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研究专题”之二 • 人与动物和环境：“同一种健康”史研究刍议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发和复发的动物疫病不断爆发，其中包括狂犬病、禽流感、西尼罗河热等在内的大部分动物传染病也可以在人类中传播。在人类活动的地域不断扩展、气候变化、动物生存环境加剧破坏、动物和动物制品国际贸易频繁等诸多复杂因素作用下，这类人畜共患病（zoonotic diseases）得以在全球范围里迅速传播，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巨大威胁。为了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这个严重问题，近年来国际卫生领域里兴起了“同一种健康”（One Health）理念：认为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倡导公共卫生、医学、兽医、生物学和环境研究等领域加强多学科、跨地域的交流和合作，来维护、促进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与此相呼应，英国医疗史家罗伯特•科克（Robert G. W. Kirk）和迈克尔•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2011年在为《牛津医疗史手册》撰写的《医学与物种》一文中，就呼吁医疗史研究者开展以“物种为中心议题”（“species” a central and unifying theme）的“同一种医学”（One Medicine）史研究，引入被以往医疗史忽略的动物议题，将被割裂的人类医学与兽医统合起来，并且强调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课题。
当前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应验了他们倡议的重要性。在综合人类和动物医学发展的“同一种医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同一种健康”史的研究，探讨历史进程里动物—人类的健康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人畜共患病史，进而提供一些可能有助于理解、应对疫情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的医疗史、环境史和动物史研究者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及时的课题”，更是亟待承担的学术使命。但是对于这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国内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充分的介绍。有鉴于此，本文对英文学界相关的学术史和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加以简要梳理，期待能为有志于开展“同一种健康”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强调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关系的“同一种医学”和“同一种健康”虽然是在21世纪才真正成为国际卫生的焦点，它们的基本思想则是在西方医学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那里。希波克拉底的名篇《空气、水和地方（Airs, Waters, and Places）》就认为人体的健康受到包括气候、水和土壤等在内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等有关动物的著作里提出从疾病和解剖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类与动物存在着可比共性。古罗马医学的集大成者盖伦（Galen）继承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认为对动物的观察和活体解剖实验可以有助于了解人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而人的健康则与所谓“六种非自然”（the six non-naturals）因素有关：即空气、饮食、休息与锻炼、睡眠与行走、排泄和潴留，以及包括性在内的情感。另外，在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古典医学传统里，体液论是核心的疾病理论：人体有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它们在体内的平衡才能维持健康。在欧洲中世纪，动物的健康也都是基于同样的体液论，也受到诸如“六种非自然”等在内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进入到17~18世纪，人类与动物解剖相似性的观念在欧洲医学得到继承和发展。动物的活体解剖与实验成为人类医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手段，并发展出研究人类和动物的比较解剖学。之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出一种特殊的实验医学，即以动物和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为中心的“比较医学”。在这一时期，包括研究牛瘟的法国医生菲力克斯•维克－达吉尔（Félix Vicq d'Azyr）和发明牛痘接种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在内的一些欧洲医师，开始超越比较解剖学，提出人类与动物会患同一种疾病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已经在从事“同一种医学”了。
但是在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初，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发生了分离。一方面，18世纪早期欧洲爆发了严重的牛瘟，为了处理动物疾病的问题，1762年第一所兽医学院在法国里昂成立。之后30多年间，欧洲的很多城市都陆续建立各自的兽医学院，标志着兽医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医学学科。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以医院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人类医学，可以直接检验病人、解剖尸体和进行病理学（取代了传统的体液论）的分析，并在医院进行教学和培训，得到了充分的专业化发展，也以此与不具备医院训练条件的兽医拉开了距离。18世纪中期以来欧洲的城市化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与动物的区隔和人类中心主义，也促成了人类医学与兽医的分离：在专业医师看来，医学就只是人类的医学。
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是“同一种医学”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虽然在这一时期人类医学与兽医随着不断发展的专门化和职业化而进一步分化，但在一系列重要的医学发现之后，人们开始能够理解人类疾病与动物疾病的复杂关系。1960年代法国医学家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之前被看作是遗传病的人类肺结核是传染病，并且发现牛结核病（bovine tuberculosis）也可以传染到人体。这一时期动物传染病的研究对细菌学说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法国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正是通过研究结核病、禽类霍乱、炭疽病和狂犬病及其疫苗生产，从而建立了细菌引发疾病的这一学说。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昆虫病媒（insect vector）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英国医生万巴德（Patrick Manson）在厦门的橡皮病（elephantiasis）研究和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在印度的疟疾研究确认了蚊子是淋巴丝虫和疟原虫等寄生虫的寄主和传播媒介。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期间，法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发现了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在此之后几十年间，医学界也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病媒研究，最终确立了鼠疫杆菌在包括老鼠和土拨鼠等在内的啮齿类动物、跳蚤和人类之间的传播机制。从中发展出来的“动物宿主”（animal reservoir/host）概念又进一步扩展为“自然宿主”，用来指代病原体、动物宿主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人们由此逐渐认识到动物、人类、传染病和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
这一时期被称为“比较医学之父”的德国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ph Virchow）在“同一种医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畜共患病”这一术语正是由他第一次创造使用的。他认为人类与动物各自的疾病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而环境也是决定人和动物健康的重要因素。他在1858年的名言“在动物医学与人类医学之间并没有分割线，也不应该有。虽然目标不同，但是获得的经验构成了所有医学的基础”，现在已经是“同一种健康”史研究中被反复引用的经典论述。菲尔绍的学生加拿大医学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继承了他的观点，推动了比较医学与兽医病理学的发展，将人类和动物的健康问题整合在一起。他也被认为最早在英文医学界使用了“同一种医学”这个词。
在这些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目前公认的真正创立、推动“同一种医学”的是美国“兽医流行病学之父”卡尔文•施瓦伯（Calvin Schwabe）。在1964年出版的教材《兽医与人类健康》（Veterinary Medicine and Human Health）提出兽医所拥有的特殊资质可以用来调查和控制人类的疾病，提倡结合人类医学和兽医的方法来研究人畜共患病，推动“兽医公共卫生”（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VPH）的发展。该教材在1969年和1984年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1984年的第三版里，施瓦伯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同一种医学”的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框架重新编排了教材的结构和主题。他强调兽医对包括寄生虫学、传染病学和人类公共卫生等很多学科都有重要的贡献，在本质上跟人类医学是共通的。倡导兽医与人类医学合作，对人类与动物疾病进行治疗、预防和管控。
施瓦伯的“同一种医学”观点由于其教材的流行，对兽医界和公共卫生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入到21世纪后，更是由此发展出“同一个健康”的理念。2004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在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召开了一场题为“同一个世界，共一种健康：构筑全球化世界健康的跨学科研究桥梁”（One World, One Health: Building Interdisciplinary Bridges to Health in a Globalized World）的研讨会。与会专家以埃博拉和禽流感等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疾病传播与生态系统的问题。会议提出了12条的“曼哈顿原则”，倡导国际间多学科合作来抗击那些对地球生物健康构成的威胁。2008年包括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26个国际机构以及12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埃及召开“国际禽流感及流感大流行部长级会议”（International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Avian and Pandemic Influenza），将“同一种健康”确立为全球卫生的重要手段。
与“同一种医学/同一种健康”理念的发展历程一样，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同一种健康”史是建立在近百年以来西方医疗史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关人类疾病起源和全球扩散的医学史和疾病史的研究，例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和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的《人类疾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uman Disease）等经典著作，大多会提及距今一万年前石器时代开始的农业革命对动物的驯化导致了诸如麻疹、流感和天花等传染病从家畜传播到人类。研究黑死病等主要人类传染病历史的那些数量庞大的著作多少也会涉及到动物寄主和自然寄主的讨论。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以人类、人类医学和人类疾病为中心，很难体现“同一种医学—同一种健康”史的关注重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思•基普尔（Kenneth F. Kiple）主编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该书的篇幅长达1176页，但是几乎没有涉及动物和疾病的议题。因此书写“同一种健康”史在吸收以往人类医疗史和疾病史研究的成果的同时，也必然要围绕“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核心观念，以动物史或者人类与动物以及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为中心重新探究。根据笔者的阅读和思考，当前西方“同一种健康”史主要（或者说我们有必要加以了解并进一步展开研究的）议题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同一种健康”理念和实践史研究、兽医史研究，以及人畜共患病的医疗史、环境史和动物史研究。
首先是对“同一种健康”理念和实践的历史研究。雅克布•辛斯塔克（Jakob Zinsstag）等人2015年编着出版的《同一种健康：综合健康取向的理论与实践》（One Heal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ed Health Approaches）是了解和学习“同一种健康”的入门指南。参与编写的来自不同学科和地区的百余名学者对“同一种健康”的历史发展、主要理论以及世界各地的政策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回顾。阿比盖尔•伍兹（Abigail Woods）等历史学者2018年编辑出版的《动物与现代医学的塑造：同一种健康及其历史》（Animal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Medicine: One Health and Its Histories）是目前学界第一本以“同一种健康”史为主题的研究著作。该书强调要将动物放置在医疗史的研究中心，围绕动物如何塑造医学的知识、实践和社会形成，以医学中的动物为主题推进动物史研究的发展，以及与“同一种健康”运动的进行对话等三大目标展开论述。不仅详细梳理了相关研究的基本概念，还通过19世纪英国动物园的动物健康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格兰地区对病羊的调查、20世纪患病的奶牛在世界农业发展和饥荒中的角色、施瓦伯作为寄生虫学家对绦虫的研究及其对“同一种医学”概念形成的影响、21世纪初“同一种健康”的兴起和实践等五个细致的个案研究，对学者进行“同一种健康”史的具体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启发的参考。
其次是动物、疾病与兽医史的相关研究。英国著名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1993年指出：人类医学史和兽医史这两个领域之间很少有联系。学术界所谓的“医疗史”只研究人类医学的历史，对兽医史的关注不多。对有志于从事“同一种健康”史的学者而言，加强对兽医史的了解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英国医学史家莱斯•威尔金森（Lise Wilkinson）1992年出版的《动物与疾病：比较医学史导论》（Animals and Disea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Medicine）详细介绍了西方世界有关动物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历史，牛瘟、狂犬病和其他动物传染病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影响和控制经验，近代以来兽医学院的兴起和兽医的专业化，以及欧洲比较医学的发展历程，是学习兽医史的重要入门著作。荷兰学者乔安娜•斯瓦比（Joanna Swabe）1999年出版的《动物、疾病与人类社会：人类—动物的关系与兽医学的兴起》（Animals, Disease and Human Society: Human-Animal Relations and the Rise of Veterinary Medicine）则从人类对动物的依赖关系入手，主要讨论了两大主题：从距今一万年前动物驯化到17~18世纪（近代早期）人畜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农业经济的影响，和18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近代）以来，为了维持动物资源、保护人类的健康和经济，而对动物和动物疾病采取的各种社会实践和体制化行为，即所谓“兽医机制”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学者卡伦•布朗和丹尼•尔吉尔福伊尔2010年主编的《治疗牲口：疾病、家畜经济和兽医学的全球化》（Healing the Herds: Disease, Livestock Economi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Veterinary Medicine）围绕兽医的体制化及其在国家建设和管控中的角色、牛瘟等人畜共患病随着全球贸易和欧洲扩张在世界范畴的传播、家畜转移和在陌生环境的商业游牧导致牲口感染到新的疾病，以及殖民主义与兽医学的关系这四个主题展开，突破了以往兽医史研究局限于地方和国别史的范畴，特别是欧美的本土历史发展，从全球史的高度来探讨兽医学的发展。其中加拿大学者罗伯特•约翰•佩林斯（Robert John Perrins）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通过兽医学和农业科学手段来进行家畜的育种和疾病防控，以维持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经济和统治。这是西方学界为数不多的涉及近代东亚和中国的兽医史研究。
最后是人畜共患病的医疗史、环境史和动物史研究。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以往的疾病史研究对主要人畜共患病都有所涉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热带医学史研究。热带医学是以寄生虫学为基础在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门医学分支学科，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统治密切关联，一直是西方医疗史研究的主要议题。其中不少著作对热带病（寄生虫病）、动物寄主与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都有很好的讨论，对开展“同一种健康”史研究的启发很大。近20年来一些（人类）医学史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人畜共患病的历史。英国学者克尔•瓦丁顿（Keir Waddington）2006年出版的《牛祸：肉类、肺结核与公共卫生，1850~1914》（The Bovine Scourge: Meat, Tuberculosis and Public Health, 1850-1914）研究了牛结核病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国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和恐惧。这一期间英国政府、社会大众、医学和兽医学界围绕牛肉、牛奶和肺结核传播问题（即牛结核病是否可以通过产品传染到人体）进行激烈的争论，对肺结核知识的传播、食品安全规范和牛肉产业的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尔•彭伯顿（Neil Pemberton）与迈克尔•沃博伊斯2007年合作出版的《疯狗与英国人：英国的狂犬病，1830~2000》（Mad Dogs and Englishmen: Rabies in Britain, 1830-2000）围绕人类与兽医学的关系、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之间相互联系的对狂犬病的理解和想象、国家在狂犬病控制中的角色，以及英国社会中的犬类管控等四个主题，对狂犬病这一典型的人畜共患病在183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的历史做了深入的分析。
不过，从“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核心概念来看，以环境史和动物史的视野来研究人畜共患病或许是“同一种健康”史未来的研究重点。1960年代开始兴起的环境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与其周边生态环境的互动，近年来也对人畜共患病和人类—动物关系有深入的研究。美国著名的全球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国：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1620~1914》（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是众多此类研究中较为典型的著作。该书讨论了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疟疾的病媒（vector）按蚊（Anopheles）和黄热病的病媒伊蚊（Aedes）经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非洲来到美洲的大加勒比地区，而当地以蔗糖种植园经济为主导而进行的地景和生态改造，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疟疾和黄热病在该地区的流行。这两种蚊子传播的疾病对西班牙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独立以及美国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他的启发和指导，笔者从环境史和人类—动物互动关系的视角研究了1910年中国东北肺鼠疫大流行的动物寄主西伯利亚土拨鼠在当地的濒危问题。笔者认为19世纪末期到1930年代，肺鼠疫、国家建设和帝国殖民导致的东北的环境变迁，以及跨欧亚大陆的国际毛皮贸易这三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西伯利亚土拨鼠从中国东北地区的“退却”（retreat）。
英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斯•林泰里斯（Christos Lynteris）2016年出版的《民族志的鼠疫：中俄边境地区的疾病构建》（Ethnographic Plague: Configuring Disease on the Chinese-Russian Frontier）的研究主题虽然也是近代中国东北鼠疫与土拨鼠，却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类学与文化史研究取向。他关注的是中俄两国科学家有关鼠疫和土拨鼠医学知识的形成以及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地区蒙古部落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林泰里斯2019年主编的论文集《将动物框构为瘟疫恶徒：非人类的病媒历史》（Framing Animals as Epidemic Villains：Histories of Non-Human Disease Vectors）更是明确体现了这种动物文化史的研究志趣。该书认为虽然动物作为人类的敌人、对手和危险来源的象征（representations）在过去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但是要到19世纪末，由于细菌学的进步，一些动物才被系统性地框架（framing）为人类疾病的寄主和传播者。该书的八篇论文细致考察了19世纪末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的鼠疫的动物寄主老鼠与土拨鼠、印度殖民地时期传播狂犬病的流浪狗、在西非传播埃博拉的丛林野味（bushmeat），以及发展中国家疟疾、登革热、寨卡（Zika）和黄热病的病媒蚊子等这类非人类动物是如何在全球大瘟疫的恐慌中被塑造成为人类所恐惧和厌恶的“传染病恶徒”，而加以管控和消灭。
最后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同一种医学”和“同一种健康”理念的历史发展，以及当前“同一种健康”史的主要研究议题，主要还是基于笔者在疫情爆发之后的这段时间内有限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上。本文旨在为国内学者从事“同一种健康”史提供一些学术史的参考线索，对于这个新兴领域的观察和理解难免会有错误和纰漏，望读者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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