，1927年3月蔣介石在南昌的講演，才是真正具有顯示度的觀察南方政局的轉折點。其時南方革命陣營內部矛盾已趨尖銳，蔣氏自以為羽翼已豐，在講演中自撩面紗，公開示人以反共的真面目。他說：“今者事實共產黨橫暴已極，而將累及國民黨。故難仍以從來之革命黨待遇之，不顧此則本人非忠實之國民黨員也”。本人既為“革命黨之領袖”，復居“總司令之地位”，“自不得不有相當之權威”。演講震動了京津輿論界。有人觀察說，“國民黨左右派問題，這幾天北方很有人注意，因為蔣介石自己在南昌已經公開攻擊徐謙，越發為人所注目”。京津報紙如獲至寶，紛紛加以轉載。《益世報》報道的標題，一針見血：《蔣介石警告共產黨：自稱為最高機關之首席，共產黨橫暴已極將抑制之——蔣氏在南昌之演說》。同時，人們復注意到，自蔣到南昌後，與日本及北方軍閥各方都有聯繫的官僚黃郛、張群、王正廷等聯袂南下。現在蔣介石之決心反共，已非霧裡觀花，而成洞若觀火的事了。所以，《益世報》評論說，這些都表明，南方“左右派分裂，於是顯著”，“似蔣氏之必不與左派一致，已屬事實”。《大公報》的社評也指出，“蔣介石近在南昌演說，指摘徐謙等，其對共產黨之態度，已漸明瞭”。一向富有政治敏感性的梁啟超，說得更確定：“蔣介石輩非共產黨，現已十分證明。”不過，蔣氏能成功嗎？梁對此十分擔心：“然而他們壓制共黨之能力何如，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敢相信。現在上海正在肉搏混鬥中，形勢異常慘淡，若共黨勝利，全國人真不知死所了”。這何嘗不是京津報紙輿論所共同擔心的？
惟其如此，“四·一二”政變發生後，京津報紙輿論的最初反應，不是震驚，而是一如所願的滿足感。僅一個多月前，它們還在擔憂“國民黨是否能與共產黨截然分立”，而今卻如釋重負：“抑亦共產黨之末日將至矣”！京津報紙對國民黨野蠻的清黨大屠殺雖不無非議，但總體上是抱同情的態度。“四·一二”政變後兩天，《晨報》報道的標題為：《解散總工會市政府：蔣介石與共產黨宣戰》。《益世報》則發表《明乎共產黨之罪惡》，竟然說：“前日上海工人為最無謂之犧牲，替共產黨報仇，向駐滬黨軍尋釁。軍隊不得已開槍轟擊致演成可悲之大慘劇”。顯然，都是做正面報道。各報都在轉載吳稚暉等人關於清黨的通電，《益世報》且加編者按說：中共受蘇俄及第三國際雇傭，“乘南方革命軍迅速發展期間，盤踞武漢，陰謀禍國。內而掀動黨潮，使中國同胞互相殺戮，外而激起交涉，使世界列強藉口干涉”。吳氏等不忍坐視，通電暴其罪惡。“國人閱此，當知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見棄於同胞，不齒於人類也”。《晨報》雖與國民黨有嫌隙，但於其清黨反共，同樣是肯定的。它評論說：“南京派之優點，在較得人心。此次以高壓手段，廓清共產派，南人心理或為一變，兩湖人民受共產派之擾亂，苦生存之道，蘇浙人耳聞而心痛。今蔣毅然樹打倒共產黨之旗幟，則同情者較多，自亦理勢所必至也。”無非幸災樂禍，喜形於色。後來曾任《大公報》主編的王芸生在回憶文章中，將復刊後的《大公報》對北伐戰爭的態度變化概括為“五部曲”：“（一）標榜‘四不’；（二）觀望形勢；（三）反對革命；（四）迎接叛變；（五）堅決反蘇。”實際上，除了第一點外，其他四點同樣也適合於概括整個京津報紙輿論的態度演變。
京津報紙輿論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建立，最感滿足的一點是什麼？耐人尋味的是，本地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一報一刊，其前後的回答卻是驚人的一致：“四·一二”政變後，《現代評論》興奮地寫道：“南京政府是國民黨——不帶共產色彩的國民黨——的政府”；寧漢合流後，《大公報》同樣歡喜不置：“南京新政府成立，……從此使社會最為放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共產黨在內。……此固記者可為保證的。”然而，它們不曾想到，隨後一年多的連續觀察，卻令自己對這個“反共”的國民黨新政權，大失所望。二、“直截地說，與軍閥時代有何異？”
“四·一二”政變與南京國民黨政權的建立，意味著國共分裂與國民革命的失敗，它對中國其後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深刻影響。京津報紙輿論不失其尖銳性，它實際上已相當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政變發生後僅兩天，《晨報》就發表社評指出：此次事變，“較諸南北大戰，其意味更為重遠。此吾人所以不能不重視之也”。同一天，《大公報》社評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所言更富哲理：“政局改造方在醞釀，南北戰事另換機樞”。這不僅指出了整個政局正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動，而且強調南北戰爭“另換機樞”，即指出了因國民黨反共，南北對峙已改變了原來的意義，所謂“赤”與“反赤”的對抗不復存在，而轉換成了非不可妥協的兩大利益集團間的權力博弈。京津報紙輿論緊張的“恐共”心理，既因之得舒緩，它正可以對南北時局從長計議，作從容的觀察。《益世報》說，“四·一二”後，“有關南方左右之爭，北方各報頗多為慎密之論議”。足見南北報紙輿論之隔膜早已打破，京津報紙尤其重視對南方的消息報道。如今各報每天都充斥著有關南北時局的新聞，《晨報》、《大公報》、《益世報》等大報更是幾乎天天都有精悍的社評發表，評點時局，各呈機鋒，多不乏獨到的見解，對輿論起了引領的作用。與此同時，尤其是《大公報》與《晨報》還時常連載長篇的專題文章，就讀者關注的問題，作深度報道：如前者有天流別墅主人的《東南政變史料：蔣介石去位之因果》與《南都見聞錄》，冷觀志的《南行視察記》，旅行記者的《南政雜記》等；後者有莫愁樓主人的《國民黨能統一耶？》、《天下大勢究竟如何？黨治前途如何？》、《今後之國民黨》等，都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羅掘複羅掘，捐助再捐助”，民何以堪。
在京津報紙輿論看來，南京政府之難關“在一財字”，即財政支絀：“今日黨政府運命所關厥為財政問題”。初孫科長財政，預算月支出820萬元，收入每月可得者約400餘萬元，故發庫券1,600萬元，以墊滿4個月之用。但自討唐事發，即無法支持，故決去職。宋子文陰曆年關接任，初定500萬元過年，因欠款欠薪，結果發至9,200餘萬元。查其收入，除月入400餘萬元外，則以解決紙煙稅問題，得英美煙公司墊款200餘萬元，又得兩浙鹽斤加價三、四萬元，復由中國銀行團墊款300萬元。至此年事雖了，年後之錢又告罄，遂不得不於二五庫券增發1,600萬元。但軍政等經常費月支達1,200餘萬元，戰費尚不計在內，入不敷出仍然甚巨。故宋雖較孫高明，也窮於應付。人們以為，造成此種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軍隊急劇膨脹，軍費開支過於龐大。南方軍隊在北伐出發時僅8軍，其中一軍留廣東；今直轄南京政府就有47軍，獨立師及暫編師尚不計在內。1927年9月初，白崇禧就曾指出：軍費預算月1,700餘萬元，政費290餘萬元，“實在駭人聽聞”。因為全國財政收入總計不過5萬萬元。依每月預算2,000萬元，一年即需24,000萬元，佔全國收入二分之一。這僅是寧方一部分而已，漢方及閻（錫山）、馮（玉祥）及奉方各軍尚不在內。“照此看來，全國收入全作軍費還不夠”。他主張裁兵減政，然而，也只是空言無補而已。
二是軍政不統一，財政自然失控。南京政權渙散，兵為將有，割據各方，可以把持鹽河釐局，截流地方財政；但軍費卻由南京財政統一支付，這自然造成了難以控制的局面，令財政雪上加霜：“所最難堪者，即軍事不必能統一，而財政之支出，則完全集中。故南京政府之集權專政，惟財政一端而已。而其失敗亦可謂完全由於財政。”
三是只知籌款不知建設。有人嘲諷南京政府，以為“當局視籌款為易事，仍舊不離北洋派花錢收買辦法，宣撫招討特務等機關林立”，就是不懂得不發展經濟建設，財政只能成無源之水、無米之炊的簡單道理。《國聞週報》也有文批評說，南京政府內部熱衷於相互傾軋，卻無行政能力去發展經濟，故號稱國民革命，“徒成破壞而未能建設”；其結果自然也就只能是“徒知籌款而不言財政”，坐擁愁城了。
四是任意揮霍，浪費嚴重。南京政府一面是財政支絀，一面卻是開支無度，揮霍浪費驚人。莫愁樓主人指出：“蔣介石下野後，所宣佈之經手帳目，達五千四百餘萬元之巨。為時僅四個半月，以日計之，每日四十萬元，以時計之，則每時一萬五千餘元。且此數之消費，僅在蘇浙兩省，若照此比例，按二十二省三特別區計之，則全國每小時所需約十八萬七千五百餘萬元。以日計之，當為四百五十萬餘元。若以年計算，則其數目，更為可驚。試問世界國家有如是之浪費否？”
京津報紙輿論指責南京當局為解財政燃眉之急，“羅掘複羅掘，捐助複捐助”，無非巧立名目，不斷加稅，甚至於規定凡能創立一新稅者，即任其為局長或處長，以至於“財部每日所收之條陳，幾可盈尺，而種種新稅，乃次第設法試辦”。由是造成百業凋零，民生益苦。旨微說，南京政府自成立到寧漢合流，僅短短三個月，而蔣介石手中支配的軍政各款，可查者即達五千萬之巨，“即此一端，已足證明東南人民之所負擔之巨”。其推論不乏邏輯的力量，而觀潮與成季的觀察，也恰恰印證了這一點。前者在《哀江南：苛稅重重民生苦矣》中以為，“國民軍來東南以後，稅捐之多，得未曾有。江浙二省，自本年三月以來，物價漲貴，生計程度日高。人民生活之難，為民國十五年來所僅見”，而由此激起的抗捐抗稅之事，已屢見不鮮。後者的《南遊雜感》寫道：此次南遊，“到處都感覺民生凋敝不堪，社會上的失業的人分外增多。無家可歸，游離失所的，尤其觸目皆是。婦孺老壯，衣衫襤褸，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可發現”。至於上海總商會為國貨受厄，呈工商部，請求設法救濟，則反映了民族企業之困境。其中說：若不能去此橫徵暴斂之弊政，“深恐數十年來培養而成，在我國商業史上，所謂機製洋貨一名詞，必至消滅無餘”。所以，《大公報》在辭歲的社評中，憤憤不平，為此特別指出，當局的苛捐雜稅，較之北方，雖程度有差，而取向一致，即無不“以相率摧殘民生，（喪）實業之一途。實行中國歷史上暴君專制時代傳統的政策而已”。
其二，“日見陷於專制政治之途”。
久在軍閥統治樊籠中的京津報紙輿論，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自然對於南京政權治下同行的處境，即其有無人身言論出版自由的保障，格外關注。實則，1927年初蔣介石勢力即將進佔上海之前，旨微就已十分擔心，曾說：北方固專制，然而，“南方之景況較此若何，據來者所言則更甚”。當時還僅是“據說”，現在人們發現，從上海看，南京政權建立後，情形變得更糟。駐上海的記者報告說，“蔣介石對於上海報紙，非常注重，特命殷汝耕來滬，組織總司令部留申辦事外，專命其管理滬地各報之有無反革命及妨礙黨軍軍事政治等事”。後殷氏雖辭，機構亦撤，但卻改派監查員，在《申報》館四樓設查稿組。“各報之在夜中看大樣時，須先市黨部所派之委員看過，認為有妨害者，即可抽去不登，而於各報之本外埠新聞，須儘量登黨務，而且各報須常刊其黨綱”，“故近來上海報，打開一看，黨務佔面積十分之七八耳。”《新聞報》因早年反對過孫中山，幾被封閉。後經疏通，認購二五公債並承認黨軍派員入館監視始得倖免。但禍不單行，7月5日該報因登蔣介石北伐一週年紀念廣告，“蔣字誤獎字”，結果將刊誤此字之紙版工人兩名，送到警察司令部，各判刑半年，並加派委員多名到館監視。滬上大報原有十餘家，現剩6家，其中黨報佔了半數。民主政治必以言論自由為基礎，如今“以言論處於高壓之下”，“報紙論調與新聞記載，從此完全傾於民黨，否則即加以反動派罪名而封閉之”。所謂言論自由，實已蕩然無存。例如，《新路》雜誌刊行僅兩期便遭封禁，編輯且被捕。它不過三數文人鳴不平之機關而已，所討論的問題也不出學理範圍，國民黨“乃不問是非，不分皂白，濫用權力，摧殘備至，似此態度，與專制何異”？1928年5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也曾這樣寫道：“上海的報紙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壓死了。只有幾個小報，偶然學說說老實話”，正印證了京津報紙輿論之觀察具有客觀性。
不過，在人們看來，南京政府治下不僅沒有言論出版自由，而且更可怕的是法治蕩然，人人自危。儘管他們對於國民黨清黨反共抱有同情，但對其不經司法程序，隨意捕殺人，則表示了強烈的譴責。《晨報》報道上海總商會等各公團聯合通電，抗議國民黨的清黨已變成了大“興文字獄”，“使知識階級，人人自危”。《大公報》發表社評《黨權與人權》，講得最透徹：民主國家最重法治，人民非依法不受逮捕及處死，然今清黨殺人無數，“歷時數月，而恐怖未減。上海特務處，常有刑人之事。所犯罪狀，概不宣佈，殺者何人，亦秘不宣。”共產黨固對國民黨不利，但未必罪當皆死；對南京政府不滿的人也未必是共黨，卻都“格殺無論。此誠國民黨治之最大污點矣”。社評甚至將國民黨的血腥清黨與袁世凱時代臭名昭著的軍政執法處之鎮壓革命黨，相提並論。它說，國民所以歡迎革命，其第一要求就是實行法治，保障人權。“然在寧政府之治下，仍日見不宣佈罪狀之殺光人，彼特務處之性質，果何異於軍政執法處？”社評以為，這說明了當下“南京政府正日見陷於專制政治之途”，“而去近代政治革命意義日遠”。
1928年2月南京政府公佈《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規定反革命罪涉及七大方面，其中包括“宣傳與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主張不相容之主義”。京津報紙輿論為之譁然。《晨報》全文登載了該法規，同時配發社評《反革命與偽革命》，怒斥其大謬不然：“國民黨以‘反革命’三字誅戮異己，箝制輿論者久矣。而所謂反革命者，究何意義，限界殊欠明瞭。迨清共以後，該黨始明白公言‘反國民黨者即反革命’，而國民黨儼然以神聖不可侵犯自居，無視民眾之意思與地位，自成一階級矣。今公佈反革命治罪法，即以此種思想，具體的現諸條文而已。”現在已是20世紀，竟然還會有如此專制蠻橫的思想，固然足令人退避三舍，但其“愚蠢之態，亦足以令人捧腹大笑也”。三民主義的內容本極寬泛，只要不是主張“異族統治主義”、“民權壓迫主義”、“民死主義”者，皆與三民主義可以並存，何以必至於死？何況國民黨自身行為與三民主義究竟是否一致，本身還是個問題呢？國民黨既以征服者自居，要求民眾俯首帖耳，“是烏足以言革命”？不僅如此，它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而剝奪民眾的一切不同意見，“其罪有浮於彼所謂之反革命”。故吾人不妨斥之為“偽革命”，民眾應群起反抗，即“亦當以偽革命反抗國民黨”。這無異於倡言民眾對國民黨群起而攻之，可見憤激之甚。耐人尋味的是，一年之後，即翌年3月，胡適對於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海特別市代表陳德徴居然提議，國民黨各級黨部無需經過法院就可定人反革命罪，大為憤慨。但其致書質問司法部長，被置之不理；退而轉致各報刊要求登載，同樣遭拒。胡適還因之受到了人身攻擊與威脅，結果是不了了之，只能忍氣吞聲而已。這一方面固然是反映了國民黨專制之變本加厲與胡適的仗義執言；同時，也當看到，在國民黨此一條例剛一出籠，京津報紙輿論即予以了有力的回擊，是反映了怎樣可貴的民主與法治精神。
當然，在京津報紙輿論看來，國民黨堅持“以黨治國”即“一黨專政”，才是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凡反對國民黨者，無不以打破黨治為第一義。誠以黨治為物，在中國為空前未聞。以一黨負責專政，執行其一黨之黨綱，反對者皆視為反革命，其專制嚴峻之程度，自非黨者與夫本為反對派者觀之，其事殆不能受也。”北伐之初，京津報紙輿論所以“恐共”、“恐赤”並在主張南北和談的幌子下抵拒南軍北伐，原因即在於擔心國民黨效法蘇俄行“以黨治國”，與自己信仰的西方憲政民主格格不入。蔣介石反共與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建立固然令其“恐共”、“恐赤”的心理有所釋然，但前者“以黨治國”的體制依舊，終是如芒在背，故擊鼓而攻之，不肯稍懈。今國民黨專制政治既愈演愈烈，其譴責之聲自然亦隨之加疾。可見京津報紙在這方面的觀察，前期盡為所蔽，後期則有所見。
“以黨治國”是孫中山以俄為師，並賴以將國民黨改組成為朝氣勃勃的革命政黨所創立的根本性制度。蘇聯革命的基本經驗，是依列寧的建黨學說，建立無產階級先進的政黨——布爾什維克，作為領導革命和治理國家的核心力量。這個政黨所以是先進的，能成為革命和國家治理的核心力量，根本在於它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嚴明的組織紀律並為主義而奮鬥。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正是這樣堅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能取得領導俄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開創了有別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新時代。孫中山1924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在於黨員之奮鬥”。“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他正是模仿蘇俄革命的經驗改組國民黨，這種模式後被概括為“以黨治國”。汪精衛說：“中山先生既具黨治國之規定尚未准行，適蘇俄以黨治國完全收效，故崇信彌堅。”孫中山依自己的理解，將之概括為“以黨治國”，以為“完全收效，故崇信彌堅”，雖非精當，卻自有它的合理性；相反，反對者攻擊蘇聯是“一黨專政”，卻不免膚淺之甚。1924年，孫中山在中共幫助下，確立聯俄聯共互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使之重新獲得了生機，推動了國民革命蓬勃發展，是有目共睹的。胡適也承認說：“當日‘以黨治國’的制度，確是一個新制度”。“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當時的主要旗幟是民族主義，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統一的中心在國民黨，要以黨治軍，以黨當政；黨權高於一切。這一套的新組織與新紀律，在當時真有‘無堅不摧’的威風。”很顯然，其時國民黨既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它所謂的“以黨治國”，已非原來的意義，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故北伐伊始，京津報紙輿論便宣稱“廣東國民黨招致反對最大之點，為主張俄式之黨治主義”，同樣乃不明就裡的皮相之見，即盡為所蔽也。
但是，南京國民黨政權建立之後，其觀察逐漸發生了變化。1927年底，《益世報》發表《李烈鈞談以黨治國論》，引李氏話說：“本人對於黨之一事，所謂黨外不准有黨，黨內不准有派兩口號，認為在法理與事實上均難辦到。蓋以黨治國固善，以一黨治國，則不可”，因為它與民主政治相違，“且又與君主專制何殊”。該報復加按語：“注意：此為黨方當局懷疑黨義之第一聲！”李氏的談話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的派別分歧，可不置論；但他質疑的只是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一黨執政”或叫“一黨專制”；對於“以黨治國”的提法本身，並沒有簡單加以否定，相反，卻以為“固善”。換言之，李氏不認為“一黨專制”是“以黨治國”的正解。從邏輯上看，《益世報》的按語，實際上是認同了對“以黨治國”當持分析的態度。與前相較，此一微妙的變化是重要的。此其一。人們開始強調當下國民黨的“以黨治國”論與蘇俄政權體制間的本來區別：“蓋蘇俄之制，為所謂階級專政，勞農獨裁，即直接從事生產者，享有一切權，負一切責。其他階級，為被治者。此制度本身，猶持之有故，有所依據。國民黨今既聲明反共，號稱非階級黨，而為各階級之黨；一面猶標榜俄式黨治，則理論上為根據薄弱。就事實論，則近月之支離滅裂，領袖人物之缺乏定見，軍人權力之膨脹，軍閥的暗鬥之復活，皆足為悲觀之資料矣。”蘇俄的政權體制，不論人們贊成與否，它有自己的學理依據，而且取得了成功；孫中山既主張“以俄為師”，其效法“以黨治國”，也不失其思想邏輯的內在統一性與行為的正當性。但是，南京國民黨政權既反共反蘇，卻也標榜“以黨治國”，便不能不讓人生疑。這裡所謂的“既聲明反共”、“猶標榜俄式黨治”、“理論上根據薄弱”、“就事實論”云云，實從邏輯、學理、事實與道德上，質疑了國民黨政權“以黨治國”的正當性。所以，毫不奇怪，人們會這樣尖銳地設問：“然既稱全民革命，是包含一切階級，是為非階級而漫然代表全體國民。然則何以獨國民黨能領導國民革命？國民黨專政權之權，由何而發生？”將國民黨政權體制與蘇俄加以切割，這不是為了證其“非赤”，乃是斥其欺世盜名。惟其如此，它同時也就自證了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於其反共前後，不容相提並論：“是以制度之形骸雖存，而制度之精神已失”。此其二。不僅如此，人們還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專制政權的實質，是借蘇俄之名，而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實。“是全然與法西斯蒂黨相似。是國民黨之路由蘇俄而趨向意大利也。是形式上仍類於共產黨，而精神上又仿佛法西斯蒂黨也”，或叫做“學步意大利法西斯蒂黨者而作蘇俄共產黨裝束以行也”。值得指出的是，直到1928年底，即北京易幟半年之後，《大公報》的負責人吳鼎昌在南遊雜感中仍這樣寫道：“要之，黨之組織仿蘇俄，黨之主張反蘇俄。苟無墨索里尼其人，則回旋運用戛戛乎其難，固在人人意料之中也。”可見，京津報紙輿論對自己觀察結果之執著。指斥國民黨統治的實質，乃是法西斯主義之專制。此其三。京津報紙輿論上述有關對蘇俄共產黨理論與實踐的理解，固然並非準確，例如，它仍堅持其為一黨專政，與民主潮流相悖，未脫既有的偏見；但它不僅看到了南京政府所謂的“以黨治國”，與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的主張背道而馳，而且一針見血指出其本質乃在於法西斯主義之專政，觀察所得結論之如此大膽和尖銳，究屬難能可貴，即有所見也。
其三，“真的，國民黨在哪裡呢？”
京津報紙輿論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令其驚心的一面，盡體現在了這句歎喟裡：“真的，國民黨在哪裡呢？”其意是指：“國民黨之名存實亡”。其主要表現如下：
（一）背棄工農大眾，國民黨失去主義與信仰，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足點。1924年國民黨改組所以能重獲新生，端在孫中山為之確立了“三大政策”，其中，推動工農運動的發展不僅構建了廣東革命政權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且直接和有力地支持了國民革命的順利開展。然而，國民黨既背叛革命，便開始極力壓制工農運動，致使自己的統治基礎陷於風雨飄搖。人們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大公報》的社評《將來之農工問題》說：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必需進行根本改造，已是現實必然的趨勢；而其核心問題，在於“解決最大多數之農工問題”。正因為如此，孫中山晚年推動工農運動實為國民黨帶來新生命：“孫中山晚年倡農工運動，此國民黨新生命所在”。“然國（民）黨自從反共，不復敢言農工運動”，“其口號為打倒欺騙農工之共產黨，然不欺騙者之於農工如何，則半年來沉默無聞矣，此事之至可駭怪者也”。當然，國民黨不是“不復敢言”，而是壓制工農運動。所以，松子才說，“民眾運動，今日似乎成了攻擊的目標，以至於暫時停止民眾運動之說，公然出於革命領袖之口”。在農村，曾受革命浪潮衝擊的土豪劣紳有恃無恐，也開始重新囂張起來。“在鄉間，我們只看見黨員們坐上土豪劣紳的位置，代行壓迫民眾的職權，而不再看見真能推翻那位置的”。“一切苛捐雜稅完全存在，土豪劣紳更非常活動，遂致現在民眾，比軍閥時代還痛苦”。如果說，這些說法，還僅是看到現象的話；那麼，《益世報》旨微的評論，則是進而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所在：它反映了國民黨對自己原有的革命主義與信仰的根本背叛。他說：南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表明，它“已變更其代表多數農工之利益，而為代表少數資本者之利益。質言之，南京政府之背景，完全為一部滬商勢力之活動而已”。廣州出發之始，國民黨“有其確切不移之根本義在，失其根本義，即無異變其系屬所繫之重心，而全域自不免於解體矣”。所謂“失其根本義”、“變其系屬所繫之重心”，即是指國民黨背叛了自己的革命初衷；所謂“全域自不免於解體矣”，則是強調失去民眾與信仰，國民黨將失去自己的立足點，前途堪憂。旨微的上述見解，較之松子所言“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卻說不要民眾運動，真是矛盾萬分！我們敢說國民黨離開民眾等於自殺”，更顯深刻。
（二）權力日趨腐化。人們這樣設問道：南京政府“其所勝於已往之軍閥官僚者安在？所有政治上傳統的地盤金錢種種卑屑思想；鄉土親戚種種惡劣習慣；輕率淺薄種種幼稚舉動，黨人中能免卻者有幾個”？意思是說，南京政權之腐化，有步武北方之象，政府官僚的上下其手，貪污中飽，漸呈常態。蔣廷黻考察南京歸來說，“南京政府腐化傾向，隨處可見”。政府人員吃回扣甚普遍，不同的是孫傳芳時代，經手人回扣，平均為百分之三十，現在則為百分之二十五。政府為緩解財政支絀不斷加稅，其中的貪腐中飽現象更形嚴重。例如，僅上海一地鴉片收入，每年約兩千多萬元，加以江浙兩省的收入，更不止此數。但是，南京政府“每月只得一百三十萬元，可見被中飽者，當在此數一倍以上”。但這還不是主要的，視官位若傳舍，濫用私人，為害更甚，人們的詬病也愈多。天流別墅主人說：“當蔣、胡用事之日，蔣喜引用浙江人以自輔。胡則多拉廣東人以補其基。最近蔣、胡雖去，兩派黨人尚固守厲行其領袖的老政策”。只是新增加了譚延闓為首領的湖南派，此公為前清兩廣總督譚鍾麟的公子，官場淵源深遠，“今日高踞新都，隨手拈來，都是從前的紅藍水晶頂子的人物”，“故有侯門如市，過江如鯽之觀。此三派人在政治上堪稱鼎足，今後雞蟲之爭恐有非一日所能了者”。另有輿論則集矢於蔣介石，以為其“病不在一專字，而在一私字。此言最得神髓”。這裡的“私”就是指他好任用私人，培植親信。蔣不僅私系有寧波系、黃埔系，還利用手中的軍權，在河朔數省，以“招討”、“招撫”、“宣慰”之名，分地域和部隊安插大批私人。這些人與所任之地方或各不無多少關係，“但奉命之後，則俱逗留寧滬，坐糜餉糈，或組衙署，或設行轅，或託招兵以騙款，或假收匪而求官。乃更有假賣委狀，亂發徽章。於是人浮於事，官多如鯽。坐火車則冒稱健將，騙旅館則儼然流氓”。自蔣氏去職以後，軍事委員會以人言可畏，才下令一律取消。此言可信，因為時蔣引退，白崇禧趁機攻之，《晨報》載其講話，其中一條也如是說：“再以前濫委招撫使游擊隊等等，沒有一個兵的，亦委他做軍長。以致軍長招撫使等既如過江之鯽，豈不可歎？而此種部隊，完全是土匪的變相，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以致民眾對革命軍起絕大的懷疑”。
（三）黨權衰微，成各派爭奪權利的工具。人們驚訝地看到，南京政府的建立，“此非國民黨之健成”，相反，卻成了“其遲暮之開始”。究其原因，歸根結底，即在於黨人腐化，爭奪地盤，爾虞我詐，浸成黨權的衰微與虛化。《晨報》社論《從黨化到軍化》說：國民黨以“黨權高於一切”、“以黨治軍”相號召，早期確實虎虎有生氣，“然黨軍到長江以後，黨權日益衰微，軍權日益跋扈。所謂黨者，已成為軍人爭奪權力之工具。不特軍權高於黨權，而軍權且為政務之中心焉。各省政府之主席，即為變相之督軍。而任主席者，無一省非軍人。且顯為分配地盤之用意。是名義雖變，於事實何補哉！最近廣州開封四處設立政治分會，顧名思義，與軍事無干矣，而所任命之各分會主席，則粵為李濟琛，漢為李宗仁，豫為馮玉祥，晉為閻錫山，以軍人而主政治，此誠國民黨之深恥奇辱，故今日與其謂軍隊之黨化，無寧謂國民黨軍化之為當。”《大公報》也有同樣的觀察：“國民黨之近狀，為軍多而無黨。然複名為黨軍。各黨其所黨，遂各軍其所軍。故其趨日成割據，而手段方法，則尚苦迭打者，屢見不一。”黨權衰微不僅表現為軍人跋扈，還表現為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寧漢合流先是因爭“黨統”，各不相讓，後雖成立特委會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1927年9月發表寧漢合作宣言，宣佈國民黨“統一”完成；但好景不長，“合作”很快又被新的分裂所代替。汪因未能掌握中央大權，重回武漢，促成了李（宗仁）唐（生智）之戰。唐敗，桂系勢力擴展到武漢。與此同時，為共同對付桂系，汪複與先前下野的蔣介石聯手，促成了寧粵對立與張發奎部進攻廣州，迫使桂軍退回廣西。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緊接著反汪各派複要求追究其“容共”責任，南京政府更下令查辦，汪只好躲往國外。結果，蔣介石漁翁得利，這一切恰恰為他重新上台創造了條件。此後籌備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因各派勾心鬥角，會議長時間難以開成，致使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態，浸成笑談。故有人歎息道：汪胡蔣諸人“實為國民黨中心信仰所寄”，如今卻彼此都成了對手，勾心鬥角，卻又無一人足以孚眾望。“國民黨一塊招牌，目前必為無數投機軍閥竊負以趨”。當然，南京政府熱衷於招降納叛，尤其是大批招攬北方的舊官僚舊政客，也讓人常生“則所謂黨者，亦可想而知矣”的感歎。
《益世報》曾刊有《國民黨人口中之國民黨自殺論》長文，評論上海國民黨人辦的刊物《上海新聞》對國民黨自身的批評。該刊第3期有《我們的黨在哪裡？》說道：“我們的黨愈弄愈糟，愈使人找來找去，竟找不到我們的黨在哪裡”，其表現有三：“一有領袖而沒有黨”。孫中山之後黨無真正領袖，自稱“領袖”的人，只有“野心”，沒有“能力”，“他不能號召全黨，亦已彰彰明甚”。“二有黨員而沒有黨”。國民黨號稱有黨員八百萬，但多為掛名取利者，真正的黨員甚少，“又不團結，也發揮不了作用”。“三有民眾而沒有黨”。黨脫離民眾，民眾“對黨的信仰全失”。《益世報》長文接著評論說：“我們讀完了這篇評論，知道國民黨之名存實亡，他們國民黨員也自認不諱了”。“真的，國民黨在哪裡呢？”黨員雖云多，“仍是一盤散沙。黨員不知黨為何物，主義為何物；但奔自己的前程而已。至於說國民黨至今尚能得民眾擁護，我決不相信”。因為引述的是國民黨報刊的現身說法，自然別有說服力。對於國民黨的衰微與虛化，《大公報》曾作這樣的總結：國民黨標榜“以黨治國”，然而，“‘黨治’是否存在，乃一事實問題”。總是必先有黨而且能施治，然後所謂“一黨為政之可否，始成為議題”；如果“既不能治，且本不成黨，則待亡而已”。黨既不黨，遑論其餘，國民黨政權豈非危矣。
有論者認為，北方報紙輿論存恐共心理，但南方既反共，“卻又未能得到其相應的好感。所以北伐時期南方的赤與不赤，並非是個單純的問題，它在南北當局的交叉利用下，令北方報紙輿論產生十分曲折性的詮釋”。此一觀點值得商榷。其一，如前所述，京津報紙輿論對於國民黨反共是滿意的，並非“未能得到其相應的好感”；其二，它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可以兩句話盡之：“腐敗官僚彈冠相慶之現象，又令人有何必革命之感”；“國民革命之精神，掃地盡矣，尚何足以繫天下人之信仰哉”。如此坦率尖銳的抨擊，顯然不應說成是“十分曲折的詮釋”。
京津報紙輿論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彼此容有不同，但從整體上看，卻有三大共同的特點：一是，總體是負面的，但所言中肯，大致客觀可信的；二是，只緣不在“此山中”，觀察不僅較南方同行真切，而且放言高論，尖銳而大膽。魯迅曾諷刺“新月社諸君子”對於國民黨當局的批評，無關痛癢，“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京津報紙輿論徑斥南京政府專制、貪腐、無能，實與北方軍閥無殊：“南方雖嘗以主義為號召，而內部分解以後，此信仰力之表現，又漸成虛偽”，二者之不容等量齊觀，顯而易見；三是，抨擊雖然激切，話卻不願說絕，留有餘地。例如，《大公報》雖批評國民黨不能治黨焉能治國，但轉過來又會加上一句：內部紛爭皆枝葉問題，真正影響中華民國前途者，“實為國民黨能否復活孫中山黃埔練兵時代以文制武以黨治軍之新精神”；《晨報》是被認為對國民黨有成見者，但它在批評後者喪失革命精神之餘，同樣會說：“故此後國民黨若不能建立新方針以期猛進，則恐終陷於困境”，似乎又有“恨鐵不成鋼”之意味在。至於成季的長篇連載《南遊雜感》，批評南京政權種種劣跡，最後的結語卻是這樣寫道：“黨人統治下的民生憔悴，固是事實，試問非黨人統治下的民生又怎樣？況中國民生困難，原因複雜。……中國人對於本身的改革事業，吃一點虧，忍一點痛，只要未到完全絕望，我想也不能說不是分內應有的事吧”？上述意味更加明顯。此種矛盾的現象，反映的是京津報紙輿論矛盾的政治心態：南與北，“微斯人，吾誰與歸”？
三、“不南不北之人”與南北和談
北伐肇端，南北妥協和談之聲即起，如影隨形。一般民眾僅旨在止戰，而京冿新聞界知識界要求和談，實包含了“反共反赤”的訴求；但這不可能為南方革命政府所接受。1926年9月初，國民黨發表宣言：“吾黨夙以和平統一為職志，而吳氏擾亂和平，故以武力對待之”。“吾黨目的在擁護人民自有之利益，凡妨害吾黨之主張及行動者皆人民之敵之也。吾黨成功之日，即人民解放之日，此時召集真正之民意代表者開國民會議，解決國事，鞏固國本，組織統一政府”。隨著“反共”的南京國民黨政權建立，人們以為南北妥協時機成熟，和談之聲再起。張作霖連續發表通電，聲稱自己與孫中山乃多年老友，三民主義宗旨本屬相同，只要蔣介石堅決反共，樂見南北和談。實際上，蔣介石到江西後，為背叛革命作準備即已開始主動聯絡奉張。張學良1927年4月11日向張作霖報告，據探報，“蔣擬聯奉制赤，聯日制俄赤”。其後，隨時局變動，南北妥協和談，若隱若現，不絕如縷。
京津報紙輿論實際上反映的是北方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聲音，儼然為南北間的第三勢力。這可從以下兩方面看出來：
其一，自稱乃“不南不北之人”。北伐早期，京津報紙輿論以為南北妥協和談，許多問題都無需爭，如社會政策等；有些是方法問題可以討論，如取消不平等條約、政府組織與憲法產生等；但最終結果，所“必爭者，只黨治與非黨治一條”。國民黨反共，“黨治”固已非“赤”；但它終究是“一黨專政”，令人惶恐。“南軍在長江佔優勢之時，北方一般之小官僚及小資產者之恐懼，幾疑此一轉移間，彼輩所擁護存在之現狀，將段段之入於崩解之境，傍徨不寧之氣，現於人人之色，以為從此其已矣”。信仰西方民主憲政的京津知識分子，更坐臥不寧。王國維自盡與此有關，固不必說；吳宓、陳寅恪等人雖不問政治，卻也惶惶然。有人提醒吳宓：“為《學衡》編輯，人多知之。黨軍到京，宓身甚危，至少亦恐受辱。”他自己也覺得“北京必不可居，居之殊危”。陳寅恪與之相約：“他日黨化教育彌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此外，據《吳宓日記》記載，1928年4月初，他還與張季鸞、胡政之諸人在《大公報》談論時局，大家一樣惶恐不安。所以，毫不奇怪，梁啟超會這樣說：“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耳”。又說，“北京的知識階級，從教授到學生，紛紛南下者，幾個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們大多數都極狼狽，極失望而歸了”。不論所言是否確實，它畢竟反映了京津知識界對國民黨統治的惶恐。1927年5月，懶泉在《大公報》發表《政治問題又將重提》一文，敦促當局改造北方政局，說：“北方現在不趕速設法支撐，一旦過激勢力，侵入北方，則許多不南不北之人，亦將無所託命。北方現在猶未破壞，及時圖之，非不可為，間接亦即為北方軍政界之自衛作用。”這裡有兩層含意：一是所謂“不南不北之人”，顯然是指政界之外的新聞界知識界之自由派知識分子，該文是在為他們呼籲；二是所謂“許多不南不北之人，亦將無所託命”及“間接亦即為北方軍政界之自衛作用”，則是既承認他們的前途有賴於北方政局的穩定，同時也暗示了自己畢竟是不同於後者的社會群體。
其二，對南北和談有獨立的政治訴求。蔣奉間的和談問題，圍繞的是權力博弈。奉張一方力主在國民會議未開以前，雙方劃江而治，惟外交聯合辦理，待後再謀南北政府合併。京津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訴求。在他們看來，當下的政治分裂與辛壬間兩大系統有關，即北承袁世凱，南繼孫中山。但北方勢力已非袁嫡系，僅為承襲北洋；南方則屬孫的黨員。當年為國體而爭，國體既定，孫退袁進，統一告成。今非昔比，多年之後國家面臨的問題不同了，人民也進步了。當年因共和成立，統一成；今後之統一，“必須為國家組織實際之進步”，以保障人民的要求：“人民之實際需要，為法治與民主”。故“南北界限，今昔已異，可謂燕寧相峙，難云南北對峙”。說到底，共和國體已然存在，所謂當下的南北和談，僅是兩個政府間的權力博弈罷了，南北人民不與焉；但新的政府組織卻必須保證人民對民主政治的實際訴求。為此，他們強調，南北和談要堅持“中庸之道”，即各讓一步，南方去“黨治”，北方去“軍治”，其取向便是“以西歐憲政為模範”。正是沿此思路，人們將自己對“國民革命”應有的進路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以為既講國民革命，其主體當是國民全體，不能是某派勢力的專利，其客體當限於中國的某種制度。它當是國民全體以為某種制度不宜而破壞之，同時又公認某種制度宜於中國而建設之。故只破壞無建設，不足言革命。一些人好說打破現狀，故樂言革命；但造成現狀的未必是“制度之罪”，“民國之制，夙已不存，就此立言，只容恢復，更無破壞”。這裡所說的“民國之制”，不是指共和制，而是指民初建立的包括國會在內的西方憲政制度。漫言恢復雖不可行，惟有“創造一途”：“顧國民而承認中華民國者，成立以來，於今半世，綱紀雖墮，國步未改。於理於法，當求其通。豈容中途，憑空創制。然則國民其將以恢復為名，行創造之實乎。要之今日國民之大任在建設不在破壞”。這裡的要點是：其一，民初的憲政根本就沒有真正實行過，故現狀的問題不應歸罪於憲政本身；其二，創造是必要的，但要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豈容中途，憑空創制”。這顯然是在暗指國民黨行“黨治”，不具合法性；其三，所謂國民革命要在建設不在破壞，意在強調當下對於民初的民主憲政制度，需要的是加以創造性建設與完善，而非肆意破壞。要言之，無論是國民革命還是南北和談，其最終取向都應當是“以西歐憲政為模範”。
人們是如何普遍強調必須以民主憲政為中心實現南北統一，還可從《晨報》社論《新路》一文中看出來。它介紹南方《新路》雜誌提出的十二項政治主張，強調“益深同感”，“吾道不孤”，表明這也正可視為自己的主張。此十二項政治主張中第一條便是：“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帝國主義及一切階級專政、一黨專政”。此外還有，如：“主張言論結社等自由，反對以黨治或軍治之名義，剝奪人權”；“主張以自治精神謀統一，反對一切征服式之武力統一”；“主張國家進步應注重和平建設，反對只圖破壞之革命”等。這裡強調的也正是以民主憲政為鵠的，取消南北的黨治與軍治。《晨報》也贊成該雜誌的主張：國內統一無非有兩種模式，一是“平等聯合”，如北美往事；二是“不平等聯合”，如德意志以普魯士為中樞來實現，但是，無論是哪種模式，都離不開憲法會議，制定與遵從憲法。《晨報》說，“吾人得此同調，願再引申其說”：“統一之道，果安在乎”？“則其法甚易，大家首先停戰，以大權歸諸全體民眾，聽其自行召集會議，制定憲法，組織政府。既不許一閥壓迫，亦不容一黨之包攬。”此說似迂闊，但捨此無善策，只有待國人覺悟與奮鬥而已。
不難看出，人們提出的南北和談需以實現民主憲政為基準的政治訴求，更多的是針對南方的“黨治”。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北方“軍治”有所寬容，而是與京津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政治心態有關：一是國民黨強勢，使“北方將漸認奉張執政較黨治過惡較少”；二是曹錕賄選後，國會信譽掃地，從此也無法開張。但北京政府雖然空有其名，卻畢竟是在民初憲政的架構下存在，故它在許多人心目中，並非全然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一定條件下，它有時也會起到某種制約的作用，令某些勢力或個人有所忌憚。1927年6月奉張得各將領推戴，欲謀解決“最高問題”，然而，“正式總統無產生可能，執政名義不便自用，臨時總統不可無參議院等民意機構以為點綴，終嫌礙手礙腳，乾脆用大元帥直截了當”，便是反映了這一點。1929年初，馬君武曾與胡適談政治，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以為應“以憲法為號召，恢復民初局面”。“當年有國會，我們只見其惡，現在看，總比沒國會好。究竟解決問題在國會會場，總比解決於戰場好的多多”。胡適認為“這話很有道理”，並進一步發揮說：“當日袁世凱能出錢買議員，便是怕議會的一票；曹錕肯出錢買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們至少還承認那一票所代表的權力。這便是民治的起點。現在的政治才是無法無天的政治了。”同樣反映了這一點。京津報紙輿論評論說，南方政府有“浪漫”習氣，政令設施，茫無頭緒，倒是北方政府“其有規矩可守”。所謂“有規矩可守”，也包含著這層意思。
有論者說：“並未發現報紙輿論有將對北方政府的失望轉而寄希望南方政權的”。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事實恰相反，上述自由派知識分子深知欲通過南北妥協和談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北方政局的穩定是必要的前提。易言之，與其說人們沒有“寄希望於南方政權”，勿寧說在某種程度上，倒是“寄希望於北方政權”。只有看到了這一點，才能解釋京津報紙輿論何以對北方當局持如下的態度：其一，為其出謀劃策，力勸改革。人們認為，任何社會的政治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激進”與“保守”、“新”與“舊”的分歧。二者之不同，不在於其最終目的，而在於其間所取之方法各異而已。例如，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南北所同。“吾人不能承認保守派政府，應以服從不平等條約之規定上為其天職，而以反對不平等條約為激進派專有之權利也。”同樣，“人事不努力，新者可舊；人事苟努力，舊者可新”。“明乎此，舊勢力者似勿庸逆勢而懊惱；新勢力者更何可乘勢而驕矜。”無論新舊都應當也可以憬然而悟。顯然，這是針對南北政府，借所謂“新、舊”、“激進、保守”的理論辨析，激勵北方當局奮起改革。不僅如此，人們甚至力勸北方當局不能接受國民黨“改旗易幟”的要求，而要有自信心，從政治改革上取得主動權。“自今以往，應認定非軍事之爭，而為政治之爭；非目前之爭，而為未來之爭”。換言之，“彼以俄式黨治為目標，我則以西歐憲政為模範”。若能有此番定力，“雖敗於戰爭，且將勝於政治。此所謂北方勢力今日惟一之途徑也”，“則奉系勢力，尚大有前途也”。《晨報》社論《為北方計》將同樣主張，表述得更徹底：“故北方而為大局計者，當從根本上改途易轍。大凡南方之所為，不惟不宜效法，且必須完全與之相反。以原則言，南方以製造黨國為宗旨，北方當以保持民國為方針”。質言之，北方當局必須高揭民主憲政的旗幟，在政治上把握主動權，才能有抗衡南方的資格，進而得謀和局：“亦惟有對抗之力者，而後可以策時局之和平”。
其二，1927年6月中，張作霖宣佈就任大元帥，並以潘復為新內閣總理，被京津輿論界稱為“北京改制”。其目的既有統整北方混亂政局的一面，同時也是為了提升士氣，以便爭取有與南方議和妥協的對等資格，故同時又發表了張作霖所謂主張“反赤”與“息爭”的通電。對此，京津報紙輿論十分振奮，稱之為“北京改制”、“北方政局之改造”，並深抱厚望。人們相信，“此次改制，完全為改革（張目）”，北方時局將因之提升到新階段。“許多人均希望安國軍政府就勢力範圍內，做出幾件漂亮事，以一顯其刷新政治之能力”。《大公報》甚至以《北京改制》為題發表社評說：“在北方一般人民，感於時局沉悶，凡足以打破現狀，一新耳目，以便促成時局之解決者，當無不歡迎。是則張之建制，潘之組閣，外人得交涉之對手，國民見時局之進步，皆可謂各各如願。北京昨日出紅報，鳴禮炮，殆非無故歟？”社評相信，北方政府的改革也將有助於扭轉知識分子南下的趨勢：“副知識階級安土重遷之望，則京師社會人心冷落消極之狀，庶幾暫時稍殺”。固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這些期待，都無非緣木求魚；但是，無論是非臧否，它畢竟說明其時京津報紙輿論站在了北方當局一邊，乃是不爭的事實。而這一點，長期以來恰恰被忽略了。
固然，形勢比人強。1928年5月3日，“濟案”發生，有力地改變了時人的既定思維。日本為阻止北伐軍前進，以保護其在滿蒙的侵略特權並控制京津地區，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大屠殺慘劇。國難當頭，京津報紙輿論首當其衝，大聲疾呼，要求南北立即停止內爭，共同對日。此時在人們的思維中，救國禦敵的緊迫感，已然壓倒了先前關於南北和談須預設前提之政治訴求。在全國要求息爭禦侮的強大壓力下，南北當局最終達成和解：奉軍退出關外，北京由南京政府和平接收，後續問題留待代表會議或國民會議解決。在此過程中，奉張較蔣介石遠為主動。《晨報》說：“此次奉方確有謀和誠意，對於條件惟不苛求，實堪欽佩”。南京政府的譚延闓也承認，“奉方息爭愛民之心，深而且切，不勝欽佩”。但是，奉張卻也因之得罪了日本，故前者於6月3日通電出關，後者即於4日製造了皇姑屯事件將之暗殺。奉張父子在國難關頭採取的此舉，是應當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報紙對於奉軍退出關外的報道，多取貶義，如：《北伐軍銳不可當，大有氣吞京津之勢》、《奉軍最後之失敗，準備退往山海關》等；而北方則多取褒義，如：《張作霖決即敝屣尊榮，即將再發和平通電》、《張作霖對商界談話：來時光明，去時亦必光明》等。最可注意的是，《益世報》社評《張作霖行矣》，本是定於3日奉張出京時發表的，以壯行色。因京津交通阻梗，稿子8日才寄到，故於9日仍按原稿發表。文中說：張作霖在此危難之時，“能和平公開，居然作鎮定寧靜之退去，實不能不認為十七年來之一奇跡”。作者表示，對奉張本人無“絲毫之好感可言”，但於其主動促成和談，“此吾人欲抑感情之私，而應付與相當之同情者也”。社評最後預祝張氏回到東北能大有作為，為保衛滿蒙主權與發展東北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做出新的業績。但是，張作霖行矣，且死矣！此文實當成了祭文發表。應當說，它頗能代表京津報紙輿論的基本傾向。
然而，和談告成，南北統一，“不南不北之人”既“無所託命”矣，其政治訴求自然落空；從此身歸國民黨政權“此山中”，其將何以自處？這是同樣值得探討的另一個有意義的課題。四、餘論
“四·一二”政變與國民黨南京政權的建立，既意味著國民革命的失敗和南北對峙改變了原來的意義，而成為兩大利益集團間的權力博弈；同時，這也為京津報紙輿論得以在國民黨統治勢力範圍之外，從容觀察這個新政權，提供了可能。出於“恐共”心理，人們最初樂見南京國民黨政權的建立，但很快便大失所望。觀察是負面的，不僅發現這個政權正迅速趨向腐化與專制獨裁，和北方政權並無二致；而且十分尖銳地指出，國民黨背棄工農民眾，已變成了少數江浙資本家利益的代理人。內部爭權奪利，一盤散沙，主義與信仰不復存在，而變成了新軍閥。其所謂“以黨治國”，無非是借用蘇俄共產黨的外衣，而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罷了。這些觀察，不僅與當時宋慶齡在莫斯科發表談話指出“該政府已拋棄孫中山所持之政策”、南京“各軍閥已成割據之勢力”、“國民運動已全遭蹂躪”的觀點，實相吻合；甚至與中共發表的宣言，揭露“蔣介石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提出“打倒新軍閥蔣介石”，也有某種相通之處。它說明上述的觀察不僅十分尖銳，而且合乎客觀實際。所以，探討京津報紙輿論對南京政權的觀察，提供了一個新視角，有助於學界深化對國共關係、北伐戰爭與近代知識分子等的研究。京津報紙輿論代表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聲音。他們自稱乃“不南不北之人”，正表明了自己對南北政權之不認同。他們支持南北妥協和談，目的是希望借助奉張政府之力，實現自己“以西歐憲政為模範”的政治訴求。自由派知識分子好以第三派勢力自居，樂於充當社會指導者的個性，在這裡又一次得到了彰顯。然而，“濟案”發生後，國難當頭，他們卻擱置自己的政治訴求，大力呼籲“息爭對外”，支持奉張主動退出關外，促成最終實現南北和談，化解民族危機。這又反映了在民族大義面前，自由派知識分子顧全大局，表現出了可貴的家國情懷。由此便不難理解，何以在“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後，時已站在國民黨一邊、恐共已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卻能成為促進國共二次合作的積極力量。
當然，自由派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也在此間得到了充分暴露。首先是“恐赤”、反共心理頑固。《大公報》社評認為，南北妥協自當以“反赤”為前提，即“主義合作不算投降”；但若本“只問敵不敵，不問赤不赤”，則妥協不可行。可見，他是將反共反赤放在了首位。在此種心理指導下，人們雖然對於南方的共產黨並不甚瞭解，但各報新聞報道卻公然不顧事實，隨意編造抹黑，達到了喪失理智的程度。《大公報》就竟然有這樣的報道：《粵東江大糜爛：共黨兩路屠殺》、《共產黨殺人先剝皮後砍頭：湖北全省幾無一片乾淨土》。說到底，他們之所以極力抨擊國民黨種種劣跡，也在於擔心國民黨不振作，一旦垮台，將意味著共產黨捲土重來：“國民黨一塊招牌，目前必為無數投機軍閥竊負以趨，將來必由共產黨挾以俱去”。所以，國民黨統一南北之後，他們與胡適諸人一樣，多成了擁蔣反共的“過河卒子”，並熱衷於參加國民黨的“剿共”，就是合乎邏輯的事情。其次，是其自身的軟弱性。自由派知識分子並非獨立的政治力量，自稱乃“不南不北之人”，儼然第三種勢力，實則根基全無，無非文人論政而已。且不說在新舊軍閥割據混戰的年代，提出所謂“以西歐憲政為模範”相號召，顯得多麼空洞，脫離現實；更主要的是，他們竟將自己的政治訴求寄託在了朝不保夕的北方奉張政府與南方政府的妥協和談上了，這又是何等之軟弱。恐共心理與自身的軟弱性，決定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此後近代歷史的進程中，難以擺脫依附於國民黨政權的命運。所以，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其時他們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恰恰成了近代史上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後者，最大膽、最尖銳，同時也是最具客觀性和最有價值的評說了。當然，他們不在南方政權的“彼山中”，卻是“託命”於北方政權的“此山中”，故其觀察也少不了自己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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