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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 / 呼唤新青年 传递新思想——《新青年》的出世及其反响

耿云志 汇智澳门 2023-02-15

作者简介: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等职。辽宁海城县人。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著述20余种。主要著作有:《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胡适新论》、《蓼草集》、《蓼草续集》、《耿云志文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1卷(上、下)、《梁启超》、《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等;编有大型学术资料书和工具书《中华文化辞典》(第一副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卷,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9卷,主编)等。发表论文和文章二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等数十篇,其中有多篇被翻译成英文。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该室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相继主持并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等。目前正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提要]《新青年》是引领一代新思潮的标志性刊物。其主要作者陈独秀、胡适等在反思辛亥革命之得失与民初社会混乱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必须首重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渐求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为此,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他们向青年们灌输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个性主义与世界化。青年们基本接受了这些思想观念,无论其理解的正确程度如何,他们后来参加革命、投入各种事业,都与接受这些基本观念有一定关联。
[关键词]《新青年》  个性主义  世界化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无论是研究近代政治史,还是思想史、文化史,人们都无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点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便不能忽略《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发生的影响,都非常大,非常重要。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光芒四射的一页。
《新青年》出世的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所创建起来的共和国让人们感到失落,先觉者们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它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力量。但革命党未能独力完成推翻帝制的大业。清朝最后退出历史舞台,是通过由革命党和立宪派为一方,与袁世凯为代表的、仍打着清王朝的招牌却亟亟于取而代之的旧势力为另一方,进行谈判所达成的结果。因此,民国建立后,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革命党为基本核心的革命势力;一是以清末立宪派为核心的改革派;一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在辛亥之变中谋得清政府实权的旧官僚势力。革命党势力中,有一部分人仍想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只苦于力有不逮。另一部分人走政党政治之路,力求通过谋得政治优势以掌握政权,他们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以致引起袁世凯势力的高度紧张,乃暗杀其领导人,以图消弭这一政治势力,结果引起“二次革命”。革命党积聚不起足以打败袁世凯的力量,“二次革命”迅即失败。立宪派历来不赞成暴力革命,对革命党中的激进派非常不满,称之为“暴烈派”,并指望袁世凯铲除“暴烈派”后,能够接受他们的指引,逐步走上宪政之路。而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然后又解散国会,立宪派也被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衣租食税的,除袁氏之外,是各地大小军阀、政客。
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外债累累,外患频仍,内则官、军征伐,土匪遍地,复以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民不聊生。身历清末民初的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环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坐是之故,全国人之心理几以中国必亡为深忧。身历此时代之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亦称:“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
在这种状况下,先觉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乃苦苦寻觅国家的出路。陈独秀是其中特别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他是清末著名革命党人,却不曾参加同盟会。安徽响应起义独立后,他被安徽都督孙毓筠委任为都督府秘书长。当时,曾在清末办过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同乡老友汪孟邹去找他,意思是新国开幕,想为国家做点事。据载,陈独秀“光着眼”(大约是瞪大眼睛的意思——引者)对汪说:“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你还是回去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可见,陈独秀在革命烽火正盛之时,仍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二次革命”后,他即欲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朝向长期发展之路。他赴上海向汪孟邹称,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
为何以“青年”为刊名?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民族一线生机之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高一涵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撰稿人。他说:“澄清流水必于其源,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此不佞之所以专对我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陈其忠告也。”梁启超亦如是认为。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将来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他们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揭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也是向青年说话,其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还有自署“一青年”者翻译美国人的《青年论》。
从《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通讯”栏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并做出回应的,也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有讨论卫生、女子、文学、统一国语、政党、国体、对孔子的态度等问题的,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青年读者毕云程致信陈独秀说:“先生撰著,虽多鞭策勖勉之语,然字里行间,恒流露一种悲观。”他认为这会对青年发生消极影响,故诚恳地劝告陈独秀不要悲观,务以教育青年之重任,坚持“一意著述,造福青年”。陈独秀说他自己也反对悲观主义,但又不禁感叹“执笔本志几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悲观情绪。在下一期的《通信》里,毕云程则致函陈独秀称,悲观是不必要的,他坚信,只要耕耘,只要播种,就一定会有收获。并说,《新青年》“出版迄今,仅有八册,然我青年界所受之影响,已属不可数记。仆之友人,爱读大志者甚多”。此言非虚。湖南青年舒新城说:“贵杂志不啻为吾国青年界之晨钟。”山东青年王统照说:“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绎诵数过,不胜为我诸青年喜慰也。”
《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欢迎。第1卷第2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代派处76处。据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数字,可能是到五四前后了。但从第2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教会借口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经理人遂提议将《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未料想这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出世,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的出世。




《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以下只提《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来熏陶和鼓动一代新青年的呢?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一致认为,《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仔细考察《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应该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觉者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十六七年前我曾提出,这一说法可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民主和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流传已较普遍。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显然更为充实和深刻。我们正应努力表现出这些思想、观念比清末更高、更深的意蕴来。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中第二、三两条基本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相当流行;第五条与嘉道以来的经世致用显然有相承关系;科学,上文已言及。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发挥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作青年们是否能够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个人的解放,个人的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他人有好的东西,我们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的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没有人为障碍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如此,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她的进步与发展呢?根据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世界化,就是当年陈独秀们和他们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人民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从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前,《新青年》主要作者们,如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发表了大量思想性较强、较有分量的议论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强调的重心所在。
1. 陈独秀
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期止,陈氏在《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上所发表之较重要文章约有20篇。这些文章大都曾着力强调个性主义与世界化这两个基本观念。试举例以明之。
《敬告青年》。前文已述及,此处不赘。
《今日之教育方针》。他强调,“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发挥人之身心所长,当然是主张伸展个性。又谓,谋教育之方针,“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求适世界之生存”,意即求得与现代世界相协调,拥有自尊和自信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显然是追求世界化。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文中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又说:“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这明显地都是在提倡个性主义。
《一九一六年》。文章有很大篇幅张扬个性主义,批判儒家三纲之说。如谓:“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又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接着批判三纲说,称“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其结论是:“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这也是明明白白地提倡个性主义。
《吾人最后之觉悟》。此文中心意思为,自西洋文明输入以来,人们渐次觉悟,初知学术不如人,次则知政治不如人,如今当知伦理道德不如人,如伦理道德仍不觉悟,则等于没有彻底觉悟。陈氏在说明政治上应有的觉悟时,称“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在他看来,自由、自治的民主政治之下,才能有“世界的生存”。这是以世界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改革问题。他又强调,“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这又是强调个人的真正独立,是个性主义之在政治上的必然要求。谈到伦理的觉悟时,他说:“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仍是强调个人的自主、自立,强调个人的解放。
《新青年》。这篇文章可用陈独秀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之:要做新青年“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此文之意旨亦十分清楚。陈独秀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而孔子所倡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皆孔子生存时代之旧物,孔子后学以三纲为教,个人无独立性,与现代生活之大则截然相反。所以说,孔子之道完全不适应现代生活。
《近代西洋教育》。文中强调,西洋教育远在中国之上,应当虚心学习、借鉴。这自然是其世界化眼光的体现。对西洋教育,他主要指出三点:一,西洋教育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二,西洋教育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三,西洋教育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第二点强调务实,第三点强调全面发展,而第一点最关紧要。陈氏说:“西洋近代教育……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启发智能,启发性灵,无疑是强调个性主义,无疑是近代个人主义或者说个人解放主义的明确表现。
《人生真义》。在这篇文章中,陈氏以列举的方式讲人生意义的几个主要方面,应当说基本意旨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与群体的关系,以及个人所当追求者何在。他指出,“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等等。这些都使人明白,个人的地位,个人的意志、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个人只有依靠自己去造成个人的幸福。这是与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截然不同的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新人生观。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此文批评《东方杂志》记者思想模糊,概念混淆,表面并不反对民主共和,而实际宣扬尊君尊孔,名教纲常。指出,“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
实际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数十篇短文,包括随感录、通信等,很多都已谈到上述主题,而且非常明确犀利。这里所引证者,只是一部分而已。
2. 胡适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是从第2卷第1号发表其翻译小说《决斗》开始的。但直到《新青年》第4卷第1号止,其所发文章除有关文学革命的文字和翻译小说之外,就是其所作诗词及《藏晖室札记》。
《归国杂感》。胡适第一篇思想性很强、有影响力的文章是1918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的《归国杂感》。胡适说他写这篇文章时,已归国4个月,应是写于1917年11月间。此文用很大篇幅谈到他归国后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现状,差不多都还是清朝末年他离开祖国时的老样子,深深感到遗憾。他显然是从世界化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在谈到学校中的英文教育问题时,他说:“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他还深为中国人普遍的不爱惜时间、不尊重生命、不尊重人的现象感到难过。
《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曾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可见它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胡适此文的第一要点,是他借易卜生之口,揭露社会势力、社会习惯以及所谓“社会舆论”,怎样压制和排斥,甚至疯狂迫害有独立思想、有真知灼见、主张维新变革的人。要保护这些人,就必须提倡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此文的第二要旨,是胡适在深入理解易卜生主义的核心思想与西方自由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给个性主义提出了一种明确、清晰的界说:“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既然讲个性主义,则自由意志是绝对第一要件。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只是别人的工具、奴隶和玩偶,还有什么个性可言?所以,讲个性主义,第一要强调个人意志自由。一切欲望,一切言论主张,一切行为,皆出自自我,出自个人的自由意志。正因为这些都出自自我,出自个人自由意志,所以很自然的,就必须要对自己的欲望、言论主张和行为,要负完全的责任。此文的第三要旨,是揭示出个性主义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他又说:“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所以,后来胡适又更加明确地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贞操问题》。此文严厉批评文人舞文弄墨,表彰“贞节”、“烈女”、“节妇”、“烈妇”之类的滥调文章乃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指出,“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文章对于号称民国的国家,竟然有褒扬烈女、烈妇之类的法律,认为此种法律“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提出他自己对于贞操问题的看法。他说:“我以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所以,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若有嫖妓纳妾之类的行为,社会亦应像对待不贞的女子一样来对待男子。女子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的义务。其实,文章的基本立场还是尊重个人,尊重个性,提倡人格独立。女子也是人,这一点,谁也不敢公然否认。但长期以来,男人统治的社会,实际上并没有把女人真正当作人看待,尤其是没有把女子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试问,残害妇女的缠足风俗,片面的贞操论,竟至要求女子自杀从夫,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独立人格的存在?所以我说,胡适的贞操论,完全是基于他对个性主义的坚持,对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而这又是同他的世界主义的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观念分不开的。
《美国的妇人》。如果说,在《贞操问题》一文中,个性主义的精神还须透过纸背才能看出,在《美国的妇人》里,便是“明火执仗”地鼓吹个性主义的“自立”精神了。胡适说:“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胡适提倡女子解放的目的,就是男女都成为“自立”的个人。“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所以,他认为,“自立”的精神,“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胡适在这篇文章里,不仅阐发了自立的个性主义精神,而且还从一个非常有实践意义的角度阐明了世界化的精神。他说:“我们观风问俗的人,第一大目的,在于懂得人家的好处。我们所该学的,也只是人家的长处。”他又说:“我因为痛恨这种单摘人家短处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国演说中国文化,也只提出我们的长处;如今我在中国演说美国文化,也只注重他们的特别长处。”这是胡适一生都坚守的一项原则,这正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应有的胸怀。
《不朽》。这篇表达胡适一种新人生观的文字,既彰显了他的个性主义,也发挥了他的世界主义。因为他强调个人对历史、对周围世界的责任。
3. 高一涵
高一涵是《青年杂志》创刊时期一位极其重要的作者。他在日本留学,习法政,在《甲寅》时期即经常发表文章,故与陈独秀相识甚早。他可能是《青年杂志》创刊的重要推动者和支持者。《青年杂志》第1卷的第1~6号,每期都有他的重要文章发表(第6号是译文)。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文章强调,青年须了解共和国家之本质,指出“共和国家,其第一要义,即在致人民之心思才力各得其所。所谓各得其所者,即人人各适己事,而不碍他人之各适己事也”。他要求“青年立志,要当纵横一世,独立不羁,而以移风易俗自任”。他更强调说:“共和国家之本质,既基于小己之言论自由。”如此强调个人自由,这是个性主义之表现于政治上必有之义。高氏将共和时代之道德,归结为自利利他主义。他说:“何言乎自利利他主义?必以小己主义为始基也。共和国民,其蕲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借之资,由之以求小己之归宿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他以个性主义来澄清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实言人所未曾言者。他又从此出发揭示中国政治社会落后的原因:“吾国数千年文明停滞之大原因,即在此小己主义之不发达一点。在上者持伪国家主义,以刍狗吾民,吾民复匿于家族主义之下而避之,对于国家之兴废,其爱护忠敬之诚,因之益薄。卒致国家、社会、小己,交受其害,一至于此。”他相信,“一己之天性,完全发展,即社会之一员,完全独立。积人而群,积群而国,则安固强盛之国家,即自其本根建起”。这种说法与西方自由主义大师们的思想是完全相契合的。
《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此文批判专制主义之变种,即所谓“贤人政治”者。他指出,往岁之革命为形式,今岁之革命在精神。精神之革命,在求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解放。故他说:“人群进化之原动力,宜万而不宜一;宜互竞于平衡,而不宜统摄于一尊。”因此他又进而提出,“至教育主义,隶属于专制思想而下,则群众之心灵汩没,而进化之机息矣”。他再次强调,“国家惟一之职务,在立于万民之后,破除自由之阻力,鼓舞自动之机能,以条理其抵牾,防止其侵越,于国法上公认人民之政治人格,明许人民自由之权利。此为国家唯一之职务,亦即所以存在之真因”。所以,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得束缚人群之思想自由。
《读弥尔的自由论》。高一涵把弥尔的《论自由》归结于“反对好同恶异”和“任人人之自择”,大体上是恰当的。在弥尔那里,个人之自由远比平等更重要。他坚决反对以所谓多数的习俗与多数的舆论,来压制个人或少数人自由地表达其意见。
《非“君师主义”》。针对北洋政府大总统所颁提倡道德的命令,高氏发表感想谓,民国本应脱离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总统不应还是“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只是人民公仆,人民是主人。“主人的道德,须由主人自己培养,不能听人指挥,养成奴性道德。”“道德必须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我们的。”中国作为共和国家而出现总统命令,干预道德,是因为“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买(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作者的指向明显是提倡思想革命,使人们都自觉自己的主人地位,彻底摆脱奴性的精神羁绊。
其他如李大钊、鲁迅、陶孟和等在《新青年》上所发表的文章,也有明确揄扬个性主义和世界化的内容。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都充溢着鼓舞青年自立、奋进的个性主义精神;陶孟和的《女子问题》与《我们政治的生命》,也大力批判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旧制度、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提倡自主、自立的新国民精神。
由上可见,《新青年》的作者们所最为关注的,第一是呼唤国民的自觉,养成独立、自主、自尊的人格,去除奴性的遗毒,使人的个性得以解放。而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阐明个人应有的地位,直接将个性主义同民主政治能否落实联系起来,尤其值得注意。第二是要人们睁眼看世界,知所进取,造成一个“世界的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有资格立于20世纪的真正民主共和国。



《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亦即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着意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在青年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或者说,受到《新青年》思想影响的一代新青年,是怎样摆脱旧思想的羁绊,走上改造自我、改造社会的新舞台的?
前文在论述《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们阐扬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时,主要考察他们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作品。而考察青年们在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影响下作何反响时,就不能不将考察的时间段适当后延至五四运动爆发后(可以1920年为限)。因为一种新思想、新观念对受众发生影响,需要一段吸收、容受以至发酵的过程。就思想、观念层面来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亦即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想、新观念在青年中发酵的结果。

舒新城

首先,《新青年》的读者们受该杂志的感发,出黑暗而见光明,产生奋然进取、自觉并进而觉他人的责任心。如湖南学生舒新城表示:“迭读嘉言谠论,心焉向往,振聋启聩。……新城不敏,愿提倡社会服务于青年界,冀成风俗,以改良社会。”又如山东学生王统照说:“贵志出版以来,宏恉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者,且可得借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一也。”青年读者顾克刚表示:“及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西法之效用,腐旧之当废,新鲜之当迎。于是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迄今虽不能如先生所云之完全新青年,然自认确能扫除往日脑中之旧式思想。”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负责人恽代英)致函《新青年》编者称:“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但是看见我们的朋友还有许多都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真是可怜到万分了。所以我们‘不揣愚陋’,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个《新声》。”
上引几条材料颇具代表性。《新青年》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们被唤醒,产生了理想,起了向前进取之心。那么,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向前进取的目标是什么?这要看他们从《新青年》那里吸收的主要是些什么东西。由是观察,他们接受的主要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们所着意阐扬的个性主义与世界化的观念,前文已有引证。

茅盾

著名作家茅盾曾回忆说:“(五四)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这是茅盾后来回忆时的说法。五四青年们当时的说法虽没有这么清晰,但其意义指向还是比较明确的。例如,一位叫孔昭铭的青年在读了《新青年》之后慨言:“仆以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之政治,信堕落腐败矣。然积人成国,我固社会中之一分子,人人苟能标榜个体改良主义,积极进行,互事劝勉,积之既久,安知他日之中国,不朝气光融,欣欣向上耶?故仆年来颇确守‘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这里虽没有个性主义的字样,然其追求个性解放的豪气却跃然纸上。湖北武昌日新社的《自励词》称:“我不是来瞎混的,我也不是来乱闹的,我确是来求学问、讲道德,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通过求学问、讲道德,把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这正是个性主义的必然追求。新民学会会员蔡林彬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浙江新潮》的《发刊词》提出,人类怎样能够得“生活的幸福和进化”呢?答案是:要达到这种目的,必须有三个条件,而第一条就是自由。并解释说,自由“就是我的思想、感情、言语、动作,都要凭着我的自身;我只受我良心的支配,不受我以外的种种羁缚”。《〈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说的“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也同样是揄扬个性的意思。一位化名“宏图”的青年发表《平民教育谈》,其中指出:“平民教育第一个宗旨,是要人民都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其教育的方法首在发展儿童的本能,尊重儿童的个性。”河南省第二中学学生组织的“青年学会”发表其宗旨称:“青年学会的宗旨是: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养成青年的真精神。”《浙江第一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半月刊发刊词》中说:“自从今天起,学生拿自己管束自己,尊重个人的人格,发展个人的本能。凡一切言行举动,凭天职做去,统出于自然轨范,毫不勉勉强强的。总之,处自动地位,不处于被动地位。扫去旧日陈腐的习惯,改造出一种异彩夺目的新花样。”

民国时期的学生

个性主义所追求的是人——每一个个人——的解放,所以女子的解放、男女平等自然是题中必有之义。《新青年》的个性主义也感召了当时的青年女子。她们读过《新青年》,也奋然兴起,发出自我的声音。一位化名晔的女青年写信给陈独秀说:“余不幸为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积威渐约曰家、曰族之礼教女子身。意非无所议,口非无所道,自分长兹已矣,当闭口不向人言。……得阅贵杂志,独欲为女子扬眉,是则女子之人格,其或由贵杂志而人其人,斯二万万之奴隶幸福不浅,余其一也。”一位署名Miss N. U. Mou的女青年致函《新青年》诸位编者:“你们所编的《新青年》我是十分欢喜读的,我自去秋读起,直到现在,觉得增了许多智识。此乃诸君之所赐也。我是一个女学生,所以我要同诸君讨论点女子问题,不悉诸君亦肯指教否?想诸君既以改革社会、引导青年为己任,谅亦不为我却。我自愧智识浅陋,眼界狭小,每欲有所发挥,辄恐不当。……我想做一新女子!并使他人也做新女子!但是我的新女子,不是现在一辈轻薄的女学生,假自由、平等的好名辞,以行他的邪僻、淫乱的意思。我的新女子,乃要合着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趋势!除去四千余年玩物的名字,及免终身做男子的婢女,享国家平等的幸福。既然有了以上三种,就不可以没有以下四条:‘(1)学他们西洋女子的志趣高尚,学识充足,以致能够自立(我的自立并非一定要独身主义,乃能以相当的才力,对于社会有效用的意思);(2)要明白世界的大势;(3)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何等责任。’这四条(实际只有三条——引者)对不对?是不是做新女子的要素?有没有讨论来的价值?”
从上面所引证的材料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中我国的青年男女们在《新青年》主要作者(亦即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传递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启发下,如何热烈地追求个性解放,企望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有自由意志的、能够自主自择地为社会和国家进步贡献力量的人。那时候的青年男女从他们的导师们那里接受过来的个性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是纯洁而健全的。他们所要的只是如日新社《自励词》中所说的“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只是追求“人人苟能标榜个体改良主义,积极进行,互事劝勉,积之既久,安知他日之中国,不朝气光融,欣欣向上耶?”可见,那种攻击个性主义是废弃道德、人欲横流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

《新青年》所传递的世界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当时的青年界同样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或者说,与当时的世界大势有密切关系。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王光祈说:“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在世界潮流冲击下,原有的思想观念产生动摇,新的思想观念便容易被接受。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张崧年致信《新青年》编者:“居今讲学,宜以能与世界学者共论一堂为期。苟不知人之造诣,何由与人共论?今之世界所谓大通之世,处斯时世,傥欲有所树立,必应受世界教育,得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具世界怀抱,并令身亲种种世界事业。”这已是很清楚的世界化的观念。傅斯年所写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明确提出:“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他坚认中国应“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这是当时被唤醒的一代青年们很可宝贵的觉悟。事实证明,近代以来,凡是中国较开放的时期,或多少表现出一点愿意“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之时,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便快些;相反,则会停滞,甚至倒退。有这种觉悟的青年实在很多。如《少年世界》发刊词谓:“全世界的事业和一切待解决的问题,应由全世界的少年采‘包办主义’。我们既是世界少年团体的一个,所以把它标出来,以表明中国青年要与世界青年共同负改造世界的责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称:“中国是世界的单位,所以不能不和世界的潮流同其步骤。”《湘潮》特刊号的发刊词在谈到“研究社会的解放与改造”的问题时说:“现在世界的制度,一日一日的文明,人类的思想,也一天一天的彻底,现在什么‘人道’、‘意志自由’、‘平等’、‘互助’、‘提倡劳工’、‘打破私产’、‘女子解放’的声浪,唱得高入青云,研究这些问题的思想文字,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发生了。这是文化进步一种大变革,我们既是人类的一部分,总应该设法去应付这种潮流,细心去研究适应环境的方法。……所以我们救湘救国以外,也还应注意到人类社会的问题——迎合世界潮流,应付环境的重要问题。”当时所讲的世界潮流、世界文化,其实都是指西方潮流、西方文化。一些保守人士对于西方文化始终有所抗拒,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以为若论物质文化,中国或不如西方;但若论起精神文化来,中国是最好的。他们完全不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况。只有了解西方文化,而且是真正有所了解,才能加以比较,才能知道他人的进步和我们自身的不足。这样,才有可能产生“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的觉悟。傅斯年在答余斐山信中说:“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进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也是人类进步上的一种阶级,他们的文化也是人类进步上的一种阶级,不过他们比我们更进一步,我们须得赶他。”要追赶世界先进的东西,必须努力去了解,必须大力翻译介绍外部世界的东西。有许多青年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们,请教阅读西书方面的指导意见。而当时不少报刊都把“灌输世界新思潮”作为自己的主要宗旨。


《新世纪》杂志创办人之一吴稚晖

青年们被世界化的新观念鼓动起来之后,有时表现出比较急激的追求世界化的情形,例如他们对于世界语的态度。最早在中文世界里提倡世界语的是清末无政府主义者办的《新世纪》杂志,但当时响应者寥寥。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有一部分《新青年》的编者参与提倡和鼓吹世界语,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于是,一些青年以为得着可以推进世界化的捷径,也跟着大力宣扬世界语。黄淩霜、区声白、胡天有、姚寄人、周祜等都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意见,拥护在中国推广世界语,大赞世界语的种种好处,乃至赞同钱玄同废弃汉字的主张。当时《新青年》诸编者中,只有胡适、陶孟和等少数人明确表示不赞成推行世界语的主张,他们无疑是比较理性、稳健的一派。钱玄同等人的主张明显不切实际。由此可见,世界化观念在当时的青年中确实有很大反响,尽管有些是不够健全的。
世界化,决不是拿某种所谓“世界的文化”来取代我们固有的文化,而只是提倡一种健全的文化心态,用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与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文化上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可无障碍地学习别人的好东西,也可无障碍地将自己的好东西贡献于世界。这是谋求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发展,或者说是在人类的进步发展中实现自己的进步与发展。
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两个根本趋势。清末以来,有极少数先觉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中国多少主动地参与世界进程,由一批先觉者,引领差不多一代青年之有觉悟者,循着这两个根本趋势,努力奋斗。他们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投身各种社会事业,其中不乏佼佼者。当然,无论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还是在世界化的问题上,都曾出现某些负面的现象。这并不足为奇。海涅曾说,我播下的是龙种,生出来的却是跳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不应当因为有某些负面现象,就否定整个进步发展的大潮流。

[责任编辑:刘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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