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研究专题”之一 • 从生物伦理到物种伦理：动物研究的反思
2020年将会是人类历史乃至地球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新冠病毒不仅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也因疫情控制带来社会的停顿和生产活动的暂停，社交距离持续强化，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人类在身心两方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病毒的起源及其与人类行为、动物活动乃至自然环境问题之关系，尚需科学家与卫生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无论如何，病毒扩散和传播导致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上极地地区冰川加速融化引发的生态恶化，让我们不能不再次将目光投向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人与动物关系之研究。公共卫生关系到人类福祉，人类、动物、环境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有学术发展自身的学理基础，比如对人文社会科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涉及迫切的现实问题，甚至有人担心人类数量的增长将耗尽自然资源，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崩溃，出现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从物种研究的角度观察，人与动物都是自然进化的物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很多疾病的出现，并不局限于人类或者动物。我们今天所说的健康，意义也已经扩大，不仅指人类个体的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也包括动物系统的健康，以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
传统上动物学以生物学的分支出现，主要是科学家从事研究，而动物史则作为科学技术史的分支出现。最近20年随着广义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的逐渐兴起，重点逐渐转向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不同学科也纷纷贡献自己的思路。现在动物研究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领域，来自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的研究人员都参与对话，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与其他学科的同行进行互动。2019年6月，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支持下，来自海内外多家学术机构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聚集在古城开封，举行了以生态和文明为主题的动物研究跨学科工作坊，促进了国内跨学科动物研究的发展。感谢《澳门理工学报》提供一个园地，让我们有机会分享动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希望不同领域的读者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
陈怀宇的论文主要结合最近的科技发展提示了基因工程和AI技术对动物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动物伦理问题，认为科技发展及其对食品和环境的介入已经重塑了人类和动物的形态以及成长过程，实际上将人类和动物推离了以前自然进化的轨道，也将对人类和动物的未来产生新的挑战。沈宇斌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窗口，让读者了解国际学界关于“同一种健康”问题的讨论，尤其指出这一新领域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意义。他追溯了“同一种健康”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其出现与兽医史的革新以及人类对人畜共患病的重视不可分割，并希望推动中国的动物史、医疗史、环境史研究，从学术角度应对当前的危机。庞红蕊的论文梳理了从列维纳斯到德里达再到朱迪斯•巴特勒在理论层面思考动物与人类处境的伦理问题，指出德里达和巴特勒对列维纳斯思想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德里达发展出动物作为他者的伦理主体理论，而巴特勒则强调人类共同体内部机制对他者的排斥。
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与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合聘副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剑桥大学克莱儿学院、马普学会柏林科技史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宗教史与思想史、丝绸之路文化史、近代思想与学术。已出版《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等多种中英文论著，以及数十篇中英文论文。
2019年4月1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报导了一则新闻，美国农业部决定关闭已经运行37年之久的马里兰州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实验室。文章指出，弓形虫感染了全球10亿多人，每年全球新增19万多受感染的婴儿，仅在美国每年即高达一百万人感染，因感染弓形虫而丧生者约750人。这种寄生虫主要通过食物传播，可能导致死亡、失明、出生缺陷等等重大问题，目前尚无有效人类疫苗预防，一旦感染无法治愈。弓形虫的主要寄主是猫，所以每年实验室都用猫做实验，很多猫死于实验或在感染后经历痛苦而被结束生命。由于一些极端动物福利运动组织游说，高达61名国会议员强烈反对这一实验室使用幼猫做实验，他们提出了《现在停止幼猫创伤实验法案》（Kittens In Traumatic Testing Ends Now Act），让政府立即关闭这一每年花费纳税人62.5万美元的实验室。然而这一关闭决定在全美科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很多科学家都深感震惊、失望，甚至气愤。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并无必要。
这则新闻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人可能因为动物传播有害寄生虫被感染而导致身体缺陷甚至失去生命。不仅人类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大规模决定动物的生死，动物也可能通过传播疾病引发人类健康危机。人是否有权决定动物生命的终结以及终结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人类是否承认动物和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并在处死动物时采取类似于处理人类社会重刑犯的方式，也涉及法律问题。其次是科学与动物的关系，人类为解决疾病和健康问题使用动物做实验，希望找到疫苗预防感染，而被用于实验的动物可能死于非命。科学是否可以在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名义下来合理化对动物的生杀大权，则是一个科学伦理问题。其三是公共健康与动物实验管理的关系，为了公共健康，人类社会投入公共资金进行动物实验，但是一部分人认为实验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决定终止使用公共资金支持科学和医学实验。决定公共资金使用的机构、群体，如何获得可靠的信息，并被说服资金将被用于人类共同福祉，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换言之，人与自然、社会与科学、动物与管理等多个议题交错在一起。现代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追求真理的过程，而常常需要考虑社会、伦理、法律、经济等多个层面。
本文将首先举出因关心动物权利而兴起的动物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挑战，再分析当代社会影响深远的生命观，讨论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导致对人和其他物种生命的重新定义，以及相关概念，最后结合当前生物伦理学界对于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对当代生物伦理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当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然、社会、文化对人和动物关系的影响和塑造。科学与工程则是人类社会在处理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产物，当我们在探讨科学和工程时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人类意识和目的，则可将科学和工程视为人类的文化产物。人和动物的关系，主要集中在自然、社会、文化如何定义和塑造了人与动物，这其中因为科学和工程的介入，人类通过科技手段干预物种的进化，生物伦理应该逐渐转换为物种伦理（species ethics），才能更为有效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二、后人类时代对动物研究的反思
如果说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从知识论的谱系来说可以分为前现代研究、现代研究、后现代研究，则后人类时代的学术研究即可以被看作是后现代研究。它与前现代研究、现代研究均大为不同。现代研究在科学昌明的时代逐渐实现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出现了神学与宗教学的分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野。现代研究的整个体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物质世界，主要使用观察、分析、实验等研究手段，强调计算和量化分析。人文社会科学注重研究人类创造的文化和社会，注重以人类语言和行为作为分析对象，试图探讨人类社会组织、制度、思想、文化的内涵以及产生发展演变的机制。现代研究的文理分野一方面固然使得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因为分科的缘故更为精细，但另一方面也对综合全面了解和认识一些现象造成人为的障碍，形成碎片化、片面化认知。最近二三十年来，人们注意到人类认知的局限，反思人类的物种霸权主义思想，开始讨论所谓后人类时代，以便对人类在历史和宇宙中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与其他物种长期和平相处，不仅有利于自然与社会之和谐，更有助于人类提高生活质量。
后人类时代对于动物权利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 领域的兴起。这一领域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既有人类对生命、自身、物种认识的反思，更有人类对科技的反思。首先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反思。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验室科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六七十年代民权、女权运动的兴起，在欧美地区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人类内部以及其他物种处境的反思，这些反思最初出自权利平等的政治追求，但后来转向集中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伦理学家包括雷根、辛格、泰勒、林泽、罗兰兹等人。
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发展，在欧美地区引发了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所体现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进行反思和批判。动物权利运动则对物种主义体现的物种歧视进行了批判，在反思人类内部不同群体的不平等同时也反思不同物种之间的不平等。这些批判思潮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启发，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很快扩展到批判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歧视。对弱势群体的定义也从有色人种、女性、同性恋、变性人扩展到动物，甚至包括其他物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动物被用于科学实验、医学实验、农业实验、食品工业实验。在一系列的科学实验中，很多动物死于非命。最为知名的例子之一是第一只进入太空的动物莱卡。1957年11月3日，苏联将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放入史普尼克二号太空舱，发射升空，以此作为人类进入太空的先行实验。莱卡在升空后数小时之内丧生。虽然相当一部分科学家支持先用动物进行太空实验，但莱卡的丧生引起欧美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组织的抗议。自1975年辛格出版《动物解放》一书，从功利主义伦理学角度反思人对动物的道德责任，动物保护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雷根出版《动物权利论》强调动物的内在主体价值，从而赋予动物道德责任。罗兰兹则在《像我们一样的动物》一书中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将动物工具化。近些年格罗斯更在《动物的宗教问题》中将人类对动物的优越感和滥用追溯到犹太—基督教文化固有传统及其启蒙时代的思想继承。
正如前文所言，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欧美社会对于人类生命的认识深受犹太与基督教思想传统影响，长期以来注重对所谓“灵魂”的探讨。而现代以来又受到笛卡尔、康德哲学思想影响，强调肉体与精神的二分、本能与理性的二分、人性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二分，从而将人与动物严格区分开来，生物伦理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这种强调人与动物存在生物物质性的现代生命观。而后现代研究认为，这种自然与社会的二分、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肉体与精神、人与动物的二分看法需要重新考虑，实质上是人类将其认知对象包括自然、动物客体化，价值上强调主体的优越。人类自身在演进过程中从未脱离自然和动物的参与，而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也带有很强的社会性以及内在文化偏见。科学社会学一向注重科学研究中的制度与组织关系，即人类社会如何组织起有效的科学研究。而后现代研究则转向文化意识与实践特别是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了人类科学认识中的偏见。
现代科技手段作为人类干预物种变迁的工具已经可以重新塑造生命，这不仅包括通过手术改变性别的生物特性、心理特性，也包括通过手术赋予动物人类的思维或计算机思维。科技是否发展到能够成熟地将生物体的思想、意识、情感存储到电脑芯片之中，移植到其他生命体，这将会改变人类对肉体与意识不可分离的传统认识，而不得不重新认识生命（特别是生死）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在对动物进行植入电脑芯片的测试，这样形成新的物种形式，结合了动物的生物体以及科学的记忆载体，形成一种混合生物，或者不同的生物体承载同样的意识，或者是一群生命体的意识之间存在一种网状连结，从而形成一种共享结构，正如《阿凡达》中所展示的那种情况。如果科技能帮助人类进入动物或其他物种的意识之中，则可以更为直接地体会其他物种的生理和心理经验，但也因此会模糊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异。性别研究、动物研究强调弱势群体如女性、动物因为其生理结构不同于男性、人类而具有唯一性即强势群体不可理解性，科技如果能起到沟通不同群体的桥梁作用，则将为物种之间的平等贡献一己之力。然而，动物研究的客体仍然主要聚焦于动物，特别是作为人认识、处理对象的动物，尽管出发点可能是为了动物的福祉，但思维模式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三、后人类时代对物种生命的反思
什么是生命？生命的尊严何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不同生命之间是何种关系？科技对于生命有何影响？新兴克隆技术和基因工程是否重新定义生命？今天的所谓生命科学研究的范围、深度、广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十八、十九世纪作为近代自然科学分支的生物学，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的发展，生命科学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人类乃至其他物种的认识和态度。
有关生命的起源和发展，从知识论角度而言，可以约略分为前现代认识与现代认识两类，前者包括神创论和循环论，后者主要指进化论。近现代科学的生命观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基本上以进化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以进化论为基础，并发展出五个社会阶段论，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化历程。生物物种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的出现较动物更晚，乃是一种脱胎于动物的高级生命形式。而唯物主义更以劳动作为推动人类进化的主要条件和动力。在进化论看来，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会制造工具从事劳动，并进而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制度与文化，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出语言文字并进化出高级文明。
神创论以启蒙运动兴起以前欧美思想主流犹太—基督教文明生命观为代表，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来自神的创造，生命的肉体将死去，高尚的灵魂通过信仰可以上天堂，堕落的灵魂则将落入地狱。神创论认为人性低于神性但高于动物性，因此人比动物地位更高，人通过信仰可以得救使得灵魂获得永生，而动物要想得救则较为困难。
循环论见于很多古代文明，而以南亚地区的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代表，在这种思想传统中，生命在六道中不断轮回转世，不同生命形式之间可以通过转世而互相转换，所以人与动物之间并不存在绝然两隔的界限，如果人在此世积累了恶业，很可能在来世投生为动物，物种的生死轮回主要是看构成生命存在的五蕴如何在业力下聚散，在这种生命观看来，肉体（色）不过是临时的容器，在不同的生命中与受、想、行、识一起流转。然而早期佛教的生命观最终指向涅盘，人通过修行，可以最终结束转世轮回，进入涅盘，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朽。
无论如何，前现代的神创论和循环论生命观都将不朽当作是生命的终极目的。尽管南亚地区的循环论承认人和动物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在其宇宙观中，六道众生中的畜生道却仍比人道要低一档。因此，无论是神创论、循环论，还是进化论，动物的地位都要低于人类。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欧美启蒙思想家试图通过宣扬人本主义来摆脱过去神权的掌控，从而将人抬高到万物之中地位最高的物种，而动物被认为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资料和对象物。半个世纪前，怀特已指出这种思想传统是后来人类造成自然和环境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的意识根源。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与医学的日新月异，可能人类对生命的定义也要随之改写。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验室科学的兴起，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实验室化，化肥、农药以及生化饲料在农作物培育、肉类动物饲养中的广泛运用，人类不再完全依赖靠所谓自然气候、水文、地质条件下生长的食物，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支撑下，很多食品都或多或少含有人造生化制剂。有些地区甚至因为重工业的污染，造成作为人类食品来源的动植物污染，形成公共卫生危机。而转基因农作物的出现，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饮食基础，转基因农作物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助力（human-assisted）的产物。
其次，医学的发达，已经能够藉助新发明的医疗技术用人造器官和肢体替换生病的器官和肢体从而改造人类的生物肌体，而药物的发展则可以改变人类的认知、情感，比如对抑郁症的治疗则通过药物改变人的认知和情感。医学技术已经全面介入人类和动物的生、老、病、死，在一些发达地区，从备孕吃补品开始，到排卵、受孕，直至出生，生命孕育和落地全过程都受到医疗药物和技术的介入。现代科技对于延缓人类衰老和延续人类生命的追求其实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追求不朽这一传统的继承性转化。
其三，基因工程的发展，不仅可以帮助人类攻克很多疑难病症，最终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甚至可能从生理、心理上重新定义性别。而克隆技术的出现则可能会帮助人类实现“转世轮回”。目前人类已经实现了克隆动物，人类的克隆因为存在伦理和法律问题，还不能在科学上进行完整的实验。但已经有科学家在讨论通过保存完好的正常细胞复生某些已经灭绝的古代物种。有学者甚至推测在足够强大的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支持下，人类可以恢复各种已经灭绝的动物。那么，更为成熟的克隆技术是否可以恢复已经逝去的古代人类部落？基因工程也可能通过选择、编辑、改变基因重新设计新型人类或跨物种生命。但这引起很多学者的警惕，哈贝马斯和桑德尔都反对通过编辑基因或基因重组改变人类属性。
最后，现在更为令人振奋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生物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使得机器具有了学习和进化的能力，这或许将创造出一种人造新物种，比如谷歌的母公司创造的阿尔法狗围棋选手，能够进化到击败最优秀的人类围棋选手。这些新型物种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值得深思。人工智能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进化论对人的定义，人通过进化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在人工智能技术中变成了机器语言或计算机语言，而这种语言可以和人类语言进行互动。霍金晚年与他人沟通即通过这种机器语言与人类语言的相互转化，全赖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马斯克警告人类可能会受害于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机器人。他所领导的特斯拉公司，即出现特斯拉电动车在自动驾驶软件操作下脱离驾驶员控制而发生事故的情况。波音公司出产的两架737MAX飞机因计算机程序强行操纵而导致飞机失控。《终结者》则预示互联网发展到极致将脱离人的控制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发起反抗人类的战争。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的未来带来许多未知的挑战。
四、后人类时代从生物伦理转向物种伦理
在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中，相关的倡导者虽然利用人与动物平等尊重的生物伦理来背书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但从认知系统来说，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对于动物权利保护的强调，如果从公平出发，是否也要思考和讨论动物的义务问题？在人类社会，福利如养老、医疗、休假从来都以纳税、缴费义务为代价，或者以其他社会服务和牺牲作为先决条件，只有少数人群因为先天的不足和缺陷，而被赋予同等权利，却不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动物世界，也缺乏人类演化出来的其他社会制度规范来维护公平，比如通过公开、公平、公正审判来惩罚给社会带来危害的成员。法律制度的约束则主要通过详细和严格的法典、法规来实现，而这其中人类语言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人类文明的支撑，如何在动物那里得以实现，不再是生物伦理学家可以解决的问题。人类无权在无法与动物建立共同性语言之前设立法庭来用所谓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审判动物，而动物如何公平地审判和惩罚对其造成伤害的成员，人类也无法认知和理解，毕竟人类和动物在理性、认知、情感等方面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不过，这些区别主要是就传统研究强调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而言，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现代的进化论，认为人类是人作为生物体进化的产物，而人除了具有生物性之外，还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比如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结成家庭和部落，也不断帮助人类进化，从而进化出了今天的人类。但是，正如我上文梳理的半个世纪以来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医学、工业化农业、基因工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影响人类的进化的因素除了生物性、社会性之外，还要加上一个科学性，人性的塑造不仅仰赖于生物性，也受到社会性和科学性因素制约。生物体、社会、科学都在不断变化之中，互相影响，同时进化。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是促进人类进化最主要的推动力。科技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人类生产时的妇婴死亡率，也帮助人类提高了身患重病的生存率，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但同时也使得人类从此脱离了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生长成熟的农作物与畜牧食品，而进入到人工与科技助力的成长过程。这种科学性对于人类进化的长期影响，尚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观察和仔细研究。这种科学性的介入已经引起了许多伦理学争论，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即是一例，其他重要伦理议题还包括克隆人以及干细胞实验。
生物伦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生物伦理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或许可以追溯到1970年，当时有两位学者几乎同时提出了这个名词。首先是珀特提出了这个名词，但他其实主要指“生态伦理（Ecological Ethcis）”。随后施瑞弗1970年与乔治城大学校长谈话时也使用了生态伦理一词。早期生物伦理学家很多来自哲学和宗教领域，这些学者将道德哲学和神学引入科技、医学领域，关心医学和科技实验中人与动物作为实验对象的伦理地位。后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扩展到其他学科的学者，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注重人类社会经济状况、经济资源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人类学家引入福柯关于文化权力影响社会医学和性别观念的理论。但总体而言，生物伦理侧重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生物体（biological body）作为讨论的物质基础。
但正如上文提示的，生命的形式在不断变化，生命和物种的概念也在不断被修正。除了自然界与人类饲养的动物，人类科技实际上创造出了新型物种，如机器物种（机器人、机器动物），如果他们具有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也许会发展出一定的自我能动性。而那些被植入人工智能芯片的动物，或者部分被人工智能芯片以及药物控制的人类，也与没有人工干预的动物和人不完全一样，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很可能受到人工干预的影响，是否可以被视为新型物种？他们是否享有和人与动物类似的权利和福利？人类所创造的死刑和安乐死是否适用于这些人与动物之外的新型物种？如果从生物伦理转换到物种伦理，则不应该再将动物看作是客体，其他物种也不再是客体，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特别是人工智能对动物的改造，赋予了动物新型记忆和思考能力。给动物植入人类所发明创造的芯片能否让动物获得新的认知和记忆呢？动物是否会在芯片的干预下变成动物与计算机的结合体？这种计算机程序又如何干扰动物的行为、意志、思维？动物能否借助于计算机辅助技术，像霍金一样通过计算机语言与人类直接交流？植入的芯片又将如何操控动物从而损害动物的主观能动性？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我们终将不得不面对。
对于动物语言的理解和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很多社会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动物没有语言，只有符号交流系统一些动物行为学家、心理学家则认为动物也有语言系统，但需要人类通过科学实验进行释读。比较著名的实验是佩珀伯格长达30年对非洲灰鹦鹉Alex的研究，认为Alex具有学习100多个英文单词的能力。而赫尔岑则在20多年中研究弗罗里达外海的野海豚，发明了一种CHAT（Cetacean Hearing and Telemetry）仪器，试图记录海豚的声音和肢体动作来对其意义解码。不过，近年苏黎世大学一群科学家认为，就人类语言的两大支柱而言，句法可能出现比音法更早，基于更为简单的认知过程，而音法则很可能是文化进化的产物。
从科技角度对人与动物进行语言交流研究，近些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脑成像领域。动物行为学家斯洛波奇科夫（Con Slobodchikoff）与计算机专家合作发展出一种算法，试图将动物发出的信号转换成语言，他目前成立了一个动物语言公司，研究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翻译器，能将动物的声音、脸部表情、肢体动作译成人类能懂的语言，实现人与动物更为密切的情感交流。英国学者麦克伦兰（Krista McLennan）和罗宾逊（Peter Robinson） 也致力于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伯恩斯（Gregory Berns）则用脑成像技术特别是fMRI试图理解动物的心理活动。
五、代结论：未来挑战
当代伦理学者已经指出人类对于科技的使用要以维持人类的自治、安全、公平为原则。那么人类对于动物所施加的人工干预，无论是基因工程还是人工智能，是否也将以维护动物的自治、安全、公平为原则？人工智能的植入是否可能帮助动物接受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组织和制度观念？让动物有机会了解和认知人类的社会伦理、风俗和法律？以公平为例，人类的伦理系统里，责任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因公平而达到一种平衡。这虽然是公民社会的伦理理想，然而在南亚的宗教传统中也有类似的因果报应思想。如果科技的加入和人工智能的运用，能让动物和人类在共同的机器语言下实现对话，正如人类与机器人之间进行交流一样，也许人和动物的平等关系将会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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