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笛，四川成都人，歷史學博士，澳門大學講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城市史、大眾文化史、微觀歷史的研究和教學。其專著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於2005年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頒授最佳著作獎，該書中譯本被《中華讀書報》選為2006年出版的十佳圖書。專著《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獲選為《南方都市報》2010年度十大好書。2018年，先後出版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和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兩本英文專著，前者獲得中國會黨史研究最佳著作獎和呂梁文學獎等，後者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2020年頒授的最佳著作獎。係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2018～2019年度研究成果獎獲得者。曾擔任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教授。2003～2005年擔任留美歷史學家學會主席。2010～2019年擔任英文期刊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國歷史學前沿》）之共同主編。
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受到美國媒體的關注，它們進行了跟蹤報導，並發表深度分析文章，給我們提供了理解這個運動的西方視角，以及當時美國對五四運動態度的重要的歷史記錄。運動的起因，是由於西方列強否定了中國關於收回山東主權的合理要求。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歷史學界，把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的主要國家，對其巴黎和會和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影響主要持批判的態度。改革開放以後，學者開始比較客觀地討論民國初年到五四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不過，在相當長的時期内，在討論五四運動爆發原因的時候，都是把西方列強看作一個整體，美國被視為近代以來西方對華侵略的主要列強之一，傾向於籠統地評論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的對華政策。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會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與其他列強有非常大的差别。這種不同，是從1913年威爾遜任總統之後所一以貫之的，體現在1913年成為最早承認中華民國的主要西方國家，反對“二十一條”，敦促中國參加一戰，以及在巴黎和會上與日、英、法等國關於中國問題上的矛盾。關於這些問題，我已經有專文進行論述。本文主要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討論美國對五四運動的態度以及五四運動中的美國因素。美國的報導提供了一個觀察五四運動的新角度，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強調中國的覺醒和崛起，特别是高度評價青年學生在運動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時也在討論他們對這場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發展的擔心。而且一些美國媒體還成為中國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等發聲的平台，發表他們的文章，表達中國人民的態度，讓西方世界聽到中國人民的聲音。美國的主流媒體從西方人的角度，對五四運動進行描述，反映了他們作為局外人的理解。而這些局外人的觀察，提供了看待這個運動的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式，既有對中國認識的局限、誤區乃至偏見，也有冷靜、理性、多元的觀察，還透露了美國社會和人民對這個運動的態度。由於美國媒體和精英以及在華人員都抱着明確支持中國的態度，這讓日本非常惱火，於是關於運動是由美國幕後指揮的謠言便甚囂塵上。這種謠言的出現，既是日本試圖把其侵略行徑所引起的中國人民憤怒的責任轉移到美國人身上，當然美國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國一邊可能使一些日本人產生錯覺，懷疑後面是美國人在指使。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當時美國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和自由民主觀念的擴張，的確有着密切的關係。巴黎和會上美國放棄了對中國許諾的支持，讓中國大失所望，也讓中國人不再信任他們曾經無限敬仰的美國。美國朝野也在反思，美國做錯了什麽，怎樣進行彌補，怎樣贏回中國人的信任，怎樣推動中國内部的改革，這個國家怎樣才能進入一個有序的、法治的、民主的國家？顯然，美國媒體已經意識到了，由於巴黎和會所造成的惡果，中國人民對西方世界的失望，他們已經開始在選擇一條美國所不希望看到的道路。中國學生的最早反應中國學生對巴黎和會的最早反應，應該是在歸國的留學生中。1919年3月22日《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發表中國留美女學生康成的文章，指出關於巴黎和會中國收回山東的談判，“以一場慘敗告終”。文章指出，中國的目的“什麽都没有完成”，因為不管怎樣，中國注定被損害了，無論是外部襲擊還是内部瓦解。重要的是，没有什麽可以避免這場災難。我們都應該問我們能做些什麽來幫助我們的國家“面對這個可怕的危機”。對所有中國的學生提出一個挑戰，如果學生能接受挑戰，“這有可能傳達給這個國家其他階層的公民”，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為國家而戰鬥。康成指出，現在面對的事實是，中國被軍閥壓迫，奴役極其嚴重，中國正在“慢慢地恥辱地被扼殺致死”。如果犧牲了自由和財富，國家將陷入災難。國家財富流入了官員的腰包，中國人將中國利益出賣給日本，接受了日本的貸款，而日本提供給軍閥武器和彈藥，“我們怎麽可以甘願被這些卑鄙無恥的群體統治？”我們屈服於“這樣聲名狼藉的暴政這麽長時間”，他們兜售國家資產，好像對待他們的私人財產一樣，而“我們都像懦夫這樣坐以待斃，毫無怨言地服從於這種不義的政府。”儘管日本人卑劣，但他們有藉口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的國家，而我們“不是漢奸就是懦夫，只為了自保。因此，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的行為感到丢臉並受到懲罰。”她充分顯示了對中國人逆來順受、恨其不爭的憤懣。五四運動的最後爆發，應該回應了她這一系列憤怒的責問。但是康成對中國人是否能解決自己的問題抱懷疑的態度，她希望西方世界來插手中國的改革：“中國的學生們，如果你們無法戰鬥，没有武器來抵抗，你們為什麽不呼籲盟國，讓他們幫你們整頓清理國家呢？將自己陷於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憐憫中，懇求他們來幫你們的忙。告訴他們我們是同盟國的成員，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擴大其發揮作用的範圍，作為一個我們的友好動作，邀請他們來這裡並看一下我們共和政府有公平的機會去運作。我們被綁上了手和腳，我們需要我們的白人兄弟來解放我們。我們知道他們強大又充滿正義，剛剛推翻了在歐洲的軍國主義。如果他們不來清掃走中國的軍國主義，那麽他們很快會再次被軍國主義侵擾。他們願意再次為此付出代價嗎？上帝保佑！”這種想法未免顯得天真，“白人兄弟”是無法解救中國於水火的。文章甚至提出讓中國的鐵路國際化，“利用國際鐵路完好的保存，良好的管理，不斷向前開拓進取。中國將能夠養活她龐大的人口。盟軍管理我們的工業和採礦業的利益，意味着不會有腐敗，大量的自然財富會流入國家，每個人的境遇都會更好。”康成還號召抵制日貨：“還有另一種方法可以展示我們的愛國主義”。讓我們共同迅速“做好我們該做的事”，哪怕做出自我犧牲，“讓我們用我們所有力量抵制日貨，直到日本意識到對鄰國的損害的行為，要讓日本尊重我們的國家”。實際上，“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悄無聲息地抵制了日貨”。她意識到抵制活動“把握在人民手中的潛在力量”。康成希望中國學生能夠擔負起拯救國家的職責，要“不怕犧牲”，帶領他們的國家走向光明。各地的學生團結起來，簽署請願書，提交給同盟國，“請求它們的幫助”。要讓請願書廣泛傳閱，讓每個學生簽上名字。還要“鼓動並努力使商人通過他們的公會從事此事，加入運動。然後讓各地農民、手工業者和工人也這樣做，我們將有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同盟國就不敢拒絕我們的幫助”。文章最後指出：“我們是一個堅實而輝煌的民族，一旦擁有公平機會，就會讓我們的國家變得強大和民主，我們也會維護東方的和平。”當歐洲和亞洲都和平了，四年的戰爭才不會白打，才可以在精神上重生。“讓中國的學生們不計代價的接受挑戰，進行到底，將會有回報。我們的國家之後也會成為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偉大的國家。”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幫助解決中國的内政問題。其實當時的青年學生特别是留學生有這樣的看法也不奇怪，因為五四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當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提倡西化的時期，他們感覺到中國自己的政治系統和文化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西方特别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是中國所寄予的希望。但他們不了解的是，美國在當時威爾遜的主導下，不主張干涉中國的内政，主張中國國内的政治穩定，各黨派協商解決問題，而不是付諸武力。因此美國不可能在中國内政問題上有任何積極的作為。浪潮的掀起當時國内各個黨派都派代表到巴黎和會作為觀察員，隨時把巴黎和會的新聞傳遞回國内，而且試圖影響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的談判。顯然這些觀察員對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的努力並沒有清楚的了解，所以對北京政府持不相信的態度，擔心北京政府出賣中國的利益，喪權辱國。這些黨派和精英人物的擔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民國以來特别是在“二十一條”以後，中國不斷喪失主權，政壇上是烏煙瘴氣，官員的腐敗，已經讓人民喪失了對這個體制的基本信任。更有甚者，就在巴黎和會召開的過程中，中國的代表在巴黎為中國的利益嘔心瀝血，而在國内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打得不可開交，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指望我們的代表團能夠在巴黎和會上理直氣壯地爭自己的權利呢？威爾遜也反復告誡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一定要處理好國内的政治，處理好國内的事務，維持國内的穩定。各方面都抨擊北京政府親日賣國，簽訂密約造成外交失敗，在廣州的南方政府要北京政府做出解釋。在北京，總統徐世昌和總理段祺瑞内鬥之激烈不亞於南北大戰，徐世昌身後智囊是梁啟超、林長民為首的研究系，段祺瑞依靠的是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為首的新交通系。前者親美，後者親日，兩個派系的鬥爭從内政蔓延至外交。巴黎和會召開後，在巴黎的梁啟超不時向國内通報和會信息，發表評論。在4月22日的五國會議上，山東問題發生轉折，24日梁啟超在給國民外交協會的電報中寫道：“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5月2日，林長民便在《晨報》上呼籲，直接將山東交給日本，“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他的結論是：“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同時中國代表因為害怕對失敗負責，向國内報告：此次中國主張失敗之原因，一是由於1917年2月至3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膠澳讓歸日本之密約，二是由於1918年9月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换文。上述兩項也的確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難以贏得訴求的原因。林長民的呼籲文章，立即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應。5月3日下午，國民外交協會決定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要求巴黎和會答應中國要求，否則政府須撤回專使。5月4日學生在天安門聚集，舉行遊行示威。關於運動爆發的原因，《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報導，中國人希望通過巴黎和會來糾正在歐洲戰爭以及之前中國所遭受的不公，但是和會不僅没有宣布“二十一條”無效，反而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當時媒體都認為，“中國政府好像没有抵抗的決心”，人們相信中國代表團會被要求無保留的簽署協議，“這意味着中國受辱，而且危及世界和平”。學生們一方面看到政府官員的無能，一方面是平民百姓的無知，致函總統，要他下達指示讓代表們拒絕簽訂條約，並免職三名“被指控犯有賣國罪的官員”陸宗輿、曹汝霖、章宗祥，“儘管没有絕對證據，但他們的不忠、自私、親日政策都坐實了對他們的指控”。當時的美國媒體對巴黎和會的内情報導也不準確，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是明確否認了“二十一條”的，而且《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條款，實際上也是對“二十一條”的否認。五四運動的當天，一個西方記者寫道，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示威遊行，這是他在中國四年來看到的“情緒最高漲的一次運動”。美國媒體有一些比較詳細的綜合報導，根據瑞莫（C. F. Remer）在當年發表的一篇全面描述五四運動的長文所說，直到1919年4月底，中國仍希望能聽到從巴黎和會上傳來有利的消息，但結果使人們幾個月的期望化為烏有，這個命運攸關的消息，通過電報在中國傳播開來。“中國已經在巴黎的外交戰中失利”。在北京，示威遊行立即在醞釀中。當北京大學的學生得知政府有意阻止集會時，立即行動起來。5月4日，示威隊伍穿過使館區，當他們走出使館區時，卻遭到了政府軍隊的驅趕。學生們被這種驅趕行為激怒再次聚集，並開赴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因為他是過去兩年對日借款談判的三個主要代表之一。學生們稱，這次突襲並不是預先計劃中的一部分。大約上千人在場，他們強行進入曹宅。在這裡，他們發現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據說還和兩個日本人在一起。他被學生們攻擊和毒打，最後被救出並送往醫院，“目前還在恢復之中”。隨後，有人放火燒了曹宅，學生因縱火被起訴。在衝突中，有個學生傷情嚴重以致最終死亡。警方在這一事件中逮捕了一些學生。最後導致北京大學的學生發表罷課聲明，這個新聞通過電報傳遍全國。政府逮捕學生，學生繼續抗議，軍隊進入學校，城市幾乎戒嚴。到處充斥着北洋政府“已準備屠殺和鎮壓、政變迫在眉睫的消息”。軍閥政府對自由主義分子和作為精神領袖的大學校長深惡痛絕，他們有的被解職，有的失蹤，還有數以百計的學生遭到了生命威脅。學生不僅罷課對政府表示抗議，還發表演說，不畏懼軍警的逮捕，並努力組織民眾。西方的觀察家們強調了學生運動對輿論的影響，認為中日關係是這一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不過，在西方新聞媒體上，“學生因其不成熟的行為、無法無天和不切實際的特點，而遭到批評”，希望他們採取溫和的行為。這些來自西方的批評，應該都是出於不希望發生暴力行動的善意提醒。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正在上海演講。5月3日下午，他在江蘇省教育會（上海西門外）講演，題為《平民主義的教育》，由蔣夢麟翻譯。5月4日那一天，他繼續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演同一個題目，“聽者之眾，幾無席可容”。杜威密切關注運動的發展，看到政府對學生運動進行壓制，政治演說被禁止，學生集會被強行解散，學生在中國不同地區受到嚴重的打擊，甚至被殺害。他預見道，學生將會舉行追悼會來紀念這些“愛國烈士”。之後，北京的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譴責學生，要求他們解散學生團體，立刻復課，停止與學習無關的活動，取消抵制活動。與此同時，幾百名學生因為演講而被捕。第二天，在街上宣講的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千餘人被逮捕。學生們發誓堅持到最後一個人。不少學生被禁錮在教學樓中，被警戒線圍着，僅被提供了少量的食物和水。教學人員也聚集在一起，抗議軍人進入校園，“反對將學術殿堂用作禁閉人的監獄，反對對愛國學生的摧殘，他們通過電報廣泛傳播了他們的抗議”。美國中美關係史專家孔華潤（Warren I. Cohen）指出，巴黎和會對山東的決議是遊行示威的導火線，其實後面還有更廣、更深的原因。“山東問題提供了一個符號，使得知識分子能夠借此將南北學生、農民、工人和商人團結起來為他們的事業——中國社會的徹底改造而努力。”美國政府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事件是充分知情的，了解中國人民對《凡爾賽和約》的憤怒。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對此也非常不滿，為了表達這種不滿，他在6月提交了辭呈，對“老人們控制着和會”發出了抗議的聲音。中國人將5月7日定為“國恥日”，這是1915年日本迫使中國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的最後通牒的日子。西方媒體注意到，“國恥”這個詞成為發動民眾的武器。在五四時期一篇關於學生運動的文章中，專門強調了5月4日至11日，是中國的“國恥週”。五四運動為什麽在5月4日爆發，應該也是和1915年開始的“國恥週”有關，因為四年前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在過去的三年中，每到這個時候，全國都要舉行集會。1919年5月4日的國恥週開始，在同盟國不支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情況下，由學生領導的席捲全國的運動爆發，反對中國政府中的親日派官員，激起群眾的愛國主義情緒。5月7日，從上海到成都，從廣州到張家口，都在紀念“國恥日”，每個城市都有學生遊行，他們舉着標語，慷慨激昂地高呼“還我青島”、“處決漢奸”、“銘記國恥”、“雪恥”、“強權破壞主權”、“保衛青島”等等口號。電報雪片般飛往北京和巴黎，要求日本歸還山東權利。在山東濟南的學生發電報給總統徐世昌，指責他監禁愛國者和保護“賣國賊”，顚倒黑白，是非不分，強烈要求徐世昌懲罰“賣國賊”。在巴黎的中國代表被告知，如果他們在條約上簽字，那他們回來之後，“與曹和章同樣的命運等着他們”。根據杜威的觀察，這次席捲全國的學生運動是令人震驚的，甚至有小學也掛着“銘記五七”的横幅。運動從北京大學迅速擴展到全國，特别是各省的中心城市，學生開始罷課，十人一組訓練演講，進行宣傳。這裡杜威所稱的“十人一組”，就是“十人團”，正式名稱為“救國十人團”，由學聯所推動的，提倡聯合抵制日貨和促進宣傳。這個集團設立一個特别的十人團，專門負責與所在學校的學生聯合會聯絡，而學校或地區的學聯向各省學聯負責，而各省學聯則對全國學聯負責。這種組織形態後來擴展到很多大城市，變成了學生和勞工行動組織的核心。每個十人團聯合提名一個代表，稱作十人代表；每百團提名一個百人代表；每千團提名一個千人代表。根據十人團的規定，這十人的具體分工是：代表一位，小組裡哪裡最需要他，他就去哪裡；檢查員一位，將本區商店庫存的日貨存貨清單分發給他的組員；編輯一位，其職責是寫傳單、報紙文章和其他宣傳材料；紀律委員一位，對違反集體紀律的人處以並徵收罰款；會計一位，負責管理團隊的財政狀況，他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爭取資金進行宣傳；演說員五位，擔負勸告他人的重任，鼓勵人們發展民族產業，買國貨，不買日貨。在上海的“五七”運動，目的是抵制日貨，以發洩中國人的憤怒和不滿。據外電報導，一個學生當眾咬破手指，用自己的鮮血寫下“還我青島！”他們向北京發電報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其他城市也發出類似的電報。關於政府將如何處理這些被捕的學生有大量的報導，學生於5月7日下午便被釋放。北京的各學校，包括由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清華學校，都加入了罷課。學生被釋放後，北大校長蔡元培卻失蹤了，“他在國民中有很高聲望，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被推崇為辛亥革命後最具活力的角色之一，贏得了學生們的愛戴。”學生提出了嚴懲三個“漢奸”、恢復蔡元培的職位、指示中國代表拒絕簽署條約、允許學生的言論自由等要求，表示除非他們的要求得到同意，決不恢復上課。政府表示除了第一點，會考慮這些要求，但學生堅持第一點要求，談判陷入僵局。學生們繼續他們的計劃，組織了志願隊伍，到城鄉各處宣講，“這個活動一直是整個學生運動中最具特徵的部分”，這些學生把他們的活動稱為“開啟民智”。上面所提到的所謂蔡元培失蹤，其實就是指他的辭職。外媒如《世界教會評論》（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認為，“能幹又受人尊敬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是由於他對學生運動的同情。但是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的研究指出，蔡元培辭職的真正原因，是由於學生不聽勸阻，而執意上街遊行，與他一道辭職的還有包括陳獨秀在内的各科學長。蔡元培在若干年後寫道：“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當發現教育部並不想深究此事，而且許多人也為自己的行為有礙學校穩定而感到十分後悔時，他們遂決定向蔡元培道歉並且發起了挽留蔡校長的運動。1919年7月，蔡元培同意在當年秋季學期返回北大，條件是不能再有風潮發生。他堅持認為學習是學生最大的“責任”，而不懈的學習就是他們愛國的最好證明。教會學校的學生也積極參加了運動。1919年5月7日，杜威夫婦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看到學生們冒着暑熱，步行十里遊行，又步行返回，其中有些人在途中因中暑而暈倒。晚上返回後，學生又去參加每年這一天都要舉行的紀念活動，但是校方堅持要學生去參加學校舉辦的音樂會。這些學生站在校外舉行祈禱，“因為國恥日不是用音樂來慶祝的日子”。當教務長和校長先後令他們去參加音樂會，學生們群情激憤，表示他們為了中國而在此守候，“就像基督蒙難之時使徒為之祈禱一樣，而國恥日也像基督蒙難紀念日。”校長警告他們若不進去將會被關在學校門外，學生們站在那裡直到第二天早晨。後來在學生罷課問題上，學生與校方之間的爭執就更大了。學生的罷課北大學生示威遊行後，南京、上海、蘇州、杭州以及其他城市的學生也紛紛效法，他們組織起來，向政府送交請願書並提出要求，一場新的革命似乎一觸即發。學生發布請願書，組織聲勢浩大的遊行。通過宣傳和街頭演說，對普通民眾進行教育，介紹民眾在國内和國際事務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推動抵制日貨運動的發展。5月15日，學生將自己的組織命名為“學生聯合會”（Students’ Union），致電北京要求懲罰“漢奸”，以及蔡元培復職。他們宣布，如果一週内未得到滿意答覆，就會罷課。政府並没有回覆。這個運動的發展，遠遠超越了“國恥週”的時間範圍。5月19日，大罷課首先在北京爆發，20日擴展到天津，22日蔓延到上海。到26日，不同城市的學生皆舉行罷課，並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工作。這一天，2萬名學生在上海遊行，打着横幅，“打倒賣國賊！”“還中國公道！”“購買國貨！”……到6月初，有5萬學生參加了罷課。按照學聯的計劃，“中國所有的大中學生都應該罷課”。6月2日，在曹汝霖提出辭職後，總統徐世昌發布了兩份指令，第一份是接受曹汝霖的引咎辭職，第二份是勸誡學生回校上課，並暗示學聯組織和其他團體將被遣散。但學聯決定將他們的宣傳擴大到更大的規模，通電所有中國高校跟進。根據《世界教會評論》報導，在北京，憤怒的浪潮席捲了學生群體。罷課跟隨其後，拒絕上課，公開的鼓動活動普遍展開。在南京，教會學校學生也參與進來，學生守衛大門，維持秩序，大學内處於戒嚴狀態。學生在各處演說，發送油印宣傳材料，鼓動反抗“處在上層的邪惡”。商人們通過掛出國旗、關閉店鋪來表示響應。還有報導說，男女學生戴上表示哀悼的白色帽子，發誓永不放棄，直到把侵略者從中國驅逐出去。商人被告知不能買賣日本商品，不得使用日鈔，不使用日本船隻運貨。商人們只得配合，但如果有商人為了經濟利益繼續經營日貨的話，那麽就是國家在需要他的時候，“而不挺身而出，公會或學生聯合會狠狠地罰他，或燒毀他的貨物，或關閉他的店鋪”。在1919年8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上，發表了杜威寫於6月24日的文章《中國的學生反叛》一文，對五四運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在巴黎決議將山東移交給日本之後，“消沉的情緒席捲了中國，充滿着悲觀的苦味”。中國人知道中國在對抗世界其他列強時所處的弱勢，知道目前政治分裂、軍閥混戰、工業落後、金融混亂的狀況，“將其推向了無法下決心向其他國家說不的境地”。因此，“可憐地戰戰兢兢地”向巴黎和會提出自己的訴求，依靠列強的政客所給出的保證來維持希望，政客們說會創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以幫助弱國對抗強權掠奪。但是巴黎決議加劇了絕望，結果只是實力決定一切，“在國際事務中，強者即正義；中國是無可救藥的虚弱，而日本的威脅越來越劇烈”。杜威也描述了這一階段運動的發展。運動已經擴大到北京之外，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的工人舉行罷工，商人罷市，店鋪關門。學生們事實上“成功地將商人群體爭取到他們一邊，他們不再孤軍奮戰，而是有影響的一個同盟，與強大的商會一起，具有進攻性的群體”。政府突然做出讓步，軍隊從校園裡撤出，學生被釋放。學生宣布有自由演說的權利，並要求政府道歉。兩天後事件結束，政府派代表作出道歉，發布了一份新的聲明，稱政府意識到學生運動是“受愛國動機的驅使，如果在法律框架内進行，則不應受到干涉”。並將三名“賣國賊”解職。杜威看到了學生通過抵制日貨去發動民眾，他們列出日貨以及相應的國貨替代品的清單，帶着國貨沿街兜售，同時解釋當今政治局勢。學生還着手去了解日本產品是如何進入到中國商鋪的。6月3日，學生着手擴大宣講隊伍，許多宣講人被捕，還有1,200個學生被當局囚禁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教學樓裡。學生被囚消息傳到上海，引起震驚，6月5日，上海學生走出校園，要求商家罷市，許多商鋪積極反應，人們都認為學生的動機“毫無疑問是無私的愛國主義”。當日下午，囚禁學生的大樓周邊的士兵撤離，但是學生們拒絕離開。現在政府“急於擺脱這些學生”，於是派了内閣總長等官員去說服他們，對抓捕學生表示道歉，被囚禁在教學樓的學生直到傍晚才離開，數以千計的人圍觀以示支持，伴隨着鞭炮和歡呼聲，“政府態度的放軟，罷課取得了成功”。記者瑞吉那爾德·維勒（W. Reginald Wheeler）在南京發現，列車機組人員也加入了商人的罷市。因為往上海的火車停開，他最後搭上了一艘長江輪船，6月11日抵達上海。他看到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連接線員也離開了崗位。甚至有報導稱“小偷也停止了偷盜，以顯示他們的愛國精神，參加了罷工”。抵制日貨是由商家發起並嚴格執行的，他們將日貨從店鋪裡撿出並燒毀，還拒收日本匯票。上海的大百貨公司表示不再訂購日貨，碼頭工人拒絕為日本船隻裝貨卸貨，人力車夫拒載日本客，甚至外國人戴着日本的草帽出現在街頭，都會遇到麻煩。所以這篇報導認為：“學生們贏得了第一輪戰鬥，商家贏得了第二輪”。在上海，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市場被關閉，絲毫的挑釁都會刺激民眾殺死日本人，甚至襲擊所有外國人”。英國、法國和日本的軍艦隨時待命，其中一艘英籍的船停泊在海關碼頭，準備實時將其國家的人送上岸。顯然，激進的學生運動已經讓一些外國人感到了不安全。但罷課不會就這樣終結，“學生們已嘗過勝利的滋味”。也就是說還想更多的訴求的實現。由於三個“賣國賊”辭職的要求並没有被滿足，罷課依舊繼續。在許多城市，運動已蔓延到社會其他行業，商人和工人也都參與其中。6月11日，政府終於讓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辭職，這次席捲全國的大罷課、大罷工告一段落。6月12日學生燃放煙花，遊行慶祝，商鋪開張，罷市結束。但是在濟南，6月12日是緊張的一天，巡邏隊掃蕩了主要街道，阻止手無寸鐵的學生的遊行隊伍。很多人跪在街頭，流着眼淚呼喊着，有些士兵拒絕服從政府的鎮壓命令。同一天，在濟南的商業區，士兵迫使商人開市，但學生站出來抗拒命令，要商人關閉店鋪。這樣的大罷市和抵制活動，給日本的貿易“帶來了嚴重的損害”。《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了《中國學生開始罷課》（Chinese Students Go Out On Strike）的文章，系統講述了學生罷課的來龍去脈。報導說，這次學生罷課從北京蔓延到各省，導致中國高校的教學停頓了一段時間。參與這次罷課的還包括中學生，從5月底持續到7月，許多學校的學生實際上幾乎已經幾個月没有上課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是由於日本的擴張政策，“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及其他條約，便充分暴露了日本的野心。日本竭力迫使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泛亞洲主義”，包括威脅中國政府去要求中國學生用日語接受教育，中國士兵接受日本人的訓練，中國的資源由日本人開發等，也就是說，中國的一切“都應該被日本人掌控”。這種行徑的“唯一目的是破壞世界和平”。中國學生認識到這一點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他們無能為力，因為政府太軟弱以至於無法拒絕日本人的要求，而且“許多有影響力的政治家都是親日派”。這篇文章實際上就是要指出，學生的運動是長期所積累的對日本侵略的憤怒總爆發，中國人要奮起反抗了。《箴言報》指出，政府無視學生所提出的要求，政府甚至不允許他們在公共場合演講告訴人們現在的形勢。大學和中學生都舉行了罷課，繼續公開演講。“如果政府可以真誠的考慮公眾的意見，這次罷課早就結束了”。相反，北京上千演講的學生被逮捕。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和天津掀起商人罷市運動，他們與學生的目標一致，還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政府最後只好妥協，將陸、曹、章三人解職，顯然，罷課是有效的。人們普遍認為此次運動並不排外，也不是“烏合之眾”。不過，也有人批評抵制日貨過程中學生的過激行動，“被認為與義和團和布爾什維克相同之處”。但是《箴言報》的報導指出，抵制日貨“不是針對日本人民不友好的行動”。這篇報導最後指出，“我們堅信，除非破除在中國的各國‘勢力範圍’，並採用‘門户開放政策’，否則，就不會有世界和平。”也就是說，要列強放棄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這無疑對中國當時的訴求是有利的，也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明智看法。其實，像《箴言報》這樣的主流媒體，還持有讓西方更多了解中國問題的目的，因為它們認為，“中國的對外宣傳力太弱，少有西方的朋友真正了解遠東的情況。”這當然不利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取自己的權利。《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也發表《中國學生罷課抗議》（Students Head Strike of Protest in China）的報導。指出，中國學校的學生正組織罷課，波及到了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漢口、廣州、杭州、蘇州和寧波的所有學校，僅上海一地就有兩萬名學生參與，要求“恢復中國的權利，政府立即開啟民主化進程”。也就是說，不僅學生要外爭國權，而且還要求國内實現民主。學生向政府明確表達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不僅在商業上，而且在外交上對中國都是很不公平的。這個報導還翻譯了一份中國學生所散發的傳單，大意是：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利，學生都採取“消極抵抗”的原則，因為他們無力對抗北京當局和軍閥。中國没有投票權，他們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和平的、安靜的、有效率地罷課”。還有就是加強與商人、勞工等之間的聯繫，向“北京軍閥施壓”，這個重要手段“得到了一致地支持”，而且還引起了連鎖反應，店鋪歇業、商人罷市、銀行關門、股市停盤、勞工罷工，等等。“如果政府不想垮台的話，有誰能在全國民眾一直抵抗的情況下無動於衷呢？”看來，學生對自己的影響力和正義性，充滿了信心。紐約的《文摘》（Literary ［NY］ Digest）對天津的學生運動領袖進行了報導，稱在抗議活動中，馬駿是主要領導者。他是南開中學的畢業生，25歲，據說當局要懸賞他的首級，他大膽挑戰政府的行為是“出於愛國動機”。他出生於吉林寧安縣的一個小村莊，那裡經常是強盜出没。他小時便學會了騎射，中等身材，身體強壯，勇敢無畏，還是一個“富於鼓動的演講者”。他的演講總是令人信服，充滿激情。他經常告訴他的朋友們，良好的演講可以贏得人心，“可以完成那些強權和武力都無能為力的事情”。馬駿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是他5月在天津組織學生運動的時候，他將抵制活動的矛頭直指日本，進行街頭演講。這篇文章說，馬駿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也不像其他人指責的那樣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在一次大規模群眾集會中，他告訴人們“必須在政治干預面前保持克制”，但是他要使人們“清醒的認識到前面的危險”，要人們從“深沉的春夢中”甦醒過來。在另一次會議上，馬駿說，如果没有學生們站出來，山東省就被割讓出去了。政府試圖鉗制他，但他繼續宣傳，結果他被捕，還“差點被判處死刑”。這篇報導比較詳細地講述了事件的原原本本：8月6日，山東濟南的警方處決了三個人，不過是因為他們“與愛國運動有關聯”，並且“向學生表達了同情”。這一行為引起了全國各地各階層人們的憤怒。8月23日，由天津、濟南和北京的35名代表組成的代表團，到總統府要求見總統，要求取消對濟南的戒嚴，並且對有關人員做出懲戒。總統不但没有出面，反而出動警察和士兵逮捕學生。兩天後，馬駿等幾個天津的年輕學生又到總統府提出他們的要求，但被趕了出來，在缺乏食物和衣服的情況下，在天安門露天待了兩天兩夜。警察和士兵又訴諸武力，馬駿等人被士兵拖進天安門内，囚禁在紫禁城正門的内側。但是他們很樂觀，“每個人都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些學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傷，有人甚至受了重傷。這些士兵拿着槍對着馬駿，企圖逼他承認其行為是“理應得到懲罰的”。之後他被帶到警察局，被關進一個黑暗骯髒的小屋，當時他“死意已決”，對周遭環境已經並不在意。在數天的監禁中，他把所有時間用在讀聖經上，“同時不斷的祈禱”。馬駿的一個同學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回憶馬的“基督教信仰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大大啟發了我”。那個時候，他們没有被釋放的希望，只好“將自己交給了命運，正等待決定命運的時刻的到來。”他們“跪在地上”，用英文祈禱。當守衛們看到這種奇怪的行為，被嚇壞了，跑到上峰那裡報告。幾個長官到達了解到是在祈禱後，認為他們肯定是瘋了。他們告訴看守和長官：“我們瘋是有原因的，他們瘋卻是没有原因的，因為他們只是執行暴君的邪惡指令。”他們在獄中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情，被釋放以後，他們表示“要感謝那些辛苦救我們出來的人”。但他們因為没有為自己的國家而死感到慚愧，馬駿說：“這是我想犧牲我的生命去赴死的原因”。北京政府宣布戒嚴之後，政府便決定給這些學生領袖教訓，甚至有可能會殺掉他們以“阻止學生運動和繼續到北京遊說的代表團。”他說“用武力征服的人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那些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爭取來的人心會永遠持續下去”。馬駿宣稱，他將“用他的唇舌與軍閥拼個你死我活”，他絕不會在“反對中國的軍閥和腐敗的鬥爭中屈服”。像這種特寫性的報導，讓西方世界知道中國學生運動領袖們的追求、思想和堅定信念，實際上也回答了對所謂排外運動的擔憂。這些報導都非常清楚表明了這些學生有追求、有理想、有犧牲精神，他們站起來抗爭，實際上就是“中國人民的覺醒”的標誌。“中國開始覺醒”五四運動標誌着中國人民的覺醒。雖然五四運動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的，但是最後發展成為一個全民的愛國運動。美國的運動觀察者指出，運動“標誌着中國混亂分裂割據年代的結束，也標誌着各種最壞因素發展的結束……標誌着重整和恢復時代的開始”。巴黎和會的決定，“在中國激起了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遊行”。比遊行本身更令人震驚的是，“遊行是在知識分子的指導下進行的”。這裡說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指這個遊行是在學聯的領導下進行的，他們是“汲取了西方知識”的青年學生，“這個世界幾乎没有見過比這更令人震驚的現象”。這種認知是西方世界的一個普遍看法，就是說中國學生的覺醒是在西方的影響之下所產生的，看到了中國兩方面的變化：第一，“中國的民主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成長”；第二，“學生作為中國現代教育的推動力，以求建立一個更好的政府”。他們認為，這次罷課可能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他們對這次學生運動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去報導，因為他們看到了“現代民主精神體現在中國的學生運動中”。在中國，革命、戰爭和對日關係陷入的困境，“喚醒了民族意識和民眾參與政府事務的慾望”。這個關乎“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的看法，是非常有眼光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5月底學生罷課運動中，就明確提出了他們的訴求。瑞吉那爾德·維勒撰文較為詳細地報導了學生的訴求。首先，如果中國想要結束目前的“恥辱”困境，要教導每一位國民，“對國家的不忠是一個人最大的罪行”。後來中國的官場是在舊的職官體系上發展而來的，在此體系下，“腐敗不僅被容忍，而且被助長”，他們通過盜竊國家資源來攫取大量收入。在共和建立後，這個體制已被推翻，但是官員的陋習保存下來。北京的官員不僅出賣國家財富，還出賣了國家的尊嚴。因此，“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東京，而是北京”。要去除政府的腐敗分子，參加罷課的青年，“給後輩做了一個榜樣”。國家的命運在此一舉，這個原則不能有任何妥協。認為中國内部存在的問題才是首要的問題，算是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對於怎樣改變中國，有些學生這時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思考。其次，中國要求得到盟國的有效保證，確保青島和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立即歸還中國。青島被德國從中國手中竊取，在中國參戰之時，便意味着中國要收回這片領土。當日本竊取青島時，做了歸還的承諾。巴黎和會所遵循的原則是，“強行奪取或通過非正義方式獲得的領土，應歸還給本來擁有它的國家”。雖然日本聲稱有打算歸還這片領土的意圖，但是中國在日本的“意圖”中吃虧太多，不接受日本的承諾，因為這就像空頭支票。中國常常因為接受了日本的承諾而被這位鄰居所背叛。對中國人來說，日本“是個說話不算數的國家”。人們只要想一想朝鮮、台灣、滿洲、蒙古以及西伯利亞，就會發現“日本承諾的無用”。學生們認為，日本“永遠不會完全地、真正地完整的歸還青島，除了她被西方列強脅迫這麽做”。學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是非常明智的，中國没有實力讓日本歸還山東半島，但是最後由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迫使日本在1921年完成了歸還。其三，學生們要求取消“二十一條”，因為其是在中國被脅迫的情況下同意的。當西方國家忙於戰爭之時，日本就像在“夜裡偷偷潛行的賊一樣”，取代了德國在山東的利益。在日本發出戰爭最後通牒的情況下，中國此時除了接受日暴力威脅下的建議，還能做什麽？雖然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但是中國堅決要求取消。這個條約的存在使中國始終處於動盪狀態。為了亞洲的和平，世界的和平，“二十一條”必須廢除。其四，學生們要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是作為共和國公民不可剥奪的權利。為了確保這一權利，“中國的憲法應完善並包括這項權利的内容”。從維勒的報導中，透露學生們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問題在於中國内部，“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東京，而是北京”，直擊問題的要害。而且他們的訴求，顯然不僅僅是一個“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而是要求實現民主。如果中國不能政治民主化，將不可能解決所面臨的嚴峻的國際局勢，也就不可能逃脱被欺辱的命運。“這次學生運動是真正意義上的學生運動”，按照C. F. 瑞莫的說法，因為“它既没有被某個黨團控制以求獲得政治利益，也没有被學生領袖所操縱，僅僅是源於愛國目的”。實際上是自發的學生運動，“學生們拒絕了一切可能被狡猾的政治家利用的做法”。但運動的結果“對各種在野的黨派都是十分滿意的”。根據瑞莫的觀察，其實學生比其他社會群體意識到更深層的問題，即國家政權出了毛病。例如抵制日貨“並非學生心目中的第一重要的事”，如果問任何一個學生什麽是他最重要的要求，答案一定是“關於北京政府”，即根源在於改革體制和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問任何一個路人同樣的問題，他也許會告訴你“抵制日貨或者日本人攫取山東”。所以“運動的重點對於學生、工人和小商販來說會各有所不同”。 瑞莫認為，中國的學生比美國的學生“在本國政治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因為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更嚴肅認真的對待自己的使命”，也被國人所看重。知識分子始終被認為是中國社會的精英，中國學生繼承並尊重他們幾千年的知識和沉澱。當然，中國學生也存在他們的缺陷，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學生依舊在追求官職和權力的道路”，而且他們是中國“極少的能夠了解並精通外語的人”。但是，學生在民眾中間有着相當的號召力，因為“這些識字的人激起了文盲大眾一種崇敬的、迷信的尊重，感覺就像在中世紀，對那些擁有書籍並能閱讀的人的崇敬一樣”。瑞莫追溯了中國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背景，發現雖然“西方作家是影響學生的重要思想來源”，但是大多數中國人出國回來之後“並没有真正了解西方”。因為他們不過看到了西方城市的汽車、地鐵、足球等物質文明，但並没有“了解我們和我們強大的思想”。但也有一小部分中國人運用西方思想，不過他們更多的是來自歐洲而非美國的大學，受到易卜生、蕭伯納、托爾斯泰等作家的啟發。不過，現實中國的形勢，真應了威爾遜總統“強大的民主風暴將席捲今天的世界”這句話。參與這次運動的人們“打破了西方社會表面的平靜，並在深層次上攪動了西方社會，這種變化在亞洲也能感受得到”。瑞莫提醒那些肯定此次運動精神的人們必須認識到，民主要求大眾越來越多地介入國家事務，而“中國人在過去太過於服從”，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媒體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鼓舞，它們問到，“有什麽秘密讓這些年輕人擁有力大無比的力量？”它們所得到的答案是，由於“正義”的力量，要恢復原來德國所控制的山東的權利。她是個“神聖的省份”，因為這裡誕生了孔子和孟子，“得到山東就如同得到了中國的掌上明珠”。德國在1897到1898年對山東的侵略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原因之一，現在德國的衣缽穿在了日本身上，這是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枷鎖，“還我青島”已成為數以百萬計民眾的戰鬥口號。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也強調這個運動顯示了中國人的覺醒。7月4日，芮恩施在給國務卿羅伯特·藍辛（Robert Lansing）的電報中報告說：“政治大局喚醒了人們，商人和學生領導了這個國家的公民組織的成長。學生並不單純意味着在校學生，而是包含了所有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們。”芮恩施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巴黎和會帶給中國的只是失望，但是也“產生了一種令人鼓舞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使他們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由於學生的積極推動，全國各個階層都受到了影響，但是學生力圖避免國際上對運動會產生排外的猜想，比如當牽涉外國企業的時候，為了不讓事態複雜化，便到上海工廠去說服工人，要他們不罷工，反而受到工人的指責，“你們認為我們對國家没有感情，對賣國者不憤恨嗎？”西方媒體普遍把這個學生運動視為“中國開始覺醒”的一個部分。喬治·索科爾斯基（George E. Sokolsky）發表《中國抵抗日本》（China’s Defiance of Japan）的文章，指出在這兩個月内，由於“中國開始覺醒”，因此“公眾輿論”變得強大起來，腐敗的官吏“被迫向學生低頭”，日本不得不放棄其征服中國的最“激進的計劃”。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其實促使了中國的覺醒。過去的中國是“沉睡中的中國”，但是在日本步步緊逼下，中國人逐漸醒來。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時，只引起了“輕微的騷動”，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依舊是在沉睡。但是巴黎和會對中國訴求的否決，終於讓中國人覺醒了，掀起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來反抗北京政府和日本。但很不幸的是，官員們以為這只是學生的一時性起，不肯向民眾的意願妥協，但學生運動很快便擴展開來，電報像洪水般地發往巴黎，告訴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中國人已經覺醒，絕不會承認那份把山東交給日本的和約，工人、乞丐、小偷、妓女、賣唱女都參與了罷工罷市，接着郵政、警察和消防等各部門人員也威脅要緊跟其後。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政府不得不讓步，而且“已經顏面盡失了”。“三個賣國賊”被革職。罷課罷工勝利了，中國拒簽和約。“比勝利更偉大的是中國的覺醒”，這時的中國人民“能夠明確有力地表達民主”。學生們組織起來去“教育這個國家的民眾和窮苦的孩子”。在上海，為交不起學費的孩子開辦了16所免費學校，全國每一個城市都有類似的活動，“學生到農民中去，到農村，開展了民族統一的運動”。商人們組織起來表達了“對民主的要求”。資本家開設公司創建民族工業，以前與日本人合作的項目“現在轉而尋求美國的投資”。在這個階段，“表達民族主義情緒的現代戲劇佔主要地位”，在每個店鋪門口都飄揚着中國的五色旗。索科爾斯基欣喜地看到，“日本最怕的是中國覺醒，四萬萬中國的道德覺醒已經發生”。美國人的反思巴黎和會還没有結束，美國媒體已經群起批評和會和威爾遜對中國的不公，但是它們也意識到，這個不公正的結果是很難改變的。1919年5月14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發表題為《賠償中國》（Compensating China）的文章，指出，“具有公平競爭意識的美國人”本能地反對日本取代德國，“對積弱的中國享有權利”。美國宣布成立銀行家組成的國際財團，通過補償的方式資助和幫助中國政府。“這種努力是為了彌補對中國在和約中的不公平，並減少美國民眾對和約不公的反感”。如果這項“為中國的金融復興”方案得到通過，在美國民眾的心中，這將使美國從山東問題受到的名譽損害中解脱出來。中國所得到的經濟援助，“是中國應該得到的”，因為如今中國脆弱的經濟地位是各國為了自己私利而導致的直接後果，“而只有美國希望看到中國的強大”。因此《郵報》支持對中國的援助，認為這是美國對犧牲中國利益的一個補償。“如果決定擴大對於中國的資助而不粉飾《凡爾賽和約》的錯誤，這本身才是一件好事。有一種方法，或許是最可靠的方法，是保證中國領土和政治的完整性，使其内部強大。”自外國利益進入遠東的那一天起，中國政府便“一直在失敗與破產中挣扎”。中國政府一直没有得到“一個公平的機會”，它從來没有被允許“發展自己的金融基礎”。在公平的框架下，正確的調整其關税和税收，對中國的貸款將會“幫助中國強大，並使她有能力對抗其它列強的侵犯。”文章指出美國應該利用對五國貸款（five-power loan）的影響力，“美國幾乎主宰了借貸條款的制定”，應該做出對中國有利的條款。且不說這顯示了美國人的公平競爭的觀念，而且“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中國“應得到友好的援助”。杜威對這個運動的分析和反思，代表了美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共識。首先，他認為這個運動有着長遠的影響，如果認為運動已經結束，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運動主流將會轉向打破政治和軍閥的壟斷。在廣東和福建，抵制日貨運動仍然很活躍；在天津，政治騷動仍然有生命力。學生的組織已經進入了大眾教育、社會和慈善服務領域，以及更深入的理性討論。學生的騷動表面上看只是意外事件，但實質是他們對政治的絕望，腐敗官員和實際控制各省的督軍，都足以讓青年人感到失望而遠離政治。另外一個普遍的認識是，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政治變革大大超過智力和道德的準備”。政治革命完成之前，“需要有文化革命”。中國的愛國主義是在反對外國侵略為中心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民族生存的最好辦法就是在中國内部推廣民主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產業和減輕貧困。杜威不僅把五四看成一個政治運動，而且把它與新文化運動聯繫起來。他看到了這些年來新學校的創立，包括幼兒園和成人學校，還有受歡迎的各種公共講座，以及直接“服務社會”的各種活動，如商業合作、改良工藝、引進新的技術、推進生產等。同時，中國還發生着一個文化運動，這就是學生運動之前的“所謂的文學革命下的形式”，旨在改革書報雜誌所使用的語言，並對這些問題進行公開地討論。在外人看來，這不過是“表音文字代替表意文字”，但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這場運動將表意文字附上表音符號以顯示它的發音，其目的是使文字的發音標準化，從而更易於學習和閱讀。但這場運動“並没有如文學革命一樣激起大家的興趣和興奮，後者是使口語成為可書寫的標準化語言”。中國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差距，就如同拉丁文與英文的差距，甚至差距更大。這是兩千年以前的語言，學習它如同學習另一種語言。改革者為了使教育真正普及，克服掌握漢字的困難，所以必須改革文字和書寫。孩子在小學階段還必須接受外語的學習。運用豐富的通俗語言，才能促使社會、道德、經濟發展問題的討論。杜威看到中國正發生的文化的變化和衝突。守舊者擔心，新教育和新文化將使中國已建立起來的舊道德和古典文學受到致命打擊，認為中國的歷史就是文學經典的歷史，體現了傳統的道德，新文學運動就是在摧毁中國。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矛盾，“其實表現在代表舊傳統和代表西方民主制度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在杜威看來，這遠遠超出了文化衝突，同時也是新舊兩種制度之間的鬥爭。青年們支持文學革命，兩年前只有一兩份關於白話文的期刊出版，而現在已超過三百種。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變，意味着從中世紀到現代的轉變，“不要輕視這種語言符號的變革對社會變革的意義”。迄今為止，“這是比通過新憲法更重要的事件”。保守主義在中國並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死記硬背教育系統的產物”。這種教育植根於將此種“死寂的語言作為教學媒介”。1919年10月舉行的教育會議最後通過決議，贊成讓口語編入課本，這可以被視為“比滿清王朝的覆滅更重要的大事件”。根據杜威的觀察，中國政府反對思想解放運動，但是“專制統治的内部恐嚇和外部的威脅燃起了人們對新知的渴望”。在某種程度上，對“西方國家自由主義思想意識的渴望在增長”。由於政治革命的失敗，使人們對“文化的革命需求則越加積極”，從而使未來政治革命最終成功。學生運動表現最明顯的便是它的自發性，他們在各方面遇到阻力。即使他們的老師和顧問，以及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同學們，都更傾向於“澆滅他們的熱情”。青年男女通過他們的學校教育，“獲得了意識上的覺醒，並引發他們對新秩序和信仰、新的思維方式的重視”。在杜威看來，文化的革命必然引起政治的革命，他的這個預言無疑是準確的，可惜這種政治革命卻不是他所希望的按照西方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而是走向了蘇俄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杜威認為，愛國主義處於運動的中心，但是“愛國主義常常阻礙改革”。他對學生的作用感到震驚：“想象美國14歲的孩子開始考慮我們國家的未來，帶頭組織一個巨大的政治改革運動，這讓加入這個運動的商人和專業人士感到慚愧。”杜威在五四時期雖然是作為影響青年一代的西方知識精英，但是對於學生運動的結果，並不是很樂觀的。因此，西方觀察者認為，“讓在校學生來決定國家命運是荒謬的”。但是人們承認中國學生已經作為“新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其實，他們也注意到，中國文人已被承認“領導了中國的思想和意見幾個世紀”，所以這個時候挺身而出，就不奇怪了。可以說是歷史和時代賦予了中國學生這一責任。當然，之所以中國學生被賦予了這個責任，或是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承擔這樣的責任，也是由於中國傳統對知識分子所給予的非常高的期望，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情懷，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抱負，以及“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雄心壯志，都是古代知識分子賦予自己的使命。不少美國官員對五四運動也有反思。駐華公使芮恩施在1919年9月離開中國之前，報告了這一時期中國的情況。在討論中國對《凡爾賽和約》中關於山東條款的反應時，他提供了一個關於美國官員對學生示威的綜合性的視角。孔華潤在國務院的檔案中找到了他的報告：“與中外開始交往以來發生過的風暴不同，一場民眾憤怒的風暴席捲了中國”。學生在全國組織抗議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進行了“非常有效的宣傳，運動被組織起來，並迅速擴散到全國。”這場運動具有明顯的反日特徵，並導致抵制日貨，運動直到9月仍然没有平息，“公眾輿論積極的調動和明確的目標，是中國政治生活的新發展”。孔華潤評論道：芮恩施很敏捷地意識到了示威的政治意義。學生們推動中國從“一盤散沙”，變成一股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力量。然而，也許由於他與中國的知識潮流密切接觸，芮恩施認為自己不適合就知識分子與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其實，以他的能力和背景一定能夠提出有價值的建議。也許更不幸的是，他選擇在中國歷史上這樣一個關鍵節點上離職，使得美國駐華公使失去了在華西方公使團領導者的角色。孔華潤的五四運動研究指出，1919年春末和夏季，關於中國各地的學生示威的報告到達了華盛頓。這些報告一般是描述性的，幾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分析，但是幾份於1919年10～11月間送達美國政府的報告，顯示了“愛國主義影響學生示威運動”。觀察家們對反日抵制的有效性感到驚訝，他們中的許多人描述了學生没收日本貨物的現象以及與保守商人的角力。同年7月，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托馬斯·西蒙斯（Thomas Sammons）在《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讀到一篇使他深思的文章，文章對學生運動進行了解讀，提出學生階層可能被視為舊文人階層的後繼者，他們受到中國公眾視野的關注。如果學生階層真的能夠在公眾面前享有足夠的曝光度，那麽“他們的運動展現出了一種嶄新而深遠的意義”。中國的讀書人在科舉制度廢除後一事無成，現在開始重顯他們的重要作用。從美國媒體關於五四運動的報導，當時對五四運動便已經有了不少很有見地的分析，甚至今天看起來，也是非常深刻的和有遠見的認識，例如杜威對運動的看法和分析，《字林西報》的觀點與上述杜威的看法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前者注意到了知識分子在歷史使命問題上繼承了中國的傳統；而杜威卻看到了傳統的文人仍然是保守的，死抱住古代經典不放，不思改革。其實，這兩種看法都不過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性，其内部總是存在各種分野，而且保守和進步，本來就不是可以截然分離的，要針對具體事件而具體分析。實際的情況可能是，一個政治上態度保守的文人，可能也有着強烈的使命感；一個支持新文學運動的文人，也可能對政治並不關心，等等。1919年夏，美國國際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北京代表的報告抵達國務院。這份報告基於對學生和老師的廣泛調查，涵蓋了對學生運動各方面的討論。作者T. 加特萊爾（T. J. N. Gatrell）博士分析了報告，發現五四運動是“在巴黎外交競爭中未能擊敗日本人的深切恥辱造成的結果，是對道德感薄弱的部分官員應對此負責的覺悟，並且人們認識到，只有中國人自己實行真正的改革，西方國家的幫助才會如期而至”。這與杜威所說的觀點類似，國際社會的冷漠，中國的貧弱，還有中國官員的腐敗，都是導致這個運動爆發的主要因素。如果中國不能依靠其他國家，至少能做一些事情來先把自己的問題解決。這是非常有見地的看法，中國的問題，必須自己妥善解決。正是由於中國國内局勢的混亂，才使國際社會輕視中國的訴求。而且，中國現實的局面和處境主要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不能改變政治環境，那麽國際環境也只會進一步的惡化。從美國在華官員的内部報告中，也可以看到，雖然美國對中國學生的運動多持比較樂觀的態度，但是也對其激烈的程度表示擔憂。1919年11月，美國駐廣州領事館的一份備忘錄說，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學生態度的重要性，但是並不看好學生運動，指出中國的商人都反對繼續罷市。在廣州，“似乎充滿了作為夢想家和理想主義者的年輕人”，他們有着“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份備忘錄把那些聚集在廣州孫中山身邊的年輕人稱為“有夢想的學生階級，希望摧毁舊制度，但毫無建設性”。也就是說，美國的觀察者們覺察到學生和商人在達到運動目的的策略方面的分歧，充滿愛國熱情的學生更多的是考慮中國的未來，而商人們卻不得不擔心經濟利益和生存。這種對學生運動的不同看法，也說明了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其實，對激進的學生運動，也讓西方的觀察者有一種擔憂，萬一運動失控，火是否會燒到在華的外國人身上？美國與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後，日本媒體便不斷宣稱，學生運動是由美國人煽動和扶持的。1919年6月16日，日本外務大臣就此向美國駐日大使羅蘭·莫里斯（Roland S. Morris）表達了對美國的強烈不滿，稱這場運動將促使普遍的“排外情緒”。同時，日本新聞界也廣泛報導，美國特務在煽動中國學生反日，利用這場運動以擴大他們的影響。從5月開始，便有學生運動是由美國公使教唆和贊助的謠言在中國出現，說芮恩施資助了學生運動，據分析傳播者可能是親日團體或日本駐華外交人員。6月，日本刊物《國民》報導美軍駐華兵營、紅十字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給學生資助500萬日元搞運動。根據芮恩施給美國政府的報告，有人在美國公使館前散發對他進行此類指責的小冊子，據說成千上萬的此種小冊子到處傳播。芮恩施斷然否認了這種指控，正如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指出的，“對學生們正在為祖國的自由和復興而奮鬥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個人會不表示同情”。因此他自己也從來不隱藏這種同情，但是作為美國駐華公使，他表示“要避免直接跟這個運動接觸，因為它純粹是中國人的事情”。然而日本的報紙卻詳細報導了他“如何組織學生運動”，指責芮恩施“為了使這個運動發動起來，已經花掉了二百萬美元。”芮對這個指責嗤之以鼻，指出“大家都知道這個學生運動完全是自發的，壓制不住的，所以這些報紙只會使大家覺得可笑”。孔華潤在仔細搜尋檔案和考察了美國政府的態度之後，也指出没有證據表明美國官員在學生運動中扮演了推動的角色。不過，日本對美國的指責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當時中國和國際社會都認為美國站在中國的後面，似乎是一個普遍的看法。芮恩施在回憶錄中講了一件事情，大概可以印證這一點：當學生風潮達到頂峰時，6月2日那天夜裡，芮恩施正在公使館處理公務，一位美國女教師帶着5個中國女學生，緊張地跑到他辦公室來。事情原委是，學生們要求進入總統府請願，站立了整整兩晝夜，勇敢地忍受了困苦，兩個學生領袖被抓進總統府。女學生們擔心那兩個同學會被處死，特來請求芮幫助想辦法。芮立即指示公使館的有關人員向總統府進行了解，被告知這兩個學生是在示威遊行中因為“行動過激”而被捕的。總統府保證那些學生“不會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女學生們得到了這個保證，才道謝而去。最近有研究也指出，在諸多影響五四運動的外部因素之中，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最大。日本輿論界就認為“美國公使館是五四運動的參謀本部”。這應該是日本的一種反美宣傳，這反映出五四運動的爆發，與日美矛盾有關。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蔡和森也曾認為五四運動背後的指揮力量“為北京美國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國牧師”。胡適在其《紀念“五四”》一文中寫道，“我們看那幾千學生五月四日在美國使館門口高喊着‘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我們不能不認那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一種原動力。”杜威反駁了日本報紙上所充斥的運動是“美國人煽動和資助”的說法。他指出外國觀察家認為，這次運動最豐碩的成果是喚起了中國的覺醒，使其從被動等待的狀況下清醒過來。雖然巴黎和會的沉重打擊，使人們認識到“中國本身是無助的，必須依靠外部的援助”，但嚴格意義上講，這是一次本土運動，展示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未來能做什麽，會做什麽。他們不再悲觀，行動已經開始，“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或許，現在正在興起一場“更健康、更有組織、在中國本土形成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革命的自我救贖運動。”至於日本政府所稱中國正在形成一種普遍的排外情緒，在當時的在華美國人看來，無非是日本政府企圖將中國人的反日情緒，轉向反對一切白種外國人的政策。芮恩施和其他駐華、駐日美國外交官多次指出日本特務正在不擇手段地誤導人們，把運動說成是反對外國人。正如周策縱所指出的，儘管日本人對美國煽動中國運動的指責，是完全没有根據的，但是大多數在華的西方人士是同情學生的，並且就山東問題和反日運動來說，是支持中國人的。芮恩施後來談到這次事件說：日本人企圖將運動貼上排外的標籤，並喚起人們對義和團的記憶。他明確指示美國駐滬總領事，為了避免引起誤會，勸告美國社團對這場運動保持中立。但是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在華的美國人對這場運動，多是抱着同情的態度。當巴黎和會的消息披露後，駐華美國人與中國人一樣，“發電報抗議日本攫取中國領土的和會提案”。5月21日美國駐華商會向威爾遜總統發電報，表達對他的決定的不滿。駐華公使芮恩施承認有此事：“在華美國人嚴重關切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的事件，無論日本做出歸還給中國的承諾，除非這些承諾都附有保證，使其承諾能在合理時間内徹底有效的兑現，否則這些承諾將成為廢紙，中國將會遭到由日本的軍事威脅，這有可能將世界捲入一場大災難。”駐華美國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駐華美國女子俱樂部（the American Woman’s Club of China）和駐華美國大學俱樂部（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也發送大致相同的電報給美國總統。6月6日，北京英美協會（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king）發出了類似的消息，其代表了在中國的英美世界的領軍人物，有着特别的分量。對那些生活在遠東的外國人來說，情況似乎非常明確，並且有希望通過國聯達成和解，這會對中國更加公正，且有利於維護遠東和平和美好的前景。當然，日本之所以把美國與運動有意攪和在一起，也與美國媒體旗幟鮮明地支持運動有關，而且美國人在媒體上認真討論過怎樣幫助中國、怎樣應對日本日益攫取中國的問題。《密勒氏評論報》曾專門發起了“美國如何能幫助中國”的徵文活動，主編鮑威爾（J. B. Power）甚至用中文在該刊刊登徵文通告，稱歐戰的結果，“美國獨較其他列國為多幸運”，特别是經濟的增長。隨着工業的發展和“國民愛國精神之滋長”，加上財政及軍事力量的進步，“美國已躋於世界領袖國之林”。美國人民“不願獨私其利”，而願意幫助“他國如中國者，俾其發展國力，將來對於世界人類亦有所貢獻”。美國從戰爭中“未嘗取得任何新土地亦不欲得他國之土地”。如今美國已經準備好對中國進行幫助，“籌備一切”，“以種種方法贊助中國”。但是大多數美國人民不了解中國，該刊願意收集中國人的意見，告訴美國“如何能助中國”。美國外交史家漢斯·希米特（Hans Schmidt）認為，威爾遜在全球追求的道德和思想取向，幫助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上升，並形成了五四運動”，這是美國人始料未及的。所以當中國人到街上舉行遊行，進入了一個激進的革命階段，從美國人那裡就很少聽到民主和民族自決的話語了。民族自決本來是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權利的可行的辦法，但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就山東問題上没有堅持原則，以謀求得到日本的合作建立一個更大的秩序體系。結果在五四及其餘波中，竟然成為了“造成中國混亂和暴力革命”的原因。從這一角度看來，美國的聲譽由於“自己虚假的承諾”而受到損害，對美國主導“中國獨立民主的希望”，最終卻引起了相反的效果。五四運動之後，美國的影響力“黯然失色”便是因此而付出的代價。結 論從美國媒體關於五四運動的報導，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整個輿論、美國社會是怎樣看待五四運動的。美國在華媒體和美國知識分子，都扮演了積極支持運動的角色。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美國的主流社會是與中國站在一起的。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美國幾十年努力的結果，特别是在民國成立以後，美國在威爾遜總統政策的指導之下，對中國和對日本的態度截然不同。美國一直認為日本侵略成性，是遠東和平和門户開放主義的最大障礙，美國的利益也因此受到損害。雖然說輿論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並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但是在巴黎和會之前，美國政府和美國主流媒體在對中國和日本的態度上是高度一致的。美國站在中國一邊當然有為自己的利益考慮，但是也必須承認，美國還有其道義和建立長遠世界和平的設想。美國輿論看到這場運動是對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一種強烈的反應，明確的表示美國在這個運動中應該站在中國人一邊，帶有一種反對恃強凌弱的價值觀和主持正義的味道。可以這樣說，從美國政府到知識精英到外交官到美國在華的人員，從上到下幾乎是共同地對日本保持着警惕。而美國的這個政策，客觀上對中國保持獨立完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主流媒體與威爾遜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出現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對日妥協之後，威爾遜遭到了輿論的猛烈的批評。過去在研究美國五四時期對華的態度中，強調是美日矛盾的結果。但是當我們考察美日矛盾的根源，就會發現是因為美國要制止日本在遠東的霸權，特别是對中國的野心，以有利於門户開放政策在遠東的推行。所謂門户開放政策，就是要在維持中國主權完整的前提下，實現各國利益均沾，因此與日本攫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產生了非常尖銳的矛盾。歷史已經很清楚了，美國與五四運動的確有一些關係，但並不像日本所指責的美國煽動了五四運動。從現在已有的資料來看，日本人對芮恩施資助學生運動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之所以日本對美國有這樣的指控不外有以下的原因：一是威爾遜執政以來對中國一貫同情的政策，讓日本對美國在遠東的角色十分惱火；二是美國主流媒體和美國在華媒體幾乎對中國一邊倒的支持，對日本的譴責，造成日本對美國的某種敵視；三是日本人知道這是一場針對日本侵略的、自發的中國的民眾運動，但是為了轉移目標，掩蓋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那麽試圖找到一個藉口，讓自己在國際社會上不至於太丢面子；四是也不排除在華的美國人以個人的名義發表各種言論，支持遊行和反日活動，那麽也可能給日本造成這樣的錯覺；五是日本人有意給這場愛國運動貼上排外的標籤，是外來勢力介入的結果，這樣來為自己在中國的錯誤政策辯護；六是美國媒體一直在大張旗鼓的鼓吹要幫助中國，而且一直在尋找幫助中國的辦法，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為日本散布所謂美國煽動了五四運動提供了藉口；七是威爾遜主義以及自由民主思想，為五四運動提供了思想武器。美國關於五四運動的報導，相當大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對“中國人民的覺醒”的歡欣鼓舞。它們從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強烈反應，看到了中國不再是渾渾噩噩的逆來順受的民族。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戰後期美國的影響和宣傳，便可以看到中國的覺醒是與美國分不開的。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和民族平等思想，讓中國人意識到了權利要由自己去爭取，而不是等待，受到威爾遜主義影響最深的學生站到了時代的最前列。但同時美國也擔心激進的學生成為運動的主流和領導者，這實際上不利於中國民主的發展。美國對中國的影響應該說只是曇花一現，隨着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從對美國的幻想中覺醒過來，對西方和美國的失望日益加深，越來越看重蘇俄的道路，開始熱情地擁抱布爾什維克，甚至包括像孫中山這樣的民族主義者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