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 / “新文化运动”的缘起
一、“新文化运动”缘起的先行研究
一般而言，坊间和学界并不在意或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之间是否存在差别。通行的看法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内容、趋向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这样的时代意见撰写的通史和教科书，作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无疑也是常态。可是，作为专门研究者，在著述中仅仅表达时代意见而忽略历史意见，对于史事和材料就不免有些隔膜，容易误读错解，难以体察历史本来具有的丰富与多彩。所得出的结论和所做出的解释，总是无法贯通所有的材料和事实，时时处处显得不相凿枘，似是而非。也有细心的学人察觉到上述差异，从不同方面提出问题并有所论述阐释。较早研究五四运动的周策纵就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在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半年内开始流行。他特别提到那年12月《新潮》编者在答读者问时，指出他们的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而五四前的那些目标远大的思想和有关活动，直到“五四事件”后才被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新文化运动而系统地加以提倡。因此，他并没有将五四以前相关的思想和活动，统称为新文化运动。邓绍基的《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是专究“新文化运动”成名史的文章。他从鲁迅所说“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是由原先反对白话文、嘲骂《新青年》的人最早提出来的入手，考察这个人是谁或是哪些人，可是查了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是何人何时创立的，没有找到答案。虽然作者自谦“并无‘考据癖’，再说也没有条件去作考证，退而求其次，只想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当时著名人物中，是谁最早采用‘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其做法却颇富启发性。他分别考察了持主张、赞成或异议、反对意见的鲁迅、章士钊、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梁漱溟、吴宓、郭沫若等人最早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以及相关指称的情形，指出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的《调和论与旧道德》，是其所见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最早采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的“文本”；“五四”运动发生之后，“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十分流行；虽然胡适等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指称一度持有异议，可是其他不同意见者不仅将其视为发端者，而且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前的《新青年》扯上关系，最后胡适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指称。王奇生大体继承了前人的研究并有所进展，所撰《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的第四部分“新文化形成‘运动’”，着重探讨了“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的历史进程，并指陈以往多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最早提出来的，与事实不合，因为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陈独秀专门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甚少为后来史家所提及，而胡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解释也没有普遍认同。围绕相关问题，蔡元培、郑振铎、陈启天、章士钊等人的意见，重点不在新文化运动，而在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这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如何演化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关系紧密。欧阳军喜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在注释中指出，《星期评论》和《建设》在1919年8月底9月初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武器》和《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等文中分别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比《新青年》早得多。“新文化运动”一词最早由国民党人提出的可能性极大，而不是鲁迅所说由反对者最早提出。只是文章的重心在于论述国民党的主张与新文化运动的呼应关系，未依照时序与同时其他方面比较印证，相关问题点到即止。经过上述各人的持续努力，研究这一问题的取材范围不断扩大，一些问题的症结逐渐浮现并逐步澄清，“新文化运动”的指称发生于五四之后，相关各人当时的解说各异，以及陈独秀、胡适、孙中山、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在“新文化运动”缘起中的作用，依据所获资料大体得到梳理，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确认了一些基本事实。在学术研究中，问题的发现到终结需要长期努力。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之上，显然还有不少可以扩展的空间。就资料而言，主要检讨他指、后认的新文化运动诸领袖或反对者的言论，仍有假定“新文化运动”的指称由他们发生和演化的想当然之嫌。既然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表态之前，“新文化运动”已经相当流行，究竟哪些人物、团体、机构在指称的兴起和流行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不带任何成见、从无到有地进行爬梳和检讨。就问题而言，如果“新文化运动”是被“运动”出来的，那么，究竟是被“五四运动”所运动，还是被“运动家”所运动；如果是后者，真正的运动家是谁，又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五四以后知识人关于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众说纷纭，作为历史形态和进程，按时序具体如何呈现；所谓各式各样的竞相诠释却并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详情如何；这些竞相诠释彼此之间的关联，其中一部分如胡适、陈独秀、章士钊、鲁迅、吴宓等，已经有所论列，而更多的情况仍然缺乏必要的交待。或许研究者觉得意思不大，将注意力转向他们认为更为重要的事情上面；或许情况过于复杂，难以梳理清晰，只能含糊其辞；又或许今人想当然地判定他们与“新文化运动”无关或不过从属次要，因而不在考虑之列，以致视而不见。此外，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如何由个别或一些人的看法逐渐演化为一定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化认识，在举证之上，还需要系统梳理，进而展现全程和全貌。
二、恢复原状与创造新文化
按照胡适等人的思维，欲知新文化运动，应该先知什么是新文化，还要上溯什么是文化。而要追究“文化”的发生及其入华辗转传衍、意涵变迁的历史，至少是一本或数本专书的任务。五四前后国人普遍感到困惑的文化与文明的纠结，早在清末已经出现，究其实，当是由法国与德国历史文化的恩怨情仇演化出来的明治思想史的一段故事。国人不知就里，从定义解读，陷入文化定义数以百计，看完更加不知何为文化的知识陷阱。每一次文化论争，都免不了循环反复地旧事重提。本来历史上的各说各话并没有什么是非正误，只要符合本相本意，都是事实，都可以叙述为真实的历史。可惜研究者也往往重蹈前人的覆辙，总要试图究其一是，结果将历史变成自己心中的思想史。
“新文化”之说，清季已经出现。1909年4月17日，《申报》为“二十五巨册，一万七千页，图解三千，每册四十二万言”的《万国历史汇编》做预订广告，就不无夸张地宣称：“此环球历史，其内容详叙泰西之奇特进化，由欧人昔日野蛮渐进于今日文明景象，一一辑载。今日尚有此良机购书，中华好学精思之士及通晓英文惓怀国事者，允宜勿失佳遇，而即行定购此万国奇珍也。……今者中国吸入新文化，必以各国之往事为指南，凡国内之进化，人类兴衰，其为故事，甚大益人智慧，讨论寻味，固无论矣。凡此种种，备载是书，大雅君子，欲研求立宪知识，求诸书中，了若指掌。熟读是书，则各国之兴衰成败了然于胸，惩彼覆辙，资吾殷鉴，历史者诚能益人智慧，为人类进步之归宿。吾人处世，沿革沧桑，无时或已，苟洞识环球历史，于事物之变化，豁然贯通，庶于中国无忝新民之职。”
以泰西为新文化的渊薮，大体符合近代中国以西为新的意念。进入民国，新文化的指称仍然未必流行。1918年7月1日，《申报》刊登北京大学罗家伦来函，对于上海召开各界救国联合大会感到欢欣鼓舞，并提出救国之举，要有二端，一是“联合全国青年学生作一有机体之组织，以爱国之朝气，按分功之原理，赴同一之目标”，这已有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会为之发动；二是成立一种光明正大之言论机关，以惊醒国民之痴梦而灌以应有之常识，尚寂然无闻，因此建议办一《爱国报》，贯彻五项宗旨，其中第三项就是“灌输国民常识且旁及高深之学问，以立中国新文化之基础”。
来华外国人士在主张新文化方面有所作用。1918年12月6日广州《英文时报》发表社论，鉴于“中国之人对于和平之曙光莫不欢迎之，希望中国之武力主义终得打破。中国若不受此主义之束缚，则可以对新文化之鹄向缓缓进行也”。而基督教的青年会自诩牺牲自我，服务社会，“凡诸牺牲一贯之精神，无非为福我青年，增高其人格，新我社会，建设其事功，巩固国家亿万年郅治之丕基，应世界新文化勃兴之隆运耳”。如果说五四运动前提倡新文化，主要是为了打破武力主义，迎接世界的科学新文化，改造中国，经历了五四学潮的冲击和震荡之后，新文化的鼓吹者则有希望引导青年由政治运动转向文化改造的意向。1919年7月19日，蔡元培告北京大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书由《时事新报》刊载，清晰地表达了“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的意见：
北京大学生诸君并请全国学生联合会诸君公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力，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诸君自思在培植制造时代乎，抑在贩卖时代乎？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于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正是鉴于学生已有“恢复原状”、“力学报国”的决心，而所谓“原状”，主要就是学潮发生前“诸君专研学术之状况”，蔡元培才考虑同意再度出山，“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9月20日，为北京大学开学之日，上午九时，全体学生和教职员相继在法科大礼堂开大会欢迎蔡元培重新长校，是日到会的学生和教职员三千余人，“为从来未有之盛况”。学生欢迎会由张国焘主席，方豪致辞，其预拟的欢迎词先期刊登于当天的《北京大学日刊》第442号，其中说道：“大学肩阐发新学昌明旧术之巨任，为最高尚最纯洁之学府，生等必谨以之行，潜研学业，修养德性，答海内之殷望，树国家之基础。自经此番之阅历，顿生绝大之觉悟，现代人材破产，学术窳败，诚引为至可凄恻之事。愿破除一切顽固思想，浮嚣习气，以创造国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学新纪元。先生告生等有曰：‘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尽瘁学术，以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前此蒋教授代表先生主持校务，亦曾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相敦勉。故今日之欢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虚伪的，乃欢迎国家（之）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学生等之新生命。”蔡元培在欢迎会上的致词和开学式上的演讲，着重强调大学应该研究学理，北京大学能动能静，而且以静为常态。其时正好杜威博士来华游历，到北大讲授哲学，也出席了开学式，并由胡适翻译，发表了演说，题为“大学事业之性质”(又作“大学任务之性质”)。他与北大师生的主张相呼应，声称人类有两种需要，一为将以往最高尚的学术、经验与智识，永久保存，传于后人，二为将所传下者变化，使其适应于人之新环境。包括大学在内的教育之职务，即为应此二种需要。“中国有数千年不断之旧文化，今又输入欧美之新文化，二者亟待调和，以适应于人之新环境。故世界各国负有使新旧文化适合之责任及机会者，无过于今日之中国，无过于今日之北京大学。此种新旧文化之适合，可谓之新旧文化之结婚。大学的职务为做媒，使夫妻和睦，孳生蕃盛。在中国的大学，其做媒的机会较别处多，故责任亦较别处大。这是世界对于此校的宣战书，我们能答应么？做媒的人如能称职，则将来夫妻和睦，必可产生自由的进步的昌盛的儿子。我能在此尽做小媒人之职务，这是我很欣幸的。更贺诸君有做大媒人之机会。”由此看来，“恢复原状”，进入静态，以创新文化，是五四以后北大校方的主要诉求。学生对此表示接受，以免被安福系乘虚而入，重陷数月来的痛苦状态，虽然内心未必诚服。三、国民党提出“新文化运动”为革命方法
恢复秩序，为学运退潮后的北京大学所必需，却与全国的形势有些脱节。尤其是南方的国民党受到五四运动的激励鼓舞，正在寻找新的力量，准备重新回到革命的路线上。发现新的社会动力和探索新的革命形式，成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而青年学生无疑是可以一身二任的现成社会群体。
一度有学人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指称最早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开始使用，这一说法在后来的研究者检索了《新青年》之后，发现“新文化运动”一词1919年12月已经多次出现于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中，因而予以否认。这样的曲折，或许多少反映了人们认为国民党人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仍然有所保留的基本认识，所以首先还是想到后认的“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家们在这方面当居主动地位。然而，抛开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进一步放眼搜寻资料，陈独秀等人1919年12月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的四篇文章中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也并非最早，而如欧阳军喜所说，国民党方面率先提出“新文化运动”这一指称的可能性的确相当高，至少迄今为止是所见文献中最早使用的之一。
五四以后，国民党创办了两份重要刊物，即《星期评论》和《建设》，前者为周刊，1919年6月8日创刊，后者为月刊，同年8月1日创刊，二者均发刊于上海，实际上是国民党积极呼应五四以后的新形势，努力参与并推动形势继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将五四学生运动引向何方的问题，使之为实现国民党的政治目标张本。正是在这两份刊物上，国民党重要人士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并且作为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的主导方法。
1919年8月31日，《星期评论》第13号刊登署名“先进”(李汉俊)的《新文化运动的武器》，文中引“吴稚晖先生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单靠白话体的文章，效果很小的。那多数不识字的工人，整天要作十来点钟的工，即使有人教他的文字，他那里有学的时间，目下只有图注音字母的普及。这种音符，是最简单的，倘若就地拼音，就可以用注音字母写信了。要他们能够作文字的交通，然后我们才可以灌输他们的智识。’”并就此提出：“这件事确是很要紧的。我希望新文化运动者合力在这上面用工夫。”
8月中旬以后，吴稚晖在上海多次演讲注音字母，只是相关报道未见提及“新文化运动”一词，查询吴稚晖的各种文集文萃，也未能落实，或为李汉俊的听讲记忆或直接交谈所得。不过，吴稚晖的说法和李汉俊的呼应，虽然使用了“新文化运动”的指称，却存在一定的偶发性，时间上或有“先驱”的意义，内容却不过是就事论事。
几乎与此同时，1919年9月1日，戴季陶在《建设》第1卷第2号上发表署名文章《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作为结论，作者跳出了经济的范畴，宣称：
我们看中国过去及现在种种的变象，都是由欧美日本的压迫所诱发出来的。中国的社会本来有许多缺陷，不过这些个缺陷，受了这外界的压迫，都彰明较著的表现出来罢了。但是这压迫是甚［什］么东西？总动力是在甚么地方？我们详详细细的把世界近代的文明史研究起来，就晓得一切压迫东方的力量都在科学的进步上面，欧美各国国家的社会的缺陷暴露也在科学的进步上面。现在各国的缺陷都一致的暴露出来，所以国家改造和社会的改造已经成了全世界一致的声浪。中国国（家）里面的内乱，我看一时是不能便静止的。为甚么呢？因为中国国家社会组织的缺陷刚才在暴露的正当中。进步的趋向是很明了的，助成进步的新文化运动是很猛烈的，但是大多的人还是在睡梦当中，一般旧文化势力圈内的人，阻止新文化运动进行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在生活争斗的上面加上一层文化竞争，这一个极大的震动如果不到新文化运动成功的时候，不会静止的。新文化运动是甚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非有大破坏，不能有大建设。但是一面破坏着，同时就要一面建设着。各式各样的努力都是向着有必要到来运命的新世界走。
这里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全面、根本的国家和社会改造运动。十天后，戴季陶回复康白情的来函，解答“革命！何故？为何？”的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个人的意思可以总和起来，用几句狠简单的话表明他：1. 全人类的普遍的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2. 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是革命现在进行的目的。3. 中国人民全体经济的生活改善和经济的机会平等，是现在进行目的的理想形式。4. 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5. 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个人理智的自由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意义。6. 文字及语言之自由的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绝对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机会均等的手段。7. “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运动的新形式。9月28日，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第17号以和朋友谈话的形式更加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要解决社会不发达和官僚军阀的恶政，不能仅仅用武力革命的方式。“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驱运动！”要想救亡，“还是只有猛力做新文化运动的工夫”。
国民党的政治判断，缘于五四以后他们认定中国革命“这一个大责任要靠谁？就是要靠全体觉悟了的青年大家自己担负的！”正如沈定一(玄庐)所断言，老旧罪恶的中国，“除却青年无希望”，“中华民国前途的责任，除却青年诸君，更有谁人负担。诸君的真学问，不是仅仅在课本上黑板上几句现成讲义。诸君的人格和责任，不是同暑假一齐放得掉。杜威博士说：学校为社会的一种组织。教育既须从群体的生活进行，故学校不过为一种团体生活，内中集合各种势力，使学生得享受一个种族或人类的遗传产业，使他能够用他自己的能力，造成社会幸福。……诸君是吸收新教育空气的人，是明白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是在民主国家的里面振起互助精神的人，是不染‘旧污’不蔽‘物欲’的人。依据这几种资格，来改革制度，改革思想，改良社会，改造世界，果能勇猛精进，何患不得胜利？”
之所以对青年寄望如此之大，正是从五四运动看到青年学生的能力和思想鼓动的威力。“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前途，仿佛从黑暗里杀开一条血路！一线光明，总在前面，只要我们活泼泼地迎合上去。此事的原因，十八九归功蔡孑民先生和几位大学教授。我虽是承认这话，但回顾从前中国的思想界，仿佛有一块无缝的大石头，压在思想上面。辛亥革命，这块顽石已经震裂了。虽说依旧压着，但思想的萌芽，就从他裂缝里发生了出来。蔡先生和几位教授，不过下点培植的工夫。”这样的说法，既指明了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必要性，又为寻找“新文化运动”的渊源有利于己的联系开启了先例，却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演化与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认定出现分离开启了通道。
四、江苏教育会组织“新文化运动”演讲赛
蔡元培重掌北大以及北大校方师生就恢复原状达成共识，使得北大在创造国家新文化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不过，不仅在北大师生的眼中心里，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而且他们也不准备以运动的方式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恰恰相反，蔡元培等人希望学生回到静的状态，潜心于以科学为中心的学术。至于学生方面，虽然未必完全同意这样的主张，鉴于五四以来数月的痛苦经历，以及着眼于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也只能委曲求全。随着学潮的平息，整个社会也开始安静下来。然而，1919年10月29日，江苏省教育会发出《致本省中等以上各学校函》，宣布将于12月22日在南京举行第二届演说竞进会。该会于1918年发起，业经举行一次，“兹者青年思想日益发达，各校方盛倡社会服务，课外讲演之举，随地而有，则此项演说人才尤须广造”。并附奉简则细则各一份，请通告各学生先期练习，报送赴会演说员名单。按照简则，演说竞进会由江苏省教育会组织，暂以江苏境内中等以上各学校同程度之学生为会员；演说分组进行，以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学生为一组，甲种各实业学校各师范学校各中学校学生为一组；每年于十一月内由江苏省教育会确定会期，提前两个月预定演说题之范围及细则，通知各校；演说员以能操国语为及格，每组最优胜之三人由江苏省教育会赠以名誉之纪念，先期举行预赛，每组选定六人或九人；演说员以各校各级学生先在本校比赛之结果，每校选出一人或二人；演说员前往集会地的旅费由各校以公费开支；各县教育会得比照该会简则，以本县高等小学及同等学校之学生组织演说竞进会。这样一来，等于利用现有教育机构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动员和组织实施，影响势必广泛而深入。根据该会细则，1919年度会议的演说题范围为“关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其推行方法”，12月21日在南京举行预赛，次日午后二时正式比赛。演说时间每人限十分钟，由评判员判定优劣，前三名优胜者依次颁发红、黄、蓝色锦旗。鉴于当时社会上“新文化运动”的指称还不大流行，相关的实事也不够普遍，这样的讲题很可能令各地的组织者及演讲员感到困惑，11月1日，江苏省教育会特地发布印刷品，标题为《解释新文化运动》，作为“简单的解释以备各校参考”。这份文件从六个方面大略解释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一、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二、新文化运动要文化普及于大多数之国民，不以一阶级一团体为限(例如推广注音字母，传播白话文，设立义务学校、演讲团，都是这个意思)。三、新文化运动是以自由思想、创造能力来批评、改造、建设新生活(例如现在各种新思想出版物)。四、新文化运动是谋永远及基本的改革与建设，是要谋全国彻底的觉悟(继续现在的新运动，从基本上着想，使之永远进步也)。五、新文化运动要全国国民改换旧时小的人生观，而创造大的人生观，使生活日就发展(例如从家族的生活到社会的生活)。六、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此外，“还有他种事业及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是要大家研究”。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说明现行事物，毋宁说是描绘未来愿景。江苏省教育会的解释似乎未能令社会释怀，1919年11月12日《兴华》第16卷第44册“逐日新评”栏以《新文化运动之解释》为题，全文转载了这份文件，并附加识语：“读江苏省教育会通函《新文化运动的解释》，简括新文化大旨，确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需要者，但未审大多数人民之心理，是否有此倾向耳。”《兴华》编者的担心的确反映了愿望与现实的差异，并非多余。不过，江苏教育会此举对于鼓动起“新文化运动”，绝不仅仅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被“运动”起来的，江苏教育会显然位于第一批“运动家”之列。相较于国民党宣传的号召，通过教育会和中等以上学校的组织运作，至少在鼓动学生关注和响应“新文化运动”方面产生了广泛而实在的影响。各地在落实江苏教育会的通告过程中，实际上对于当地学界乃至社会各界进行了普遍动员。以南京为例，12月上旬就组织了颇具规模的预备演说比赛，为正式比赛热身。据《申报》报道：南京演说竞进会由南京学术讲演会发起，分两组比赛，高等专门大学为一组，中等各学校为一组。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于十二月六日午后三时，假本城金陵中等大会场开第一次演说会，由赵厚生君主席，与赛者为高等师范学校代表张君钟藩，法政专门学校代表张君恩辅，暨南学校代表陈君希贤，金陵大学代表谢君承训，金陵女子大学代表郝女士映青，金陵神学代表杨君镜秋等六校，讲题为“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及其促进之方法”。众推举钱强斋、仇亮卿、过探先三君为评判员。评判结果，以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君钟藩为第一，金陵大学学生谢君承训为第二，由教育厅长胡玉荪君当场发给纪念品。中等学校于十二月十二日午后四时假本城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预赛，由王伯秋君主席，杨杏伟、廖世承、陈鹤琴三君评判。到会者有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代表顾品月，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代表徐君鸿基，省立第一工艺学校代表杨君家禄，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代表陈君谟，暨南学校代表邝君荣耀，省立第一中学校代表李君芾，钟英中学校代表卢君光娄，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代表王君作榘，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代表刘君经邦，汇文女学代表刘席珍，基督女学代表李宏莹，基督中学代表陈君烈文，求实学校代表孙君剑鸣，华中公学代表朱君公桢等十四校，演题为“发展南京之计划”。十三日午后三时，复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决赛，由陶知行君主席，张轶欧、赵厚生、郭秉文三君为评判员。评判结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李君芾为第一，基督女学李女士宏莹为第二，由省公署教育科长汪伯行君当场发给纪念品。前后两组演说比赛，到会旁听者皆千数百人，可谓极南京学界之大观矣。从上述报道可知：(1)比赛的题目，在省教育会所定范围的基础上有所调整，高等以上将种种问题限定于意义一点，中等各校则改为与各自切身相关且易于把握的讲题，以免知识阅历不足、年龄尚幼的学生凿空逞臆。(2)优胜者只取前两名。(3)参与赛事的学校共计20所，教育行政当局和教育界知名人士担任主持或评判，前来旁听的学生人数众多。12月21日，按照江苏省教育会的约定，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演说竞进会假南京通俗教育馆如期开赛，演说题即事先拟定的“新文化之运动及其种种推行方法”。当天下午二时举行预赛，“与会者中等组二十四校，演说员三十九人，高等组四校，演说员六人，由钱强斋君主席，沈信卿、庄百俞、黄任之三君为评判。结果中等组选九人，为暨南学校黄国元，浦东中学校江建魁，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徐永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杜心熙，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姚允明，上海沪江大学中学部张元鼎，省立第二农业学校仇武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吕莹，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王志瑞；高等组六人，为高等师范学校余天栋、蒋希曾，沪江大学校李峻华，中华职业学校职业教员养成科辛景文，法政专门学校张恩辅，中华职业学校职业教员养成科吴梓人。二十二日午后二时决赛，胡玉孙君主席，蒋梦麟、张轶欧、吴济时三君为评判，助以高等师范学校及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音乐。演说毕，由主席照章给奖散会。录优胜员姓名如后：(中学组)第一名黄国元(暨南学校)，第二名姚允明(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第三名吕莹(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高等组)第一名余天栋，第二名蒋希曾(高等师范学校)，第三名辛景文(中华职业学校职业教员养成科)”。江苏教育会组织的演讲比赛，不仅广泛动员了本省各地中等以上的学生关注“新文化运动”，也引起有心人士的思考。1919年11月17日，“进之”在《教育周刊》第39号发表《新文化运动》，便针对演讲比赛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国民运动的倾向，已从消极的而变为积极的，已从浮泛的而变为根本的，是政治运动已变为新文化运动了。现在各地所办的义务教育、学术演讲会、注音字母、白话文和那各种出版物，提倡社会解放和改造等等，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么？本届江苏各校演说竞进会之演题，也已由省教育会定为《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并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简略的解释一番。但我以为，凡欲解决各种问题，必先有一个标准放在胸中，方能井然有条。新文化运动不能没有一个确切不移的标准，这个标准究竟是什么，大家急应研究研究。有人说新文化运动是谋永远及基本的改革和建设的，不过，所谓改革和建设究竟从何做起。有人说是要谋全国彻底的觉悟的，不过究竟觉悟什么。从我的意见看起来，新文化运动是必要增高个人人格的，这个人格，从康德说就是Personality，从边沁说就是此亦一人彼亦一人，Every man to count as one，从陆象山说就是人人要做堂堂的一个人。我们必本此主义，以解决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各项问题，方能达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作者所主张的标准，未必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可是公开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就会增加“新文化运动”这一议题的吸引力，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五、“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北大
江苏教育会发动新文化运动，就内容取向而言，与北京大学创造新文化的理念相吻合，就活动形式而言，却似乎与北京大学校方及师生由动而静的共识相冲突。清季以来，由于教育经费几乎百分之九十由教育界而非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控制等因缘，江苏教育会及其前身在近代中国的学界政坛据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国民政府统一之前，江苏教育会利用其长期持续主导全国教育界的有力地位，不仅掌控着全国教育界的动向，而且试图进而影响全国政局的走向。蔡元培本来是江苏教育会将势力伸向北方的重点依靠，也是该会与掌控北京政坛的安福系角逐的重要凭借，双方不仅彼此支持，在五四运动中还相互配合，南北呼应，与安福系主导的北京政府斗法。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潮一度失控、迫使蔡元培等人离职去位、江苏教育会北进的努力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双方很快就达成共识，力争北京大学恢复原状，抵制安福系人马控制北京大学和教育部的企图，以便收复失地，努力挽回被动局面。不过，恢复原状的考量之一，是避免给不肯善罢甘休的安福系以侵占的口实，双方希望恢复原状的范围，仅限于北京大学内部，而在校园之外，蔡元培和江苏教育会并不希望重归旧态。打破安福系的军阀统治与改造社会，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相辅相成的事业。只是鼓动学生直接参与政治运动很容易导致局势失控，反而有损自己的利益和计划，因而在校外改用文化运动的形式。1919年9月，蒋梦麟在《新教育》第2卷第1期发表署名文章《新文化的怒潮》，以宣言的形式，正式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鼓吹用运动的方式来鼓起新文化的大潮，他说：“凡天下有大力的运动，都是一种潮，这种潮漰湃起来，方才能使一般社会觉悟。若东抽些井水，西挑几桶湖水，浇将起来，这些水就被干燥的泥土吸去，我们虽终日为挑水劳苦，究竟没有什么结果！大凡惊天动地的事业，都是如潮的滚来。”西洋文化的转机，就是那文运复兴的潮。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潮，二十世纪的科学潮，都有原因。“凡一个大潮来，终逃不了两个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杜威认为社会学说是因为社会有病而生，社会有病，学者便要研究什么病，生出学说。所以环境变迁，就会生出新学术，用以改变环境。“环境更加改变，要求学术的人更多，于是愈演愈大，愈激愈烈，就酿成新文化的大潮。”中国二十年来环境变化大，还没有新学术供给要求，社会的病日益加重，必至无可救药：“因为社会病，所以我们要讲新学术来救他。讲到这事，我们就说着这回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了。这个新学术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荡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要酿成新文化的怒潮，要酿成新文化的怒潮，是要把中国腐败社会的污浊，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他希望青年决百川之水，不要在一担一桶水里费尽心力，办法是：“(1)愿青年自己认作富于感情、思想、体力，活泼泼底一个人；(2)用活泼泼的能力讲哲学、教育、文学、美术、科学种种的学术；(3)用宝贵的光阴在课堂、图书馆、试验室、体育场、社会、家庭中作相当的活动；(4)抱高尚的理想拼命做去；(5)多团体活动，抱互助精神，达到团体的觉悟。”“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这一宣言，使得在率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方面国民党不能独步。而这样的大声疾呼，显然并不是希望青年学生由动而静。还在五四运动前夕，与北京大学尚无渊源的蒋梦麟在其主持的《新教育》上，已经公开鼓吹以北大作为中心点的新旧两派思想学术竞争，应如文艺复兴席卷欧洲那样蔓延到全国。“今日吾国之新潮发轫于北京古城，犹文运复兴之发轫于义大利古城也。其弥漫全国之势，犹文运之漰湃全欧也。”在《新文化的怒潮》发表的前一期，蒋梦麟发表了《改变人生的态度》，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基本改变了生活的态度，“成一个新人生观。这新人生观，生出一个新宇宙观。有这新人生观，所以这许多美术、哲学、文学蓬蓬勃勃的开放出来。有这新宇宙观，所以自然科学就讲究起来。人类生活的态度，因为生了基本的变迁，所以酿成文运复兴时代。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酿成十六世纪的大改革，十八世纪的大光明，十九世纪的科学时代，二十世纪的平民主义。……这回五四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这样做去，我心目中见那活泼泼的青年，具丰富的红血轮，优美和乐的感情，敏捷锋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国委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新文化运动”几个字，已经是呼之欲出了。6月以前，蒋梦麟的文章中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指称，显示在他心中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概念。7月，在江苏教育会的支持下，作为该会理事而与北京大学毫无瓜葛的蒋梦麟北上为蔡元培代理校务，象征着双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甚至说合为一体也不为过。蒋梦麟公开提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与江苏教育会定议组织“新文化运动”演讲赛的行动在时间点和主旨方面高度一致，很难用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加以解释，应该事先有所协商，才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新教育》这份刊物，本来就是由江苏省教育会和北京大学共同出资倡办，编务由蒋梦麟负责，社址设在上海西门外江苏省教育会内。江苏教育会组织的“新文化运动”正式比赛时，蒋梦麟担任决赛的评判，足以显示他们在鼓动“新文化运动”方面步调一致。蒋梦麟等人的主张与国民党也高度吻合，蔡元培是老革命党，蒋梦麟也曾为孙中山服务，并与主办《建设》、《星期评论》的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往来密切。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北京大学、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共同预谋，至少蔡元培、蒋梦麟分别与江苏教育会、国民党协商定议的可能性相当高。也可以说，三方面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鼓动者，他们共同组成了所谓“运动家”的阵营。由于五四前后安福系到处伸手，扩张势力，进占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派人到上海运动江苏教育会改选事务，并与南方的国民党针锋相对，使得三方被迫协同抗争。北京大学、国民党和江苏省教育会发起“新文化运动”，表面上的遥相呼应以及迎合世界潮流、反对官僚军阀恶政、改造社会文化的理想追求之下，若隐若显地展现了联手反对安福系政权的政治同盟关系。在当时的语境中，各式各样看似普遍的思想文化主张往往有着具体的政治指向。虽然这些不为外人道的所指并不影响主张的普遍意义及社会影响，可是完全脱离具体指向，对主张的解读难免过于虚悬，无法理解相关的言论行为。况且，若是简单地以主张为准则，“运动家”自己也可能进入判罚的行列。国民党不必论，江苏省教育会的一些人事也颇受时人诟病。1919年12月以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已经在多家媒体上出现，可是无论国民党的《星期评论》、《建设》，还是江苏教育会和北京大学的《新教育》，乃至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发源的《新青年》，基本上仍然处于呼吁鼓吹的造势阶段，后来被统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具体事情已经存在，可是尚未用“新文化运动”的集合概念来指称，所以整体而言仍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实事，以至于在后认之时，究竟哪些属于“新文化运动”，哪些不属于，各家还有所争议。在各方鼓动尤其是江苏教育会组织演讲的动员之下，“新文化运动”在江浙乃至各省迅速被鼓动起来。在此过程中，各地又多次发生学生与当局的冲突，使得五四运动的声气在“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下继续延展，并且很快形成“新文化运动”十分流行的局面。“新文化运动”发展至此，至少形式上与后认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或领袖们没有多少关系。蔡元培、蒋梦麟乃至江苏教育会及国民党方面，虽然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关系不错，但在鼓动“新文化运动”这件事情上，显然并没有事先与之沟通。因此，循着这些先驱和领袖的思想轨迹探寻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反而显得有些隔膜、疏离，他们彼此之间在认识上也存在种种歧异。由于这样的缘故，当“新文化运动”十分流行之际，他们的反应不仅多少有些滞后，而且整体上不大协调，有的积极应对，并试图重新主导，如陈独秀；有的不以为然，持有异说，如胡适；有的甚至对突如其来的“新文化运动”泛滥以及自己到处被尊为新文化领袖而感到有些彷徨。
六、并非结语
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后来认为的新文化运动发端之时，并没有诸如此类的文化现象被统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实事。严格说来，“新文化运动”不仅是由五四运动所引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延续五四运动的替代形式。只是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家大都并非通常以为的新文化运动先驱或领袖，至关重要的江苏教育会和国民党的作用基本被忽视，或是虽有提及却未能放在整体联系之中观察评判，无法尽显其本意和要义。将史事当作文学作品进行二次解读已被视为常态，后认将历史的起点逐渐拉长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而揭示历史的实际进程或许不至于改变后来将《青年杂志》或《新青年》的创办作为新文化运动起点的认定。可是，这样的认定同样受到“新文化运动”渊源流变的影响。由于当事人意见分歧，其中有人有意无意地将五四以前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思想的传播以及社团活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联系起来，为后来将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提前并且作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的历史再造留下伏笔，从而造成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若即若离的感觉。不过，若即若离也就是不即不离，完全脱离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上难免穿凿附会，脱离实情，妄加揣测。例如关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论述，后者是当时人认定的西方新文化的基色，而统一的西方本来就只是存在于东方人或中国人的心中，欧美各国对于科学的认识各有不同，近代以来中国人不言而喻的科学观念，更是言人人殊。至于前者，并不一定是对于国家政体形式的追求。在代议制破产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取向主要体现于教育和社团组织的自律自治，与社会上由间接民权转向直接民权的诉求相适应。之所以使用音译，是因为开始用意译，“致有民本、民主、民众、民治、唯民、平民、庶民等名词，继而以为未甚妥适，不如迳用其音，包含较广，且名称可划一，由是所谓‘德谟克拉西’者，乃成为一种新思潮之惯用语矣”。此类名词及思潮，反映了代议制遭到唾弃和对直接普遍民权的热切向往，而与今人的解读或认定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即使要鉴古知今，也必须首先了解历史究竟沉淀了多少、积淀了什么在现今当中，才能避免望文生义地强古人以就我，以至于无从理解前人与前人、今人与前人以及今人与今人之间的聚讼纷纭究竟有无交集，又是如何交集。无论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演化，还是后来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认识，由众说纷纭到逐渐统一的变化进程(后者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且有范围的限定)，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都能够成为历史研究探讨的客观对象并且可以用适当的形式加以表述。仔细梳理二者的联系与分别，对于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与各层面，是必不可少的应有之义。问题是，材料的比较与事实的连接，应当以本来时空状态下史事所具有的各种联系为凭借，可以有所侧重，不能随心所欲。若是跳跃着任意取舍，强作解人，无论多么具体，仍然深陷自己心中历史的陷阱而无法自拔。至于那些望文生义的穿凿附会，以及以偏概全的“我认为”，更是与史事无涉，何足道哉。“新文化运动”即将百年，如果百年之后纪念者的历史认识仍是一笔理还乱的糊涂账，真要愧对于九泉的先驱者了。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1956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到东京亚细亚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研究；曾任韩国延世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清代稿钞本》(一至六辑共300册)、《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10卷)、《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45册)、《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100册)。合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戴季陶卷》、《读书法》。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近期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人与学术，大学与近代中国，晚清民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孙中山史事编年等。
責任編輯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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