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生 || “港澳研究”欄目主持人語
陶一桃教授係中國經濟學界的知名學者，近三十年來致力於中國改革開放史、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史和中外經濟特區比較研究，先後在本刊發表了《經濟特區與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中國道路的又一偉大實踐——從經濟特區到粵港澳大灣區》等佳作，其研究成果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
陶教授本期之《深港融合發展與區域經濟韌性》，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分析深港融合發展及其制度績效的形成，既符合理論邏輯又巧妙地把這一制度績效釐定於區域經濟韌性範疇內進行剖析，尤其把作為制度組成部分的文化資本，與作為影響區域經濟韌性的社會資本、文化因素乃至政策和制度環境的機理剖析有機結合，既體現了視角的獨特性，又十分契合深港融合所直面的制度文化認同基礎與不可迴避的某些約束。如果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是中國社會深化改革的戰略性部署，是以建立政策性增長極的方式，先行完成制度變遷探索的中國道路的邏輯演進，那麽深港融合發展則是新時代深化改革進程中又一富有挑戰性的制度安排。而消除融合發展的制度障礙，建立融合發展的制度通道，則是實現共同繁榮的關鍵所在。
作者從區域產業結構、社會資本、政策和制度環境、文化因素四個維度來分析區域經濟韌性形成的機理，在分析不同產業生態的經濟韌性特質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擁有較強區域經濟韌性的經濟體，一定是一個蘊含多元化且專業化的產業結構體。作者認為，作為某種認知鎖定的社會資本，既具有節省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功能，又具有減少或降低協調成本與組織成本的制度屬性。在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中，“舉國體制”總是以政策和制度環境的方式發揮着作用，同時也總是以政策所釋放的信息與制度環境所帶來的選擇的機會成本變化，決定着個人、群體或一個區域的決策行為，從而影響着區域經濟韌性的強弱與高下。陶教授還從中國社會制度變遷及中國道路的高度，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框架內更進一步闡述了深港融合發展的特殊意義：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由國家整體發展布局所引致的正式制度安排，既表現為漸進式改革的必然演進，又體現了中國道路的內在發展邏輯——以建立政策性區域增長極的方式，以先行先試的制度探索，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以成功經驗的借鑒與推廣，實現區域協同發展與共同富裕，粵港澳大灣區也將更加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2021年9月，中央發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是深入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一項重大部署。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作為深化深港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平台，其區域治理模式的創新與完善對於提升區域治理效能至關重要。謝寶劍教授的《深圳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研究》一文，以區域協同治理的角度切入，從“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目標”的維度構建協同治理的邏輯框架，探索性地從“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三個維度，構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
謝文認為，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重點是完善前海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區域政府間的橫向協同治理模式，緩解“一國兩制”下區域治理碎片化現象，解決跨區域公共問題，推動區域間優勢互補、聯動發展。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形成更加高效的多元治理結構，彌補政府間橫向治理模式的不足，尤其需要探索市場、社會力量在區域治理事務中的功能與職責。優化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高級別政府的參與有助實現更高層次的協同；通過上下級政府間的聯動，實現治理主體間的“集體行動”。作者為未來前海的治理提供探索性的思路，值得關注。（劉澤生）
延伸閱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1期文章合集《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1-4期文章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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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 陳志雄]