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影舒 || 華洋義賑會近代陝西公益賑濟事業之考察
華洋義賑會為“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的簡稱，是民國時期中外人士聯合組成的中國最大的國際性民間社會組織，由針對1920年北方大範圍旱災賑濟而起，正式成立於1921年11月16日，總會事務所設於北京，聘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傳教士艾德敷（Dwight Edwards）任總幹事，並推選21名委員，其中11名為外籍人士，累計共在全國18個省設立分會或機構開展工作，人員“以各地傳教士為骨幹，參與實際組織和分配救濟物資等工作”，其辦會宗旨是“力圖協同中國官廳暨公共團體，辦理賑務及防災事宜”。
從1921年至1949年，華洋義賑會作為社會組織在中國開展工作，抗戰期間略有中斷，延續近30年時間，其在陝西地區及陝西分會的工作年限，也基本一以貫之。而究其實際開展的具體工作，從1921年開始“調查渭北，計劃溝渠”，至1936年“本分會已無多工作”，也長達15年之久。而針對這期間的相關工作，學界關注並不多，有對華洋義賑會的整體研究中涉及陝西相關情況的整理與分析，如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的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川井悟的《華洋義賑會と中國農村》、黃文德的《非政府組織與國際合作在中國——華洋義賑會之研究》、蔡勤禹的《民間組織與災荒救治——民國華洋義賑會研究》、薛毅的《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研究》等著作以及相關論文；而對華洋義賑會在陝西開展具體工作的研究，尚未見專題性研究著作，僅有數篇重要論文，主要從水利工程、賑災救災、慈善救濟、社會開發等不同側面來論述相關工作。而華洋義賑會在近代陝西所做公益賑濟工作的整體宏觀把握和資料整理，其中西合璧的社會組織模式如何逐漸在地化推進與發展，其實踐活動在近代陝西地方社會發揮的角色及作用，其救災防災、以工代賑、農村合作的社會理論又如何在陝西運作和發展，則鮮有關注。本文試圖就以上幾方面進行初步整理與探討。
一、從傳教士到地方精英：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的人員組成
華洋義賑會成立之初，就在總會章程中規定該會辦事機構由“華洋相等人數組成”，其分會章程中也規定“本會設董事華洋各半，如遇必要時，得隨時增加員數，但仍以華洋各半為標準”，並且有“華洋幹事各一人，華洋司庫各一人”這樣的要求。根據現有1928～1934年間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各年度報告中人員組成的資料記錄，其特徵如下：
1. 陝西分會遵循華洋義賑會總會及分會章程，國籍、外籍人士人數約各佔半數，國籍人士略多於外籍人士。1928年18人中8人為外籍（44%），1929年19人中7人為外籍（37%），1930年15人中6人為外籍（40%），1931年12人中5人為外籍（42%），1933年14人中6人為外籍（43%），1934年16人中6人為外籍（38%），外籍人士來自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美國、瑞典等多個國家，由此可見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是一家國際性的社會組織，使它在資金來源、義賑救災活動中具有許多與陝西其他同類型社會組織明顯不同的跨區域性特徵。
2. 陝西分會的外籍人士全部為基督宗教傳教士，也與總會成立之初提出倡議的眾多外籍人士背景相似，基督宗教團體成為其資金來源、社會資源、國際援助的重要力量與後盾。1920～1940年代，在陝西最重要的新教傳教差會為浸禮會和內地會，天主教傳教修會為方濟各會，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中所有外籍人士，均來自這三個傳教會。分別是浸禮會的武德遜（誠/成齋，L. Watson）、路睿生、舒涵禮（Handley George Stockley）、慕德（潤身）、榮卓志（George A. Young），內地會的安德生（祝仁）、巴牧師、唐美德，方濟各會的丁午橋（Francisco Ormazabal）、閔理（Menni Bemardo）、包爾壽（Faustinus Barsotelli）、孫維廉等。他們都有各自的宗教事務工作，另有社會職務，如舒涵禮為廣仁醫院院長，榮卓志為西安尊德女子學校主管，丁午橋為西安玫瑰女子中學校長，包爾壽為該校教師等。
3. 陝西分會的國籍人士則來源多樣，早期多以宗教界、實業界、文化界的社會精英為主，1933年之後邀請省政府要員擔任榮譽會長，體現地方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在其組織工作中的支持，也顯示出其發揮社會組織功能時在陝西社會各領域的影響力。其首任會長是陝西佛化社社長、社會活動家康寄遙，高戒忍、路禾父也同為佛化社成員。歷年的國籍會長、司庫、董事中，不少人經歷豐富，身份多樣，兼跨多界。如水利專家李儀祉、三秦公學創辦人之一王來庭、秦腔易俗社的發起人郗立丞、陝西軍政府財政廳廳長惠春波、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楊仁天等。
由上可見，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的人員組成中，外籍人士身份均為天主教或新教傳教士，國籍人士身份來源多樣，與政界也多有關聯。但成立之初，華洋義賑會就對其組織原則有所表達：“本會乃一國際組合，絕無政治、宗教之關係，所定章程及各項規則，無處不以保存國際性質原則……然辦賑團體所宜十分注意者，即凡對於官府，只能與以相當之合作，而自身必時時保持其超然於政治之地位也。”也表示與各類政治、宗教組織保持適當的距離，“賑災救難，本為義舉，不應含有政治或宗教之宣傳。解囊紓難者，無論向抱何種宗教或政治之信仰，其發願，皆以人道為心，故司職散放者，不宜利用旁人辛苦囑託之金錢，以宣傳任何宗教與政治之勢力也”。
因此可見，以上各國眾多人士，超越政治、宗教、文化、經濟等各種身份背景與社會來源，在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組織中彙聚起來，並且能夠在近代陝西地方社會中，持續有效地合作開展各類社會賑濟工作實踐長達15年之久，表明地方精英對外籍人士的態度逐漸由擔憂、排斥轉向對話、合作。與此同時，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的各位成員，在這一國際性社會組織的賑濟、救災、防災事業中，將中國傳統的“仁義”、“兼愛”思想與傳教士倡導的“上帝之愛”真誠與責任兩種思想融合交匯，達成公益賑濟事業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人道主義社會共識，並由此對近代陝西地方的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從施粥救濟到以工代賑：工作原則與賑濟方向
1. 救災急賑：施粥收容
1928年至1930年，陝西經歷特大旱災，“關中各縣，秋禾全無收穫；陝北各縣，既無秋禾，又困交通，情況尤為殘酷”，全省受災區域共65縣，災民625萬5千2百餘人。《申報》載，“陝省重災之區，已無人煙，輕災之區亦減少人口之十分之五六成，或七八成不等，自咸陽縣城以西，經醴泉乾縣至永壽界，越寬二百餘里，未見青苗”。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開展急賑，以挽救災民生命為目的，在陝西各地設立施粥廠和收容所，開展臨時公益救濟工作：
華洋義賑會開展緊急賑災工作一般主要有兩個步驟：一是籌募賑款；一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實施賑濟。凡是通過各種渠道報告災情並請求賑濟者，華洋義賑會都要派人親往實地進行調查。陝西省上述兩次大的災情，該會均有工作人員進行詳細及時的調查和彙報。面對1928年陝西的嚴重旱災，總會執委會決議請柯樂文（Grover Clark）為特派代表調查災況。陝西分會急賑各項工作，也將款項支出和錢糧的流向做出細緻而具體的公示。款項主要來自華洋義賑會總會及各方的撥款，據陝西分會1929年的年度會計報告顯示，上海華洋義賑會撥款147,500元，湖南分會撥款1,000元。而這些撥款，很多來自向公眾的募捐，包括發自政界、教育界、金融界、宗教界的捐款等，如上海華洋義賑會就陝西旱災致函交通大學向全校師生募捐，喚醒公眾的公共慈善意識：“此重大災難，斷非群策群力，萬難立救危亡……得能多助一文，即可多活一命，積功積德，是所望於仁人君子。”另外，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公共社會組織，為了擴大募捐範圍，華洋義賑會也收到了許多來自國外的資金援助，如1920年的旱災，救災總資金達3,700萬美金，其中40%來自國外，僅美國華災救濟基金分配給陝西華洋義賑會的資金即達139,000美元。由於華洋義賑會的緊急賑災工作開展及時，帳目公開，施賑公正，得到國內乃至國際社會的一致讚譽，英國議院顧問委員會稱其為當時中國“唯一之良好社團”。
2. 基礎建設：以工代賑
華洋義賑會在陝西地區的賑濟工作遠不止於緊急救濟和錢糧物資的協助，所謂“其事工之中心目標，不特努力慈善事業之成就，抑且注重於積極之建設”。其工作人員對於所做的公益賑濟活動一直有著非常清醒的認知：“蓋慈善事業，必須於民生根本上著眼，非徒博一施濟美名耳。若公益之事，克成厥功，既濟難於一時，復防患於久遠，任力者自能生存，倚賴者難免淘汰。賑款得其實用，無一文虛糜，尤合立會之初旨。”
與此同時，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在其具體賑濟實踐中發現了一些實際問題，如長期維持多家的施粥廠、收容所日常運營需要的大量資金和糧食，運輸大量賑濟糧食需要面對交通費用等，為此，該會曾在1930年致函鐵道部和財政部，希望得到幫助與免稅：“敝會吳彬如攜款在徐州購就賑糧三百噸存儲待運，為日已久”，並進一步提出更為有效可行的賑濟辦法：“因陝西交通不便，大宗賑品運入陝西中部（西安一帶）極感困難，本年擬儘量運入豆種，以備春耕播種之用，此項豆種如能及時種植，則六月初旬即可收穫，且生長適宜時，其產量較之同時麥收，可多至百倍之巨。”而更加長遠的賑濟辦法，則著眼於災害頻發地區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開展各項基礎建設工程，解決交通問題，並為此設立工程人員，在近代各個“社會團體之中，惟獨義賑會設有工程人員”。募款修路方面，自1931年至1933年，華洋義賑會在陝建設西蘭公路段統計如下：
西蘭公路建設自1931年始，工程費時3年，計美國華災協濟會捐助35萬元，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撥款20萬元，90%由華洋義賑會主持修建。募集善款之後，在項目工程中招募當地災民，招編災工，實施以工代賑政策，分頭有序地開展各項建設工作，正所謂“俾災民從事於建設工作，得工資以維持其生活，而建設功成，又可防患於未然，以免人民蕩析流離之苦，可稱一舉兩得”。西蘭公路建成後，將西安至蘭州的汽車路途從15天縮短至4天半。而且在陝西段的施工中，以工代賑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據統計，自1932年11月至1934年4月，在全國經濟委員會的20萬元撥款中，支出陝西（邠州段）築路工資5萬5千元，連同蘭州段、平涼段共近14萬元，佔支出資金總額的70%。築路工資的支出，使當地災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也是一種社會良性發展與災後重建的有效方式。也正是這種救災方法，“使得華洋義賑會與單獨以慈善救濟為目的的慈善組織區別開來，而走上一條民間組織改造社會、服務社會的新道路”。
3. 防災實踐：水利工程
民國時期，由於陝西地區旱災頻發，連年饑饉，不少地方社會精英都對水利事業十分關注。1921年，華洋義賑會派中華民國水利委員會顧問方維因（H. Van der Veen）、工程師吳南凱來陝西初步測勘。陝西辛亥革命重要領導人之一、同盟會陝西分會會長郭希仁曾任陝西水利局局長，並著有《水利譚》、《水利考證》等。而對陝西關中渭北地區水利工程建設做出實質性重要貢獻的，則是郭希仁所器重並舉薦的繼任者、水利專家李儀祉。1922年至1924年，李儀祉開始組織測量隊對渭北地區特別是涇河深谷進行實地測量。據康欣平考證，李儀祉指導、組織的這些測量工作都得到了華洋義賑會的資助，華洋義賑會總工程師塔德（O. J. Todd）也在工作報告中提到了華洋義賑會與李儀祉在渭北引涇水利測量上的合作關係，其測量工程的詳細內容收錄於華洋義賑會《民國十三年度賑務報告書》中，並在《工程簡明報告表》中指出資助渭北水利工程測量及器機經費賑洋1萬5千元，第一經辦人即為李宜之（李儀祉）。但之後因為政局不穩、項目經費商討等問題，工程未能正式開工。至1928年陝西大旱，涇惠渠的修建計劃才又被華洋義賑會提上日程，而當時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的會長正是李儀祉，其另一身份為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到1930年，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召回李儀祉，任命其為陝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同年，華洋義賑會總會的貝克（John Earl Baker）博士來陝指導，與安立森（Sigurd Eliassen），陝西分會的康寄遙、丁午橋、賀仲範等人商議，以工代賑的建設方式獲得一致通過。1931年，華洋義賑會與陝西省政府達成一致，開始修建涇惠渠第一期工程，商定合作分擔修渠費用，分別負責不同工程。華洋義賑會派塔德為總工程師，安立森為常駐工程師，負責“包括涇河水壩、渠口及山洞，長1200尺，石渠長1英里，土渠一段……此外尚有橋閘等，及山水橋等”，陝西省政府人員李儀祉和孫紹宗負責“平地渠道”，其中款項“計用費共71萬元，得諸各處捐款，計美國華災協濟會40萬元，其中檀香山華僑14萬5千元，華北慈善聯合會10萬元，其餘數目則由陝西省政府自行籌補”。第一期工程完工後，1932年6月20日涇惠渠正式開閘放水，當年陝西關中渭北地方的受益面積就達到50余萬畝。李儀祉在《涇惠渠管理意見》中曾專門提到：“華洋義賑總會，華北慈善聯合會，及檀香山華僑，於涇惠渠最有功德，應永遠延之為顧問團體，並請求常派專家指導，襄助本省農工業之發展。”1933年，華洋義賑會又繼續撥款美國華災協濟會所捐8.9萬餘元支持涇惠渠支渠工程，派駐工程師。也正是這一年，時任陝西綏靖公署主任的楊虎城、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成為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的名譽會長。至1935年涇惠渠整體完工，整個工程共花費130餘萬元，其中75萬4千元由華洋義賑會擔負。邵力子認為，涇惠渠的修建乃“近代陝西地方政府的水利建設之先河”。同時，它也是華洋義賑會歷年在華諸多防災賑濟工程中資金投入、技術規模都極其龐雜的重要工程之一。
而後，華洋義賑會又繼續與陝西省政府合作，支持修建渭惠渠、洛惠渠等。由於時勢影響，資金支持、工作協助、影響力等雖已遠不如涇惠渠，但華洋義賑會關注陝西水利工程的防災思想並未改變。正如華洋義賑會首任總幹事艾德敷制定的工作目標：“急則治標，固未嘗不可收效於一時；若夫治本之道，首在預防，而預防之法，又端賴建設。是以本會成立之初，即立倡建設救災之議，欲以人力之建設，謀天災之防衛，秉此主張，努力經營。”由此可見，華洋義賑會作為一家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不僅從資金、人力、技術上對陝西地方水利事業最先推動、長期支持與相互協助，且並不止步於某項或某幾項事業的達成，而更加著意於推動地方社會的正常運轉與民眾生活的長期發展。從時人對涇惠渠的評語，更可看出華洋義賑會立足社會發展長遠的防災理念，在近代時期具有社會啟智與開通思想的重要作用：
三、從農業合作社到陝西農業合作事務局：公益賑濟的協同合作
華洋義賑會總幹事章元善曾明確指出其防災工作的重要發展方向，即根據對中國傳統“莊會”的考察，結合對英德等國信用合作學說的借鑒，及本國學者合作理論的研究，最終決定要建立一種互助性的農業合作社制度，壯大貧苦農人的經濟能力與生產能力，從而擺脫高利貸的束縛，並最終達到農民群體自主性與互助性的有機統一，以農業社會的良性穩定發展為具體指向。1923年，華洋義賑會首先從河北省香河縣開始，在河北農村地區逐步建立以農業信用為主要形式的合作社，通過信用合作社發放貸款，開展以防災等手段到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推動社會進步的長遠目標。之後，華洋義賑會又將合作事業擴展到災難頻發的山東、安徽、陝西三省。
1. 農業合作社在陝西的初辦
根據鄒枋先生1934年的調查統計，陝西當時已有31個農村信用合作社，多為1933年成立，由華洋義賑會指導的合作社共有10個，全部分佈在關中地區及西安周邊的臨潼、長安、咸陽、醴泉等地。1933年7月，華洋義賑會曾與陝西省建設廳合辦農村合作訓練班，這些人也就成為推動陝西農村信用合作工作的第一批人才。根據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1933年的工作報告，除卻已有的10所信用合作社，“未經承認正在籌備進行者，尚有20餘所，以分會無款未能擴充耳。……倘總會酌撥基金，俾漸次加多，信用合作則災區沐惠將不可限量也”。而到1934年，陝西分會實際在省內只增辦擴建了農村信用合作社7社，累計共建17社，先後貸款4,400元。可見，在具體的運作中，華洋義賑會陝西分會因自身經濟、相關資源與相應實踐工作較為有限，需要依靠總會及各方的支持才能進一步擴展陝西省的農村信用合作事業。
2. 陝西省農業合作事務局的創設
1934年4月，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宋子文為開發西北，赴陝、甘、寧、青四省考察，與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商定，由陝西省政府與全國經濟委員會共同成立陝西農業合作事務委員會，作為全省合作事業的主管機關，下設農業合作事務局為執行機關，聘邵力子、韓光琦、胡毓威、雷寶華、趙連芳、劉景山、王玉堂、徐澄、章元善等為委員，華洋義賑會總幹事章元善受邵力子特邀主持具體工作，出任陝西合作事務局主任。據章元善回憶：“這個機關於1934年8月開始辦公。我分批從賑會及河北省各縣的合作社調來人員，按照陝省合委會的施政方針展開工作。調陝人員駕輕就熟，宣傳教育與組織工作順利在關中各縣展開。”因此，不同於華洋義賑會在河北的“自辦合作事業”，以及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受政府委託而承辦”，1934年之後，華洋義賑會在陝西農村信用合作工作中的實際角色轉換為“襄助政府辦理”，協助政府開展社會賑濟中最為重要的合作事業。由此當即注入的合作資金，官資有120萬元，商資約250萬元。與此同時，合作事務主任章元善在陝西省合作事業的全盤規劃中，扮演理論建樹與實踐指導的关键角色：
1934年，國民政府正式頒佈《合作社法》及實施細則，規定了合作社的內涵，並將相應的合作活動劃入法律規範的範疇之內。到1936年，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更明確合作事業“不僅為救濟農村之一種方法，實亦國民經濟建設之基本工作”，並將合作事業各項工作劃歸實業部主管，華洋義賑會總幹事章元善也被任命為實業部合作司司長，可見華洋義賑會在地方開展的合作事業已為國民政府、地方政府所認可接納，並成為其開展國民經濟建設具體事務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陝西所有合作社之登記、工作流程等規定，不僅依《合作社法》辦理，同時所有登記手續也由省政府委託合作事務局辦理。
陝西農業合作事務局成立半年之後，1935年初，省內19縣已組織互助社800餘處，放款達21萬8千元。此後不久，合作事業從關中地區逐步擴大至陝南地區的12個縣，縣數增至37個，以10萬元開辦合作社，同時介紹銀行貸款等。其中，互助社1,505個，互助社員43,466人；合作社426個，合作社員達11,767人。僅1936年，合作事務局就收到陝西省政府合作專項撥款30萬元，全國經濟委員會撥款40萬元。有學者統計，與華洋義賑會長期合作的銀行組織對陝西省內合作社的放款數，1935年為4,592,730.99元，1936年為3,026,479.04元，1937年前半年計有1,694,738.30元。由此而知，在華洋義賑會與國民政府、陝西省政府以及各家銀行組織的協力合作下，在執行機構陝西農業合作事務局的努力之下，陝西的農業合作事業得到了極大的推進和發展，同時，合作事業也成為地方經濟發展工作中的必要組成部分，正如章元善所言：
餘論
作為一家國際性社會組織，華洋義賑會在陝西開展工作的15年間，其成員跨越國家、信仰、社會背景、工作性質等諸多因素，以立足公共社會良性發展的公益思想為組織原則，不僅在成立之後對陝西多次災情緊急賑濟方面都做出了物資、人員、組織的充分投入，與此同時，還更加著意於陝西地方社會的長遠發展與有效推進，將以工代賑、互助合作等現代化社會理論建設思想融入到工作實踐當中，在近代陝西留下了開展社會建設、扶持農業生產生活的重要篇章。華洋義賑會資金重點扶持、參與設計施工的西蘭公路、渭北地區各灌溉渠的工程建設堪稱近代陝西交通、水利事業的歷史性進展，其對陝西農業生態、社會發展的影響力至今仍不可小覷。
從華洋義賑會在近代陝西開展的各項工作來看，它將防災思想與社會建設的諸多理論系統地投入到地方社會，但並不能將其性質簡單定義為民間公益賑濟活動。因為無論是從人員、資金、技術，還是各項工作的實際運作過程來看，都有政府人員支持、吸收政府人力、資金資源或與政府直接展開相應協作的重要特點，而其水利工程的後期管理、合作事業的大力推廣等工作，更是進入了地方政府的社會經濟工作體系當中。
因此，華洋義賑會在近代陝西地方社會中開展的各項工作，不僅在於其填補政府工作缺位之處，著眼於從事社會組織的公益賑濟事業，所謂“到人不到之地，做人不做之事”，更能與立足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地方社會治理角度不謀而合，思考推進社會實踐層面的問題，“能於治標之中，兼樹治本之基”。並由此取得十幾年間的工作實踐空間，極大地推進了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正如黃宗智先生所稱，“比起社會自主性的增長或官僚制控制的加強，社會與國家兩方面在第三區域裡的持續合作更加引人注目”。誠然，這一過程中陝西地方政治局勢、社會發展狀況等繁雜的具體情況，則需要另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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