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為 / 近代徐家匯的“本地化”知識生產實踐——以1923年土山灣印書館《書目表》為例
“徐家匯—土山灣”是上海城市文脈的重要源頭之一。關於土山灣印書館的研究，目前已有諸多成果，大致可分為兩個角度——外部研究（集中於印刷技術和運營管理層面）和內部研究（出版物及其影響研究等）——二者雙向並行，互為映照。從事外部研究的學者們，將目光投注在印書館印刷技術沿革與相關時代科技背景的勾連，及從印書館傳承演變的管理層面切入，探討歷時情境中技術管理的推陳出新，還包括透過以土山灣作為個中一例，來審視同時代整個上海的印刷出版事業。內部研究則著眼於該館數量龐大的出版物，研究者們將這些凝結著多方智慧與心血的成果，分類細緻地加以討論，成為文本留存中上海城市文脈的精髓所在。比如，關注土山灣出品的宗教類、科技類書籍，以及由徐家匯編撰、土山灣出品的近現代漢學研究著作之個案研究等。這批研究成果“內外兼修”，彼此關聯印證，將這處空間中宏大規模的知識生產成果系統梳理，成為已然不復存在的土山灣印書館生命力的接續。
2017年夏，筆者在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豐富的藏品中尋到一本1923年8月出品的《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書目表》（以下簡稱《書目表》），封面下方以法語注明Catalogue des Ouvrages Europēens（譯為“歐洲書籍目錄”）。整冊《書目表》採用法文編錄而成，將印刷出品的書籍進行歸類，同一類書目價格不盡相等。這冊《書目表》看似單薄，專為 “歐洲人”製作，僅十數頁的體量，但所含信息之豐富、架構之清晰，令人大獲啟發。若單從書目的數量和內容的範圍，已使研究者們感到驚喜。這冊《書目表》分為三大主要部分：書目大類總目（Index）、書名細目（含各種版本介紹，以及印刷方式和相應價目）和按字母排序的關鍵詞索引（Index Alphabétique，以書名關鍵詞和作者姓名為整理對象）。最後以分佈於中國與歐洲版本備案（Dépôt）所在地作結。
按書目大類總目來看，依次是Variétés Sinologiques（《漢學叢刊》）系列、Études Sino-Orientales（中國—東方學書目）、Études de la Langue Chinoise（漢語學習書目，此目下又細分為中國官話〔Langues Mandarine〕和上海方言〔Dialect de Chang-hai〕）、Étude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法語學習書目）、Études de la Langue Anglaise（英語學習書目）、Études de la Langue Latine（拉丁語學習書目）、Linguistique（語言學）、Histoire et Géographie（歷史和地理）、Publications Diverses（雜項出版物）、Périodiques（期刊）、Publications de l’Observatoire de Zi-ka-wei（徐家匯觀象臺出版物）、Publications du Musée de Zi-ka-wei（徐家匯博物院出版物）、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l’Aurore（震旦大學出版物）。
書名細目部分可歸為三類討論，即《漢學叢刊》、語言學習類、修會歷史與教務活動類。《漢學叢刊》體量最巨大，截止該年度，累計出版55部，每部作品都注明書目名稱以及副標題所涉內容詳情、作者與譯者、作品所獲榮譽、頁數與所用印刷技術。由於《漢學叢刊》系列一般以最初經典版本的翻印再版為主，輔以新式的印刷技藝，因此價格相對高昂，屬於總價最高的一個大類。語言學習類目（含漢語與上海方言、法語、英語及拉丁語）數量居次，共計為40部。此類作為工具書，歷經多次修訂，呈現出版本新和價格相對低廉的特點。修會歷史與教務活動類（含雜項出版物類、期刊類以及徐家匯科學教育研究機構的出版物）共計25部。這部分出版物明確注明用途，按年度更新並分發到耶穌會在中國的其他傳教區（由耶穌會法國香檳會省負責的直隸東南地區）以及歐洲各地（倫敦、巴黎），價格適中，也有一部分不取費用。
土山灣西文印刷書目所映射出的近世來華耶穌會在徐家匯的“知識生產”實踐與策略，恰是關注之焦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書目表》發佈的20世紀二十年代，正逢羅馬教廷力呼傳教事業“本地化”。土山灣印書館在時代浪潮的裹挾中凝為一個生動的案例，由此深入，可以全面呈現近代概念中作為宗教文化社區的“徐家匯”及其“本地化”知識生產場景，探討更為深層的時空線索、文化勾連和歷史原因。
一、從“慈母堂”到T.S.W.
土山灣孤兒院於清同治四年（1865）從原址青浦橫塘遷入徐家匯以南的土山灣，並於1867年設立印書館。自此，土山灣印書館先後運營了近乎一個世紀，堪稱中國天主教史上最成功的出版機構，更支撐起新耶穌會在“徐家匯—土山灣”地區的“文明使命”（mission of civilization）。
自1847年新耶穌會開始在該處營建會院以來，徐家匯逐漸成為匯通中西文明的樞紐。“中學”與“西學”在徐家匯這處河渠縱橫的三角地帶發生著跨越時空的智慧勾連。這種歷史文脈的相承，首先體現在不同語種的出版物和搭配使用的不同印刷術上。土山灣印書館的雛形，即孤兒院內的印刷工廠，承襲了中國傳統的、廣泛運用於中文出版物的雕版印刷術。這門工藝正符合明清之際耶穌會士所著所譯的大量中文西書印刷的需求。初興的土山灣印書工廠，正是在這門工藝的襄助下，大量印製了利瑪竇（Matteo Ricci）、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艾儒略（Giulio Aleni）、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等第一代來華耶穌會士的漢學著作。於是，兩代來華耶穌會士的智慧文脈在這處不起眼的印刷空間中，發生了奇妙的承接。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的中文出版物均以“慈母堂”為標注進行出版發行。
“慈母堂”為土山灣孤兒院中的小堂。在印刷事業尚未達到成熟時期，以“慈母堂”命名尚處在初創時期的印書工廠，或许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從土山灣孤兒院本身的創立背景來看，由於19世紀中葉的水災和太平軍之亂，江南地區的許多家庭難以在天災人禍中維持生計，棄嬰數量明顯上升，而原本所行的善堂制度無法收容如此龐大數量的嬰孩，於是，新抵江南的耶穌會士開辦西式的、成規模的孤兒院，收容這一大批被拋棄的嬰孩，“衣之食之”，“如同慈祥的母親般”守衛著災亂年中被原生家庭拋棄的孩童。其次，據《江南育嬰堂記》所載：“不曰‘育嬰堂’而曰‘慈母堂’者，誠以吾主之母居高聽卑，經所謂無告之托也，故欲倚為依歸耳。”土山灣孤兒院是聖嬰善會（The Pontifical Association of the Holy Childhood）在江南地區的主要事業，奉聖母瑪利亞為主保，故土山灣內所建聖堂名為“慈母堂”，印刷工廠依此堂自名，亦可謂“名正言順”。最後，早期的印刷工廠雖然不斷補充新的工藝，但在印製中文書籍時依舊採用比較傳統的雕版印刷術，這種印刷術完成的書籍通常在裝訂上也輔以相應的古籍線裝樣式，自成風格。不可否認，初創階段的土山灣印刷工廠，也曾經歷不穩定的自我命名階段（“徐匯書房”、“土山灣天主教孤兒院印刷所”、“土山灣育嬰堂印書館”、“土山灣孤兒院印書館”等），但最終憑藉大量刊印且備受好評的明清之際耶穌會士留下的漢學西書，架起與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的智慧勾連。“慈母堂”的標識也昇華成為跨越數百年傳承接續的見證者。
1870年，歐洲大陸風雲迭起，普法戰爭爆發。次年法國戰敗，德意志統一。幾乎同時，意大利完成統一，羅馬成為新生國家的首都，曾受法國保護的教宗國名存實亡。羅馬在神聖與世俗之間的歸屬，牽一髮而動全身，始終懸而未決成為歐洲極為敏感的“羅馬問題”（the Roman Question）。自1870年代以來，法蘭西文明式微的潮流在歐洲大陸流動蔓延；而在亞洲，法國希望通過建立較為強勢的法國形象與文化屬性，藉以挽回頹敗的局面。然而也是在1870年，震動中外的“天津教案”，再次為法國在遠東地區的激進宗教文化策略拉響了警鐘。於是，法國耶穌會士憑藉修會擅長文化教育與科學活動的傳統，希望幫助母國盡可能通過在東方世界建立“功業”來彌補他們在歐洲主場的失利。這個過程中帶有的“殖民現代性”也是一個極為深刻纏繞的話題。1872年，法國耶穌會士在其主管教務的徐家匯堂區召開了“徐家匯會議”。巴黎會省的耶穌會士兼科學家們，提出了聲勢浩大卻詳實可行的“江南科學計劃”，並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Comité Scientique de Kiang-nan）。土山灣孤兒院下設的各個工廠成為這個宏大計劃的重要支撐，首以印書館為重。
自19世紀70年代起，土山灣的西文出版物開始大量付印，雖然在時間上晚於中文出版物，但規模和成就顯然更勝一籌，背後的“江南科學計劃”無疑是重要推手。在器物層面上，自1874年起，耶穌會士們開始大舉採購並學習使用可印刷西文出版物的設備。嚴思慍（Stanislaus Bernier）監管鉛字版印書，所用鉛字係蘇念澄（Hippolytus Basuiau）在境外拍賣所得。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ère）在其《江南傳教史》中這樣稱讚：“嚴思慍帶來的變革使得‘上海有了歐洲的出版社’。”1874年，翁壽褀（Casimirus Hersant）協助管理印書館，並開始使用石印（chromolithographies）設備。1876年正式接管印書館後，他一方面開列設備清單，託人特別到法國置辦；一方面通過教外印刷專家邱子昂的幫助，將活字印刷技術引入土山灣，運用於印刷西文書籍，業務愈臻完善。1828年，新教傳教士已開始使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中文書籍，土山灣印書館雖起步較晚，卻在建立之後立即緊跟這一趨勢，並將該技術運用於西文書籍的印刷上。正是因為活字印刷的大規模普及，出版文化事業才被正式納入到城市商業化活動的範疇。19世紀末年的土山灣印書館憑藉先進的工藝和巨大的印刷量，成為上海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徐家匯也由此升格為文化輸出的重要座標地。
印書館在工藝上的創新從未停滯，20世紀伊始，安敬齋（Henricus Enry）為印書館引入珂羅版（collotype）印刷術。安敬齋原本在照相部門帶教，後轉入印書館。作為運用照相的全新技術，珂羅版最重大的貢獻在於能夠印製廣為受用的宗教聖像畫、宣傳冊以及精良的地圖。聖像畫通過精美的圖像，更加通俗易懂地幫助文化程度較低的教友在視覺上接受教義；而地圖的印製，不僅傳承了第一代來華耶穌會士繪製地圖的事業，同時也是能夠為印書館盈利的出版品，並幫助土山灣在硬件設備方面獨佔上海出版業乃至中國出版業之鼇頭。隨著硬件的不斷提升，土山灣在印刷品內容種類上的拓展也更有底氣。
1923年土山灣印書館《書目表》封面清晰地標注著由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譯為“土山灣孤兒院的印書部門”）印製，而頁眉上注有Imprimerie de T’ou-sè-wè（譯為“土山灣印書館”）。據考證，該表述通常和1870年以後土山灣孤兒院印書館的出版物相對應。印書館的法語名稱也經歷了多次變動才最終確立。這可能出於四方面的考量：首先，土山灣印刷館的發端是基於孤兒院的慈善事業，但在其業務拓展的過程中，逐漸超脫了最初的公益慈善範疇，從救濟性質提升到社會服務的層面。因而，印刷中文書籍所用“慈母堂”的名稱，已然不足以涵蓋印書館愈加凸顯的文化商業性質。其次，有賴於革新技術的不斷引入，自1870年起的出版物印刷比先前的中文出版物更為精良，活字、石印、珂羅版等最為先進的印刷術成為大規模生產和高質量出品的保障。所以，印刷術的不同，也直接導致所印書籍的直觀閱讀感受存在明顯差異，因此，需要作出必要的區分。第三，從工藝層面來看，不同語種的出版物所配套的印刷工藝不盡相同。中文書籍多以雕版印刷為主，這一方面符合中文的文字習慣，另一方面工藝相對簡單，只需要在木工部門傳授的技藝上略加改良便可投入使用。在土山灣孤兒院尚未形成大型工廠之前，正是這些簡易的出版物幫助孤童謀生的。壯大後的土山灣印刷館，出版物多為西文，以拉丁語系為主，法文毋庸置疑地首當其衝。“徐家匯—土山灣”地區是新耶穌會管理和主導的區域，來自法國巴黎會省的會士們將這裡經營為上海外緣的“拉丁區”。因此，崇尚法語成為最顯著的特點，大量的法文出版物使印書館上升成為一種文化品牌，以正式的法語命名這所印書館，是展示天主教“拉丁文化”屬性的重要文化標識，並據此將這類具有共性的出版物形成一個具有品牌文化效應的符號。最後，“江南科學計劃”的重要成果（包括徐家匯觀象臺的天文地磁報告、徐家匯博物院的動植物標本介紹畫冊、光啟社的漢學研究書籍以及震旦大學的教材）都以法文出版物形式向世界發佈。新耶穌會在徐家匯地區所主導的法國式的科學文化事業，通過土山灣印書館匯總、呈現並向世界發表。《書目表》末尾還清晰地注明“Ouvrages chinois. (Demander le catalogue spécial).” （大意為“中文著作，另見其他目錄”）。可見，中文與西文出版物在土山灣印書館發行過程中已經劃出清晰的界限。法語縮寫“TSW”便成為土山灣印書館西文出版物的代號。。
土山灣印書館所集結並刊行的書籍，為“東學”與“西學” 的互動提供了智慧溝通的雙向渠道。印書館成為東西知識交匯、生產和輸出的集散地，為西方世界科學系統地開展中國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與幫助。但是，必須指出，土山灣印書館的西文書籍在彙編、語言上都更接近西方傳統，因此讀者數量和群體比較有限。它所衍生出的文化生命力，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方能逐漸呈現出來。
從“慈母堂”到“TSW”，不僅是土山灣印書館針對不同出版物在機構名稱上所做的區分與釐清，更是一個從“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相對分離並行，到趨向兼有二者的文明融匯過程。通過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物的流通，中國社會從被動接受到主動研究西方文化，再到加入西方文化傳播的過程，是近代帷幕拉開以來，中國積極與西方交流的一個剪影。儘管不少研究仍將土山灣印書館視為帶有天主教性質的出版機構，但其貢獻早已超越宗教研究的範疇，成為文化溝通的重要橋樑。
二、“江南科學計劃”與徐家匯知識生產類目
土山灣印書館是孤兒院極為關鍵的組成部分，它本身也是一個綜合體，涵蓋了印刷和發行部門。印書館發行的《書目表》是其下兩個部門通力合作成果之凝結，也是土山灣孤兒院各工場間相互協力之體現。土山灣孤兒院既是新耶穌會在徐家匯事業的重要支撑保障部門，也是一扇見微知著的窗戶，可透過它來檢視近代法國在華宗教文化事業策略的落實。
作為新耶穌會在華的活動圓心，徐家匯事業本身具有高度凝練性——將法國傳統科學優勢、宗教慈善體系同中國悠久文明、江南傳統文化、上海地方文脈有機地凝為一體，使徐家匯成為匯通古今、溝通中西的鮮活案例。近世背景下，新耶穌會通過編著、彙集、整理、刊行、傳送同中國、江南、上海緊緊相關的“本地化”知識，在一個層面上積極推動與落實耶穌會所承擔的傳教使命，並幫助修會在彼時教廷與中國語境的“宗教與殖民相裹挾”譴責聲中獨善其身；再深一層面，通過運用科學系統的研究方法整理地域文明，既為以法國為主陣地的歐洲漢學研究注入生命力，又促使西學與東學形成交織領域，更將中國的、江南的、上海的諸多知識與文化納入到世界文明的體系中去。從《書目表》所列大類總目的內容來看，“以徐家匯為圓心的江南本地化”正是這批法國耶穌會士事業的主要策略。近世概念中的徐家匯與今時作為上海城市副中心的徐家匯在歷史的範疇中存在極大一部分重疊，但也具有重大的差異。從歷史脈絡看，來自法國的新耶穌會士重返中華，迫於修會撤廢與“百年教禁”中斷的脫節，造成了耶穌會同遣使會之間的利益糾葛。同時，伴隨著政權的動盪與更迭，使得無法留駐京城的新耶穌會士輾轉至江南地區傳教。耶穌會士奉行“上層路線”，他們不滿足於偏居江南，希望通過他們擅長的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重新走回第一代耶穌會士的策略，打開傳教局面。於是他們因地制宜籌劃著一場重大的綜合性科學文化事業——“江南科學計劃”。
法國耶穌會士劉德耀（Henri Le Lec）醞釀著“江南科學計劃”，他原計劃在兩江總督所在地南京展開這項計劃。正當耶穌會士們著手準備籌建天文臺和整理翻譯書籍時，南京發生了重大教案，他們只能折回上海。在徐家匯，耶穌會具有良好的信眾基礎（為徐光啟結廬守墓的徐氏子孫）、通往上海城區和法租界的交通地理優勢（肇嘉浜、蒲匯塘和法華涇的河流便利）、富庶的經濟保障（大量的優質農田），以及法國對華天主教事業可提供的軍事保衛。於是，位於上海南緣但尚不屬於上海的徐家匯成為19世紀中葉重返中國的新耶穌會在遠東地區的教務中心，正如同第一代來華耶穌會士營造的果阿和澳門一般。營建整個“以徐家匯為圓心的江南事業”自1847年耶穌會總院落成為肇始，歷經二十年，完成了初步的硬件建設。對於首批來滬新耶穌會士來說，最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如何紮下根來。耶穌會總會長羅當（Jan Roothaan）希望他們能夠重振舊耶穌會士的科學文化事業，但由於多重限制，草創時期的“江南科學計劃”僅僅是個別耶穌會士的科學活動。首批抵華的新耶穌會士在中西學術上的掌握和理解，遠不足以應對“科學開局”的重任。真正訓練有素並專職從事科學文化事業的耶穌會士，於19世紀60年代才最終抵達徐家匯。
“江南科學計劃”的正式提出是在1872年8月新耶穌會舉辦的“徐家匯會議”上。在江南教區主教郎懷仁（Adrian Languillat）和會長谷振聲（Agnellus della Corte）的主持下，“徐家匯會議”最核心的議題，便是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制定了以四項主要工作為核心的“江南科學計劃”，概括起來為：開展天文氣象的科學研究和觀察實踐；開展動植物的生物學科學研究並建立相關機構；開展中國歷史地理和國情方面的系統研究；創辦以教外受眾為對象的介紹中國文化、宣傳科學以及天主教信仰的雜誌，做到文理並重。這些設想在耶穌會士們的多方努力下最終成為現實：徐家匯觀象臺、徐家匯博物院、《漢學叢刊》、《中國文化教程》、《聖教雜誌》、《聖心報》等機構與出版物悉數成為新耶穌會在徐家匯重要的文化標識。
《書目表》中的大部分印刷品同“江南科學計劃”緊密相關，幾乎可以視為“成果匯總”。自“江南科學計劃”正式開始直至本冊《書目表》印製的1923年，已然展開並順利進行了半個世紀。眾多耶穌會士協力經營的科學文化事業在徐家匯地區已經形成相當規模。耶穌會士們將這些成果整理彙編，通過土山灣印書館印製，向世界展示。如徐家匯觀象臺出版的氣象年曆（自創建以來的1903年，到所截止的1922年）、徐家匯博物院出版有關自然歷史的書籍等。震旦大學所用的文理科書籍也由土山灣承印。徐家匯是“江南科學計劃”的試驗田，土山灣則是成果的集散地，通過土山灣印書館將這些“本地化”科學文化成果輸出，既送回耶穌會在徐家匯的教育機構，又傳向在滬的歐洲來客，更向歐洲與世界同步播報。
從語言種類來看，拉丁語是天主教會的通用語，自但丁將意大利方言俗語加以重視和運用之後，拉丁語日益成為一種高貴的標誌，這同天主教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耶穌會歷來重視對於教會、修會傳統的繼承，在出版物上必會向“拉丁”傳統致敬。《書目表》的拉丁文目錄欄主要和教會歷史相關，關於耶穌會聖人們佔到了一定比例，如關於遠東開教先驅聖方濟各·沙勿略的作品（De Vita Sti Francisci Xavierii）、關於聖類思·公撒格的作品（De Vita Sti Aloysii Gonzagæ）以及關於文藝復興精神的集大成者西塞羅的作品（Ciceroniana syntaxis et exampla）。其餘是拉丁文的入門課本和工具書籍。
作為開埠城市的上海，在近代設有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華界等。因此，徐家匯在出版物語種上，兼顧到英語、法語、漢語等。由“本地化”策略來審視，格外細分出來的上海方言出版物，是極為新穎的一類。如《法華字典》（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與《華法字典》（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等用上海方言編纂的工具書，特別注明採用法語羅馬化的拼寫方法來標注上海讀音。由於該《書目表》所涉出版物的一大部分受眾是因商貿、政務、宗教事業等緣由生活在上海的、使用歐洲語言的外國人群體，因此該系列工具書是希望這批讀者能夠以法語為工具，學習漢字的字形，並直接用上海方言來朗讀。除工具書外，還有採用上海方言編寫的文化讀物系列，如使用漢語文本的《三字經》（Sè-ze-kieng）輔以法語直譯與按照上海方言發音採用的法語羅馬化拼讀音等，都是以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群體為目標人群，為了幫助他們融入上海方言背景生活。上海方言作為吳語的重要一脈，也成為歷史上“吳”地文化的某種延續，因此《漢學叢刊》第10號收錄了關於吳國歷史的出版物（Histoire du Royaume de Ou）。此外，法語語言學習書目全部為耶穌會在徐家匯教育機構的教材。從徐匯公學法語入門教材《法語初階》（Langue Française. Cours Préparatoire）、《法語進階》（Langue Française. Cours Élémentaire）到供震旦大學法語課程使用的關於法語語法、修辭、詞語等較為高階的法語課程教材，如《法文初範》（Grammaire Française）、《法文華菁》（Extraits des Écrivains Français）、《法文觀止》（Morceaux Choisis）等。語言作為最直接的工具，是徐家匯“本土化”知識生產最為有效的落實途徑之一。
三、“本地化”知識生產實踐與耶穌會漢學傳統
耶穌會深入積極從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傳統為人稱道。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們常以徐匯公學理學（即教務長）、耶穌會士晁德蒞（Ange Zottoli）神父所作的《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æ Sinicæ）為新耶穌會漢學研究的重大成果。的確，這部以拉丁文撰寫的五卷本教材，為新來華耶穌會士學習中國文化提供了詳細指導，貢獻重大。由於明清之際耶穌會士來華前往往細緻籌備經年，因此通常已較為熟練地掌握了文言，能夠契合儒家文化，成功走入文人士大夫的圈子。對中國文化的熟稔，為耶穌會士通過“上層路線”在華開教提供了重大便利。然而，19世紀中葉在列強的船堅炮利下解除的教禁，迫使天主教在與新教差會的競爭中必須馬上打開傳教局面，刻不容緩。近代抵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哪怕是學識高人一等的新耶穌會士，在漢語造詣上都遠不及“巨人一代”。給予他們籌備入華的過程是匆忙的，晁德蒞的《中國文化教程》恰好銜接了這段空白。由於尚未接觸儒家經典，新耶穌會士很難直接繼承始自明清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儒家文化文學經典的研究使命。《中國文化教程》依照中國孩童學習中國典籍的習慣，先從蒙學入手，逐漸深入，過渡到《四書》，再學《五經》，最後掌握作文之術，科學規整、循序漸進地幫助新耶穌會士們延續修會漢學研究的傳統。耶穌會儘管在入華歷史和世界語境中都遭遇過阻斷，但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和熱忱依舊成為修會的一道重要標誌。在《書目表》中，《中國文化教程》被列在中國語言學習的版塊，因為體量龐大，並採用較為先進昂貴的印刷技術以及精裝幀呈現方式，故成為總價最高的一套書。《漢學叢刊》第8號Allusions Littéraires，書名意譯為《文學暗喻》，是由法國耶穌會士貝迪榮（Corentin Pétillon）參考《幼學求源》編寫而成。《幼學求源》（下稱《幼學》），又名《故事尋源》，是明清以來廣泛流傳的啟蒙讀物。該作品內容豐富，包含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製作技藝、鳥獸花木、神話傳說等，幾乎囊括了過去人們日常生活中較常用的知識與辭彙，像一部微型百科辭書。小童讀後，可掌握許多神話傳說、歷史故事、人物掌故和成語典故。貝迪榮的恩師正是《中國文化教程》的作者晁德蒞。在晁德蒞的啟發和鼓勵下，貝迪榮將自己多年來學習漢語的筆記整理成《文學暗喻》，同時參考《幼學》各版本的內容，按漢字部首，從 “一” 字部至 “生” 字部（共100個），選取合適的對聯詩句，解釋其喻意，並翻譯成法文。《幼學》本身極富文學之美，通篇以駢體文寫就，全書採用對偶句，句子有四言、五言、七言長短之分等。以《幼學》為教材，兒童還可習到對聯，對詩詞創作幫助很大。同時文字簡練、對仗工整，讀起來琅琅上口，易學易懂易記。葡萄牙漢學家貝山雅（Camilo Pessanha）在學習漢語時，也受益於此書，對其作詩大有裨益。《文學暗喻》的發表還有更多一重特殊的紀念意義，即為紀念利瑪竇於1595年進入南京建立傳教點三百週年而編寫。同時，貝迪榮也是上海方言作品《法華字典》的作者。這一脈師承在徐家匯“本地化”知識生產中的貢獻和後世影響不容小覷。
這套書的另一名稱《中國民間崇拜》源於不同的西文譯文。愛爾蘭耶穌會士甘沛澍（Martin Kennelly）、芬戴禮（Daniel. J. Finn）將整部《中國迷信研究》從法語譯成英語，並加注解釋，書名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通過英語再轉譯回漢語時被稱為《中國民間崇拜》。數量上也產生了變化，原本共18卷的《中國迷信研究》被整合為10卷本的《中國民間崇拜》。《書目表》同時收錄了法文和英文版。《漢學叢刊》系列專欄中收錄了法文版，由於該叢刊有專門的序列，因此，法語的《中國迷信研究》散見於各個序號中，並未單獨羅列。而英語版本的《中國民間崇拜》則在“雜項出版物類”一欄中被專門單列出來，成為一套特別的、完整的書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語版本的《中國民間崇拜》還採用中文書籍的精美裝幀樣式，可謂別具匠心。在眾多的法文出版物中，為何這套《中國迷信研究》會被譯成英語，再單獨發行呢？大致緣由可以歸納為四點。首先，祿是遒神父耗費畢生心血的作品本身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他基於自身傳教經歷中生動直觀的體會和見聞，繼續刻苦研究，並使之上升為一門學問，這符合耶穌會的傳統，即“著書立說”與“文化適應”的傳統傳教策略。其次，作為學院派漢學的傳統強國，法國自第一代抵華耶穌會中的“法國傳教團”以來，便通過這批為朝廷服務的“國王的數學家”，在與啟蒙思想大家的對話交流和書信交往中繪就宏大多彩的“中國形象”，激發法國形成了對於中國研究的一股熱潮，並在啟蒙時代中逐漸形成體系嚴密的一門學科。不論是《漢學叢刊》系列的創辦者夏鳴雷，還是《中國迷信研究》的作者祿是遒，作為第二代來華法國耶穌會士的中堅，他們深受學院派漢學的影響。且作為在華親耕的傳教士，他們自身的學術傳統和傳教經歷的結合，使得《中國迷信研究》成為學術與實踐成果結合的展現。面對大舉來華的英美新教傳教士，以及他們豐碩斐然的研究成果，耶穌會一方面繼承了利瑪竇開創的漢學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同法蘭西學院等“學院派”漢學家合作，開展具有較高水準的中國研究。再次，面對鴉片戰爭後撕開“百年教禁”的近代傳教格局，耶穌會雖然有著法國在華保教權的庇佑，但他們顯然已經意識到傳教格局和世界格局中強烈的變革，普法戰爭後直至一戰結束，法國的勢力已經遠不如前。面對新教在華事業的崛起和法國實力的式微，天主教事業的前景也變得愈加錯綜複雜。耶穌會利用自身的學術優勢，積極嘗試在操持英語語言的人群中擴大影響力，也是時局策略的重要部署。最後，自1919年羅馬教廷發佈《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諭倡導“本地化”傳教策略以來，天主教會的“大公性”和“普世性”再次得到強調，成為時代疾呼。《中國迷信研究》立足於江南民俗展開論述，成為踐行“本地化”策略最佳的教材。雖然書名所涉對象為“中國”，但實際上主要內容是“基於江南為圓心”的敘述。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前輩眼中那些帶有神秘色彩的中國知識，已經退縮成“邊遠省份的隱蔽村莊、離奇老鎮”中的愚昧鄉民們的日常認知，再通過徐家匯藏書樓中豐富的文獻為材料進行拓展書寫，實際上是使用最新的科學方法研究形成一本“關於中國民眾的宗教生活與真實側面”的作品。書名雖含有“迷信”，實則為“研究迷信”，正是給“西方的”大眾做“智性的”理解所用。據李天綱教授考證，英語版本的翻譯也是重要的修訂契機。兩位母語為英語的耶穌會士參考了諸多其他非法語國家學者關於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成果。在比較研究和誤讀闡釋的張力中，讀者的視野更為廣闊。同時，甘沛澍神父也引用中文古籍做了核對和訂正，更新了注釋，使得研究更加精確。大規模的修訂、增寫和注釋，使得英語版本《中國民間崇拜》的學術價值也得到了公認。
結 語
“本地化”的成功是一種宗教本身“普世性”的生命張力。“本地化” 並不是一個單項維度的動態過程，而是一個不斷磨合、接納、嘗試改變和接納適應的推進過程。在多元的社會環境中，宗教可以不斷地與多變的環境溝通交流。在“本地化”的過程中，隨著程度的不斷推進，這個過程從“文化調試”進而上升到“文化深入”。“文化調試”尚且屬於比較初步的本土化，側重在形式上展示宗教特色，但未從實質上改變本土文化的價值觀和信仰。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在“利瑪竇規矩”的指導下，嘗試進行“文化適應”（accommodation），並取得了一定成果。文化通常以一種變化的常態而存在，基於各種不同的因素，在調試活動中達成一種共識。“文化深入”實現了宗教與本土文化的深層次融合，在價值觀念方面被廣泛接受和認可，融入本土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並嘗試重構，幫助宗教信仰在根源上得到認可。“文化深入”意味著一種深層次的交融，“互相作用的文化觀念逐漸取代文化調試，這意味著基於文化原型上的互相影響和設置新的形式。”
“徐家匯—土山灣”的文化原型本身具有多重屬性——以徐家匯為圓心的江南科學文化事業，作為耶穌會士文化傳教所肩負的歷史責任，作為天主教傳教士所承載的“使徒傳統”，作為法國教會所支持和庇護修會所背負的國家利益。“以徐家匯為圓心的江南本地化知識生產”實踐，正是耶穌會法國巴黎會省來華使命“正聲”的重要途徑，使“徐家匯—土山灣”所處的江南與世界發生直接的勾連。
“宗教理想並不是一種超越時間的、沒有變化的完美崇拜，而是一種奮力使自身融入人心並改變世界的精神。”近世抵達徐家匯的法國新耶穌會士們歷經一個世紀營建的“本地化”知識生產重地，已然湮沒於歷史前進的潮流中，成為記憶中珍貴的遺產。然而，當今人在哀嘆有形的建築和機構消散的同時，留存於各個語種間、各地藏館中的“土山灣印書館”文獻，為先人的智慧和汗水作了最生動的注解。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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