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權 || 鄭振鐸致趙景深、致巴金信劄三通考釋
《鄭振鐸書信集》由劉哲民主持編訂，採取影印的方式，把鄭振鐸留存的三百九十三通信劄予以出版，這的確是一件功德無量的雅事。這些信劄包括了鄭振鐸致張壽鏞、致趙景深、致張元濟、致顧廷龍、致徐鴻寶、致劉哲民、致徐文埛、致梁思永等人，涉及鄭振鐸的交往史和在戰時（1938~1945）淪陷區文物搶救的細節。但查看其版權頁，我們發現這部出版於1988年的“線裝書”，當年的印數很少，僅印行五百部在世面流傳。查看孔夫子舊書網平台的售書情況，亦僅有幾部且價格極其昂貴（最低售價為1,080元），這進一步導致這套書信集的文史價值沒有引起廣泛注意。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信劄的影印方式，也給部分研究者的文字辨識工作帶來難題（度）。儘管此前劉哲民1983年編輯的《鄭振鐸書簡》（學林出版社，1984年）公開出版，部分書信的文字整理工作已經完成，但研究界關注並利用《鄭振鐸書信集》的程度還是不高。1998年11月，花山文藝出版社推出《鄭振鐸全集》，書信卷本應為鄭氏全集之重頭戲材料，但從全集的編排來看，僅有一卷（第十六卷）為書信卷，與海量的鄭振鐸信劄相較而言，真可謂是滄海一粟。即使是這少量的信劄，一方面有辨識文字的誤植，另一方面則是某些信劄年份編訂的錯誤或無法辨識。這裡，筆者選擇鄭振鐸致趙景深的兩通未考訂年份信劄作為研究對象，並糾正鄭振鐸致趙景深另一通書信的標注錯誤。
鄭振鐸致趙景深的信劄，留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線裝本《鄭振鐸書信集》內共六通，其中四通標注了信劄的寫作時間（1938年12月17日、1939年5月15日、1941年11月19日、1947年9月29日），兩通信劄（12月19日、8月16日）因編者沒有標注信件的寫信年份，反而使這兩通信的文史價值並沒有真正呈現出來，更不用說去考訂信件背後的文事。《鄭振鐸全集》第十六卷收錄鄭振鐸致趙景深信劄共八通，除《鄭振鐸書信集》內六通照錄之外，新增1932年7月14日、1934年3月30日兩通（目前，筆者並沒有看到這兩通信劄的影印件披露）。未標注年份的第一通信劄的內容，整理文字如下：
昨未深談為歉！《番石榴集》已交商務排。契約奉上，乞轉交湘嫂。（本可預支版稅，但弟意不必預支）。又，《清人雜劇二集》敘目，茲並附上。匆匆此回，未及奉別為憾！匆候
著祺
需要指出的是，信劄的落款時間並不是手稿影印版1988年12月所認定的“十一、一九”，應該為“十一、二九”。此信劄在《鄭振鐸全集》第十六卷內的年份標注為“□□□□”，承續的是1988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線裝版《鄭振鐸書信集》的標注方式，時間仍舊認為是“十一、一九”，沿襲著這一錯誤的認定。要真正考訂此信劄的寫作年份並不難，關鍵之點在於對信劄內容的“理解”。信劄中提及到《番石榴集》的出版，並提及了一個人：“湘嫂”。從《番石榴集》這本書的名字入手，我們發現這是“新月詩人”朱湘（1904~1933）的翻譯詩集，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湘嫂”當然指的是朱湘的夫人劉霓君。那麼，出版社排定這部詩集的時間，顯然在正式出版之前。所以，結合信末的落款時間，我們可確定：信劄寫於1934年11月29日，或1935年11月29日。羅念生曾提及過《番石榴集》的出版命運：“這本453頁的集子應該費去多少心血，多少工夫！我們還可以從那部書信集裡知道這詩集所遭遇的命運。這工程大概從1922年就已開始。他很早就譯出布朗寧（Browning）的《海外鄉思》一詩，因為把‘梨’譯成‘桃’，惹起了一場無謂的爭辯。到1930年已集成一部翻譯的短詩，名叫《若木華集》，開明書店想印又沒有印。當即由譯者取回，加進一些新譯品，更名為《番石榴集》。同時他又譯成了三篇長詩，命名為《三星集》。這集子開明書店沒有接受，岐山書店接受了，又沒有印。詩人投江後，這兩部遺著還是無法印行。我當時寫信給趙景深先生，請他把這兩部書交給我，後來說是有人介紹到商務去了，商務把《三星集》和另一篇長詩附入《番石榴集》，於今年3月出版了。”1933年12月5日，朱湘在安慶往南京的輪渡上、經過采石磯河段時投水自盡。詩人投江之後，按羅念生的話來看，《番石榴集》仍舊無出版之機會。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的情感很深，他是1931年9月才離開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前往北平執教於燕京大學國文系、清華大學中文系。向（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打聽《番石榴集》出版之安排，也算是鄭振鐸受老友趙景深之托的極力回應（至於背後有沒有鄭振鐸的“推薦”，有待商務印書館之檔案公開）。
信劄末尾的“匆匆此回，未及奉別為憾”，乃鄭振鐸生活行蹤之“記錄”，涉及鄭振鐸人生的一段公案：他離開燕京大學回到上海的確切時間。所以，鄭振鐸何時重回到上海定居，成為信劄考證時間的又一關鍵之點。因為從常識的人際交往來看，鄭振鐸定居上海之後，與處於同一城市的趙景深就沒有必要在信劄中那麼客氣，說出“匆匆此回，未及奉別”之類的客套話。1935年2月12日，《北平晨報》刊登消息：“鄭振鐸辭燕大教席”。1935年6、7月間，鄭振鐸舉家遷往上海。給趙景深信劄中的“匆匆此回，未及奉別為憾”，所指為1934年11月下旬的“上海之行”，主要目的是為“新文學大系”編選之事。鄭振鐸於11月28日晤見趙景深，第二日（11月29日）給趙景深寫信，一方面交待朱湘遺著出版的細節（包括與商務印書館的交涉），另一方面亦為趙景深的學術研究提供資料（寄送《清人雜劇二集》敘目）。魯迅日記從側面透露了鄭振鐸的上海之行，1934年11月25日日記有“下午西諦來”，說明遲至11月25日，鄭振鐸的上海之行並沒有結束。鄭振鐸的這次上海之行，內在原因或許涉及他的燕京大學國文系糾紛，從魯迅的覆信中可以窺見。此前的11月8日，魯迅曾給鄭振鐸覆信，談及“教書固無聊，賣文亦無聊，上海文人，千奇百怪，批評者謂我刻毒，而許多事實，竟出於我的惡意的推測之外，豈不可歎”。11月7日，魯迅“得西諦信並《十竹齋箋譜》樣本六幅”，此信未曾公開，但從魯迅的回信談及“教書固無聊”，顯然針對的是鄭振鐸信中透露的燕大教職煩惱之事（涉及國文系風波及驅鄭運動）。
信劄中鄭振鐸抄錄給趙景深的“《清人雜劇二集》敘目”的內容，亦是考證信劄時間的一條線索。此前，《清人雜劇二集》的書籍廣告曾由《劇學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刊載，時間為1934年12月，這是對這套書的介紹文字，相當於今天的書刊廣告文字。鄭振鐸《清人雜劇二集》的《題記》，寫畢於1934年5月22日。《清人雜劇二集》出版時間為1934年5月，印制方式為影印，“收徐石麟、葉承宗、洪昇、俞樾等人的雜劇四十種，首以徐石麟《坦庵買花錢》始，末為俞樾《老圓》，所收洪昇《四嬋娟》、孔廣林《松年長生引》、俞樾《老圓》等為過去流傳甚少之劇本。並附有跋文及作者生平著作簡介。有民國二十三年長樂鄭氏影印本”。按照當時售書的情況來看，此書採取的是預售，書價相對來說並不低（一函八冊，定價八元，五函共四十冊，定價至少在四十元，即使是預售，估計定價不會低於三十元），這個定價不是一般人可以消受得了的。時人對鄭氏這種輯錄功德給予高度評價，趙景深本為戲曲研究專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當然期待看到這個書單。從他後來寫作書評文章《清人雜劇二集》來看，這應該是鄭氏遞交趙景深關於“《清人雜劇二集》敘目”之後發生的“事情”。這也說明，信劄的寫作時間指向的是1934年。這通信劄讓學術界進一步看到，儘管1934年11月前《番石榴集》交付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遲至1936年3月出版前，它又被拖延了一年多的時間。譯詩集《番石榴集》出版背後的命運波折，與朱湘的人生遭際有著驚人的相似。新近影印出版的《王伯祥日記》透露了鄭振鐸1934年11月的行蹤，剛好接續了前引魯迅1934年10月25日日記，對學術界理解鄭振鐸致趙景深的這通信劄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王伯祥日記1934年11月26日，有鄭振鐸的行蹤記錄，至11月30日鄭振鐸北返。這裡，筆者抄錄這幾日涉及鄭振鐸的內容：
11月26日：振鐸昨日到滬，今電話約於午後四時許在福州路總店晤談。良才亦有電話約談，因於午後三時半自總廠往總店，先後晤良才及振鐸。伯懇事於良才一談中解決之，此人究不能信任也。柯氏情形亦於振鐸談話中詳悉之，注冊事恐將全仰仗開明耳。六時半，辭鐸等出，赴廉遜善元泰之約，談兩時許，九時於雨中乘車返。（第354頁）
11月27日：午後振鐸來，談半日始別。本約共飯，以其祖母明日慶壽，今晚須歸侍家宴而罷。（第355頁）
11月28日：下午五時，堅吾來，因共往虹口大旅社賀振鐸之大母壽。除諸熟人外，復晤冀野、良才、乃乾。談至十時許，歸。當赴筵時，瑴人亦偕雪村夫人、丏尊夫人、聖陶夫人、仲華夫人等俱在，先予等行。振鐸大母陳太夫人壽八十，而望之如六十許人，康強可羨。每見七十稱慶而羿羿受賀者，真不啻天壤矣。（第356頁）
11月29日：夜飯後看傅沅叔《衡廬日錄》（載《國文周報》十一、四十六。）及鄭西諦《北平印象記》。（載《中學生》五十）（第357頁）
11月30日：午間振鐸來，因邀聖陶、曉先、調孚共赴北四川路新雅酒樓午飯。二時散，鐸乘車去，下午四時即登程返平矣。（第358頁）
王伯祥日記詳細記錄了鄭振鐸1934年11月的上海之行，到達日記為25日，當日鄭振鐸就到魯迅寓所與魯迅見面。26日、27日，鄭振鐸見老友王伯祥，談事。值得注意的是27日這一日的日記，“本約共飯，以其祖母明日慶壽，今晚須歸侍家宴而罷”的內容，透露了鄭振鐸回上海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自己的祖母八十大壽做壽，友人提供晚宴他仍舊拒絕。28日，鄭振鐸的祖母壽宴在虹口大旅社舉行，參加壽宴的人想來很多。日記中提及了王伯祥的夫人秦瑴人帶著章雪村、夏丏尊、葉聖陶、金仲華等的夫人，說明章雪村、夏丏尊、葉聖陶、金仲華等文化界名人當時均在現場，這當然是一場重要的文化界人士的聚會。30日，鄭振鐸北返，結束他短暫的上海之行。這裡亦可看出，1934年11月25日至30日鄭振鐸的上海之行，與趙家璧談“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僅為其中之一項內容，主要的目的是為自己的祖母陳太夫人慶賀八十大壽。趙景深作為上海文化界的重要人士，參加了這場壽宴的活動。但這一日參加的文化人甚多，鄭振鐸迎來送往的客人應不少，與趙景深的交談不可能很詳細，故才有第二日（29日）給趙景深寫信，出於禮節表達出“昨未深談為歉”，另交談其他事項（包括《番石榴集》的出版事宜）、抄錄《清人雜劇二集》敘目，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信劄末尾的“匆匆此回，未及奉別為憾”，說明鄭振鐸此行的時間頗短（寫信後第二天即離開上海），與鄭振鐸的行程記錄也是相吻合的。
《鄭振鐸書信集》收錄的鄭振鐸致趙景深第二通信劄，這通信劄的內容抄錄如下：
來信收到，隋樹森先生擬印行《珍本曲叢》，聞之，甚為高興，惜弟“珍本”近已無多，然二三十種是可以有的，也不必談什麼條件，只要出版後，送書若干部耳（五至十部），俟有成議，當將“目錄”開上也。專此，順頌
撰安
此信劄收錄在《鄭振鐸全集》第十六卷內，仍舊以“□□□□”的方式標注年份，並不能確定真正的年份。信劄中提及的隋樹森擬印行“珍本曲叢”，應該是有所指的，我們只能從隋樹森及“珍本曲叢”的印行周邊材料來考索。隋樹森（1906~1989）是著名的元曲研究家，曾以《全元散曲》的編訂工作享譽學林。他1982年寫的《〈雍熙樂府〉曲文作者序》中談到，“現在說來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開始準備校輯《全元散曲》的資料”。這提示了一個時間點，1982年隋樹森寫自序提及的“四十多年前”，至少在1940年前後，那時他因抗戰內遷至大後方四川，任職國立編譯館，“主要工作是審查當時書店編好了的中小學教科書。審定各科學術名詞的漢譯名，也編譯一些一般用書”，“在這段時間，業餘我還是編譯一些書，沒出版的……已出版的，有翻譯的鹽谷溫的《元曲概說》，竹田復的《中國文學思想》，青木正兒的《元人雜劇序說》”。隋樹森接著還說到，“由於我譯了兩本日本漢學家論元曲的書，所以逐漸對元曲的研究發生了興趣。因此，後來元曲成了我對它用力最多的一門學科”。“珍本曲叢”本來就是隋樹森對元曲文獻史料的輯佚工作之一項，那這個時間可以從兩本書的出版時間推定出來。這兩本書，一本是鹽谷溫的《元曲概說》，初版時間為1947年11月（商務印書館），一本是青木正兒的《元曲雜劇序說》，初版時間為1941年7月（開明書店）。如果這兩本書來看，隋樹森對元曲發生興趣時間來看，應該在1941年7月之前。
其實，隋樹森對鹽谷溫的《元曲概說》的翻譯工作早在1940年前就已譯就完成，該書第一版有譯者隋氏的序言，其中有這樣的文字說明：“青木正兒曾經寫了一本《元人雜劇序說》，作為他所譯的《元曲選》的弁言。那本書在一年前便由筆者把它翻譯過來了。”這篇譯者序言的寫作時間，為“民國三十年三月”（1941年3月）。1941年3月的“一年前”，當然指的是1940年。隋樹森在1980年代的《元人散曲的幾次新發現》中，提及民國時期馬廉（字舜民）的《筆花集》、張可久（字小山）的《張小山樂府》、九卷本《陽春白雪》等發現的重要價值。隋氏提及的《張小山樂府》的發現者正是鄭振鐸，“不料本世紀四十年代，鄭振鐸先生在上海又發現一種《張小山樂府》”。隋樹森知道鄭振鐸的這個元曲史料大發現，當然他可以借助、依托於國家財政資源相對充裕的陪都國立編譯館刊印這項資料，“珍本曲叢”的編輯構想應該包括了《張小山樂府》等在內，這些材料後來都進入到他在1949年後匯編的《全元散曲》。隋樹森對元曲的興趣，其時間點還可以向前推移。鄭振鐸在1938年5月發現了《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這個發現對元曲明雜劇的文學史地位評價有著重要的意義，鄭振鐸寫到：“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許多本的名著，不僅在中國戲劇史上是一個奇跡，一個極重要的消息，一個變更了研究的種種傳統觀念的起點，而且在中國歷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上也是一個最可驚人的整批重要資料的加入。這發見，在近五十年來，其重要，恐怕是僅次於敦煌石室與西陲的漢簡的出世的。”作為元曲愛好者的隋樹森，不可能不知道鄭振鐸的這個發現。鄭振鐸的《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這篇文章，寫於1939年10月17日。按常理推測，隋樹森應該是看到了鄭振鐸這篇文章之後，才引起了他高度的重視，以元曲愛好者的眼光看重這些材料的出現，進而有出版“珍本元曲”之構想。據我的推斷，隋樹森是看到了鄭振鐸的文章《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和徐調孚在《文學集林》第二期刊載的文章《脈望館本雜劇敘錄》之後，才有編書的想法。《文學集林》第二期出版時間，為1939年12月。在1939年10月與1941年7月之間，只有一年的年份有8月12日，這個年份就是1940年。所以，結合信劄落款的寫作時間，我們可以初步認定此信寫於1940年8月12日。
《鄭振鐸全集》內收錄的鄭振鐸致趙景深的第三通信劄，信劄內容如下：
請兄於明日（星期日，即十八日）正午十二時，到敝寓（廟弄四十四號）便飯，因有北大助教吳曉鈴君，想和兄一談也。匆匆
近祺
《鄭振鐸全集》編訂時對信劄落款時間的整理明顯有誤。信劄原件的影印件收錄在《鄭振鐸書信集》內，有影印件作為依據。影印件的落款時間為“27/12/17”。另外，“敝寓（廟弄四十四號）”的確切地點在上海，說明此時鄭振鐸已經南下定居上海（如前文所述，鄭振鐸1935年離開燕京大學南下）。信劄中的吳曉鈴為鄭振鐸的燕京大學學生，後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插入三年級），畢業時間為1937年7月，與鄭振鐸有兩年（1933年9月~1935年7月）的燕京大學師生緣交集。按照鄭振鐸信劄的書寫習慣，這個時間應該是“1938年12月17日”。更何況，借助於萬年曆系統我們可以看到“1938年2月17日”為星期四，18日則為星期五，與信劄提及的“星期日，即十八日”是明顯矛盾的。1938年12月17日是星期六，18日當然是星期日，與信劄所指的時間是吻合的。希望《鄭振鐸全集》出版修訂版時，能夠把這個落款時間更正過來。
關於吳曉鈴（1914~1995）與鄭振鐸的關係，這裡順便交待幾句。鄭振鐸的公子鄭爾康曾有這樣的記述：“鄭振鐸後來擔任了燕京大學系主任，對本系學生所付出的心血就更多了。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吳曉鈴、吳世昌等先生，就在他的精心培養下，成長起來。”燕京大學的系主任指的是國學系主任。鄭爾康把吳曉鈴納入這種評價之中應無問題，但把吳世昌納入還是有些“牽強”。有人曾這樣評價過吳曉鈴與鄭振鐸的關係：“作為在吳曉鈴學術生涯中至關重要的人物，鄭振鐸如明燈一般指引他在學術道路上前行，是吳曉鈴一生最為尊敬的師長之一，從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給予了他莫大的指點，同時吳曉鈴亦成為鄭振鐸最倚重的學生之一、工作的左膀右臂，甚至成為身後藏書、文字資料整理的主要負責人。”吳曉鈴在自己的學術研究生涯中，曾兩次提及鄭振鐸對他的學術影響。第一次提及的時間為1947年，在他的《古劇雜考》寫的序言中有這樣的文字：“我的老師鄭西諦（振鐸）先生給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他也許不會想到普通的一句閒話會影響了一個孩子的治學方法。他說：‘《全唐詩》的歷史價值可能比新、舊《唐書》更高，因為那是詩人真正用眼睛看見的社會和時代的記錄。’於是，我從倡優的口裡去聆聽歷史的回聲。這，使我們得到許多可以證明相斫簿籍裡記載錯誤的地方，同時，許多錯誤的地方因此可以得到改正，許多遺漏的地方因此可以得到補充。”第二次是在1979年，吳曉鈴整理完鄭振鐸藏書之題跋文字後，寫了一段文字追憶鄭振鐸：“村舍雨窗，展對手澤，如親硯席，誠不勝山陽鄰笛之痛；因亟付剞劂，庶其不墜。溯自弱冠立雪，忽忽四十餘載，摳衣奉手，獲承緒論，頑劣蹉跎，樸樕無成，亦垂垂入老境，負師啟誘，彌以腐心矣。”文字背後追憶鄭振鐸情感之真切透露，明顯可以讓人體會到。
二、鄭振鐸致巴金的無日期便簡
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一輯）內，鄭振鐸給巴金的一通信劄收錄在此書中。這通信劄在二十卷《鄭振鐸全集》中並沒有出現過，當然可算作“佚簡”。其實，它應該是一通“便簡”（便條信）。也就是說，它不是正式的書信寫作交流，是臨時性的事項通知，帶有“便簡”的性質，信尾沒有落款書信的寫作時間。編者在整理信劄的過程中，也沒有對此信的寫作時間進行考訂，致使它的史料價值沒有被呈現出來。此處以信劄涉及的時間、和巴金的生平事件進行關聯，試圖還原這通“便簡”的歷史現場。這通“便簡”的內容被編者整理了出來，茲抄錄如下：
茲訂於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在黃化門大街17號敝寓便酌，務請光臨！
我們遇到最大的“難題”，是這通“便簡”沒有落款時間。但是，便簡的內容還是透露了它大體的寫作時間，依據在於三條“線索”：1.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2.黃化門大街17號；3.鄭振鐸。線索三標明，這通“便簡”的寫作時間，我們可以肯定在1958年10月之前，因為鄭振鐸於1958年10月17日因飛機失事遇難殉職，當年是一條重大的新聞。線索二標明了此信寫作之時，巴金和鄭振鐸在同一個城市，這個城市是鄭振鐸的寓所所在的“北京市”，詳細地址為黃化門大街17號。結合鄭振鐸的居所情況來看，鄭振鐸全家搬到北京定居，始於1949年之後，確切的時間為1951年9月前後，此前鄭振鐸的妻子和老母親居住在上海。同年9月30日，在給劉哲民、方行一的信劄中，鄭振鐸提及“北京家已搬到黃化門大街十七號文物局宿舍”。鄭爾康在《鄭西諦年表》內的1952年年份上，特別注明“1952年1月24日，訪印、緬歸來。初遷入黃化門新居”的說法，是鑒於此前的1951年10月鄭振鐸出訪印度和緬甸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黃化門大街17號這個住處作為鄭振鐸的家居之地，長達近七年的時間。1958年10月他出訪阿聯酋和阿富汗前，才決定搬遷至新街口寶禪寺胡同。但鄭振鐸因飛機失事後，家人又搬回黃化門大街17號。線索一指出的“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至為關鍵，“二月二十九日”在1949年至1958年間，只有兩個年份，分別為1952年和1956年，因為只有閏年的年份中二月份才有二十九天。借助萬年曆查詢系統，我們得知1952年2月29日為“星期五”，1956年2月29日是“星期三”。所以，這通便簡的寫作年份，應該就是1956年。結合信劄提及的“二月二十九日”，我們確定鄭振鐸寫信時間為1956年2月29日前。可惜的是，儘管《鄭振鐸年譜》1956年2月29日有一條記錄，但記錄的是鄭振鐸的公事，朱偰“允將家藏善本、孤本捐給北京圖書館，以報國家對先君地下矣”，這次家宴的相關情形及其參與人員，卻並沒有被研究者注意到。
鄭振鐸經常在家設宴招飲友朋，公開的魯迅日記和葉聖陶未刊日記均有記錄。魯迅1935年8月6日日記：“西諦招夜飯，晚與廣平攜海嬰同至其寓，同席十二人，贈其女玩具四合，取《十竹箋譜》（一）五本、箋紙數十合而歸。”葉聖陶未刊日記1955年11月16日就有關於鄭振鐸家宴的記載，茲抄錄於此：“七點，至振鐸家飲酒。客為曹禺、徐彬、心清、喬冠華、陳家庭、夏衍、老舍及夫人、廖承志諸人，謔笑盈室，頗得鬆快。菜為振鐸母夫人所作閩菜，色色精絕。酒罷，閒坐至十點而後散。”“謔笑盈室，頗得鬆快”八個字，把鄭振鐸家宴的現場氛圍同聲傳達了出來，文人之間餐桌上的交友，主人對宴會環境營造讓人羨慕不已。鄭氏老母親亦十分歡迎兒子的以餐會友，“色色精絕”的菜品準備，可看出老夫人對兒子鄭振鐸交友招宴的心神領會。
回到信件的內容上來，既然確定這是鄭振鐸1956年2月份給巴金的“便簡”，那說明寫作這通便簡之時巴金應該在北京（便簡中有家宴地址為證）。查《巴金年譜》知道，1956年1月5日至2月3日，巴金有出國之行，此次出國是前往德國參加德國作家大會。二月中旬回國，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記者白樺的“採訪”。月底，年譜還有一條記錄：“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在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擴大）會議，與茅盾、周揚、老舍、馮雪峰等十四人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並在會上發言。”如果從會議安排開看，巴金肯定在27日前抵達北京的，那麼這通便簡的寫作時間應該就是2月27日或28日。鄭振鐸主持家宴邀請巴金便酌，可見兩人的關係非同一般。
當然，從鄭振鐸、巴金交往史我們亦可知道，兩人從1920年代建立交往以來，友誼的聯繫從未斷裂。鄭振鐸1958年10月17日飛機失事去世後，巴金寫了簡短的追憶文章。四十年後，他重新記起與鄭振鐸的交往：
我們應當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幾位友人閒談，有一位中年朋友質問我說：“你記得不記得介紹你進文藝界的是鄭振鐸，不是別人！”他說得對，振鐸給上海《時事新報》編輯《文學旬刊》時，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詩《被虐待者底呼聲》和散文《可愛的人》，都給發表了，我還給振鐸寫過兩封短信，也得到回答。
巴金與鄭振鐸的文字交往歷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期。他們的友誼則從1930年代開始走向密切，儘管因在編輯刊物過程中有爭吵，“但友誼卻沒有受到損傷”。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1951年9月鄭振鐸舉家搬遷到北京後，他家（黃化門大街17號）經常舉辦家宴，其母有時候親自掌勺為客人們制作閩菜，巴金到北京能夠參加鄭氏舉辦的家宴，其友情並不是簡單的幾句話就可概括的。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巴金還在《懷念振鐸》這篇文章上進行文字的“補注”：“這該是我的最後的機會了”，他把留存世上最後的文字，獻給了離世已經40年的老朋友鄭振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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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理工学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所公立、多学科、应用型的高等学府，成立于1991年9月。学院秉承“扎根澳门，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争创一流”的办学宗旨，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澳门地区一所充满活力、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精良、专业设置合理的综合性高校。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澳门理工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1998年创刊，中文版，季刊，每期208页。常设栏目有名家专论、港澳研究、总编视角、中西文化、文学研究、语言翻译、历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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