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偉馳 / 東亞三國的奧古斯丁譯介
奧古斯丁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只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奎那可以比肩，其實際影響之長遠只有柏拉圖可比。其思想之深和著作之多，大致類似中國的朱子，不過其發生影響的時間比朱子更加久遠，只有孟子這個級別的人物才能相提並論。要瞭解西方文化，不瞭解一點奧古斯丁的思想是說不過去的。有人因此說，“研究奧古斯丁不需要任何理由”。他的重要性就擺在那裡。對奧古斯丁的研究，在他生前就已經開始。他去世不久，他的同事兼朋友波西迪烏斯寫了《奧古斯丁生平》，詳細記載了他的生平事蹟和道德為人。歷代奧古斯丁研究碩果累累，因有一得之見而開宗立派的不在少數。在現代，奧古斯丁研究逐漸跟“教父學”一樣，脫離“教”會，獨立成“學”，而成為世俗意義上的一門學問。任何人，不管有沒有信仰，都可以跟從自己的興趣來研究奧古斯丁。
筆者本世紀以來參加過兩次美國宗教學會的年會（AAR），這個年會每次參加者都有近一萬人。每一年最多分會場、最多被討論的，除了聖經就必定是奧古斯丁，沒有例外。我們常說基督教是“罪感文化”，跟東方“恥感文化”區別開來。這個“罪感文化”的形成就跟奧古斯丁的“原罪”說有密切的關係。跟“原罪”相關的概念是“恩典”、“預定”、“自由意志”、“懺悔”等，它們構成了西方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底調。中國人瞭解一些奧古斯丁是有很大好處的，有助於我們在大到基督教文明，小到當代美國福音派和特朗普新競選的關係這些議題上，獲得深入的洞見。
那麼，奧古斯丁在中國有沒有譯介呢？不只在中國，在整個東亞，奧古斯丁早在明清之際便已到來。當時以耶穌會為代表的天主教傳教士在其所撰譯的一些小冊子中引用奧古斯丁的金句（格言），用來指導信徒理解教理，並在聖人傳記中描述奧古斯丁浪子回頭的經歷，作為改信者的榜樣。到了近代，隨著西力東漸，新教的傳入，中日韓本國的學者開始譯介奧古斯丁。中國早期的奧古斯丁翻譯和研究與日本基本同時起步，但到了1930年代中期之後，因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和內戰等原因，中國陷入約五十年的停頓，日本的研究則基本上一直在進行。韓國在朝鮮戰爭停止後，隨著經濟的起飛，奧學開始發展。進入新世紀後，中日韓三國的奧學均進入了加速發展的時期。其中中國“補課”式的爆發有後來居上之勢。
中國的奧古斯丁譯介
奧古斯丁不是今天才為中國人所知。早在明朝末年的1584年，第一個進入大陸傳教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就在其《天主實錄》裡提到了奧古斯丁在海邊遇到童子舀海水的傳奇，只不過他沒有點出奧古斯丁的名字。幾年後，他的同伴利瑪竇在《天主實義》裡把這個故事重新講述了一遍，並且說出了奧古斯丁的名字（這比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奎那傳入中國都要早）。隨後，艾儒略、高一志、湯若望、白多瑪等各會會士都在著作中要麼講述奧古斯丁的生平事蹟，要麼引用奧古斯丁的格言語錄，來為自己的論述增加力量。作為天主教“聖人”之一，對奧古斯丁生平及思想的瞭解，甚至成為普通信徒的必修課之一。在天主教瞻禮年曆中，奧古斯丁與其母親莫尼加是重點介紹的聖人。
但是，對奧古斯丁著作的翻譯，要到晚清新教傳教士來華之後才真正開始。1884年倫敦會的慕維廉縮譯了《懺悔錄》前十卷，1909年中國新教徒胡貽谷亦翻譯了《懺悔錄》前十卷，但兩人用的都是文言文，文筆滯澀，不甚暢達，限制了其傳播。進入民國後，隨著白話文運動的興起，用白話文來翻譯奧古斯丁著作，成為趨勢。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天主教司鐸趙允伯用白話文翻譯《懺悔錄》，四十年代初，則有新教神學家徐寶謙博士譯完了《懺悔錄》，鄒秉彝博士譯完了《上帝之城》。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幾部譯著都已佚失，未能流傳下來。1948年，上海耶穌會士吳應楓著手翻譯《懺悔錄》，兩年後在土山灣印書館出版。今天，大陸通用的譯本是196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周士良譯本。吳應楓譯本則流行港台。
在研究方面，中國在1930年代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研究（1927～1937）。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有兩個。一個是1930年為紀念奧古斯丁逝世1500年，徐景賢（1907～1946）寫了《聖奧斯定與中國學術界》，對奧古斯丁在華傳播史做了比較詳實的學術史回顧。一個是王昌祉（1899～1960）以法文在巴黎出版的《奧斯定與異教徒美德》一書，透徹地探討了奧古斯丁對異教徒美德的看法（所謂“燦爛的邪惡”），代表了中國學者當時所能達到的國際水平。直到今天都能看到一些西方學者引用這本著作，說它是一部奧學研究經典也不錯。在民國時期，雖然主要由於“非基運動”的影響，很多教會大學並不支持基督教神哲學的研究，但體制在，加上神學院，總是會有一些學者去做教父哲學和中世紀哲學的譯介的。翻譯奧古斯丁著作的都是教會知識分子就是一個例子。在公立大學的文科院系，也會有一些學者在撰寫西洋哲學史、文學史時，寫到奧古斯丁。在奧古斯丁中傳的過程中，如果說明清之際是天主教“一枝獨秀”，清末是新教跟天主教“雙峰並峙”，那麼，民國時就是人文學界跟天主教、新教“三足鼎立”了。可惜，這種氛圍很快就被戰爭破壞了。1950年後，奧古斯丁譯介進入了“四海飄零”的時代。
1949年後，大陸除了吳應楓和周士良兩個《懺悔錄》中譯本外，譯、研都處於停滯狀態。這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原因，也跟整個國家的政治形勢有關係，尤其是教育制度。比如，教會大學都被取消，神學院被取消或處境不佳。即使毛澤東在1964年親自下令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文革期間也無法正常地從事研究，後來即使有相關的著作（如趙復三的基督教史），也必須在意識形態框架內寫作，很難自主表達。港台則有幾個重要的譯本。1962年，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湯清譯的《奧古斯丁選集》，內含《論三位一體》前七卷。1971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吳宗文譯的《天主之城》。在研究方面，鄔昆如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大陸改革開放後，在八十年代興起“西方文化熱”，奧古斯丁的譯介也從冰封逐漸解凍。1985年，《外國哲學史研究集刊》做了一個“中世紀哲學研究”專輯，內收傅樂安“教父哲學概論”及范明生“柏拉圖、新柏拉圖主義和早期基督教、基督教神學”，預示著哲學界開始將教父哲學和中世紀哲學作為希臘哲學和現代哲學中間必要的一環予以重視。但是專業的、擺脫了意識形態影響的論文大概要從1989年才開始陸續出現。其時國門初開，學者們學力不深，對西方研究現狀的瞭解尚淺，因此無論是研究視野還是所掌握的文獻都十分有限。
1989年後，以劉小楓、何光滬為代表的學者在高校裡有一定影響。大致在1992年，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哲學系開始招收基督教哲學方向的研究生（導師分別是楊適和陳村富），並成立了基督教哲學研究中心一類的機構。一些研究者和教師出版了相關的專著，如1993年范明生出版了《晚期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1994年趙敦華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都重點介紹了奧古斯丁的思想。北京大學哲學系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支持下，在八十年代初開設了宗教學專業。隨著教師和學生數量的增多，北京大學於1997年設立宗教學系，是為大陸在建國後成立的第一個宗教學系。此後，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也先後設立了宗教學系。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家高等教育制度的逐漸完善，尤其是博士生培養制度的完善，中國百年來終於能完整地、大規模地培養自己的博士生。儘管水平尚有待提高，但中國學者終於能安心從事研究，湧現一批較優秀的成果。這種盛況也微觀地反映在了奧古斯丁研究上。由以前的“四海飄零”進入了一個“五彩繽紛”的新時代。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奧古斯丁研究十分熱鬧，出現了“井噴”的現象，出版了近二十部專著，有的年份發表的論文將近百篇，博士論文年年都有，碩士論文更多。“奧學”一時成為中國西學中的“顯學”。奧古斯丁翻譯也逐漸繁榮。除了《懺悔錄》出現了多個新譯本，《上帝之城》出現了王曉朝、吳飛、莊陶等人三個新譯本外，《論三位一體》也首次有了全譯本（周偉馳譯）。除了奧古斯丁這三本最重要的著作外，他的一些並不廣為人知的作品，如《反朱利安》、《論原罪與恩典》（反佩拉糾主要著作）、《論靈魂及其起源》、《基督教教導》、《論信望愛》、早期對話錄、《〈創世記〉字解》，也逐漸有了全譯本。其中，石敏敏、成官泯、孫帥等人做了不少工作。這些翻譯有的是從拉丁文譯的，有的是從英德法文轉譯的，但都能加強我們對奧古斯丁的理解。許多翻譯者本身亦從事研究，在把握關鍵詞原文原義的基礎上，對於奧古斯丁著作的整體理解還是準確的。
目前，在中國逐漸形成了三個教父哲學研究中心。一個是北京，以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主。在這裡工作或從這裡畢業的主要研究者有張榮、周偉馳、夏洞奇、吳天岳、王濤、吳飛、徐龍飛、徐鳳林、花威、孫帥、吳功青、雷思溫、陳斯一、呂超、李秋零、芮欣、黃裕生、張百春等。一個是杭州，以浙江大學為主，起初的帶頭人是陳村富和王曉朝，現有章雪富、石敏敏、張新樟、陳越驊、徐琪、朱振宇等。一個是廣東，以中山大學為主，近來海內外人才聚集，有王曉朝、江璐、肖劍、楊小剛、高源、楊硯、汪聶才、齊飛智、包倩怡、夏徽等。除了這三個研究中心外，山東大學的謝文郁和武漢大學的段德智、趙林等教授，近年來亦培養出一些從事相關研究的青年學者。年輕一代學者具有完整的學術履歷和訓練，出國的機會也比以前多得多，從歐美名校獲得博士學位後回來就職的不少。一些人的博士論文亦在西方重要的學術出版社出版，如吳天岳、楊小剛、高源、呂超等人。目前在歐學習的尚有賀騰、周之桓、胡艾忻等人，博士論文均以奧古斯丁為題。
從1998年開始，世界宗教研究所每年都召開基督教研究大會，每年都有做教父哲學的學者與會。近年來一些高校興起“工作坊”的研討形式，浙江大學2014年做過一個奧古斯丁工作坊。從2015年起，中國的奧古斯丁研究者每年舉辦一次“教父哲學論壇”。第一屆由福建華僑大學的花威發起，共有十來人參加；第二屆由章雪富在浙江大學召開，二十來人；第三屆由孫帥在中國人民大學主持，三十來人；第四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在北京召開，參會者五十人左右，群賢畢至，是人數最多的一次，共收論文40篇，其中22篇是關於奧古斯丁的。可見奧古斯丁在教父哲學研究中所的比重。2018年6月，北京大學哲學系召開第一屆全國中世紀哲學大會暨中國中世紀哲學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裡面從事教父哲學的學者不少。教父哲學作為中世紀哲學的早期形態，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構成成分，大部分教父哲學研究者都加入了中世紀哲學專業委員會。中世紀哲學委員會成立後於2019年夏天在湖北大學舉行了一次學術研討會。不過，“教父哲學論壇”作為一個非正式的、更專門一些的學術共同體，仍舊保持著自己的“小傳統”。2019年10月，第五屆“教父哲學論壇”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召開，與會者共提交了22篇論文。這次年輕人相對多一些。
隨著對外交往的增多，中國教父哲學研究者與海外的學術交流日趨活躍，並開始參加國際教父學組織的相關會議。2019年4月在德國圖賓根大學召開了第一屆中德奧古斯丁會議，題為“對話中的奧古斯丁：當前中國和德國的研究”。德方牽頭人為Johannes Brachtendorf教授。
與日本相比，中國的奧古斯丁譯介史乏人研究。除了民國時期徐景賢先生做過一個回顧外，奧古斯丁是如何傳播到中國的，有哪些代表人物和作品，哪些基本的階段和線索，尚無人專門處理。最近幾年，筆者在閱讀晚清新教傳教士的文獻時，發現有不少奧古斯丁的資料，於是追前索後，延至明末和當前，做了一個較系統的學術史梳理，並彙編了民國及此前的資料近八十萬字，即將出版。以下簡要地列出明清以來介紹奧古斯丁的主要著作：
高一志：《天主聖教聖人行實·聖奧吾思定聖人行實》，杭州超性堂，1629年
張星曜：《聖奧吾斯定》，載《聖教銘》，清康熙年間
馮秉正：《聖年廣益》奧斯定及莫尼加傳，清乾隆年間刻印
王喜：《辯學·聖奧斯定》，1811年
林樂知：“奧古斯丁小傳”：《中西教會報》，1893年12月號
林樂知：《奧古斯丁》：《中西教會報》，1895年8月～1896年6月連載
林樂知：《奧古斯丁》（單行本），廣學會，1895年底
李提摩太：“奧仕仃列傳”：《萬國公報》，第152冊（1901年第9期）
艾儒略：“奧斯定”：《聖人言行》，香港納匝肋靜修院，1901年
雷鳴遠：《聖奧斯丁歸化史》（12回）：《廣益錄》，1913～1914年連載
朱友漁：“澳士丁”：《教會名人傳》，聖公會書籍委辦，1922年
陳泗芬：《八大聖師傳略合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25年
張若谷：《咖啡座談》，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年
王德純譯：《聖奧斯定傳略》，常德奧斯定修會，1930年
徐景賢：《聖奧斯定與中國學術界》，北京中華公教學友聯繫會，1931年
艾儒略：《聖人德表》，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1934～1936年
黎正甫：“古羅馬教育家聖奧斯定”：《公教學校》，1935年第7、9、10期
巴彼尼（Papini）：《聖奧斯定傳》，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6年
A.Shirley著，吳維亞譯：《聖奧古斯丁》，廣學會，1937年
ElspethProcter著，吳維亞譯：《偉人的母親》，廣學會，1937年
曾國威：《聖奧斯定的教育學》，輔仁大學教育學系畢業論文，1939年
E.Reinand：“聖奧斯定”，王昌祉編《聖心良友》，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40年
何慕人譯：《北非聖師聖奧斯定小傳》，澳門白德美紀念出版社，1946年
卜相賢等編著：《奧斯定》，年代及出版地不詳（可能1940年代）
下面是晚清以來奧古斯丁著作的主要中譯本：
《古聖任罪》，慕維廉譯，上海福音會堂，1884年
《古聖明心》，胡貽穀譯，上海廣學會，1909年
《奧古斯丁認罪篇》，胡貽穀譯，上海廣學會，1923年
《籲告錄》，趙允伯司鐸譯，1930年前，佚失
《奧古斯丁金言錄》，英雅各譯，上海廣學會，1936年
《懺悔錄》，徐寶謙譯，1940年代初譯成，佚失
《上帝之城》，鄒秉彝譯，1940年代譯成，佚失
《懺悔錄》，吳應楓譯，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50年
《懺悔錄》，吳應楓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1963年
皮特立編：《教父及中世紀證道集》，朱信譯，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
《奧古斯丁選集》，湯清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2年
《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
《天主之城》，吳宗文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教父靈修選集》，施安堂譯，台灣安道社，1971年
《希臘臘丁教父神學選集》，施安堂譯，台灣安道社，1972年再版
《論自由意志》，王秀谷譯，台南聞道出版社，1974年
《教義手冊》，載《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基本教理講授選集》，田永正譯，香港聞道出版社，1984年
《懺悔錄》，徐玉芹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
《論婚姻與守貞守節》，陳介夫譯，台南聞道出版社，1992年
《獨語錄》，成官泯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
《傳道員指南》，張鍾來譯，台南聞道出版社，2001年
《上帝之城》，王曉朝譯，香港道風書社，2003年
《論靈魂及其起源》，石敏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論三位一體》，周偉馳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原罪與恩典》，周偉馳譯，香港道風書社，2005年
《上帝之城：駁異教徒》，吳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2009年
《恩典與自由：奧古斯丁人論經典二篇》，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道德論集》，石敏敏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論信望愛》，許一新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論四福音的和諧》，許一新譯，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
《駁朱利安》，石敏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上帝之城》，莊陶、陳維振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論秩序：奧古斯丁早期作品選》，石敏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創世記〉字疏》，石敏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在改革開放以前，除了王昌祉的法文著作和徐景賢的《奧斯定與中國學術界》單行本，中國學者沒有關於奧古斯丁的專著。下面的都是最近二十多年間出現的專著及相關著作：
范明生：《晚期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
張榮：《神聖的呼喚：奧古斯丁的宗教人類學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周偉馳：《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王曉朝：《教父學研究——文化視野下的教父哲學》，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
陳村富編：《宗教與文化：早期基督教與教父哲學研究》，東方出版社，2001年
周偉馳：《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夏洞奇：《塵世的權威：奧古斯丁的社會政治思想》，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
王曉朝：《希臘哲學簡史：從荷馬到奧古斯丁》，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
羅明嘉：《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會生活神學》，張曉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黃裕生：《宗教與哲學的相遇：奧古斯丁與托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吳天嶽：《意願與自由：奧古斯丁意願概念的道德心理學解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張榮：《自由、心靈與時間：奧古斯丁論心靈轉向問題的文本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王濤：《主教的書信空間：奧古斯丁的交往範式在〈書信〉中的體現》，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陳馴：《創造與恩典：奧古斯丁創世紀字義解釋中的神學人類學》，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李錦綸著，石敏敏譯：《奧古斯丁論善惡與命定：摩尼教的影子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章雪富：《救贖：一種記憶的降臨——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至十三卷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
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古典文明的終結》，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
張涵：《俗世的朝聖者：奧古斯丁人性論探討》，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
陳越驊：《跨文化視野中的奧古斯丁：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圖主義源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孫帥：《自然與團契：奧古斯丁婚姻家庭學說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劉春陽：《審美與救贖：奧古斯丁美學思想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
徐琪：《論奧古斯丁的友愛與共同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徐龍飛：《永恆之路：奧古斯丁本體形上時間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除了專著外，最近二十多年來，學者們發表了一兩千篇與奧古斯丁相關的論文。在多的年份，竟然有上百篇之多，這個數字無疑是極為驚人的。2005年起，在《現代哲學》、《基督教思想評論》、《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社會科學戰線》、《思想與社會》、《雲南大學學刊》等期刊或集刊上還出現了不少的奧古斯丁論文專輯。
中國學者大多是從哲學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奧古斯丁，學者們大多沒有教會背景，這點跟韓國和日本是不同的。這跟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將基督教作為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來看是密切相關的。當然，這也跟中國傳統上並不相信有一個絕對主宰人類的唯一的排他的神，而且人類生來就有原罪有關。
日本的奧古斯丁譯介
地理大發現後，耶穌會即開始全球傳教。沙勿略首先去的是日本，後來才認識到要到中國傳教，才請耶穌會總部派教士來華。隨著沙勿略等人到日本傳教，基督教的典籍開始被譯成日語。1591年在加津佐出的《丸血留的道》（丸血留の道）一書，裡面有數回提及奧古斯丁，並引用了他的一些話。在1599年傳教士印給日本天主教徒的書籍裡，有西班牙Luis de Granada所著Guia de Pecadores（《罪人指迷》）一書的日譯本。這本書引用了奧古斯丁語錄30條左右，其中一半來自《告白》。另外，托馬斯·肯培斯（Thomas à Kempis）的《效法基督》（De Imitatione Christi）一書，1596年有拉丁版，名為Contemptus Mundi，1610年被譯為日本假名。這本書深受細川加拉夏喜愛，活字印刷版也很流行。肯培斯是奧斯定會士，他這本書雖然沒有直接列出奧古斯丁之名，但隨處可見《告白》首卷中如“我心若非倚在你懷中，但不得安寧”之類的句子。可以想見，日本的天主教徒跟同一時期的中國天主教徒一樣，是通過各種信理書、傳教小冊和聖人傳一類著作中所引用的語錄得知奧古斯丁的。日本禁教後，這類語錄跟傳教活動一道消失。明治維新後，日本允許傳教，基督教思想的譯介活躍起來。學者為瞭解西方思想，必須研究基督教，奧古斯丁自然繞不過去。1901年波多野精一《西洋哲學史要》、1903年大西祝《西洋哲學史》，都簡要地介紹到奧古斯丁的思想。1907年，新教學者兼詩人宮崎八百吉將Confessiones譯為《懺悔錄》（東京警醒社），這是該名著的第一部日譯本。此後很快出現了眾多同名的日譯本。《懺悔錄》這一譯名，還很可能影響到了時在日本留學的周作人，他在其撰寫的西洋文學史中，也將該書書名譯為《懺悔錄》。這個書名在漢語界固定了下來。在1912年，安倍能成翻譯了倭鏗《大思想家的人生觀》一書，裡面近五十頁講述了奧古斯丁其人其思，文筆優美，深受歡迎，激發了不少人對奧古斯丁的興趣。1928年，哲學上的京都學派創始人西田幾多郎做過“奧古斯丁的自覺”的（岩波）講座，1932年其弟子西谷啟治亦做過關於奧古斯丁神秘主義的（岩波）講座，他們無疑會對學界產生影響，使很多人重視奧古斯丁。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早期，日本學者翻譯了奧古斯丁早期的一些著作，如《論幸福生活》、《論秩序》、《論真宗教》、《獨白篇》、《論自由意志》，以及部分講道和書信，還有《上帝之城》的摘錄版。在譯介西方奧古斯丁研究資料方面，翻譯了吉爾松、道森（C. Dawson）、巴彼尼（G. Papini）等人的著作。1930年是奧古斯丁逝世1500年，世界各地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界舉行了紀念活動，中國如此，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天主教研究》雜誌辦了一期“聖奧古斯丁特輯號”，內收譯作和原創論文十篇。但此後，隨著中日韓三國國運的變遷，三國的奧學遭遇了不同的命運。中韓奧學命運多舛，折戟沉沙；日本卻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平穩發展。日本存在一批早年由傳教士創立，後來升格為私立大學的高等學府。比如明治學院大學、青山學院大學、立教大學、關東學院大學、都北學院大學、關西學院大學、聖學院大學；還有一些日本基督徒基於基督精神和原則創立的大學，如同志社大學、東京女子基督教大學、國際基督教大學、東京協和神學院、日本路德宗學院兼神學院；以上都跟新教有關。跟天主教有關的私立大學主要有：上智大學、南山大學、聖母聖心大學（Notre Dame Seishin University）。大學不同於神學院。這些源於教會的私立大學早期尚有神學院或神學系，但後來大多取消了，只有少數大學尚有神學研究或基督教研究的系別。這些大學作為私立大學，在日本國民教育中並不佔主體地位（日本的基督徒佔人口比例只有1%左右）。國立大學才是高等教育主體。雖然如此，教會背景的私立大學還是有基督教方面的關懷。比如，上智大學就在翻譯出版教父哲學著作方面出力甚勤，其古典叢書系列就收入了波西迪烏斯《聖奧古斯丁的生涯》、《主的山上說教注解》、《教義入門》等翻譯。有信仰背景的學者似乎更偏重於神學方面的研究。
1922年，京都大學成立的基督教研究系，是國立大學中專門研究基督教的機構，最初它是作為宗教研究系的分部出現的。其最出名的教授是波多野精一和有賀鐵太郎，前者側重研究早期基督教，後者年輕時研究奧利金。在有賀鐵太郎執教基督教研究系時，一些對教父哲學有興趣的學生聚集到了京都大學聽課，湧現了一批優秀的學生。其中，山田晶後來長期在京都大學任教，他被認為是日本最優秀的奧古斯丁學者，其譯注的《告白》以解說和注釋詳盡著稱於世。京都大學基督教研究系的存在，從人才和制度上保證了日本的教父研究、中世紀哲學研究的高水平延續。
儘管大學裡缺少神學系，但日本一直不乏研究基督教思想的學者和刊物，這跟一些學會的推動工作有關。日本基督教研究學會1952年成立，有賀鐵太郎是其創立者之一。它辦有《神學研究在日本》雜誌，時不時會發表一些教父方面的文章。但它的研究領域太寬泛，因此跟教父哲學關係更密切的是另外兩個學會。一個是中世哲學會，1952年成立，辦有雜誌《中世思想研究》。另一個是日本基督教史會，1949年成立，辦有《基督教歷史雜誌》。二刊會經常發表教父方面的文章。正式、專業的教父哲學學會並不存在，但有非正式的研究團體。當代，日本的教父哲學有兩大中心。一個在東京，1977年由加藤信郎、泉治典、K. Riesenhuber等人創立了一個研究團體，每年開會四次，人數在四十人左右。他們翻譯出版了五卷希臘拉丁教父著作（收入“中世紀思想譯叢”），並於1994年創辦了《教父學》（Patorisutika, Patristica）雜誌。一個在京都大學，大約二十人，在京都學派的基礎上展開原創研究。山田晶與其以前的學生一起發表了不少優秀的論文，一般發表在《真理》（Veritas）雜誌上。從八、九十年代開始，日本學者逐漸積極參加國際教父學方面的會議。加藤武用法文，片柳榮一用德文發表了一些文章。但原創性的文章稍後些才出現。
日本學者治學極為注重資料，每隔數年便有學術史回顧日本奧古斯丁研究的進展。在這些文獻中，宮谷宣史的文章首次系統回顧並列出了詳細出版物的名單，具有開創意義。借助於相關資料，我在這裡力圖拼接出一幅比較完整的日本奧古斯丁譯研圖景。
日本學界很早就注意並翻譯了奧古斯丁的早期著作，其中有一些是轉譯，如第一個《懺悔錄》譯本（宮崎八百吉譯，警醒社，1907年）就是從英譯本轉譯的。早期較好的譯本包括《告白》（服部英次郎譯，岩波書店，1940年），《論三位一體》（中澤宣夫譯，東京大學，1975年）、《神的國》（服部英次郎譯，岩波書店，1982～1991年）。從1979年起，教文館開始組織專家翻譯《奧古斯丁著作集》，實即全集，目前共出約30集，除了《告白錄》（宮谷宣史譯）、《論三位一體》（泉治典譯）、《神的國》（赤木善光等譯）等主要著作外，還包括《詩篇》闡釋、約翰福音闡述、佈道集、書信集（包括最新發現的書信）。這套全集是日本奧古斯丁學界數代學者集大成之作，均從拉丁語譯出。其與英語世界的奧古斯丁全集翻譯基本同步。另外，奧古斯丁的著作還散見於《基督教經典譯叢》等譯著中。
日本治奧古斯丁的學者中，岩下壯一《奧古斯丁神的國》（1935）可算日本最初的奧古斯丁研究著作，松村克己《奧古斯丁》（1937）可算日本第一本系統研究奧古斯丁的著作。戰後湧現了不少大家，可以山田晶《奧古斯丁的根本問題》及其《懺悔錄》譯注為代表作。日本從1929年開始出現關於奧古斯丁的專著，歷年累積約有五十部，如下：
征矢野晃雄：《聖奧古斯丁的研究》，長崎書店，1929年
岩下壯一：《奧古斯丁神的國》，岩波書店，1935年
松村克己：《奧古斯丁》，弘文堂，1937年
三谷隆正：《奧古斯丁小傳》，三省堂，1941年
岩下壯一：《中世哲學思想研究》，岩波書店，1942年
山田晶：《關於聖奧古斯丁回心的問題》，京都哲學會編：《哲學研究》，371～378號，1948～1949年
富沢孝彥：《聖奧古斯丁的回心》，大翠書院，1949年
矢內原忠雄：《奧古斯丁告白講義》，新教出版社（年份未詳）
三谷隆正：《奧古斯丁》（《三谷隆正全集》第1卷），岩波書店，1956年
長澤信壽：《奧古斯丁哲學的研究》，創文社，1960年
赤木善光：《信仰和權威——從新約聖書到奧古斯丁》，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1年
山田晶：《奧古斯丁的根本問題——中世哲學研究第一》，創文社，1977年
稻垣良典：《信仰與理性》，Regulus文庫，1979年
近山金次：《奧古斯丁與歷史世界》，慶應通信，1979年
泉治典：《從奧古斯丁到安瑟倫——追求領會的信仰》，創文社，1980年
服部英次郎、藤本雄三：《奧古斯丁告白》，有斐閣新書，1980年
服部英次郎：《奧古斯丁》，勁草書房，1980年
金子晴勇：《奧古斯丁的人類學》，創文社，1982年
茂泉昭男：《奧古斯丁研究——德·人類·教育》，教文館，1987年
矢內原忠雄：《奧古斯丁〈告白〉講解》，講談社學術文庫，1993年
松田禎次：《奧古斯丁——其生涯和思想》，行路社，1993年
谷隆一郎：《奧古斯丁的哲學》，創文社，1994年
山田晶：《奧古斯丁講演》，講談社學術文庫，1995年
片柳榮一：《初期奧古斯丁哲學的形成》，創文社，1995年
荒井洋一：《奧古斯丁的探求構造》，創文社，1997年
岡野昌雄：《奧古斯丁〈告白〉的哲學》，創文社，1997年
山田望：《基督模範：伯拉糾神學裡的神之道義與Phaidia》，教文館，1997年
茂泉昭男：《輝煌的惡德——奧古斯丁的深層心理》，教文館，1998年
岩村清太：《關於奧古斯丁的教育》，創文社，2001年
稻垣良典：《作為問題的神》，長崎純心演講第4回，創文社，2002年
金子晴勇：《奧古斯丁和那個時代》，知泉書簡，2004年
宮谷宣史：《奧古斯丁》，講談社學術文庫，2004年
金子晴勇：《奧古斯丁恩惠論》，知泉書館，2006年
加藤信朗：《奧古斯丁〈告白錄〉講解》，知泉書庫，2006年
松崎一平：《奧古斯丁〈告白〉：講述“自我”……》，岩波書店，2009年
長谷川宜之：《羅馬帝國與奧古斯丁——古代末期北非社會的司教》，東北大學出版會，2009年
岡嵜隆哲：《基於初期奧古斯丁思想的宗教探求的問題》，同志社大學，2009年
茂泉昭男：《在古代末期生活過的最初的現代人：聽奧古斯丁說》，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2011年
出村和彥：《奧古斯丁的“心”的哲學：序說》，岡山大學文學部，2011年
谷隆一郎：《奧古斯丁和東方教父：從基督教思想的源流學習》，九州大學出版會，2011年
金子晴勇：《奧古斯丁的知惠》，知泉書館，2012年
神門しのぶ：《奧古斯丁的教育的概念》，教友社，2013年
文幀顥：《奧古斯丁“告白錄”的ad te研究》，かんよう出版，2014年
須藤英幸：《“記號”和“言語”：奧古斯丁的聖書解釋學》，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6年
磯部隆：《羅馬帝國的黃昏與奧古斯丁》，新教出版社，2017年
出村和彥：《奧古斯丁：“心”的哲學者》，岩波書店，2017年
文幀顥：《怎麼閱讀奧古斯丁：日韓的狹縫》，かんよう出版，2018年
關於奧古斯丁的論文，可以從1907年宮崎八百吉為其譯作《懺悔錄》所寫的前言算起，逐年增加，除了初期有幾年，以及1945年日本戰敗這一年完全沒有論著發表外，幾乎每年都有奧古斯丁相關的出版物。從廣度來看，涉及到奧古斯丁神學和哲學的方方面面。神學方面，無論是恩典還是原罪，或形象觀和末世論，都在考察範圍之內。相對來說，哲學的比重稍多一些，其興趣在時間論、知識論（光照說）、自我意識、歷史哲學等。在對奧古斯丁著作的研究上，除了《懺悔錄》和《上帝之城》，日本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並譯介了奧古斯丁早期著作，這可能是因為那裡的哲學味更濃一些。隨著翻譯的進展，後來他們的興趣又延伸到了《〈創世記〉字解》這樣的著作中的一些重要範疇上。從選題來看，有一些已經達到了相當專精的地步，比如很早就出現了關於奧古斯丁形象觀、記憶範疇的研究，再如比較佛教哲學和奧古斯丁的時間論。對奧古斯丁一些較少人關注的著作如《〈創世記〉字解》、《論三位一體》中的意識分析、早期著作都有具體的討論。就其研究範圍的均衡和主題的專業來說，可以說跟西方亦步亦趨。
下面根據所得到的幾個目錄彙編，就日本的奧古斯丁譯介做一點初步的統計。
宮谷宣史一文，列出了1907～1975年這68年間414篇（部）奧古斯丁相關論文及著譯，年均6篇左右。稻垣良典一文，序號106～217均為奧古斯丁相關論著，時間為1925～1957年這30餘年，年均5篇半。久山道彥一文，序號41～49為奧古斯丁譯著，216～293為相關論著，年份為1987～1992年間，這15年間產生了85篇，年均約5篇半。Walter Dunphy一文，列出了1986～1996年這10年間的奧古斯丁相關文獻共122篇（部），年均約12篇。加上佩拉糾相關論文8篇，年均約13篇。從2009年至今，論文約有200篇，年均20篇左右。可見跟中國、韓國一樣，日本近年來的奧古斯丁研究亦出現了加速的現象。
總體來看，在1980年代以前，日本的奧古斯丁譯介發展得比較勻速，年均6篇左右。1990年代後，數字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新世紀後尤其如此。這可能有多種原因，如當代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獲得博士學位者越來越多，早年的學術積累惠及了更多求學者，等等。
日本教育體制比較完善，學西學者亦多有留學經歷，在語言、歷史和神哲學方面都能得到較好的訓練，對西方同行的工作亦很瞭解，基本能保持同步。如果將其日文都翻成西文，大概跟西方學者的差別不大。其中有一些人的研究應該是很有原創性的，比如山田晶常常小題大做，微中見著。他就《獨白篇》中的幾句話寫了洋洋數萬言，可能會令一般的讀者覺得繁瑣，不過，卻會加深我們對奧古斯丁的理解。這可能也跟“學術市場”上的“分工”有關，要出新意，除了結構性的轉換之外，還跟“細分”有關，在某一個局部看到別人不曾注意的東西。
韓國的奧古斯丁譯介
韓國最早的奧古斯丁譯介已很難找到，很可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漢文資料，比如天主教傳教士撰印的一些著作。甲午戰爭後，朝鮮逐漸被日本控制和殖民，教育日化。1920～1936年間，出現了4篇奧古斯丁的論文，均發表在《神學指南》上，論述奧古斯丁的思想貢獻。中間由於中日戰爭、朝鮮戰爭，空白多年。直到1951年才開始出現相關文章。1950年代，大約有6篇文章，主要出自神學界，涉及恩典論、預定論、時間論等主題。從1960年代開始，神學院和大學出現相關的學位論文。1962～1984年間出現了約17篇學位論文，涉及三一論、恩典論、原罪論、神國、預定論、時間觀、歷史哲學和認識論各方面。據不完全統計，博士學位論文1990～2018年間共有26篇。除了時間論這樣的老問題外，還涉及修辭學、意志說、和平論等。期刊論文1988～2019年間共計157篇左右。從2002年起，一般每年有5篇左右，有的年份竟然有12篇和14篇。其原因可能是，雖然韓國總人口不多（5,200萬左右），但基督徒佔比高達30%以上，因此，這個數字也就合理。韓國學者體現了頗高的研究水平。比如，李成孝注解的《聖奧古斯丁的忍耐論》（水原天主教大學出版部，2006年），就從奧古斯丁一貫的“你—我—神”的內在思想去論證《忍耐論》是其真實作品而非偽作。鄭賢淑的“聖奧古斯丁的心理三位一體論的宗教教育意義”（《宗教教育學研究》第38卷，2012年）則從奧古斯丁《論三位一體》中對作為“上帝的形象”的人類心理結構的深入分析，以及其由外而內，而內而上的提升步驟，來論述其對宗教教育的作用。關於奧古斯丁與生態、與女性主義的討論也有。
在研究專著方面，1987年前只出版了一部。進入九十年代後，出現了不少著作。進入21世紀後，出版速度明顯加快，跟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類似。據不完全統計，歷年累積已不少於30餘部著作（其中可能有普及讀物）：
金奎榮：《奧古斯丁的生涯與思想》，螢雪出版社，1982年
許贊：《奧古斯丁的神學的歷史理解研究》，亞細亞聯合神學研究院，1991年
吳炳學：《奧古斯丁》，奎章文化社，1992年
李錫雨：《奧古斯丁》，民音社，1995年
金銀用：《基督敎思想：從查士丁到奧古斯丁》，韓南大學出版部，1996年
文時英：《奧古斯丁與幸福的倫理學》，書光社，1996年
梁明秀：《今天的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思想研究》，大韓基督教書會，1997年
宣漢庸：《時間與永遠：關於聖奧古斯丁》，大韓基督教書會，1998年
金會昌：《（奧古斯丁的）上帝的道分析》，新筍出版社，1998年
鄭勝勳：《宗教改革與21世紀：奧古斯丁與後現代之間》，大韓基督教書會，2001年
韓正愛：《從奧古斯丁到馬丁路德：基督教信仰與學院學問的相遇》，茶山字坊，2002年
曹成宰：《奧古斯丁三位一體結構所具有的神學客觀性》，改革主義聖經研究所，2002年
柳志煌：《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理解：愛與靈魂的巡禮》，寫在地上的文字，2005年
李成孝：《奧古斯丁入門者教理教育》，水原天主教大學出版部，2006年
朴景淑：《奧古斯丁：基督教最偉大的思想家》，生活出版社，2006年
朱庸欽：《奧古斯丁教育思想》，學志社，2007年
朴海庸：《奧古斯丁講的神之愛》，輔音與元音，2007年
金炳泰：《和平的神學者聖奧古斯丁》，韓國學術信息，2008年
吳炳學：《奧古斯丁：用感謝向上帝致敬的人》，奎章，2009年
權進浩：《聖奧古斯丁的恩寵論研究》，基督教文書宣教會，2011年
金學中：《奧古斯丁：集神學大成的教父哲學的聖人》，Nexusbook，2011年
朱庸欽：《奧古斯丁的生涯與教育》，Gelisim，2014年
文時英：《奧古斯丁與德倫理：基督教的再照明》，BookKorea，2014年
文時英：《閱讀奧古斯丁的〈告白錄〉》，世昌媒體，2014年
金由俊：《奧古斯丁的經濟思想研究》，希望事業團，2015年
崔庸化：《奧古斯丁〈告白錄〉與〈三位一體論〉中“記憶”比較研究》，Pubple，2015年
崔庸和：《柏拉圖與奧古斯丁太陽喻比較研究：〈國家〉和〈自由意志論〉》，Pubple，2015年
朴勝燦：《向奧古斯丁詢問生命之路》，加圖立出版社，2017年
金泳振：《奧古斯丁的兩個地平：理性與意志的協調》，漢得出版社，2018年
宣漢庸：《聖奧古斯丁的告白錄解說》，大韓基督教書會，2019年
李右金：《奧古斯丁的愛之概念》，基督教文書宣教會，2019年
原著翻譯2000年以前較少，只翻譯了《神國·告白》（1963）、《告白》（1970）、《山上垂訓講解說教》（1980）、《奧古斯丁著作集》（1984）、《告白錄》（1987）。2000年以後有了飛躍，除了重複翻譯外，尚有《自由意志論》、《婚姻論》、《預定論》、《約翰書簡講解》、《論真宗教》、《基督教教導》、《論三位一體》、《駁學園派》、《論靈塔不朽》、《論靈性與文字》等。
韓國還翻譯了許多二手的奧古斯丁研究文獻，比如Charles Cochrane的《基督教與古典文化》，Peter Brown的《希坡的奧古斯丁》，Henry Chadwick的《奧古斯丁》，Gary Wills的《奧古斯丁》，阿倫特的《愛與奧古斯丁》，這些著作在中國和日本也大多有翻譯。值得注意的是，韓國還翻譯了山田晶的《奧古斯丁講演》等日本著作，這倒是中國沒有的。
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韓國學者對奧古斯丁著作的興趣集中在《上帝之城》及其歷史觀和政治神學上，遠遠超過了《懺悔錄》。這可能跟韓國人在其歷史進程中對於社會問題、正義問題的關注相關，可以說體現了“學以致用”的東方傳統。這是當時韓國奧古斯丁研究的一個突出特色。韓國的研究者對奧古斯丁神哲學的興趣很均衡，涉及到其思想的各個方面。
總體來看，由於韓國現代化啟動較晚，又長期被日本殖民和處於戰亂之中，學者處境艱苦，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起飛，學術上也開始發力。這體現在奧古斯丁研究上，就是從1960年代開始湧現越來越多的相關論文。進入21世紀後，韓國的研究出現了類似於中國和日本的加速增長，這可能跟全球一體化、信息網絡化及博士學位普及有關。
結語
歐洲人在地理大發現之後，開始向東亞在內的全球傳教。明清之際，天主教傳教士來到日本和中國，奧古斯丁文獻亦同時傳入中日。在20世紀早期，中國和日本的基督教學者開始自己翻譯《懺悔錄》，並開啟了中日的奧學。兩國的起點相差不大。但隨著二戰的爆發，以及中國現代教育的遲滯和不完善，加上內戰、意識形態的原因，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奧學陷入停頓達五十年之久，日本則以京都大學為支柱繼續著奧學研究，注重其哲學方面。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經濟起飛，奧學發展迅猛，其前期特點是學以致用，為促進社會公義與進步而做學術，後來則注重奧古斯丁神學的一面。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奧學復甦。隨著現代教育制度（博士生和留學生制度）逐漸完善，開始出現首批專門人才，其成果在世紀之交湧現。最近二十年，中國的奧學出現了“井噴”的現象。中國學者多由人文學科的角度研究奧古斯丁思想，充分體現了“奧學”之“學”的特點。由於中國培養的博士生和留學生數量巨大（遠超日韓），奧學的前景遠大。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目前從事教父哲學的學者人數不少於五十人，其中約一半人跟奧古斯丁有關，何況在歐美尚有不少留學生——現在中國的相關成果數量已超過日韓，在不遠的將來還可能超過西方國家。當然，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數量並不等於質量，無論是在語言訓練，還是在理論思辨的水平上，中國學者都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但總體來說，假以時日，隨著學生素質和訓練的進一步提高，中國奧古斯丁譯介在世界上進入較為靠前的位置，應當不在話下。
責任編輯 陳志雄
網絡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